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10 19:27
《君主论》是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尼可罗·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Machiavelli，1469年-1527年）创作的政治学著作，于1513年下半年完成。1532年首次出版。出版后曾出现25个不同版本。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评论界将《君主论》列为和《圣经》《资本论》等相提并论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著作之一。
16世纪的西欧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各国先后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此时意大利分裂为五个君主国，政治环境极不稳定，经常遭到欧洲势力的入侵。马基亚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早年以自学为主，在人文科学概论方面接受了很好的教育。1498年，马基亚维利出任第二国务厅长官，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奉命出入意大利以及外国的宫廷。1513年，马基亚维利被指控参与反对美第奇政权的阴谋活动而入狱，不久获释。之后便开始写作《君主论》。《君主论》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创作的。主要内容是马基亚维利对佛罗伦萨几百年间的“政治实验和激烈改革”、历史和现实中各国统治者的政治经验，以及他本人多年从政阅历的理论总结。他向当时的统治者呈献《君主论》一书，目的是渴望谋求意大利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自由。
《君主论》注重保护财产权，主张司法权的独立，他认同宗教对社会的凝聚作用，但反对教权干预王权，并认为君主必须牢牢把握军权。作者整体上持非道德政治观，认为统治者和民众的道德不同，君主想要获得稳固的统治地位，应该学会同时扮演狮子和狐属两种角色，恩威并施，必要时可以违反或者调整社会中公认的道德标准，以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君主统治国家不应优先考虑私德，一切为了国家生存和自由的手段都是合理的。政体方面，作者认为要想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必须建立君主政体，在国家统一之后，应该实行共和政体。
在《君主论》中，马基亚维利摆脱了道德、神学规范的束缚，总结了国家强弱、权力的得失；把对政治的研究建立在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察上，从理性经验中引出政治规律，还原政治本来的面目。1532年《君主论》出版后，即受到同时代人们的重视。1536年，法、英的道德学家把《君主论》当作适合残暴君主的纲要。1559年该书被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单上，直到17~18世纪，又逐渐出现赞誉的声音。历史上对《君主论》评价经历了一段褒贬参半的演变过程。《君主论》为近代西方政治学奠定了基础，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占居重要地位，许多重要的政治家都曾以之为政治实践的参考书。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君主论》的风格流畅、简洁辛辣，属于文艺复兴文体的典范。”法国哲学家、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评说，“《君主论》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马基亚维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
约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于意大利，随后遍及西欧各国。到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鼎盛，各国随之又先后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早期无产阶级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形成。意大利、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成为欧洲的经济先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瓦解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封建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和社会地位，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阻碍和破坏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时意大利的有识之士呼吁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当时的意大利新兴经济产生的力量，破坏了中世纪时期的制度。北部意大利的各个自由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已陷入混乱时期。从1494年开始，意大利多次遭到欧洲势力（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入侵。16世纪初，意大利分裂为五个君主国，即南部的那波里王国、北部的米兰公国、东北部的贵族政治的威尼斯共和国、中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教皇辖地。151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瓦解，美第奇家族在教皇的支持下，攻陷佛罗伦萨，重掌大权。
马基亚维利的祖辈曾是佛罗伦萨贵族。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文化水平较高，马基亚维利早年以自学为主，熟悉拉丁文和意大利古典文学，在人文科学概论方面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在他20岁左右，佛罗伦萨正处于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下。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率军入侵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皮埃洛不作抵抗，准备向法国投降。佛罗伦萨人在多明我会（Dominikaner）硕士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建立了共和政府。马基亚维利因与法国政府交涉有功，在共和政府中担任了公职。
