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18 16:21
南汉（917年—971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政权之一，别名大越，刘䶮所建，历四帝，国五十五年，是岭南历史上继南越国后建立的第二个地方割据政权。
唐朝末年，岭南刘谦通过联姻、建立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力量，后因军功担任封州（今封开县）刺史，统领了庞大的军队和战舰。干宁元年（894年）刘谦逝世，其长子刘隐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并逐步统一了岭南地区，后担任清海节度使，封为南海王。干化元年（911）刘隐去世，他的弟弟刘䶮继承了其职位，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刘在番禺区（今广东广州市）称帝，将广州改名为兴王府，建立了南汉二陵。次年十一月，他改国号为汉，因此被称为南汉。刘䶮被尊为南汉高祖。南汉建国后，刘䶮在政治上参照唐朝的制度进行简化，并实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同时让文人和宗室中的诸王出任节度使，削弱方镇的权力，并逐步废除方镇制度。经济上，举行籍田仪式，刺激农业生产，并积极鼓励通商贸易，以充实府库，同时在外交上积极与邻国结好。晚年的刘䶮，骄傲自大，荒淫无度，喜爱建造宫殿，并且滥用刑罚、亲近宦官。南汉大有十五年（942），刘䶮病卒，时年五十四岁，庙号高祖。同年刘䶮长子刘玢继位，改元“光天”，并以晋王刘晟辅政，是为南汉殇帝。继位一年便被刘晟所杀，南汉光天二年（943）刘晟继位，改元应乾，是为南汉中宗。刘晟继位以后开始诛杀宗室和勋旧，并开始任用宦官为政，南汉中宗时期，南汉乘南唐灭楚之机，平定数州，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并开始占据湖南省之地，南汉从此疆域达到最大。南汉乾和十六年(958)八月，刘晟逝世，刘𬬮继位，改元大宝，被称为南汉后主。刘鋹在位期间不理朝政并大肆任用宦官导致宦官专政，大宝十四年（971）赵匡胤兵临城下，刘鋹出城投降，至此南汉灭亡。
南汉最盛时期疆域北至湖南，南至安南（今越南）西至州、宾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东至潮州市（今广东省一带），共计二府辖十四县，六十三州辖二百一十三县，共计二百二十七县，南汉在政治上对外较远地区多采取和平政策，对相近的楚国多采取攻伐，对内南汉延续唐制，但立法刑罚严酷，南汉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矿业和手工业并改发货币；在文化上对文学极其重视，但历史学上多为私人修史；在科技上多有发展；宗教上推崇佛教和道教，其遗址主要有南汉国王宫、南汉皇陵和兴王府等。
南汉，本号“汉”，是刘䶮延续了历史上汉王朝的的国号，贞明三年（917），刘姓政权建立，刘䶮登基为皇帝，国号改为"大越"，并改元为"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据《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推测，因刘䶮冒名刘氏，并期望在大乱的时期,争当中原的霸主,建立起两汉那样的天下，所以改国号为汉，刘恕在《十国春秋》中，为了与太原的“北汉”区别开来，将岭南地区的国家命名为“南汉”。
岭南刘氏祖籍蔡州上蔡（今河南省内），因中原战乱迁至福建仙游，后以经商为业，后因机缘巧合，刘隐的祖父刘仁安在到潮州为官，于是刘氏举家南迁入岭南，刘仁安致仕后为经商之便，遂举家迁到岭南的重要港口广州定居。
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中央政权内忧外患，对岭南地区无力经营。于是，刘仁安的儿子刘谦选择封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积极发展自身实力，在此期间刘谦之前不过是广州小校，但通过与任岭南节度使的韦宙家联姻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后任封州刺史，为刘氏军事集团的后续发展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并在封州训练了一批高素质、装备精良的军队。
干宁元年（894）刘谦逝世，他的儿子刘隐只有21岁，在贺水服丧期间，有些贺水将校不满刘谦去世后权力传给刘隐，开始密谋发动兵变。然而，刘隐利用计谋消灭了反叛者，展现出了他的能力。这一事件让刘隐初露锋芒，在军队中确立了他的地位，岭南节度使刘崇龟赞赏他的才能，于是任刘隐为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不久后，又提升他为封州刺史，后节度使刘崇死后，嗣薛王李知柔代为帅，李知柔到达湖南、广州一带时，两地将领作乱，刘隐带领封州兵平定叛乱，迎接李知柔，随后李知柔升刘隐为行军司马，徐彦若替代李知柔成为节度使后，上表朝廷使刘隐被任命为清海节度副使，在李晔天佑二年（905年），刘隐贿赂朱全忠，以换取他的保荐，后得到唐廷正式任命为清海节度使，并加封同平章事，从此刘隐成为一方诸侯，随后，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全忠废除唐帝，建立了梁朝，继续委任刘隐为清海节度使。刘隐则以南梁为正统，持续向其朝贡，开平市初年，梁太祖以刘隐拥戴有功，迁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太祖祭祀天地后，刘隐担任检校太师，兼任中书令。。
