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26
新修《南汇县志》，为书38卷，兼有卷首一，凡一百二十余万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可读、可信、可用为原则，于内容以求实为本，自古及今，权轻衡重，详今略古，以解放后为重点。述旧社会黑暗腐败之历史，不忘志士仁人之奋斗业绩；记新时代革命建设之历程，不讳前进当中之缺点挫折，实事求是，当书则记。于形式以实用为目的，既继承旧志之传统手法，分门别类，横排竖写，保持方志特性；又为了读者而大胆创新，订条立目，展卷可得，方便查检。设置多有创新，卷首《总述》为纲，钩玄要，纵然未读全志，览总述已了然大体。
序一
南汇区地处海隅，东滨海，西枕江，为祖国之前哨，上海市之屏障。境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地灵人杰，资源丰富。然在旧时代，由于政治腐败，境内有识之士难伸其志，人民群众创业精神反遭压迫，民意不畅，战乱频繁，匪霸逞威，小虫肆虐，民不堪苦，城镇少有电灯，乡村多见饿，一片苦难景象。解放以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锐意建设，百废俱新，政通人和。尤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县上下，龙腾虎跃，竭智尽力，共赴四化，数载之间，面貌一新，农、工、副齐头并进，科、教、文全面发展，城镇建设配套，乡村楼房林立，县富闻名于外，民殷藏财于内，大地展笑颜，河川放歌喉。抚今追昔，岂不令人感慨而振奋！
盛世修志，以资政教化，乃中华之传统；千余年来，竟积帙如山，为世界之伟观。适逢新时期，中共南汇县委、县府毅然定策，拨付专款，调集专才，重修县志，溯古及今，追述前代之兴废，记录当代之得失，扬马列理论之天声，铸社会主义之丰碑，鉴往知来，坚定信念，振奋人心，共图大业，此诚一远见卓识之举也。
旧时修志，往往由主政者邀集地方士绅文人，少数人为之。或为速求声名，计日程功；或以主政者易任，时修时辍。今以修志为大事，务以质量为首要。即以南汇新县志修纂为例，始由县委、县府认真研究，订立规划；继则成立机构，专司其事，全县发动，广征资料，制定纲目，分口撰写，专人分编，主笔统摄，历时6年，始成草稿。于是印发各方，广征意见；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凡有批评，无不倾听，再行修改，方为初稿。尔后复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邀集几十位领导和专家，对志稿“评议——审定——验收”，四易其稿，三关通过，方可付梓，可谓反复修改，磨炼再三，确非旧时修志可比。
新修南汇县志，为书38卷，兼有卷首一帙，凡一百二十余万字。设置多有创新，卷首《总述》为纲，钩玄纂要，纵然未读全志，览总述已了然大体。《大事记》为经，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既贯通古今，又首尾完备。以下各编为纬，分类记述政治、经济、文化等，以使纲举目张，经纬相济，浑然一体。不似旧志连篇累记述职官、名胜、人物、艺文，而以农业、工业、财贸、文教为重心。克服旧志行文故作深奥之陋习，树立语言力求通俗之新风。尤以人物传记独具匠心，克服面面俱到、主次不分的通病，而着眼于各人物之特点，重点记述，使人有个性，文有特色，生动感人。至于《专记》、《补遗》等编，都为创新之属，各赋特色。凡此均可见修志者经纬功力之深和匠心之苦。
学海回渊，如此巨著，难免有所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总观全书，《南汇县志》确是一部有特色、有成就的新县志。值此新志出版问世之际，欣然命笔；用抒庆贺之意，是为序。
序二
南汇区县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陈文泉
南汇是上海市九个郊县之一。位于黄浦江东岸，东海之滨，属长江下游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县西端下沙、周浦镇一线成陆于唐以前，距今已逾千年。日转月移，陆唇不断向东南延伸，沧海先后变成陆地，宋元时为盐场，明代设哨所，清代始建县。人民勤劳勇敢，修筑海塘，改造荒滩，创业历尽艰辛；抵御外侮，反抗压迫，战斗百折不挠；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业绩可歌可泣。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昂首阔步，意气风发，奋勇向前。农、工、副、商全面发展，教、科、文、卫齐头并进，人民生活年年改善，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政通人和，民殷县富。1988年工农业产值为1949年的41.5倍，城乡居民收入为1949年的10倍。
南汇区修志始于建县之初的雍正年间，后来，乾隆、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先后续修3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1982年底，县委、县政府决定建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筹措编纂新的南汇县志。我于1987年来南汇任职，这时，县志正处于纂写初稿阶段。我每翻阅志稿，深为南汇人民创业之精神所感动，自觉肩负责任之重大，从中亦见编史修志之重要，乃是上对古人下对子孙的百年大计。志稿经有关领导和专家两次评审，三易其稿，前后经历八个春秋，于今正式付印出版，内心由衷欣慰。
新的《南汇县志》统合古今，立足当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方志体例，系统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南汇有史以来的自然和社会的状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解放以后南汇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历程和伟大业绩。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新志。志书门类齐全，贯通古今，是一个综合性的县情资料库。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来说，《南汇县志》是一部良好的乡土教材，志书中所记载的南汇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激发全县人民建设南汇、振兴家乡的积极性。对于客居国外的南汇区籍专家学者和其他家乡儿女来说，是一座沟通信息、加强联系的桥梁，有助于加深对故乡的悠悠思念之情，为振兴桑梓贡献力量；对于曾在南汇这块土地上战斗和工作过的革命老前辈，从中可重温昔日的峥嵘岁月，激起美好的回忆和对南汇人民的深切怀念。
