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1 15:59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年），是无产阶级国际妇女运动的领袖，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倡导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857年7月5日，克拉拉·蔡特金生于德国萨克森公国地区一教师家庭。其母亲约塞芬·维塔勒出身于莱比锡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笃信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是德国当时女权运动的支持者。1872年，克拉拉·蔡特金随全家迁往莱比锡。1874年，她进入冯·斯泰贝尔学院所属的女子师范学校，师从奥古斯特·施密特。1878年克拉拉·蔡特金结识了俄罗斯革命家奥西勃·蔡特金，经常由奥西勃带领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并同工人一起讨论工人问题，他们于1882年成婚。1889年7月，克拉拉·蔡特金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大会的第六天，她发表了“关于妇女劳动问题”的演说。1897年，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正式成为无产阶级国际妇女运动的领袖。1910年8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她建议为了动员全世界劳动妇女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把每年的三月八日作为国际妇女节。1919年，共产主义国际成立后，她立即着手筹建共产国际的妇女组织。1925年11月，当选为在柏林成立的红色妇女和少女联盟的主席。1933年6月20日，克拉拉·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终年76岁。克拉拉·蔡特金还写过很多专著，如《大学生和妇女》《妇女及其经济地位》《脑力无产阶级、妇女问题和社会主义》等。
克拉拉·蔡特金为工人阶级事业、国际妇女运动献出了一切。直至1949年，西德的大多数主要城市都有多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或者广场，以及多个纪念她的纪念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也印制了银行券以示纪念。
克拉拉·蔡特金1857年7月5日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公国州维德劳村的一个小学教师家中，原名克拉拉·埃伊斯诺，从小受过良好的蒙庭教育。1874-1878年在莱比锡冯·斯泰贝尔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并始接触革命思想，1878年底德国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实施期间投身革命。
1878年，德奥帝国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非常法”），迫使德国党转入地下。但克拉拉·埃伊斯诺不惧白色恐怖，于1881年毅然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此后不久，她到瑞士苏黎世从事党的秘密报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发行工作。1882年11月，她移居巴黎同奥西普·蔡特金结婚，更名克拉拉·蔡特金。在1885年悼念巴黎公社的游行中，蔡特金被警察的马刀砍倒昏了过去。1889年初，奥西普病逝，她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从此之后，蔡特金终身未嫁。
1889年7月蔡特金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就妇女劳动的间题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她批驳了那种所谓妇女参加工作会导致工时延长、工资下降的错误观点，指出她们参加劳动是实现自身彻底解放的第一步，而“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她呼吁广大劳动妇女应该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为争取她们被承认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人而奋斗”。大会把这一点写进了《关于国际劳工立法的决议》，并号召“工人应该把按平等原则吸收女工加入自己队伍作为自己的义务，还要求实施不分性别、不分民族的同工同酬原则”。而她的这篇讲话也在会后不久出版发行，成为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
蔡特金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家。她衣不同场合多次就教育问题作过报告和发表过演说，也写过许多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
1904年，蔡特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来梅第三次妇女代表会议上作了《学校问题》的报告。她针对当时德国的教育制度和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系统地提出了她的改革思想。
蔡特金主张实行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统一的、义务的教育制度，所有儿童，不论其父母的阶级成份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必须读小学和中学。学生们不仅可以免交学费，而且还可以象士兵免费得到服装一样得到学习用品。
蔡特金主张教育世俗化，宗教与学校分离。她认为，宗教与学校无关，宗教课程在学校的开设既无伦理学的又无教育学的根据；开设这门课程，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加强宗教对学校的影响，从而阻止无产阶级进行现世的阶级斗争。
蔡特金主张全部、彻底地改革各科教学。她认为，应该使本国历史、语言和自然科学的教学得到加强，但是必须采用最完善的教授方法，剔除历史和语言教学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毒素，把它们从杀人的“爱国主义”梏中解放出来。还要消灭宗教神秘主义，把自然科学从圣经的神话和教会的教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蔡特金主张对中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在儿童读完小学、进入中学后，就应该着手职业教育的准备工作。这类学校应该按照这种教育的性质，对教材种类和份量的安排有所区别，重点应当放在技术和艺术等课程上。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使儿童不仅能得到全面的教育，而且能掌握一技之长，为以后步入社会打下基础。
蔡特金主张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她认为，学校问题主要是教师的问题。首先要有足够的教师，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对每个学生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的发展予以必要的注意。同时也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如果教师不足，教师就会精疲力竭和负担过重。其次应当从各方面提高教师的地位，改善教师的待遇。她指出，如果教师过于愁眉苦脸和疲于奔命，她/他们就无法以愉快的心情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1906年，蔡特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民主党和国民教育》副报告。她在报告中指出，自由劳动具有崇高的伦理学和教育学的意义，学校应该设立劳动课，将劳动与直观教学相结合。她认为，劳动可以使儿童的感官发达、敏捷，提高手的技巧，锻炼肌肉，灵活身体，促进独立思考的能力。劳动课还能鼓励儿童的创造欲，使他/她们认识到劳动光荣，劳动值得尊重，社会对劳动的那种偏见应当克服。