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四月，刘隐被封为南平王，12月，刘䶮荡平了岭南割据的诸寨，占据了岭南部分地区，在地方设立了刺史，开平四年（910），进封南海王，干化元年（911）3月，刘隐病情危笃，向朝廷上表请求委任其弟刘䶮担任节度副使，暂时负责留后事务，三月初三，刘隐病逝，享年三十八岁。刘䶮承继了他的职位。
在南汉建国前，刘䶮就接受臣僚的建议，于乾化三年(913年)主动求婚于楚，推行睦邻政策，同时也对中原王朝定期朝贡，同时还积极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同时作手完成藩镇制度，乾亨元年（917），刘䶮在广州称帝，是为高祖，建元乾亨，国号大越，追谥刘隐为襄皇帝，乾亨二年（918），刘䶮在南郊祭天，大赦境内，改国号大汉，史称南汉。南汉前期政治清明，刘䶮沿袭其兄刘隐的做法，礼遇士人，并效仿唐朝建立了健全的百官机构和礼仪制度，使国家运作更加有条理。同时，刘䶮重视恢复和发展经济，积极鼓励通商贸易，并举行籍田仪式，刺激农业生产，以充实府库，使国家富强起来。此外，刘䶮注重文化建设，强调以文治国，兴办学校，开展科举考试，培养人才，推动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在对外方面，南汉政权采取缓兵之计，安抚民心，边疆稳定，与周边各邻国保持友好交往，定期互派使节，为岭南地区营造了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这些制度和措施让南汉国力不断增强。
至乾亨七年（923），因后唐庄宗李存入主开封市，灭了后梁，刘䶮心生忧虑，便派遣何词去刺探虚实，并自称大汉皇帝向大唐皇帝致书。何词归来后表示，唐国内部必将发生内乱，无需过于担忧，这让刘䶮感到欣喜，称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白龙二年（928），南楚派水军攻打封州，封州军兵败于贺江，刘䶮派遣苏章救援，苏章大败湘军。南汉大有三年（930），刘䶮派遣将领李守、梁克贞攻打交州，擒获曲承美等人。同年，梁克贞攻打占城，并掠夺了大量的珍宝凯旋。
南汉大有四年（931）年，爱州杨廷艺发动叛乱，攻打交州刺史李进，迫使李进逃回本地。刘䶮派遣程宝对抗杨廷艺，程宝不敌，战死。南汉大有九年（936），刘䶮派遣将军孙德晟攻打蒙州，未克。南汉大有十年（937），交州牙将矫公羡击败杨廷艺并自立，原部将吴权反叛并攻打交州，皎公羡向南汉寻求援助，不久，吴权杀死了皎公羡，刘䶮无功而还。
晚年的刘䶮，骄傲自大，荒淫无度，同时大肆建造宫殿，极尽奢侈。虽多有贤臣进谏，但刘䶮没有听从，反而忌士人、滥用刑罚，亲近宦官，使得士人地位下降，君臣离心，南汉大有十五年（942），刘䶮病卒，时年五十四岁，庙号高祖。
光天元年（942）刘䶮长子刘玢继位，改元“光天”，并以晋王刘晟辅政，是为南汉殇帝。刘玢继位后骄傲奢侈，荒淫无度、政事废弛，由于刘玢猜忌宗室、亲近宦官，加上不亲政事，导致张遇贤在光天元年（942年）率众在正州起义，刘玢派遣循王弘和越王弘昌将兵讨贼，但依旧不敌起义军攻势，导致潮州，正州等地落入起义军手中，而此时刘玢还在宫中淫乐但刘玢在政治外交上，还是保持刘䶮时期的外交方针，施行睦邻友好政策。。
南汉光天二年（943），刘玢与诸王举行宴会，在宴会上刘弘熙趁着刘玢烂醉，派遣手下将刘玢杀死，刘弘熙夺位称帝，改元应乾，改名刘晟，是为南汉中宗，谥刘玢为殇帝。
刘晟继位后，就开始大肆诛杀宗室和勋旧，如助其一起篡位的循王和越王和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宗室诸王皆将之弑杀。当宗室和勋贵诛杀完之后，刘晟则开始任用宦官，使宦官参与朝政，待政局基本稳定下来后，刘晟欲图有所发展。
乾和六年(948)，刘晟派遣使者前往南楚求婚，楚王拒绝了刘晟的请求，后刘晟以此为借口，趁马楚内乱之时，任命内常侍吴怀恩率军攻占贺州市、昭州并取得胜利。
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国主李璟意图扩充疆域，趁马楚内乱时进军灭楚，南汉在南唐出兵灭楚之机，趁乱出兵，同年十一月吴怀恩先行攻下桂林市，后又连续攻克宜、连、梧、严、富、昭、柳、龚、象等州，马楚势力被彻底驱逐出岭南地区，随后，南汉趁南唐立足不稳，趁机占领了郴州。此时，南汉达到了其疆域最为广阔的阶段，统治范围超过岭南，延伸至湖南省地区。。
刘晟晚年期间中原局势变化巨大，在后周二主的改革下，中原地区的经济得以恢复，吏治逐渐变得清明，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于是刘晟提出了“治战舰，修武备”来加强国防，但是不久便开始松懈，饮酒作乐，不再做长远打算。南汉乾和十六年(958)，八月，刘晟逝世，终年三十九岁。 十一月，葬于昭陵，谥曰文武光圣明孝皇，庙号中宗。。
南汉乾和十六年(958)，刘晟去世后，其继任者刘𬬮时年仅17岁，改元大宝，被称为南汉后主，南汉大宝三年（960）刘鋹继任后听信宦官之言也开始诛杀其他宗室亲王，将政务全权委托给一些宦官，如龚澄枢、陈延寿和女侍中卢琼仙等人，甚至任命宫女为参政官员，在刘鋹期间宦官势力达到巅峰。同时为满足奢淫生活的资费，南汉统治者大大加重对岭南地区百姓的盘剥，不仅提高了征税的标准还设置了各种苛捐杂税。
南汉大宝三年（960）至南汉大宝十三年(970)期间，南汉不仅拒绝了归降要求，而且三次挑衅宋军，南汉大宝六年（963）三月，宋军平定湖南，南汉刘鋹向趁机宋军未站稳脚跟，出兵掠夺湖南部分州县，但是大败而归，南汉大宝七年（964）年，南汉刘鋹进攻宋潭州，未克，这次的出兵引得宋军的反击，宋军于同年九月攻打郴州市，郴州市被宋军所占领，南汉大宝十一年（968）年，南汉刘鋹攻打宋道州，未克，同时，宋太祖命令南唐后主李煜劝降刘鋹，被刘鋹拒绝，同时南汉后主也没有励志图新，还诛杀了多位南汉名将。