在《南汇县志》的编写过程中，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及专家、学者、同行、社会贤达给予热情关怀和帮助，曾在南汇工作过的老同志积极为之提供史料，前任领导曾为之精心筹划，我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全体修志人员特别是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为编写县志倾注心血，辛勤劳动，我借此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谢意。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衷心祝愿勤劳勇敢的南汇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把南汇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让未来为南汇谱写出更加光辉的新篇章。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力求全面、准确地表述历史。语言力求通俗、简洁，做到“可信、可用、可读”。
二、本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各门类力求全面记述。继承“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传统修志原则，采用“条目式”记述方法。“条”与“目”均编入目录，以便查检。
三、本志上限不限，根据现有的资料，能追溯到何时即从何时写起，下限至1985年。以1919年以后，特别是解放以后为重点。1986年至本书付印期间，本县的重要史料收入“补遗”编。
四、本志设总述、大事记于卷首。总述为全志之纲，大事记为全志之经，然后设各编，以达纲举目张、经纬相济之目的。
五、本志以图（包括照片）、述、表、传、录、记为主要表述形式，照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图、表随文设置。
六、本志对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贯彻“宜粗不宜细”原则，不单独设编，分散于大事记及其他有关各编之中。
七、本志人物编，不为在世人立传、立表。对历代县志中立传的人物，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选择一部分在本志中重新立传。革命烈士除立传外，另设“革命烈士名录”，收录全部烈士英名。
八、本志对县境内市属单位情况，依据其行业性质，归并于有关编。
九、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历朝年号用括号加注。日月，民国前用农历，民国后用公历。
黄浦江东岸，杭州湾畔。西与上海县接壤，北与川沙县毗邻，西南与奉贤区交界，东南两侧临东海。海岸线长45公里。县治惠南镇镇，西北距上海市区人民广场48公里。
本县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是上海市市郊成陆较晚的地区。据《旧唐书》记载，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重筑走经本县西端的下沙、周浦一带的古捍海塘，可以推断本县下沙以西地段，当成陆于唐以前。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地逐渐向东南延伸，沧海变桑田，宋、元间，惠南一带已成陆。因“大海环其东南，扬子江水出海后受海潮顶托，折旋而南，与钱塘江水在此交汇”,故称南汇嘴。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明政府为防倭寇，在南汇嘴(今惠南镇)筑城，设守御南汇嘴中后千户民。1726年（清雍正四年）从上海县划出长人乡建立新县，因县治设在原守御所南汇区嘴，故县名“南汇”。
境内地势平坦，西部略低，中部略高，东部又略低。东南端突出于东海之中，东西长，南北狭，呈犁形。
气候温湿，冬夏长，春秋短。春季温凉多雨，夏季炎热湿润，秋季干湿相间，冬季寒冷干燥。一年四季分明。全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7.8℃，极端最低气温为―9.6℃,年平均气温为15.5℃。年平均无霜期为224天。年平均降雨量为1061.9毫米。
1985年全县设26个乡、计347个村,4个县属镇、计39个居民委员会，境内有3个市属农场。全县有人口67.26万(其中市属农场人口1.3万),全境面积681.38平方公里（其中市属农场面积34.5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3.5万市亩。
富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