蔡特金在这个报告中还系统地提出了家庭教育问题。她认为，家庭是一个独立的教育单位，父母要担负教育子女的重任。她形象地说，儿童好比一块可以揉捏、塑造和定型的黏土，父母对儿童的教育就是对儿童的再创造。关于教育的内容，她认为，首先是思想品德教育，父母有义务在世界观方面施加影响，并身体力行，逐渐地把社会主义感情灌输给子女。其次是通过游戏对儿童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培养他/她们的创造欲。关于教育的方式，她主张，父母不能强迫孩子背诵或人云亦云一些偏激的社会主义教条，也不要采用生硬的高压手段，而要把孩子当作正在成长的公民循循加以诱导。
1907年8月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妇女书记处，并推举蔡特金担任书记。1910年8月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根据蔡特金等人的建议规定每年要有一个妇女节，并提出这种规定的“主要目的必须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待妇女选举权问题，对待整个妇女问题” 。
蔡特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派组织“斯巴达克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17年，党内的左派和中派因不满右派领导人的某些政策，建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蔡特金当选为中央委员。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德国后，蔡特金欣喜若狂，认为俄国人民的起义是鼓舞德国工人阶级仿效他们的号角。十月革命胜利后，她不仅热情讴歌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而且号召德国无产阶级起来支持俄罗斯工人和农民的伟大事业，同俄国人民站在一起。当时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落后的俄国发生的这场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蔡特金对此反驳说：“俄国无产者和农民已经成熟，可以进行革命和夺取政权，因为他们要革命，要夺取政权，不怕斗争。”她还卓有远见地指出：“夺取国家的全部政权，这是一回事。革命不应满足于在政治上改变俄国，还必须在经济上、社会上改变俄国的面貌，使它成为一个新国家。” 1919年3月，她宣布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党出席国会的议员，直至逝世。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她立即着手创建共产国际的妇女组织：1920年初，她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了《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酬的提纲草案》，同年11月又根据二大精神起草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方针》。在这两个文件中，她重申妇女的解放是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吸收劳动妇女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11月20日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成立，蔡特金当选为书记。
1921年6月蔡特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问题的报告》。她指出：“如果没有妇女参加，无产阶级就不能将自己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加强妇女工作的国际联系以及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在这方面的任务》、《对妇女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两个决议。
蔡特金还十分重视利用报刊这个团结战斗的武器。她主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平等报》（1907年以后被定为国际妇女书记处机关刊物）就长就25年。1917年以后还编辑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莱比锡人民报》妇女附刊、德国共产党妇女刊物《女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妇女月刊》。
此外她还写了许多关于妇女运动问题的专著。在这些著述中，蔡特金阐明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不同的性质和目的。她指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现本阶级妇女的自由和解放，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则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
蔡特金的一生与俄罗斯无产阶级有着不解之缘。引导她走上革命、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奥西普·蔡特金是俄国的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02年她与列宁相识，1920、1921和1922年三次到苏联，多次与列宁就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交谈。1924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
1922年，蔡特金在共产主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前途》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详细地论述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指出：“俄国革命不论从它最重要的社会支柱无产阶级来看，还是从它的内容来看，都不可能是一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通过革命争取和平，土地交给农民，工人监督生产，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政归工农代表苏维埃，所有这些要求都跟资产阶级革命是不相容的。”她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俄罗斯特殊条件的产物……从新经济政策中看到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
1924年夏天，西方国家攻击苏维埃政权的残酷压迫造成了格鲁吉亚的叛乱。蔡特金不相信这是事实。她亲自深入到高加索各族人民中间耳闻目睹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事后她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就了《在解放了的高加索》一书，反击西方的反苏宣传，捍卫了苏维埃政权。
从1925年11月开始蔡特金先后在莱比锡市、柏林、汉堡市、斯图加特、埃森、科隆和开姆尼茨等地发表演说和讲话，向德国无产阶级介绍苏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讲话和演说后来汇集成册，以《建设中的苏联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意义》为名在柏林出版。
蔡特金对俄国革命的支持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赢得了苏联人民的爱戴和敬仰。1927年，当蔡特金在莫斯科度过70岁生日时，苏联许多学校、企业、俱乐部都用她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妇女还集资建造一架飞机，起名“蔡特金号”。同年10月，蔡特金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苏联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
参加共产主义国际的工作是蔡特金晚年的重要活动之一。她出席过共产国际第三次到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及这一期间召开的大多数执委会主席团的扩大会议。
1920年起由十月革命引发的欧洲革命进入低潮，翌年德国的“三月行动”随即遭到失败，但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一些左派领导人却为“三月行动”进行辩护，提出不论客观形势如何都要进攻、失败也是有益的“进行理论”。为此，蔡特金写信给列宁，表示坚决地反对“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并于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夕到莫斯科与列宁进行长谈，列宁非常赞同蔡特金反对“进攻理论”的意见。在三大她公开宣布：“我坚持认为，由于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在政治上作了错误解释，所以它对三月行动实行了错误的领导。”