南汉大宝十三年(970）宋太祖决定出兵灭汉，北宋派遣潭州防御使潘美率军进攻南汉，宋军驻扎在距离南汉贺州仅20里的白霞，九月十五日，宋军包围贺州，南汉内外震恐，命令伍彦柔领兵至贺州，宋军得知南汉水军较强，于是引诱至陆地战斗，并一举击破南汉军队，贺州为宋军所得，占领贺州后，宋军扬言要一举攻入广州，是年十月，宋军再得南汉的富州、昭州、桂林市三州，同年十一月，宋军再夺连州市，至此，原属南楚之地都归宋军所有。刘鋹却还认为，宋军得了这么多土地也就会班师回朝了，但同年十二月，宋军开韶关市进军，南汉在韶州之战中，采用象军来对抗宋军，但是宋军以劲弩射击，象阵被破，南汉军队随之战败，韶州之战后，刘鋹命人在兴旺府周围修建战壕，并集结六万军队做最后的抵抗，大宝十四年（971）正月，宋军攻克英州、雄州，此时南汉西北、北部诸州县都已归宋军之手，并对南汉都城兴王府形成半包围之势，刘鋹本想从海上逃跑，然而，宦官和卫兵偷走了刘鋹的船只逃跑，刘鋹只好投降，但刘鋹一开始采取的是诈降之计，意图拖延时间，但被宋军识破，南汉与宋军在马径展开了最后一站，宋军用火攻大破南汉军队，大宝十四年（971）南汉主宋太祖刘鋹出城投降，至此南汉灭亡。
南汉的变化主要集中在行政设置上，而非边界的扩张或缩小。在乾亨四年（920年），刘䶮割并了兴王府的浈阳县，建立了英州；将韶州的浈昌县改为雄州。在乾亨七年（923年）潘州的越裳县被改为茂名县。因此南汉在建国初期的领土边界保持稳定。
南汉大有三年(930)到南汉大有四年（931）期间，刘䶮占据安南12州，后又因叛乱南汉所属不过一年的安南再次失去。之后从南汉大有五年(932)到南汉大有十五年(942)的十年时间里，南汉的疆域无任何拓展，行政建置也没有变更。
到了殇帝时期，殇帝在位时间只有一年，所以南汉的疆域没有任何的变化。
在中宗在位期间的前五年间南汉疆域没有任何变化，从乾和六年(948)，刘晟刘晟向楚求婚被拒，同时南楚内乱，刘晟在乾和六年(948)年底，挥师攻下贺州市、昭州两州。乾和九年（951年）十一月，南汉再度派兵出击，旨在将贺州以西的马楚势力赶出岭南地区。南汉军队攻无不克，马楚的蒙州、桂林市的守军望风而逃，南汉将军吴怀恩趁势攻取了蒙州、桂州、宜州区、连州市、梧州市、严州、富州、柳州市、龚州和象州县十州。同年十二月，南汉又趁南唐占楚未稳之机，出兵占取郴州市。乾和十二年(954)，安南的再度臣属。南汉疆域从此达到鼎盛时期。南汉疆域北至湖南省，南至安南（今越南）西至南宁市、宾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东至潮州市（今广东省一带）。
后主刘𬬮在位前六年南汉疆域没有任何变化，但从南汉后主大宝七年（964年）到南汉大宝十四年（971年），南汉的疆域因为宋军的攻打逐渐缩小，到降宋时疆域已经基本回到开国时的大小，。
南汉以唐朝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创立了独具南汉特色的地方行政制度。唐朝初期采用的地方行政制度是由州和县构成的二级体系。后开始省市合并活动，并按照山川地势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道，设立了十个道作为处于州县之上的地方行政机构。原本的州县二级制度转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度。南汉沿袭了唐代的制度，采用了方镇、州、县的行政区划方式。同时，南汉还实施了两都制度，由于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各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复杂微妙，许多政权也仿效唐朝的两都制度。南汉建立于贞明三年（917年），以广州兴王府为首都，设立了咸宁、常康两县，将循州的兴宁县设为齐昌府，以其作为陪都。首都或陪都的所在地为“府”的建制，其重要性高于州。
据史料记载，南汉的节度使设置如下表所示：
南汉在建国后，中央机构基本上延续了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但略有一些不同之处。主要变化是简化了唐代的职官制度，在南汉，宰相制度于建国之初就设立，并继续沿用唐同平章事一名。刘䶮称帝之后，以后梁使臣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并平章事。 在南汉立国之初，盖人才匾乏，所以多以六部侍郎兼宰相，而且除了兵部、礼部、工部侍郎兼宰相外，三省长官亦兼宰相，同时，刑部尚书多为地方使职检校官，未见实设，谏议大夫和给事中皆可担任外交事务，南汉门下省亦沿唐制，有谏议大夫、给事中等职，而且总得来说，南汉人才的匮乏，沿用唐朝的职官制度只能简化。
南汉国立后设立了监察机关——御史台。根据《新开宴石山记》所述，蔡彦宏在南汉担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而《乾亨寺铜钟款》中提到郭达担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莫道则是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清代的汪森在《粤西文载》卷一中记录了周邦曾作为进士担任御史大夫的情况，但这条史料的出处不明确。《文偃碑》中记载陈守中担任西御院使，《资治通鉴》也记载高祖临终时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商议继承人问题。学者周加胜认为，至于这个官职是否属于御史台的职位尚不清楚，因为南汉国还设有宫苑使一职，有可能这个官职可以理解为西御苑使。。
唐朝中期开始，出现了以学士来分割相权的做法，南汉国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以加强君主的权力。南汉的翰林学士并非只是虚有其名。其中倪曙曾因其才华而被赋予虚名，刘氏也自立为皇帝，担任了翰林学士的职位，倪曙曾担任过宰相一职。以学士的身份升任宰相并非此例独有，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如，南汉国也有集贤殿学士，且集贤殿学士也参与国家外交事务。例如，史料记载，大有十一年(938年)五月己未，刘岩曾派遣集贤殿学士邹禹去庆祝南唐李昪即位。除此之外，南汉的学士还可被授予临时军权，领兵作战，学者周加胜认为，这种情况在南方的各个国家都是比较罕见的。