明代中叶，倭寇从海上侵入本县，入侵者见物就抢，见人就杀，村庄被焚毁，妇女被侮辱。本县人民奋起抵抗，自组民兵，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抗击倭寇。哨官李府，为了保卫县城，与侄李先后壮烈牺牲。乔镗、潘元孝、盛际时3名太学生，倾家财，募乡兵，组建勇猛善战的“乔家兵”、“潘家兵”、“盛家兵”,屡挫倭寇，忠烈感人。清代统治时期，本县人民不堪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多次起义反抗。1853年（清咸丰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本县人纷纷成立会党响应，百龙党人沈绍、祝月廉、赵茂贞等率众攻入县城。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本县人民立即响应，清政府知县卷逃，本县人民自选民政长，于10月16日即成立县政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本县周浦、新场、惠南等地学生立即罢课响应，上街进行爱国宣传，发动群众实行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北京青年学生爱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本县人民的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1926年，本县人汪裕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周大根、沈千祥、赵天鹏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28年建立中共南汇区委员会。1930年，泥城乡人沈千祥领导的泥城暴动，影响所及，震动江浙，是上海郊县著名的6次农民暴动之一。1937年日军侵入后，周大根和连柏生分别于1937年底和1938年初筹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和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在中共浦东工委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2月周大根指挥的泥城汇角之战，是浦东新区地区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周大根等28名健儿壮烈牺牲，为浦东抗日斗争史写下光辉的一页。抗日战争8年中，本县始终是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中心，大小战斗百余次，歼灭、俘获和策反起义的日伪军2000余人。170多名中华优秀儿女，鲜血洒在本县的大地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统治，在中共浦东工委的领导下，再举义旗，筹建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骚扰驻敌，支援解放战争的正面战场。在上海战役前夕，积极搜集敌特情报，发动群众护厂护路，筹集军粮1305吨，为解放浦东新区和大上海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县人民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培育了改天换地、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在历史上，本县水灾、旱灾、虫灾、瘟疫几乎连年不断。特别是海溢危害尤深，每逢严重海溢，总有成百的村庄被毁，上万居民被淹，灾后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像这样严重的海溢，据史书记载，从1472年（明成化八年）到1949年的477年中，就发生过25次。但是，本县人民并没有被灾害所吓倒，而是英勇地和灾害作斗争，顽强地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创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捍海塘、里护塘、钦公塘、李公塘、彭公塘等，就是本县人民和灾害作斗争的历史见证和改天换地的纪念碑。
1949年5月16日，本县全境解放，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本县人民的革命斗争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祖国大门口。为了保家卫国，本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工农商学兵，同仇敌忾，意气风发，一年内集资捐献战斗机4架，捐款45万元。青年们争先报名参加志愿军，数百名本县健儿，跨过鸭绿江，对美国侵略军英勇作战，有197名本县优秀儿女，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于异国他乡，他们是祖国的骄傲，也是南汇区的骄傲。60年代，美国又在越南挑起侵略战争，本县人民再次捐款献物，支援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70年代末，越南在中越边境挑起事端，企图侵占我国领土，在反击越军入侵的斗争中，本县应征入伍的青年，有20多名立功受奖，有4名献出宝贵生命，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本县人民又一次作出贡献。从1949年解放至1985年，在历次参军和征兵中，先后参军的志愿兵3974名，义务兵23071名，体现出本县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传统，在新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光大。
本县人民的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从1949年至1985年，全县人民年年利用冬春农闲，平整农田，兴修水利，先后修筑海塘5条，疏浚和开挖大小河港1167条（段）。全县各类水利工程共挖土方13765万立方米，从根本上消除了水旱灾害，这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本县地处海隅，古以中盐集团为最。宋代，地处本县的下沙盐场，是我国当时东南沿海34个大盐场之一。元人陈椿所著《熬波图》,详细记述下砂(今下沙)盐场的煮盐方法和技术，从中可窥当时盐业的盛况。随着海岸东移，盐场亦随之东迁，由下沙而新场，由新场镇而大团镇。清代，盐业衰落而农业和手工业兴起。清康熙，境内有盐灶237座，至1726年（清雍正四年）建县时，尚存149座，而田地（含荡田）已经有70.9万亩。当年田赋实征本色米5296吨。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2个团、10个图划归川沙抚民厅之后，尚有田荡65.7万亩，实征本色米4857.4吨，足见当时农业在全县经济中已占主要地位。清末民初，本县一些知识分子受新思潮影响，在县内办起农场、棉场10余处，推广新技术和新品种，使农业取得进一步发展。1949年全县耕地118万亩，粮食常年亩产232公斤，皮棉和油菜籽亩产分别为12公斤、41公斤，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4%。
