更新时间：2023-10-17 14:38
人道主义援助（humanitarian assistance）是指基于人道主义而对受助者提供物资、现汇或派出救援人员的支援。主要目的是拯救生命，舒缓不幸状况，以及维护人类尊严。人道主义起源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价值核心是为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与权利。
人道主义援助兴起的背景，一是宗教传播的需要促进了医疗技术的输出及宗教团体的介入，二是殖民统治的需求及经验间接塑造人道援助，三是通信和交通技术发展强化了危机、灾害信息的传播及公众认知感受。人道主义援助的有效开展能够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减少贫困、促进发展和稳定政局。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存在援助理念向新人道主义倾斜，面临援助政治化、工具化、范畴泛化和媒体偏好影响人道援助分布等问题。
人道主义援助代表人物有奥斯卡·辛德勒、约翰·拉贝、亨利·图南。世界主要人道救援组织有红字会国际委员会（ICRC）、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盟（IFRC）。
一、宗教传播的需要促进了医疗技术的输出及宗教团体的介入。从广义的文化、政治、哲学角度来说，人道主义有两个来源：宗教信仰和战争法。首先传教士和其他传播宗教的个体及组织在传播信仰和推广“正义”“文明”过程中，产生的同理心和所肩负的慈善责任是援助的原始形态；再次，此时期传教士医生的任务之一是降低传教士队伍中极高的感染和死亡比例。针对传教士的医疗服务随后扩展到殖民地的原住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保护了殖民地的劳动力。宗教团体在此时期的人道主义援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殖民统治的需求及经验间接塑造了人道援助。殖民历史对人道援助有着重要且复杂的影响。殖民扩张在对当地造成诸多伤害的同时也刺激了公共工程的建设、病理医学等领域的进步，客观上刺激了人道援助的开展。有学者认为，“现代人道主义行动呼应着早期殖民模式，二者在一系列历史互动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政治和殖民统治塑造了人道主义，也被人道主义所塑造”。从9世纪到反殖民运动时期，殖民地曾不自觉地扮演着饥荒救济、现金援助、医疗卫生服务等人道主义行动的试验场，为之后人道援助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三、通信和交通技术发展强化了危机、灾害信息的传播及公众认知感受。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尤其是以电力、内燃发电机等动力革新和电报及无线电等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终促成了飞机的发展、汽车的商业化生产及电话的发明。其中，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加快了冲突、战争及自然灾害等信息的传播速度，民众获知此类信息的渠道拓宽，容易对其他地区发生的人道危机产生同理心、同情心。
人道主义事业的有效开展能够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在一个国家内部，人道主义援助对于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包括重大技术性灾难和人为灾难的受害者，是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措施应被视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步骤。此外，人道主义事业的有效开展还有助于实现减少贫困、促进发展和稳定政局三重目标。在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更是被纳入包括可持续发展、千年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等在内的更广泛的全球发展议程。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存在诸多问题。一、人道援助理念明显向新人道主义倾斜。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冲突、卢旺达内战等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发展态势。一是新人道主义选择援助目标时带有更明显指向性和条件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人道主义的普遍性，即以需求为导向，向有需求的家和地区提供援助。二是新人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内涵，弱化了国家边界意义。三是新人道主义挑战了传统人道主义的非政治性特征。以“保护的责任”为名义，采取政治军事手段终止该人权侵害行为的作法，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改变该罔对外行为，而是改变其对内行为。新人道主义的盛行造成的负而性同际政治影响至今依然不容忽视。二、人道援助的政治化、工具化、范畴泛化倾向受到质疑。学者巴尼特认为国家参与国际组织或进行双边援助，不仅取决于其同情心，也取决于国家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人道援助的政治化使人道主义援助组织面临着政治利益损害人道主义原则的伦理困境，使民众对完全以原则为导向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产生怀疑；工具化是指将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危机管理和政治工具，用于推动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主要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提供援助，消极影响是援助提供和分配不以需求为基础，不以公正为准绳；范畴泛化指援助主体扩大援助范畴，援助行动时间跨度长、政治色彩浓厚、 援助重心转 移，不再以挽救生命、减轻痛苦为主要目标，而将保护人权、促进民主纳入行动议程。由于范畴泛化可能会强化与主 国家政府 间的密切合作，因此该趋势也可能会损害中立性、公正性、独立性原则 。人道援助与安全问题或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的趋同，有可能导致受援国政府及民众对援助产生抵触、排斥心理，增加援助工作人员的安全风险，破坏人道援助长期以来树立的中立、独立的公正形象 。三、媒体偏好影响人道援助分布。伴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日益发展，人道援助物资的分布与媒体关注的程度密切相关。由于媒体宣传和政治关注各有侧重，援助方倾向于分配给媒体报道篇幅多、曝光率高、更具戏剧性、印象化的危机和地区更多援助资源，而媒体关注度低、新闻价值不足、远离公众视线的危机和地区，处在援助决策中边缘化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被遗忘的危机”。
随着国际体系转型及其复杂性凸显，人道主义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复杂化，这使得国际人道援助体系难以负荷，出现很多问题，如国际援助组织之间缺乏协调、争夺资源，某些援助国基于战略利益考量加深了人道援助的政治性和工具性倾向，新人道主义理念的出现，造成了受援方民众对援助内涵和外延的困惑，保守主义的重现、民粹主义的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道援助的民意基础等等。
环球计划是全球人道主义救援领域普遍接受的标准之一，主要面向救援响应的规划、管理及实施的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环球计划在1997年由全球众多NGO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联合发起，汇集了这些组织多年的实践经验，以人道主义宪章为框架，制定了一套用于重要生命救援的最低标准，不仅适用于短期救济，还涵盖了备灾、人道救援响应及早期恢复等活动。
环球计划手册的前三章是人道主义宪章、保护原则和核心标准，是所有人道救援活动的基础。后边四个技术章节涵盖了项目规划方法和四方面行动：供水、环境卫生及卫生促进；粮食保障及营养；住所、安置及非粮食物品；卫生行动。每一个小章节中，都分列为“最低标准”、切实可行的“关键行动”、判断是否达到标准的“关键指标”以及为解决实际困难提供的“指引”。这本手册2000年首次出版，其后数次修订。国内目前使用的是环球计划授权乐施会翻译印制的2011版。但这并不是这本手册第一次在国内出现，2001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国际美慈组织合作翻译出版了首版环球计划，2006年在伊斯兰教国际救援组织的资助下再次翻译2004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也在2001年出版过一次。