1498年，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升任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随后又担任共和国领导中心“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的秘书，负责外交和军事事务。1506年，又担任“佛罗伦萨国民军军令局”局长，负责创建和训练国民军。
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教皇的支持下复辟，马基亚维利被免去一切职务，被驱逐佛罗伦萨一年。1513年，马基亚维利被指控参与反对美第奇政权的阴谋活动而入狱，不久获释。之后迁居到郊外的圣卡申诺庄园，开始写作《君主论》，于该年圣诞节完成。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在给友人的一封长信中说：当时他在狱中获释，赋闲在家，为能够忍受“穷愁潦倒”的生活，他专心研究古典历史书籍，追寻古人各种活动的原因，并以过去15年的自身经历、增长见识然后加以印证，写下了一本小书《论大公国治国之道》，对这个主题作了尽可能深入地探究，这本“小书”即《君主论》。1515年，他将《君主论》献给洛伦佐·德·美第奇 （Lorenzo de' Medici），以求一官半职，未得如愿。后来美第奇家族的朱理执政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用。1527年，美第奇家族失势，共和国重新成立，马基亚维利失去公职，忧郁成疾而终。
《君主论》是一部阐述马基亚维利经国治世之道的政治学著作，在书中竭力探索了诸如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应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等问题。《君主论》较为完整地阐述了马基亚维利的君主专制理论和君王权术论，对意大利长期战争分裂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方案——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试图把但丁的统一思想与君权思想付诸实践，尽可能深入权术问题，直接向君主提出种种实行办法。
《君主论》作为一部科学著作，第一次使政治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该书的写作是从经验概括出理念，从实践概括出理论。马基亚维利采取了层层的类型分析法阐述了君主专制论，并根据当时意大利的特殊国情，提出了“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原则。
第一章中，马基亚维利分析了已经存在的不同种类的国家开篇。他按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将君主国分成六种类型。分别是：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在各自的法律下自由生活的国家、靠个人创建共和国、市民的君主国以及教会的君主国。
第二章中，简短讨论了传统的公国，因为它们通常不难统治，而且他更关心与旧国家并存的、难于维护统治的新国家和地区。
在篇幅很长的第三章中，他考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在意大利所犯的错误；继第四、五章进一步探讨了国家的类型之后，讨论了国家是如何建立的；第六章中，谈到了那些通过自身能力或武力获得权力的人；第七章，是关于那些靠运气和他人帮助获得权力的人（这一章大部分讲的是凯撒·波格亚和法国路易十二的经历，凯撒从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处获得了帮助）；第八章，讲的是那些通过犯罪和诈骗取得权位的人；第九章，讲的是“公民公国”（指通过其“人民”或贵族的帮助获得权位的人）；第十一章，讲的是‘教会君主（即教会短暂的权力）；指那些通过能力或好运气成为教皇的人。
第十、十二、十三和十四章与军队有关；讲述了军队的重要性和不同种类。使用雇佣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他们失败（他认为他们打不好），那些统治者就垮台了；如果他们赢了，统治者的地位就受到威胁，使用辅助军队（从其他统治者或国家借来的军队）更危险，因为他们自成一体而且很难控制、他主张使用国内的军队。
第十五到十九章是关于统治者品质的好坏。第二十章，讨论了各种政治问题：是否建造并依赖于堡垒；如何对待旧政府的追随者和其他派别；第二十一章，讨论了统治者如何能在国内和国外赢得好声誉，他警告说中立是一个危险的政策，当然所有政策都是有风险的。最好是成为其他国家坚定的同盟或是明确的敌人，尤其是对于那些更为强大的国家；第二十二、二十三章也是有关统治问题。前者论及应如何对待大臣们，后者讲的是如何避免阿谀逢迎之入和如何从忠实的建议者那里得到可靠的建议；必须使他们明白，当统治者需要他们说话时（那是经常的）他应该真实地、坦率地讲，而不会触怒统治者。
第二十四章，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的统治者失去了他们的国家；第二十五章，是关于人事和命运力量的，当国家不稳定又受到外国侵略时（像意大利），命运看起来飘摇不定而统治者又很难应付意外事件并保持国家政权的稳定。而且，统治者像其他人一样，发现很难改变自己常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比其他方法更适合。但如果有能力的人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能控制事态的发展。最后一章，第二十六章，劝勉美第奇家族起来领导把外国侵略者从意大利赶出去，目的在于激励人们行动——不是一般的人们，而是深受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理论影响的读者。
《君主论》中，马基亚维利认为有关教会邦国，唯一困难就在获取，因为既取得后，便受到古来宗教习惯的庇护。有这些宗教习惯，教会邦国邦主不管如何作为也能保住大权。这种邦主不必要有军队，因为“他们为人心不能触及的崇高大义所支持”。他们“受神的称扬与维护”，“议论他们，那恐怕是狂妄无知的人办的事”。他主张宗教在国家中应占主要地位，这并不以宗教的真实性为理由，而是把它当作社会联结纽带。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对当时的教会有两点指责：第一，教会因为自己的恶行，伤害了宗教信仰；第二，教皇的俗权及俗权引起的政策，妨碍了意大利统一。