随着农业的发展，围绕农业的家庭手工业也发展起来，首先出现的是为开河造塘服务的木竹业和家用衣着的土布纺织业。1830年（爱新觉罗·旻宁十年）本县大团镇出现过2家木器店：沈洪兴船场、沈宏茂脚车店。几乎家家皆织土布。直至解放，木竹业和土布纺织业是本县农民的主要副业。清末，粮食加工业在本县发展起来,1880年（清光绪六年），下沙人建立同丰油坊，雇员30余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胡明甫在周浦建南昌碾米厂，备有轧机40台。辛亥革命后，近代工业在本县出现。1912年，坦直人胡簋铭从日本购回日式袜机6台，开办了第一家针织袜厂。1917年，本县人黄友林等合资开办和记电气公司，用柴油引擎发直流电。1929年，周浦镇人创办大陆铁工厂，开创机器修配业。1930年大中华国际集团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在周浦创办大中华火柴厂。1933年，沈彬儒等人创办的大中砖瓦厂，国内外颇具盛名。但是，由于军阀混战，加之后来日军入侵，至40年代，本县工业已奄奄一息。至1949年，全县工农业产值7676万元，其中工业仅占15.6%，本县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没收了官僚资本的工厂、银行、邮电和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设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时，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田和少地的农民。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生产很快向前发展。到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11538万元，比刚解放时增长50.3%,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5.6%增至22.2%。1953年，在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到1957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6140万元，比1952年增长39.9%，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952年的22.2%增至31.8%。1958年本县划归上海市，一方面为大城市服务，副业生产获得较快的发展，生猪饲养量从1957年的24.48万头增至1965年的39.39万头；另一方面，在市区的支持下，工业发展很快。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期间虽然遭到各种挫折，但是，全县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较大成就。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059万元，比1957年增长49.06%，其中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值的比例，由1957年的31.8%增至43.28%。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是，由于党和人民群众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全县的经济同样得到发展。197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45528万元，比1966年增长89.23%，其中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966年的43.28%增至64.57%。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县的经济发展迅猛。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3369万元。比1976年增长83.11%,其中工业产值为6484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7.78%，比1976年提高13.21个百分点。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至1985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185801万元，比1980年增长122.8%，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60532万元，为1980年的2.47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6.39%，比1980年提高8.61个百分点。
农业的特点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并重。养殖业发展迅猛。