共产国际三大以后不久，蔡特金对列宁说，在德国，全体工人，包括社会民主党和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在反对降低工资等等的斗争中掀起一股要求联合起来的浪潮，共产党人应该支持这种同资本家作斗争的联合行动。列宁认为她的意见完全正确。同年12月，共产主义国际执委会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一个《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关于对待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人以及对待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提纲，即著名的《十二月提纲》，从而正式提出了统一战线策略。
1922年4月，蔡特金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联席会议。她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的宣言，呼吁“工人阶级尽管有着使其不能团结一致的各种深刻的意见分歧，但它必须联合起来防御资本的进攻。”这个联席会议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进一步促成共产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完善。第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各工人政党联合的、作为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阶段的“工人政府”的口号。
1924年，蔡特金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为捍卫四大提出的“工人政府”口号，同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等人的左派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季诺维也夫根据1923年德国十月行动的错误总结宣称，统一战线策略是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工人政府”口号不过是用革命语言、人民的语言来表达的吸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蔡特金对此进行批驳说：“我怎么也不能赞成……工人政府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假名、同义语或别的什么‘名字’。对俄罗斯来说，这或许是正确的。但对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到很高阶段的国家来说就不然了。在这些国家中，工人政府意味着广大群众还没有一认识到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自己的政权。”尽管五大被左派情绪所笼罩，但蔡特金的发言起到了发人深思的作用。
在以后左倾思想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时期，包括左倾思潮达到顶峰的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前后一段时间，71岁高龄的蔡特金仍然对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提出批评，认为它不符合列宁在三大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强调不够，没有分析中间阶级在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作用，没有提出争取他们成为同盟军、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的办法。蔡特金始终表现出那种勇于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
1922年10月，法西斯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上台，建立了公开慎压人民群众的恐怖政权。在德国，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一小撮法西斯分子纠集在慕尼黑，蠢蠢欲动。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人于1923年3月在法兰克福（美因河）召开了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蔡特金曾出席并作了《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危险》的报告。她在报告中指出：“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人类有被拖入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即她呼吁“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政治与工会派别、不同社会与宗教信仰的人们团结起来，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危险而斗争。”会议根据她的报告，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决议》。她在1923年6月在共产主义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会上作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报告，又进一步论述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及其社会支柱。她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世界资产阶级总攻势的最强烈、最集中的典型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破产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瓦解的象征。它的生力军是：因战争而贫困和无产阶级化的中产阶级，失业的旧军官以及一切对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不是向左转而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念的人们。它还吸引了成千上万失望的无产者”。蔡特金再次呼吁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间阶层以孤立法西斯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进攻。全会根据她的报告通过了《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不过，这次全会主要是声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一事，其矛头指向社会民主党，所以初露端倪的法西斯主义危险并未真正引起全会的重视。直到20多年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血腥地镇压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才改变左派僵化的策略路线，确立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工人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策略方针。因此，蔡特金这种超前20多年的远见卓识不但值得称道，而且是功不可没的。