南汉盖设有崇文馆，崇文使颇得皇帝信任，不但战争时为皇帝出谋划策，对于传国以贤还是传国以长问题上皇帝也是言听计从。同时，南汉又设御书院，如，给事郎雷岳为文偃所撰《塔铭》与陈守中《文偃碑》是研究云门宗开山始祖文偃的重要史料。甚至于闽国有自创“内学士”之名，南汉也亦有类似自创的学士名号，例如，《乾亨寺铜钟款》就载有内承旨黄守镡。
南汉时期保留了唐朝时期的节度使制度，但与唐代相比已有改变。州和县成为南汉主要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南汉州的长官由宗室或文臣担任，称为刺史或知某州军州事。这是南汉在五代时期首次打破了武夫担任刺史的格局，而是选择了文人作为割据政权的领导者。这与其他五代十国国家“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唐代初期，地方行政制度是以州、县为基本建制的二级机构。在贞观年间，李世民认为“权置州郡颇多，始命并省”，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分为十个区域，并设置了十个地方行政机关——道，这十个机关凌驾于州县之上。因此唐初所定立的州县二级建制转变为道、州、县三级建制。南汉则沿袭唐朝制度，采用方镇、州、县制。学者陈欣认为，文人掌握州县级权力的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消除武人专横的问题，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文人通常处事温和，能够引导培养良好的风气，有利于地方的稳定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南汉实行“刺史无武人”的创新举措，对于官僚体制的改革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刘䶮执政期间依靠士人治政，任命大量士人作为诸州刺史，并通过科举制度每年选拔十余名进士、明经，用以避免军阀割据的危机。南汉虽然地处岭南，但同样高度重视科举制度，不因乱世而废弃。科举考试对于南汉政权选拔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文献通考·选举》中也有记载：“即便朝代更迭，战乱纷争之年，贡举从未停止。”这也是巩固割据政权统治、独霸一方的重要手段。
南汉政权以其严酷的立法著称，官员执法也相当随意。相对于唐代法定的五刑制度，南汉政权对死刑制度的继承最为完整，甚至更为残酷。南汉时期斩刑的使用频率最高。并且南汉时期的法律极其残酷，斩刑、族诛、赐死只是其中相对温和的刑罚。从刘䶮开始，刑罚变得越来越惨酷，包括灌鼻、割舌、支解、剔、炙、铁床、烹蒸和水狱等残忍的方式。中宗刘晟时，益峻严刑以威众，进一步发展了其父亲的酷刑，造“生地狱”，凡汤、铁床之类，无一不具备，大宝六年(963年)刘𬬮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
南汉国主非常注重军队建设，不仅设立了兵部以管理军事，还设置了诸道兵马都元帅，由宗室王出任，以负责地方军队的管理。此外，皇帝亲自掌握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部署以及军队调遣等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与领导权。
南汉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两大系统。中央军由禁军和侍卫军组成，禁军模仿唐南卫军，置六军，各分左右卫共计12军，由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等高级军官统领，并加以名号加以区分。侍卫军则效仿唐北卫军，由宦官统领。
同时，南汉政权没有设置专门的侍卫亲军禁军编制，但却存在着判六军的职务，通常由亲王担任。934年12月，南汉君主刘䶮下令由秦王刘弘度招募了一千名宿卫兵，，971年，二月初一，刘鋹下令由判六军十二卫的祯王保兴率军抵抗宋朝，后梁将唐朝六军中的三个军号改组为六个军号，并增设了十二个支部队，南汉盖亦以后梁建置，故有六军十二卫之称。。
据《文偃碑》记载，南汉国在大宝七年（964年）设立了孔廷谓为官右龙虎军控鹤将军、陪戎副尉。控鹤原本是后梁朝的侍卫亲军，周加胜认为，南汉可能也保留了这一制度，但似乎成为天子六军中的一个官衔，而非真正的侍卫亲军。
南汉后期设立了六军观军容使一职，该官掌握国家军事大权。在刘鋹时期，龚澄枢曾担任过骠骑大将军，后被任命为左龙虎军观军容使，并于后来被晋升为上将军。李托则曾担任过六军观军容使、行内中尉，并被提升为骠骑上将军。薛崇誉也曾担任过内中尉，后又被任命为签书点检司事。
地方军主要是镇军，由各节度使统率，驻扎在各重要边防要塞，除了镇军以外，南汉地方军还有团练和土军。团练是为了守卫非节镇的要害之地而设立的，由团练使统领。而土军则相当于唐朝的乡兵，由土军都知兵马使负责统帅。
南汉国主对于水军的重视程度尤其突出。水军作为南汉兵种中的主力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成为当时各国中最为杰出的兵种之一。南汉的中央军还包括了象军、神弩军等特种部队，他们由巨象指挥使和神弩指挥使等高级军官统辖。
据《十国春秋》卷第六十二《列传·赵光裔、杨洞潜、李殷衡、倪曙、何泽、刘濬》记载:“大有中，又命秦王弘度募宿卫兵千人，中多市井无赖子弟。”《南汉书》亦载:“帝命弘度募宿卫兵，皆无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的记载:“先是，刘鋹于海门镇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说明南汉有募兵和征兵的情况出现，其中募兵曾招募了一些流氓农民、破产之家和违犯法禁之人。