种植业原以粮、棉、油为大宗。建县初，本县主要以种植杂粮和棉花为主，故旧县志上有“宜棉不宜稻”之说。随着农田水利的进步，土质改良，清末民初，本县中西部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东部地区仍为棉花和杂粮。民国以后，东部地区开始种植水稻，但为数很少。解放后，由于大兴农田水利，东部地区实现旱改水，粮食作物也以稻米为主。1964年本县实现粮食自给有余，改变了历史上长期缺粮的局面。本县的棉花和油菜生产，不仅在上海市郊县领先，而且是全国著名的棉花和油菜丰产县。1985年粮食常年亩产为890.5公斤，皮棉和油菜籽亩产分别为65.5公斤、292.5公斤。蔬菜栽培在本县西部地区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计有33个种类、160多个品种，春夏秋冬，四季不断，年产蔬菜9万余吨。70年代以来，本县果树业在东部地区发展很快。全县有28处果园，占地2.6万亩，占上海市郊果树总面积的50%左右。品种有桃、梨、苹果、柑橘属、葡萄、草莓等，水果年总产量2万余吨，是上海市市的主要水果基地之一。尤其是桃，品种多，质地好，产量大，每年上市量占全市销售量的50%以上。西、甜瓜，从1983年以来，每年种植2.8万亩。在上海市两次西瓜评选中，本县西瓜获得“特优”、“优质”，年上市量4万余吨，成为上海市主要的西瓜生产基地。食用菌在本县多数乡村有种植，品种有蘑菇、草菇、香菇、平菇、滑菇、凤尾菇、金针菇等，年产量2880余吨。所产食用菌、石刁柏、水蜜桃等已成批出口，远销海外。
本县养殖业本来仅限于普通的家禽家畜，所产浦东白猪和浦东三黄鸡是国内名品。解放以后，特别是划归上海市后，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畜牧业发展很快，先后办起机械化养鸡场31个。1985年，生猪上市量31.5万头，鸡鸭299.1万只，鲜蛋7948吨。1978年以来，养殖的种类不断扩大。禽畜除原来的家禽家畜外，增加了兔、貂、鸽、鹌鹑、蜂等的养殖；水产养殖除青、白、鲫等鱼类外，增加了珠蚌、龟鳖、河蟹。黄鳝。对虾属等水生动物的养殖,1985年，产兔毛480吨，紫貂16860张，蜂蜜71.6吨，水产品5007.3吨，其中鱼类4938吨，虾蟹类67吨(含捕捞)。所产水貂皮、黄貂皮、兔毛、对虾、鳗鱼苗、瘦肉型猪、三黄鸡、珍珠、龟鳖、金鱼、河蟹等大量出口，畅销国外。
的特点是乡镇工业发达，工业门类较多。据1985年统计，工业总产值160532万元。乡镇工业总产值118820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4%,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95%。工业门类多，按统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15个工业大类中，本县就占有12个，在538个小行业中，本县占有374个，这为城市大工业的扩散提供了最广阔的基地。1979年，和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公司合资经营了2家毛纺厂以后，多种工农联合企业相继产生，至1985年，全县工农联营企业已有33家。缝纫业是本县的传统工业，全县从业人员2.9万余人。据各类服装厂产值计算，1985年产值为12373.1万元。建筑业也是本县的传统产业，全县有40个建筑单位，具有相当的设计能力和较高的施工水平，从业人员2.4万多人(不含临时建筑队和零散工)。出口的工业产品有纺织品、真丝绣衣、丝绸服装、五金机械、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电工器材、建筑五金、红木家具、玉器雕刻、工艺美术品等百余种，占全县出口交货值90%以上，而其中90%以上是乡镇工业出口产品。木螺钉出口为全国第一，出口交货值占全国木螺钉外销量的70%；服装出口为全市郊县第一。
本县商业起源较早。在宋、元盐场鼎盛的时候，下沙、周浦镇和新场已形成集镇，尤以新场为盛,“歌楼酒肆，商贾辐”有“赛苏州市”之誉。清代以后，尤其是上海辟为商埠后，本县商业日趋兴盛。到中国抗日战争前夕，本县已有大小商店4150户，行业80余种。商户在百家以上的城镇有新场、惠南、大团、周浦等16个，其中周浦镇拥有400多户商家，是浦东新区地区粮棉集散地，有“小上海”之称。日本入侵后，本县商业遭到严重摧残，至1948年，本县商店仅2800户，都处于奄奄一息状态。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展商业经济，经过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商业市场。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贯彻，本县形成以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并存的商品流通体系。据1985年统计，全县商业户已达6048户（个体商业户4249），1985年总零售额达52109万元。
本县水陆交通发达。全县主要航道26条，通航里程为269.14公里，1985年全县水运周转量为36262.48万吨公里；全县有公路241.94公里，公路密度为0.355公里/平方公里，客货运都很便利。
解放后邮政电信发展较快。1985年农村投递邮路总长2879公里，是1952年建立县邮电局时的10倍，长途电话电路从3条增至55条，是1952年的18.3倍。1984年全县电话改磁石式交换机为共电机，总容量发展到5700门，是1952年的13.3倍。
渊源流长。北宋末年，由于金兵入侵，北方士族随宋室南迁，定居于本县者甚多。北宋文学家秦观之孙秦知柔率家迁居本县的闸港，诗人储泳定居于本县周浦等，一时文人学士云集，周浦、鹤沙成了他们雅集之场所，中原文化对本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元、明两代，本县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化人。明代的中医李中梓、秦昌遇名噪一时，尤以李中梓为最，所著《医宗必读》等，至今仍是学医者的必读书。闸港人秦裕伯，官至太子侍读、京大主考，乃一代名儒。新场人叶映榴，诗名一时，大学问家朱彝尊为其诗集作序。清代的顾成天、张文虎都著作等身，为当时著名文人。当代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张闻天原为本县祝桥乡人。周浦人傅雷更是海内闻名的文学翻译家。大团人吴仲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20余年，对祖国的文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县书画历史悠久，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明代画家董其昌曾寓居本县。载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本县人有65名。本县还是江南丝竹的发源地之一，浦东新区派琵琶祖师鞠士林是本县邑城人，其弟子陈子敬被清廷赐号“天下第一琵琶”。