在《君主论》中，马基亚维利重点强调了军事的重要性。他反对封建等级的军事制度，认为唯有建立国民军，才是“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国民军的建立，将驭兵之权收归中央，以统一的强大武力为支撑，统一意大利。他这一思想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对意大利旧有的军政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需要。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将军队视为君主建立和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他认为有良好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没有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法律再好也只是空中楼阁，绝无法担起巩固王权的重任。因此良好的军队才真正是国之重器、立国之基。
他认为军队不外乎有四种，分别是君主自己的军队、雇佣军、援军和混合军队。分析完雇佣军、援军和混合军队的种种危害后，马基亚维利指出——君主真正需要且能够帮助君主成就大业的，只有君主自己的军队——由君主的臣民、市民或属民组成的军队。这样的一支武装才是胜战之本、立军之魂。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认为，必须确保军权高度集中统一于君主一人，由君主绝对掌握军队的控制权。君主也应该将军事作为唯一的专业，成为建军、练军和用军的专家。他认为君主应该从历史中考察前人的军事得失，汲取经验教训；并且应该居安思危，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丝毫不能放松军事训练，以确保对军队的绝对掌控。
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提到，国家绝不可能一成不变，制度也需要不断革新从而适应国家的发展。在政治制度方面，他对法国的政治制度推崇备至，认为法国最重要的是建立了议会制度，成功缓和了国内矛盾。其次，他将法律置于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强大的国家，其根基应该是具有完善的法律。形成完善的法律并不是结束，谁来运用法律更是关键。对此，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建议设置独立的仲裁机构来掌握司法权。司法权的独立，有助于权利的分散与制衡，以达到政治制度的良性发展。
在《君主论》中，马基亚维利告诫君主想要获得稳固的统治地位，就要博得人民的好感。首先，从人民和贵族的力量对比来看，人民为数众多，而贵族人数甚少。君主一旦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群众便会起来抵抗，人民远远多于贵族。如果人民不满，君主是得不到安全的，却可以安全的对付贵族。其次，人民更加忠诚，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认为与贵族的野心比起来，人民的欲望是很低的。人民只希望不受压迫而已，给一点恩惠就心满意足了，贵族则希望进行压迫，而且一有机会就取而代之。君主应该对贵族进行防范，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
马基亚维利认为，君主选择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在他看来，比起冒犯自己爱戴的人，冒犯自己畏惧的人会有更多顾虑，爱戴因为有恩情，而畏惧靠的是强力。他从心理活动角度描绘了人们在利益取舍方面的选择，人们更容易背叛恩情，而维持畏惧。然后他教导君主把握好残酷的尺度，可以使用暴力，但要有节制，这样使人畏惧，避免憎恨。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建议君主应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安心工作，并对各行业中杰出人物给予奖励，激励人民创造财富；还教导君主重视社会团体，鼓励人民欢度节日和宴会，争取民心，拉近君主和人民的关系。
马基亚维利在政体上的观点是：共和政体优于君主政体；对于具体国家而言，如有可能，就建立共和政体；如有必要，就建立君主政体。马基亚维利认为，共和政体具有许多优点。首先，它最符合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要求。在共和政体中，民众可以参政，可以自由地提出为社会谋利的措施。其次，共和政体能够使财富增长得更快，能够增进人民的福利。再次，共和政体有助于抑制统治者的营私舞弊和贵族的权力欲望。最后，马基亚维利认为，共和政体容纳了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原则，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适应不同时代的状况，是一种最稳固的国家形式，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威力。
对于处在分裂状态的意大利，要想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只能建立君主的独裁专制，是以国家的统一和强盛为中轴的君主政体。其次，君主既能克服分裂性，又能保护资产阶级免受大贵族的压迫，还有足够的力量压制人民，因此，意大利应该首先建立君主政体 。再次，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认为，保全国家的生存和自由是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为了实现这一前提，必须把一切其他的考虑都放在一边，至于是否公正、人道或可耻都可置之而不顾。当时意大利四分五裂，生死存亡问题被置于首位，凡是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形式、手段、策略统治都是合理的。
君主政体只是实现未来共和政体的必要手段和必经之路。马基亚维利认为，君主的暴力只是政治的药剂，只能治疗病态的国家，在国家统一之后，还是应该实行共和政体。
在《君主论》中，马基亚维利强调需要一个有绝对权利的君主，详细论述了君主的品质和能力，重点讨论了慷慨与吝啬、仁慈与残酷、守信与伪善、审慎。这些品质和能力有些是君主必须具备的，如伪善和审慎；有些是君主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加以选择和放弃的，如慷慨与吝啬、仁慈与残酷、守信。对于信守义之类的美德，君主在守信有好处时应当守信，否则不要守信。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设想了一个双重标准，一种是对统治者而言，另一种是对民众而言。大众需要遵循基督教伦理，这是作为一种保障社会和平的必要手段。然后，他认为和一般大众的道德相反，统治者必须能自由地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情况的需要，而不受任何客观的道德法则的束缚。他认为民众的态度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种不一致要靠统治者的精明和敏捷的适应能力才能应付得了。