南汉汉使用多种古代兵器，如刀、剑、枪、大楯等，南汉将领使用的兵器为剑，大楯为保护自己的盾牌，如南汉将领万景忻在救平定起义失败的二王时就是奋剑战斗，并用大楯保护二王并撤退。南汉将领使用的兵器为剑，大楯为保护自己的盾牌。 以强弩夹江射之，南汉军队大量使用箭弩，专门设置一支强弩兵队伍神弩兵。南汉国建立后，水战和海战时使用的船只被称为战舰，这些战舰不仅可以携带士兵，还可装备攻击性武器用于进攻敌人。南汉水军主要以战舰为主，设有巨舰指挥使来统领。除了战舰，南汉水军还配置了轻舟，用于特定作战需求，战舰上安装了一些特殊武器，比如钩和楯。其中，钩是用来钩住敌方船只的兵器，而楯则主要用于防护目的。
农业是岭南地区的重要产业之一。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该地区陷入了军阀混战，许多中原人民纷纷南迁，为岭南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然而，在古代社会的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土壤质量和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影响。岭南地区的地形多为险山峻岭和恶劣的水域，东、西、北、韩四江及其支流经常发生洪水灾害和山体滑坡。而河岸平原和河谷盆地的土壤大多为胶结的黏土，不易开垦。因此，尽管南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有所发展，但仍然相对不太发达。
南汉立国之后，南汉的统治者也开始鼓励农耕，兴修水利，处理象灾，并在偏远地区推广营田，发展生产，由此南汉的农业在唐朝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总量也有了一定的提升，除了粮食方面，南汉在经济作物的发展上也有了增长，如在兴王府城东也有了荔枝洲，昭州地区了开展了蚕桑业等。
南汉时期，岭南地区的主要土特产是香药、银和金，尤以银为甚。此外，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铁、铅、锡、铜等矿产资源。虽然现有史籍并未明确记载南汉境内铁、铅、锡、铜矿场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但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表明，南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铁、铜、铅产量相当可观。南汉时期岭南的主要土特产是香药、银和金，同时强调了该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尽管在历史上没有详细记录，但相关的考古证据证实了南汉时期该地区铁、铜、铅产量十分充裕。
南汉时期在南汉时期，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和提升，首先是在矿藏的产量方面，学者陈欣在《南汉国史》中认为，南汉的统治者都好大喜功，只能矿产量的增长才能满足他们的随意挥霍，其次，在铸造技术方面也是有一定提升，如现存于广州光孝寺里的两座铁塔，历经千年还未出现严重锈蚀的情况，其就能表现出南汉期间的铸造工艺已经达到了五代十国的最高水平。
南汉陶瓷业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首先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考古发现来看，南汉的陶瓷产地已经增加了包括广州皇帝岗窑、南海官窑在内的多处窑址，而且在制作工艺上对比唐朝期间也是更加精美，并且除了官窑和民窑之外，土窑也开始盛行，并且作为陶瓷业多出口于外销，如今在印尼、西沙群岛等地都发现了南汉时期生产的瓷器，这些也都证明了南汉时期陶瓷业的发展。
南汉时期的铸币业也十分繁荣，不仅有铜钱的铸造，还以铅钱最为盛行，乾亨元年（917），南汉高祖刘䶮下令铸造“乾亨通宝”铜钱，但是由于统治阶级对铜的大量使用，流通用的铜也就不够用了，于是在乾亨二年（918年）刘䶮下令铸造“乾亨重宝”，并改铸铅钱，即“铅开元通宝”，并且十个当铜钱一个使用，同时提出了城内用铅钱，城外用铜钱，不能有出入，违反者直接斩，俸禄除非是特别赏赐，否则不给铜钱。
铅开元通宝直径2.8cm,内孔径1cm，厚0.2cm五代十国期间南汉国钱币，铅质，正面书“乾亨重宝”，背书“邑”字。
商业是岭南地区重要的产业资源，并与海外商人也多有贸易。南汉的统治者对商业发展较为重视，不仅通过设立海神的方式来保证海运的顺利进行，并且对商人也是较为重视，同时鼓励通商的国策。
南汉与周边政权的贸易往来兴盛，并在荆州市设有邸（dǐ）店，同时，南汉还建造了供应运输的马车，在岭南刘氏称帝后不再向中原政权进贡，但一直邸店并未被关闭，此外，南汉还与蜀地保持着贸易联系，实现了西部与黔、蜀之间的畅通贸易。其次，南汉海上贸易活跃，通过海上贸易进入岭南的商货不下几十种，并且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加，移民数量的增加对于南汉时期的人口增长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唐朝天宝之后，岭南地区的大部分州县的户数出现了大幅下降。其中，邕管所辖的诸州下降幅度最为显著。唐末时期，岭南地区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预计户数不超过142927户。而到南汉灭亡时，南汉的户籍总数为170263户。学者陈欣认为，这说明在南汉统治期间，岭南地区的户籍数量有所恢复，但依然较唐朝时期有所减少。