本县至18世纪初始建南京夫子庙，自宋至清，全县考中进士31人，其中武进土6人。由于本县靠近上海，接触新思潮早，近代教育事业发展较快。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创办肇兴实用学堂，至清末，全县已有各类小学堂105所。辛亥革命后，新学发展尤快。1928年，全县有小学、初中、师范共275所。至解放时，全县有中小学447所，在校学生6万余名。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更快，1985年，全县有中学56所，计619班，在校学生30088名；小学315所，计1925班，在校学生为64696名，小学完全普及。
本县中医学历史悠久，明代著名的中医学家李中梓是本县惠南镇人。但在解放前，由于政治腐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至解放时，全县有公、私立医院10所，共有床位40张，全县医务人员414人，平均12500人才有1名医务人员。解放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展，至1985年，全县有县级医院6所，乡卫生院25所，村合作医疗卫生室343处，全县设有病床2213张，观察床230张，平均每千人有病床3.36张。全县医技人员2906人，平均每千人有医技人员3.47人。
文化事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据1985年统计，全县设有文化馆（站）31个，图书馆（室）31个，电影放映队37个，沪剧、越剧、曲艺专业剧团3个。文化设施有：影剧院25所，茶楼书场14处，农村文化宫21个，青少年宫6个，新华书店及代销店34个。从1978年到1985年，本县业余作者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的文艺作品3900余篇（首、幅），有170幅画参加国际性展出，其中3幅获国际金奖，2幅获国际银奖，3幅获优秀奖。
本县的科学技术在解放前比较落后，仅农、医、教育界的一些有志之士，结合本职从事著述，成果甚微。解放后，科技事业得到重视，县、乡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大力普及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材，开展科研活动。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技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从1977年到1985年，本县共获科技成果奖439项，其中国家级和部级9项，市级32项，县级398项。发表各种科学论文300余篇。
本县原为海隅偏僻农村，城乡建设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截至1949年，全县仅周浦镇、新场、惠南、大团4个县属镇的人口在千人以上，其余农村集镇都在千人以下，有的只是较大的村落而已。交通仅沪南线，每天有4至6班定班汽车，广大农村全靠步行和小木船。电照明仅4个县属镇比较正常，农村全靠煤油灯。住房条件很差，西部以瓦屋为主，中部半瓦半草，东部以草房为主。饮水全靠河浜天然水，水井极少。人民生活贫困。1949年城镇职工平均年收入118.7元。农民在解放前生活更苦，冬春之交，断炊之户时有所见，若遇灾荒，饿死人是常有的事。
解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有显著提高。至1985年,4个县属镇中，周浦镇和惠南镇的人口已近3万，新场镇和大团镇已接近1万。原有的街道都得到拓宽，还建设了很多新街道。在农村已形成千人以上的集镇25个，其中规模较大的已超过解放初的县属镇水平。城乡公用设施更非解放前可比，乡乡村村都有公路，自行车和汽车成为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家家户户都用电灯照明，煤油灯已成为历史陈迹；4个县属镇和25个农村集镇都设有自来水厂，农民都饮用井水；民众住房得到改善。据统计，从解放至1985年，4个县属镇新建公房365842平方米，私房278741平方米。农民住房变化尤为显著，解放初的草房已不复存在。据统计，1979年到1985年，全县有92412户农民建新房，建造楼房15.4万间，平房2.8万间，建房总面积1009万平方米。60%的农户住进新居，农村人均拥有住房27.9平方米。当地农民说：“50年代盖草房，60年代造瓦房，70年代瓦房加走廊，80年代建楼房。”人民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据1985年统计，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508元，农村年人均收入659元，分别为解放初的3倍以上。民众温饱有余，开始追求营养和美服，一些高档生活用品，开始进入民众家庭。据1985年调查统计，在50户城镇居民家中有：沙发32对、电风扇50台、洗衣机17台、电冰箱17台、电视机42台(彩电5台)、录音机18台、照相机6架、手表120块。100户农民家中有：自行车33辆、钟表22只、电风扇32台、沙发6个、收音机4台、电视机23台（彩电4台）、收录机1台。这是解放前所不敢想的。
本县地处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的郊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力资源充足，农副业生产有着雄厚的基础，工业生产门类众多，这些都是把本县建成为大城市的副食品基地、工业扩散基地、出口创汇基地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本县地处海隅，东、南两侧为大海，西有黄浦江横卧本县与上海市区之间，影响本县与上海市区及内地各省市之间的联系，给本县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不利因素。随着国家对浦东新区地区的开发，黄浦江上交通设施的改善，这个不利因素将逐步被克服，本县发展前景仍是光辉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