2007年，国际人道责任伙伴组织（HAP-International）国际人道责任伙伴组织与其合作伙伴、灾难幸存者及其他各方一起制定了《2007人道责任与质量管理标准》（简称HAP标准）。这个体系旨在确保获得认证的机构能够根据HAP标准来监督其人道行动的质量。实际上，有效期为三年的HAP证书意味着外部审计人员能够了解该组织的使命、账务和控制系统，从而确保其行动和整体问责制度更为透明。
国家标准，紧急救援阶段最重要的是GB/T29428.1-2012《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救援行动》。这份标准是2011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之一，由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牵头起草完成。其中第一部分(基本要求)已经于2012年12月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2012年第42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2014年3月，《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救援行动第2部分：程序和方法》通过了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这部分规范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在工作场地实施救援行动的程序和方法，对救援行动的科学、安全、高效、有序开展，和指导救援队伍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份国标也正好可以与倾向灾后救助恢复的环球计划前后配合。紧急救援阶段，《国际搜索与救援指南和办法》是联合国推广的国际搜救工作的基本框架和规程。2013年11月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通过了DB/T55-2013《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 工作场地遇难者遗体处置规范》。标准规定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在救援现场处置遇难者遗体的防护措施、处置程序和方法，对维护遇难者尊严，保障救援队员自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发布的GB23648-2009-T《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指南》、GB24439-2009-T《救灾物资储备库管理规范》，是另外两份重要的救灾标准。200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进行了规定。这里所指的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与此相对的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关于自然灾害的有《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单独针对地震的有2008年12月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涵盖了防震减灾规划、地震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急救援和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等。还有1995年的《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2012年修订的《国家地震应急预案》。中国地震局方面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应急预案》。民政部相关规定也很多。较重要的有《民政部救灾应急工作规程》(2009)，规定了启动国家救灾预警响应的工作流程，《民政部关于完善救灾捐赠导向机制的通知》(2012)，《救灾捐赠管理办法》(2008)，更为细致的还有《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生活类物资分配办法》(2008年6月)。
九项承诺和质量标准
1.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及人群获得适当且与其需求相关的救助
质量标准：人道主义响应是适当且与需求相关
2.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及人群能够在适当时间获取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质量标准：人道主义响应是有效且及时的。
3.受危机影响的二社区及人群没有因人道救援行动而受到负面影响，而是准备更为充分，复原力得以提高，面临的风险得以降低。
质量标准：人道主义响应加强本地能力，避免负面影响。
4.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及人群知晓他们的权利及权益、获得信息一并参与影响他们的决策制定。
质量标准：人道主义响应是建立在沟通，参与及反馈的基础上
5.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及人群能够使用安全、有反馈的机制来处理其意见
质量标准：意见是收到欢迎且得到处理
6.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及人群得到协调和互补的援助
质量标准：人道主义响应是得到协调和互补的
7.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及人群可预期获得原则用户机构在经验和反思中不断改善的人道援助。
质量标准：人道主义行动者持续地学习和改进
8.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及人群从能力充分且管理有素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获得他们所需的援助
质量标准：工作人员得到支持，能有效开展工作，获得公平、平等对待
9.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及人群可预期为他们提供救助的机构会有效、高校、符合道德地管理资源
质量标准：资源得到良好管理，且负责任地用于预期用途
人道主义援助由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实施。联合国在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着协调、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其中，紧急救济协调员与人道协调厅起着重要作用。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46/182决议，创立了紧急救济协调员这一高级别职位，其主要职能为：(1)支持秘书长的政策制定和协调职能，确保所有人道主义问题都得到解决;(2)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政治机构宣传人道主义问题;(3)通过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磋商确保建立适当的应急机制，从而对实地的人道主义应急工作进行协调。之后，秘书长又设立了人道主义事务部，1998年，人道主义事务部被重组为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即人道协调厅。其任务范围扩展至协调人道主义应急、政策制定和人道主义宣传。
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的对象是由战乱、大规模的疾病流行、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引起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或地区。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之前需对人道主义灾难或危机进行评估，判定危机状况达到何种程度、是否紧急、是否需要给予人道主义援助等。评估可由联合国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及非政府国际组织等共同参与完成。联合国将人道主义危机的紧急程度分为三个等级，三级为最高。对于人道主义危机的理解会因相关责任方的立场、利益等产生差异甚至对立。此外，人道主义危机和援助的概念有时被乱用，成为某国干涉他国的借口。