南汉国的赋税极为繁重，各州都设有专门的收税机构。按照南汉规定，凡是江湖和池塘等地的鱼、猪、羊、鹅、鹿以及果品等都要上缴官方税金，外场镇课的税也是必须要交纳的，此外，各地的税种标准也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在市集时，城市里的居民售卖的柴米等物品会被征收一钱的税费，而琼州米则需要按四钱计算税费，糯米则按五钱计算。南汉国对城市内的市集有征税，但对农村的集市却基本不管。在刘鋹掌权期间，科税赋敛变得更加沉重，同时他私自制造大量虚假税单，压榨百姓的财产，每输送一石粮食，实际需要交纳的则是一石八斗，广南诸州民的输税米，每石的白米要配上一百六十钱的赋税。。
在南汉国，南汉国主大多喜欢舞文弄墨，高祖刘䶮经常与大臣文士讨论诗赋中宗刘晟也颇有文学修养，经常与大臣同游罗浮山，赋诗为乐。不少文人善于诗文。在高祖朝，宫殿建成，朝臣们纷纷献赋。陈光乂为文德殿作赋，王定保献《七奇赋》，王宏和王诩则分别献上了《白龙见赋》和《白龙颂》，并称“双绝”。此外，还有倪曙、陈用拙、梁嵩、张瀛、黄损等长于诗文之人。其中，黄损以其文采闻名于五代诗坛，辑有《桂香集》一卷，《射法》一 卷及《三要》五卷。陈用拙著有诗集八卷，梁嵩一篇《倚门望子赋》。张瀛所作《赠琴棋僧歌》，在中宗朝期间，简文会、钟允章、雷岳等也都是知名文人，如简文会被誉为“倚马才”；在南汉国中凡敕、碑记及朝廷一切应撰文字，多由简文会拟写，雷岳为韶州证真寺僧文偃撰写《塔铭》，他的文章被评价为“词极宏赡，抄诵者踵门， 一时纸贵。”在后主朝期间，钟有章和陈守中同样以其文才著名，陈守中更被誉为“当时词臣之冠”。总的来说，南汉国的文化底蕴深厚，许多文人都以其才华闻名，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氛围。
南汉官方的史书情况已经很难考察，但是南汉期间的私人修史方面却有成绩，在高祖时期，王定保以博学闻名，并好交当时名士，晚年时，他撰写了《唐摭言》，详细记述了唐朝科举制度、文人风气以及一些文人墨客的轶事等内容。书中的琐事也足以观察士人风气，审视他们的品行淳朴。后来，在刘𬬮朝，中书舍人知制诰胡宾王察觉到后主的暴行和荒淫无道，预见南汉国将难以长久，因此辞去官职回乡。他专注于治学，搜集文献，编写了《南汉国史》，共分为12卷，记述了南汉自烈祖刘隐到后主刘𬬮的历史。其中包括《五主传》，涵盖了杨洞潜、陆光图等三十三位人物传记，以及《纯臣传》，《具臣传》，《乱臣传》，《宦官传》，《女传》等多个传记。这是南汉国唯一由私人编纂的国史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后来，书名改为《刘氏兴亡录》，上呈给宋廷，但现已失传。根据《宋史》的记载，其他国虽然也有编纂国史的记录，但只有南汉国的胡宾王和胡元兴两家有相关的著作，但目前已无法考证确切情况。入宋后，南汉的司天监周杰的孙子周克明访问长者，收集碑志资料，撰写了《南汉纪载》，但这本著作并未完成就去世了，现存的只有十几卷，后来也散失无法传世。
南汉建立之初，受唐朝制度的影响，确立了吉凶礼法，并设立了太常寺，负责管理与礼乐有关的活动，下设太乐署专门负责培训和考核乐人，鼓吹署则负责仪仗的鼓吹。同时，宫内还设有东、西教坊，负责培训歌舞、百戏和杂技表演等。并且历代南汉皇帝也沉迷歌舞音乐，刘䶮自称为“风流天子"，刘𬬮则以自比为“萧闲大夫”。殇帝时期，教坊伶官数量超过千人，歌舞的举行日夜不停。伶人组成的庞大乐队能够随时进入皇宫。大宝六年（964年），后主派人迎接云门宗祖师文偃真身进入宫廷，同时也有东、西教坊和四个伶伦的人引领，瑶林边点亮了千盏灯，宝山前百戏昼夜连绵。都城中的乐舞和戏曲丰富多彩，娱乐活动繁荣兴盛。南汉不仅宫廷音乐兴盛并且发展水平较高，并且还涌现出一些知名音乐家。如：吏部郎中、知制诰陈用拙对音乐有着很深的研究，他著有《大唐正声琴谱》10卷，其中包括了对琴家论述、操名以及古代帝王和名士善于弹琴的记录等内容，同时也包括了一些新的征音谱，以弥补古调中缺失的音调。
南汉因地处偏僻，所以对中原王朝的外交策略主要采取的是静观其变，等局势变化了再适时调整对外的外交策略，南汉与中原政权的交往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刘氏藩镇时期，刘隐、刘䶮兄弟向中原政权天子朝贡，扮演着忠实的藩镇节度使角色，双方往来频繁。在第二阶段，自高祖刘䶮斥责后梁为伪朝，南汉独自称帝立国，与中原政权彻底断绝关系，双方中断交往将近十年。第三阶段是李存勖灭梁入主岭南后，刘䶮听闻唐军兵力强盛，感到惶恐不安，遣使入朝观察中原政权局势，此后南汉与中原政权恢复往来，但因交往次数相当少而形成疏离关系，直至南汉灭亡。南汉与中原政权关系历经波折，时好时坏。南汉位于偏僻的海滨地区，与中原王朝相距遥远，中原政权对南汉几乎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在南方诸国中，南汉与湖南马楚政权的领土相邻，双方之间的交往是最为频繁，南汉和马楚之间或战或和，交往密切，但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首先从李晔天二年(905)到后梁乾化元年(911)期间，双方两国为争夺领土开战，外交关系多以战争为主，其次就是从后梁乾化二年(912)到南汉白龙三年(927)，南汉刘氏有意停战，并请求与马楚通婚，马楚同意了南汉的请求，马楚和南汉迎来了双方外交发展的“友好期”，然后就是南汉大有元年(928)到南汉大有十一年(938)期间，南汉和马楚战事再起，马楚首先南下伐汉，但却大败而归，而且马楚因内乱国力也开始逐渐下滑。
再是南汉大有十二年(939)到南汉乾和五年(947)期间，大有十二年(939)南汉派遣使者与南楚提议“重修于好”，后马楚陷入内乱，南汉本想趁机出兵，但由于政治与兵力原因没有出兵，后南汉来到政权更迭时代，因此该期间南汉和马楚之间都没有爆发冲突。最后便是南汉乾和六年(948)到南汉乾和九年(951)，因马楚陷入政权之争，南唐趁机发兵灭楚，南汉趁南唐灭楚之机占领了马楚湖南省等地。