不仅如此，蔡特金还以身作则，公开地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1932年8月30日，她以年龄最大的议员身分主持国会开幕式。她全然不顾法西斯分子扬言要杀害她的恐吓，登上讲坛，宣布国会开幕并且发表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政治演说。她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她呼吁，“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卑必然性面前，一切彼此存在分歧的有关政治、工会、宗教、世界观的各种见解，都要退居次要地位，一切受威胁和受折磨、渴望解放的人们，参加到反法西斯主义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统一战线中来吧。”蔡特金这次与法西斯主义面对面的斗争比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933年底在莱比锡市法庭上的反法西斯的演说还早一年多，这对唤醒世界劳动人民的觉悟，促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3年6月，蔡特金在逝世前一个月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出的最后呼吁说，“看看德国吧！垂死的、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正在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毁灭人们身体和精神的野蛮统 治，恢复了远在中世纪之前的暴行……凡是在思想感情上反对法西斯血握暴行的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同正在斗争的人们团结起来，用援助，物质的援助，来保全受法西斯主义主义迫害的人的生命。各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们，我号召你们，同国际红色救援协会共同担负起国际团结的全部义务。”
1933年6月20日，76岁高龄的蔡特金在莫斯科附近的阿尔汉格斯尔斯克的一所疗养院中逝世。
1933年，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后，成为被安葬在俄罗斯红场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之一。她的墓碑上没有照片，也没有墓志铭。
克拉拉是“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之一。成立大会上，在克拉拉倡议下会议通过了“对女工的特别保护规定”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决议。同时她也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蔡特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尖兵：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把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提出无产阶级要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铲除军国主义的奥吉安王牛厩。1891年，她在柏林组织了三次具有开创性的反对扩军备战的群众大会。大战爆发前夕，她又在柏林主持了一次在欧洲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劳动妇女与世界和平”的反战大会。
蔡特金提出：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统一的、义务的教育制度；教育世俗化，宗教与学校分离；全部、彻底地改革各科教学；对中学生进行职业教育；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设立劳动课；家庭领域中增设思想品德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等无产阶级改革。克拉拉·蔡特金还倡议以每年的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1911年的3月8日为第一个国际妇女节。“三八”妇女节成为世界妇女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节日。
蔡特金对俄国革命的支持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起到推动作用，是国产国际工人运动阶级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也是最早提出反对法西斯主义主义的先见号召者和策略路线者，促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蔡特金在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舞台上奋斗了半个多世纪。19世纪末曾多次见到过恩格斯，并以自己杰出的工作赢得他的称赞，十月革命后与列宁建立了深厚友谊，一起为制订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而战斗，20-30年代又和约瑟夫·斯大林有过密切的交往。蔡特金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她是国际共运史上少有的跨世纪的历史人物。
一百多年来，克拉拉·蔡特金这个名字，一直同“三八”国际妇女节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这一节日的创始人，蔡特金毕生都在为全世界妇女的幸福而奋斗。
1909年3月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女工和全国纺织、服装业的工人举行规模巨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这是历史上劳动妇女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斗争。斗争得到美国乃至世界其它国家妇女群众的广泛同情和热烈响应，最后取得了胜利。
1910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17个国家代表出席，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同时还讨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8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权问题。领导这次会议的著名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克拉拉·蔡特金倡议，以每年的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从此以后，“三八”妇女节就成为世界妇女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节日。1911年的3月8日为第一个国际妇女节。
在蔡特金的努力下，德国妇女于1918年11月得到了选举权。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开始深入人心。这让阿道夫·希特勒非常害怕和恼怒，他说，“这些娘们很可能会毁了我们的前途。”纳粹党还把轻视妇女的内容写进纲领：必须“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希特勒在私下还说，振兴德意志是“男人的事情”。蔡特金对此不以为然，1932年，蔡特金从莫斯科奔赴柏林，主持德国国会开幕式。当时，纳粹对蔡特金恨之入骨，扬言如果蔡特金敢来主持大会，就把她杀死。蔡特金并没被吓倒，她认为在这样反动的国会上，必须喊出劳动人民的声音。当国会开幕式最后一次铃声结束，蔡特金走上了国会主席台。她甚至宣称：“投票给希特勒就是投票给战争”。鉴于当时的形势，希特勒最终没有暗杀蔡特金。1933年6月20日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
1933年，早已对蔡特金的女权主义深恶痛绝的希特勒上台后，马上禁止在德国庆祝妇女节，并取消了妇女的选举权。在党代会上，希特勒曾说：“党的任何基层组织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职位，也不能让女人担任……我敢说，99%的讨论议题都是男人的事务，女人是没这份儿判断力的。”接着，他又说：“德意志妇女总的来说还是想做妻子和母亲。她们并不想当同志，而那些红色的为人民造福者却试图使自己和她们都相信这一点。她们并不盼望去工厂当工人，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则心照不宣地对外宣布：“议会民主的阴谋诡计左右了德国政治，我们让妇女远远避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妇女，而是因为我们太尊重她们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和蔡特金等人组成的“仲裁委员会”对施密特捐给“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遗产归属有争议。列宁通过打官司来争回这笔遗产，但费劲周折后，官司也没打成，钱也没有拿到。