2022年4月5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对乌克兰及周边国家追加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2022年4月10日，阿富汗中央银行（DAB）发表声明，有一笔32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现金形式运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2022年5月10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宣布，美国将向叙利亚额外提供超8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欧盟将为叙利亚人民再提供10.6亿美元援助。2022年5月11日，韩国外交部表示决定向叙利亚难民、移民及叙难民收容国提供138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2022年6月27日，俄罗斯委内瑞拉商会负责人弗罗连科表示商会正在准备从加拉加斯向顿巴斯两个共和国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当地时间2022年8月20日，卡塔尔重建加沙地带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艾马迪宣布，卡方将自21日起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追加人道主义资金援助。当地时间2022年10月30日，埃塞俄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委员会表示，埃塞俄比亚政府当日已开始向国防军占领的提格雷州部分地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其中包括食品、药品、医疗设备等，并将加紧恢复因冲突而停止的基础设施服务。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6日凌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发布的消息，位于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拉法口岸，将于当地时间16日9时开放，届时加沙的外国人可以通过该口岸出境，同时，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可以通过该口岸进入加沙。 2023年10月1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通电话，随后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委员会将立即向加沙地带追加5000万欧元人道主义援助；欧盟称计入本轮援助，欧方已向加沙地带提供逾7500万欧元援助。2023年11月3日，欧盟宣布向刚果、南苏丹、索马里和乌干达四国追加2600余万欧元援助，主要用于支持因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逃离家园的流离失所民众。
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共向朝鲜提供了总值7.3亿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支持朝鲜抗美战争。1950年至1954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总值1.74亿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支持越南抗法斗争。2004年以后，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对外人道主义援助规模逐步扩大，累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0多次，主要包括向东南亚提供防治禽流感病毒技术援助;就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厄瓜多尔登革热，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伊朗、巴基斯坦、海地、智利、印度地震，美国、马达加斯加、泰国、菲律宾等国遭受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11年，中国向泰国、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和津巴布韦等20多个国家提供了总计近10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2015年8月，中原地区为支持塞拉利昂、利比亚、几内亚三国抗击2018年埃博拉疫情，提供了总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医疗物资，并派出了医疗小组和公共卫生专家前往救治。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突破了意识形态和地域的限制，人道主义成为提供援助的根本指导原则。2021年9月30日，中国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阿富汗。
2023年10月16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徐伟表示，为响应联合国呼吁、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局势，中国正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巴民族权力机构分别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用于解决加沙地带食品、医疗、居住等急需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是《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起源。它指导和协调运动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展的国际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帮助受冲突和武装暴力影响的人们，并推广保护战争受害者的法律。作为一个独立、中立的组织，其职责主要源自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在100多个国家/地区拥有超过 21000名员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唯一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委员会还致力于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和普遍人道原则来预防苦难。
无国界医生于1971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现已发展成全球运动，设有25个协会，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致力为受武装冲突、流行病、疫病和天灾影响，以及遭排拒于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无国界医生只会基于人们的需要提供援助，不受种族、宗教、性别或政治因素左右。无国界医生的核心工作是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救援。无国界医生的行动建基于医疗道德，以及中立和不偏不倚的原则。无国界医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力求为最有迫切需要的人们提供援助。在冲突地区开展的项目，无国界医生并不接受直接牵涉到冲突的政府或其它派别的资助。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非牟利组织，无国界医生现于全球超过70个国家开展救援项目。数以万计从事医疗、后勤和管理的专业人士投身组织的救援工作，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医疗援助项目所在的国家。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网络。是一个国际会员制组织，联合了191个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并通过全球秘书处为它们提供支持。致力于提高全球人道主义标准并说服领导人为弱势群体的利益采取行动。其优势在于志愿者网络、社区专业知识以及独立性和中立性。致力于拯救生命和改变思想。七项基本原则：人性、公正性、中立性、独立性、志愿服务、统一、普遍性。
2015年1月22日，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日NGO论坛在北京召开，围绕“灾害应对与NGO的国际化”，中日双方多位政府机构、NGO代表参与讨论，论坛的焦点集中在了NGO的国际协作、防灾教育的规范化与媒体灾难报道协调等问题上。
2015年10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承办的“共同应对人道主义援助面临的挑战”国际研讨班在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