与闽国的外交多处于唐天祐二年(905)刘氏藩镇建立，南汉白龙元年(925)这一期间，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闽国派遣外郎来南汉求聘婚姻，南汉乾亨元年(917)，南汉崛起称帝，王审知派遣使来，为其子牙内都指挥使王延钧提亲南汉主刘䶮也以刘隐之女清远公主嫁于王延钧，并且闽王还派遣宦官林延遇到广州增添府邸，专掌国信，刘䶮对此进行了支持，乾亨六年（922），刘䶮听信术士的说法跑到了闽国边境避灾，被闽国得知后闽国立即出兵追杀刘䶮，龙䶮逃脱，乾亨八年（924），刘䶮亲自带兵攻打闽国，败归。后双方关系趋于冷淡，后刘䶮的女婿王延钧继位，废除了当时身为皇后的清远公主，后至闽国灭亡双方几乎再也没有外来。
南汉与南平之间的关系主要得益于荆南地理位置的独特性。荆南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刘氏政权在正朔时期每年都积极向后梁上贡，并派遣使节进行往来。南汉与荆南保持友好交往的关键在于南汉需要依赖这条通往中朝的朝贡之路。历史记载中提到，“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每年按时上贡，而经过荆南。”因此，南汉必须与南平保持良好关系，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南汉与中朝之间交通的生命线。南汉的第一位皇帝刘䶮在即位前就派遣庞师进驻荆州，以协助南汉的贡车队供给补给。在刘䶮立国后就断绝了朝贡，与南平也就少有了接触，因为路途遥远，南汉也难以对南平发动进攻，不过南汉与南平都有意通过共同牵制南楚来维持三方利益的均衡。
南汉政权作为一支偏居岭南的势力，与处于割据状态的钱氏政权的吴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双方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对于远离南汉本土且基本没有利益冲突的小朝廷，吴越并没有采取敌对的态度。南汉对吴越钱氏政权也非常恭敬，双方关系十分友好，致力于维持和平，刘䶮去世后双方政权再无往来。
南汉对孙吴的外交史料仅有一条记载，南汉乾亨元年(917)，刘龚即位后仅过了一个月，就派遣省使刘前往吴国，通报南汉建立国家的事情，并劝吴王称帝。
对南唐的交往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南汉高祖和殇帝统治时期，这一阶段是南汉和南唐往来最为频繁的阶段，南唐主李昪受禅后听取群臣意见与周边各国修好，南汉大有十一年（938）刘䶮派遣使者去南唐祝贺南唐主登基，正式开启了南汉和南唐的联系，当时南汉与南唐的领土没有相连，但是南汉需要一个强大的友国来帮助自己，所以南汉对南唐的往来较为频繁，南汉大有十四年（941）年南汉君主想与南唐主商议灭楚之事，南唐主拒绝了，后刘玢在为不足一年但却出使了南唐三次。
其次第二阶段，在南汉的中宗统治时期，南汉光天元年（942）农民起义在南汉地界的博罗镇爆发，一时势头颇盛，次年，中宗刘玢弑兄上位，同时增兵镇压起义军，起义军被迫进入了南唐境内，进入南唐境内后被镇压，后南汉趁南唐灭楚之机，占去大片土地，并占据了南唐所攻打下来的郴州和马楚所有的岭南地盘，南唐应耗费过多国力也无暇顾及，此后两国再无军事冲突，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后主统治时期，这一阶段中原形式大变，南唐国力不复之前，只能听命于宋朝，双方这一时期的交往多以南唐派遣使者劝南汉主归顺中原政权为主，南汉大宝十一年（968年），南唐主李煜派遣使者劝降南唐主刘𬬮，刘不从，再次派遣刘𬬮恼怒，并怒斥李煜，从此两国再无交往。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对于南方的安南势力无法掌控，很少有实际接触，安南的掌权者须求得南汉的承认与授予官职，双方联系或紧或疏，但却从未脱离，南汉与安南的交往时间跨度大，在南汉高祖刘䶮统治时期。南汉一直试图将安南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范围，但在白藤江一战后已无再战安南的可能。南汉对安南之地始终只是采取羁政策，未能实现对其的实际掌控。安南主吴权死后，南汉与安南断交了十五年，后面又通使二次，但南汉对安南的掌控逐渐疏松。安南一直虚名属于南汉，但并没有屈从于南汉的管辖。当南汉灭亡，宋朝“重北轻南”国策出台后，安南取得了藩属国的半独立地位。
南汉朝拥有一批天文历法专家，其中出名的为南汉的太常少卿周杰，他是一位精通历算和数术的学者。在唐开元年间，天文学大家一行主持编写的大衍历数中存在差错，他发现并进行了修正。为此，他著成了《极衍》共二十四篇，以便更加准确地预测天文变化。他的学术成果被后人广泛传颂。后来他的儿子周茂元继承了他的家学，成为了一名历算学者。
关于南汉的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南汉是否有自己的历法系统，但《南汉国史》作者陈欣认为，南汉有极大的可能有自制的历法，陈欣在书中提出：《南汉感报寺铜钟款文》中记载了“维大汉乾和十六年太岁戊午闰六月庚辰朔十六日已未”。但是，根据薛居正《旧五代史》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校对，发现这一年应该是闰七月，而不是闰六月，这引起了一些疑问。同样，在《宴石山记中》也有记载：“时大汉大宝二年，太岁乙未，九月癸卯朔，二十四日丙寅记。”然而，校对《资治通鉴》后发现，柴荣显德六年应为己未年。这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地方。此外，《南汉乾亨寺铜钟款文》中还记载了“维大汉大宝四年岁次辛酉九月辛酉朔二十五日”。然而，刘𬬮刘𬬮大宝四年应该是北宋建隆二年（961年），而北宋初期实行的是《钦天历》，直到干德二年才开始使用新历。因此，建隆二年的九月应为壬戌朔。这些历法记载的差异表明南汉在建国后采用了自己的独立历法系统，与中原王朝存在一定的差异。
南汉时期，有一位医学家名叫轩辕述，他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对古人医学看法也有自己的见解，轩辕述参考了前人青霞君的《宝脏论》，剔除其中的错误，汲取各家之说，补充遗漏之处，撰写了一部三卷的《宝脏畅微论》，这部著作成为众多医学家争相追求的珍品。