在卡尔·考茨基那儿铩羽而归之后，列宁的攻势转向了蔡特金，对蔡特金列宁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客气。1911年11月上旬，列宁语气强硬地连续给蔡特金写信要求退还“被保管资金”。16日的信上说，“我没有收到您的任何答复，我认为这表明，您不同意我提出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一心想要进行公开争斗和诉讼。我认为您因此将负全部责任，特向您声明，如果3日内再得不到任何满意的答复，我只有将此事以及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诉诸法庭”。次日列宁就收到了蔡特金的信。但“并未给我任何满意的答复”，于是列宁在18日又去信威胁说，“您应该无条件地把钱交还给我，否则我不得不向民事法庭揭露前仲裁人空前不守规章和违法的行为”。蔡特金在与卡尔·考茨基商议过后，认为根据先前的约定，她应该信守“仲裁者”的“公正立场”，无法答应列宁的“无理”要求。经转述，蔡特金回信大意的内容是：“姑且说我们有责任归还款子，可是还给谁呢？难道已经证明这笔款子的所有者就是伊利亚·乌里扬诺夫吗？难道他不是以某个派别的名义行事的吗？”起初列宁并没有想真闹到法庭上通过打官司来要回这笔钱，只不过想吓唬吓唬蔡特金，偏不成这老太太还就是不怕这一招，看来官司非打不可了。
即便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官司也没打成，钱也没有拿到，列宁的最后一步棋就是“赖”着不向国际交费，每一次碰到国际向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派别收费的时候，列宁都表白：“我们乐意从我们的经费中（即蔡特金无理地非法扣了的那笔钱中）拿出5000法郎给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但是须由组织委员会及其朋友和友好团体根据文件公开声明，这笔经费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并且等得到这笔钱归还原主人即我们以后。”1915年9月5日列宁在致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信中说，有一笔党的经费，“它直到现在还为蔡特金非法扣留着，当然这笔经费只属于我们党，即中央委员会。假若现在蔡特金终于把这笔经费归还我们，那么我们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款给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使用。”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国际无产阶级女权运动之母）与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一对盟友。
1931年7月，宋庆龄因母亲去世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市。几天后，宋庆龄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赛、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等人的来电，请求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同时，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并通过驻上海的情报小组与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营救牛兰夫妇。8月20日，宋庆龄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蔡特金、马克西姆·高尔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在欧洲发起成立了“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谴责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这时，法国工会联盟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但这些举措统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而国民政府也一直未作公开答复。
1933年6月20日蔡特金病逝于莫斯科著有《女工和当代妇女问题》、《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回忆列宁》、《卡尔·马克思及其生平》、《论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论青年教育》等。
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西方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代，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哈丽特·泰勒·米尔（HARRIET TYLER MILL）。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她们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诉求妇女的解放，对以后的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女权运动有很大影响，这一代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有亨利克·约翰·易卜生的“娜拉”、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原地区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受到的女权主义影响，主要是属于这一代的。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是一些实践活动，像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的运动，和“国际妇女节”的诞生。
1910年8月，蔡特金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大会建议为纪念1909年3月8日芝加哥纺织女工要求“男女平等”的示威游行，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以团结各国妇女共同战斗。这项建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克拉拉·蔡特金的名字由此而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她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1933年6月22日她的灵枢在几十万人的簇拥下由约瑟夫·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和弗·黑克尔特从工会大厦抬到俄罗斯红场。她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悼词对她的一生作了恰当的评价：“伟大的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到生命最后一刻为止，她都一直高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许多曾经以共产主义革命家命名的城市、街道、工厂、学校纷纷改名。在这样的风潮下，蔡特金曾经倾注无数心血的“莫斯科蔡特金第二医学职业学校”在1992年专门举行了一次全校学生的会议，由同学们投票决定是否需要保留蔡特金的名字。最终的结果是，大多数同学仍然希望保留蔡特金的名字。提起这段往事，校长不无感慨地说：“有些东西会变，但有些东西会永远留下。”
新中国成立后，第三套妇女节纪念邮票发行于1960年3月8日。这套纪念邮票共4枚，设计风格与上两套纪念邮票迥然不同，第一枚邮票图案为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克拉克·蔡特金的肖像，以纪念其对妇女运动的伟大贡献。第四套妇女节纪念邮票发行于1980年3月8日，全套共一枚，邮票的图案依然为克拉克·蔡特金的肖像，不同的是邮票的四周多了迎春花的背景，象征着女性的春天。
2010年3月6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妇女代表抬着著名女政治活动家，国际妇女节的倡导者克拉拉·蔡特金的画像参加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游行。2万多名来自比利时各地的各界人士当日在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举行游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