刘姓依唐朝广州城为基础而扩建之，基本布局保留了唐代的老城。南汉在广州市建有苑圃8处，宫殿26座，大宝二年（959年）天华宫建立，天华宫在罗浮山之西，南汉主建，有甘露、羽盖等亭。云华阁，命中书舍人钟有章作记。
在南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广大百姓饱受繁重的税赋和苛役之苦。尽管只有少数人像张遇贤那样选择勇敢地对抗朝廷，但大多数人选择信奉佛教，寻求内心的精神安慰与解脱。同时，南汉统治者本身也对佛教深信不疑，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众多寺庙，如长寿寺、宝光寺、广庆寺、新藏寺等，试图借助佛教来安抚人民，维持统治的稳定。这种做法旨在通过佛教的影响力来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并维护社会的秩序。
与此同时，佛教南宗也在南汉地域兴起，其原因是由于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破坏，南方开始逐步发展，人们有余力去支持宗教。此外，湘赣地区文化程度较低，多为蛮越之民，迷信风气浓厚，南宗的“顿悟”禅法简单易行，具有神秘感，适合这样的群众接受。怀让和行思两派南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盛起来的，同时，南汉统治者历代信佛，所以对佛教南宗的发展也有多帮助。
除了佛教之外，南汉时期，在岭南地区道教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南汉国主对道教持有崇信态度，先后召集方士来炼药以追求长生不老的目标。在乾亨元年(917)，南汉高祖刘䶮凿通西湖，召集方士进行丹药炼制。在和七年(949)的十二月，刘晟至英州时，有一位野人进献神丹，帝帝将其藏于云华石室。而后主刘𬬮也极其崇信道教，记载中提到他曾经请来一位女巫樊胡子，声称自己身上降临了玉皇大帝之灵。刘𬬮在宫殿内设立帐幄，摆放各种宝物，经常向樊胡子请教国家大事。
学者周加胜认为，南汉朝廷不仅对本土宗教非常尊崇，也十分宽容外来宗教。例如，唐朝时期的怀圣寺光塔至今仍然存在，南汉政府还允许胡人在广州市建造寺庙。番禺雷峰山有贾胡马罗连所建的隆兴寺，马姓多见于回族，他推测，因此这座雷锋寺可能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南汉皇帝不仅对佛教的文偃优待有加，对胡僧也倾听和遵循。乾亨九年（925年），有一位胡僧提到：“预言书中灭刘姓的人是龚。”于是采用《周易》中“飞龙在天”的意义为“䶮”字，音为“俨”，以命名龚。
南汉时期岭南也有一定数量的蕃人生活，如后主刘鋹后宫之中就有波斯女，在南汉君主广开门户之时，昆仑奴也生活在岭南地区，成为南汉人口的组成部分，同时南汉沿海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南汉时期，统治者对于其他民族也一样采取的是保境息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
南汉的礼仪制度基本上遵循了唐朝的礼仪，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进行了一些变异和简化，朝着实用性的方向发展。由于五代十国乱世，战火连连，南汉政权成立匆忙，制定礼仪时不得不以唐代礼仪为蓝本并且照搬模仿，例如，包括祭祀天地和五种非常之礼的封禅、巡狩、视学、耕籍、拜陵等五种仪式的吉礼还有南汉时期自己建立宗庙举行的祭祖礼、皇帝籍田亲耕的田籍礼、祭拜自然的山川礼和祭拜鬼神的城隍祭，而上述礼仪大多数是对内使用，除了吉礼之外，还有对外使用的宾礼，如联姻使用的聘礼、告即位和即位的即位礼、告丧和致祭的国丧礼、外藩使节觐见的迎劳礼，还有军队使用的军礼，如皇帝亲征的亲征礼、皇帝巡狩时的巡狩礼、接受他人献俘的献俘礼，其他则还包括嘉礼和凶礼，嘉礼则包括了婚礼、册命礼、大赦礼，凶礼则是丧礼。辍朝（南汉未有）、谥号和亡国礼，学者周加胜认为，五代时期各个政权往往只注重礼仪形式的政治意义，而忽视了礼仪制度本身的沿革，因此大多数礼仪制度都经过简化和修改。
在唐朝时，岭南地区的茶叶种植主要集中在广州市附近的西樵山和现在的惠州罗浮山，还有一些少量的种植区域位于容州和韶州。然而，在南汉时期，茶叶种植范围扩大到了新增的封州和南宁市，使得岭南地区的茶叶种植地总数达到了六个州。
南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水果和花木种植相当丰富，其中荔枝被誉为岭南的第一果。海南省、雷州半岛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六万大山等地曾是野生荔枝的原产地。岭南种植荔枝的历史悠久，并且种植规模也一直在不断扩大。
20世纪初，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刘姓不是汉祖族，而是来闽粤经商的阿拉伯人商人后裔，学者刘美认为，南汉主刘氏既不是汉祖族也不是阿拉伯后裔，而是岭南冯州一带的古百越族后裔，以唐森、李庆新为首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南汉主刘氏是中原南徙的汉族，对南汉刘氏的族属存在争议。
康陵和德陵于2003年-2004年正式发掘，分别位于“海曲”和“北亭洲”，也是如今的广州大学城。并且从清末民初时期到近代，广州一带发掘的古墓极为丰富，较有代表性的就是20023-2004年挖掘的康陵和德陵，被评为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3年于广州出土的黄釉莲花纹方砖，图如下：
在康陵内发掘的拓片（局部），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