马基亚维利对君主道德展开论述，他主张君主要模仿野兽的行事，只要在表面上表现出很信奉宗教的样子，就可以得到公民的尊敬和爱戴。他指出，“君主应该学会同时扮演狮子和狐狸两种角色，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抵御豺狼，因此，一个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出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感到恐惧。”其次，领导者应当恩威并施——君主应该既受人爱戴又令人畏惧，而且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重要。为了达到保持国家（政权）的目的，君主是可以通过“作恶”的方式进行实现的，他建议君主在必要时可以违反或者调整社会中公认的道德标准，以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在书中写道：“人是忘恩负义的、反复无常的、虚伪的、胆小懦弱的、贪婪的，一旦你获得成功，他们就都完全服从于你。”但是当统治者真正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马上转过来反对你。因此，他厌恶一切要求对统治者进行道德教化的思想。认为诡计的价值高于道德信念，统治者应当只选择那些能确保实际达到目标的手段。考虑到人是不道德和自私自利的。如果统治者想要成功的话，道德必须让位于纯粹的权利。只有当讲道德能实现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时，他才应该讲道德。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第十五章至二十章中，谈论了传统美德（virtù）所不具备的特点。第一，君主应该具备何种美德，需要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安危成败及国家的存续问题，而不是纯粹的道德问题；第二，命运（Fortune）是无常且多变的，美德也意味着君主要根据时势改换自己的脾性与方略，马基亚维利称之为“必要性”；第三，命运在传统文化中被看作一位女性或女神，且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如此，想要战胜作为半个行动主宰的命运，美德就必须是进取的、阳刚的、具有征服性的品质。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他侧重于性恶论，但他并不完全认为人性是恶的，基于此讨论了国家的起源。他认为，人类最初和动物一样，是分散活动的，追求权利和财富是人的最基本的欲望。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行为反复无常，忘恩负义。顺由人性的发展，势必会造成自相残杀的局面。人们为了更好的保卫自己联合起来，选出领袖，颁布法律、确定刑罚，产生国家。
马基亚维利反对古代思想家把道德的良善作为政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统治权，政治就是权力，统治者应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他认为统治者必须将其统治建立在使人畏惧的暴力的基础上。马基亚维利还十分重视财产因素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将财产看做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自由地使用财产，保障每个人的安全、马基亚维利特别告诫统治者不要强占他人的财产，否则会招致人民的憎恨而导致灭亡。
《君主论》完成于1513年下半年，定稿在1515年以后，直到1532年在教皇克雷芒七世的赞助下才得以在罗马出版。这本书出版后的20年中，再版了25次。《君主论》第一个拉丁文译本出现在1560年，由翁布里亚的宗教改革流亡者西尔维斯特·塔各里（Silvestro Tegli）翻译。1927年，《君主论》由马佐尼校订，在意大利出新版；1930年，由卡塞拉校订在罗马出新版；1954年由邦凡蒂尼校订在米兰出新版。
《君主论》的第一个中译本是伍光建（君朔）的节译本，题名为马加维里著《霸术》，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译者序。其次是曾纪蔚译，题名为意大利麦克维利著《横霸政治沦》，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社出版，在版权页上无出版日期，根据译者四十年代在该校任教时了解，是1930年出版，有译者序。第三部译本题名为《君》，1934年中国文化学会出版。1985年，《君主论》由版潘汉典译，在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
《君主论》是马基亚维利对佛罗伦萨几百年间的“政治实验和激烈改革”，对历史和现实中各国统治者的政治经验，以及他本人多年从政阅历的理论总结。在这部著作中，马基亚维利一反古代和中世纪研究政治问题的方法，摆脱了伦理学和神学规范的束缚，开始从人和人的经验出发，总结国家强弱，权力得失的原因。在西方，他最早把政治的实质看作权力问题，将法律、军队、权术等治国要策视为权力的工具，为近代西方政治学奠定了基本原则，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品。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也因此获得了近代资产阶级奠基人的美名。
自出版以来，《君主论》一直在宗教界、政界、学术领域和社会上广泛地引起各种强烈的反响。1532年《君主论》出版后，即受到同时代人们的重视，并受到赞誉。只是到1536年一个英国枢机主教对《君主论》声讨后，才逐渐毁多于誉，被称为凶暴的政治思想的鼻祖。《君主论》逐渐被空想家和政治冒险家用来作为谋反作乱的蓝本。1559年，《君主论》被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单上。宗教法庭命令彻底销毁马基亚维利的全部著作。1576年，法国新教徒写了谴责《君主论》的文章。伊丽莎白时期，英语有“马基亚维利式人物”、“马基亚维利主义”一类的词出现。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是一批包含了马基亚维利式人物的剧本问世，如莎士比亚就曾称他为“凶残的马基亚维利”。
进入17~18世纪，由于宗教战争逐渐消弭，《君主论》一定程度上被客观对待，培根和一些思想家承认他为共和理论和政治现实主义观念所作的贡献，另有一些则持反对观点。19~20世纪，《君主论》受到了更多赞誉，在意大利，《君主论》被看作是国家统一的依据之一。在20世纪，马基亚维利被称为是杰出人物论的创始者，其思想影响了很多人的著作。总体而言，《君主论》一直受到巨大的争议，在《书刊审查制度百科全书》中，乔纳森·格林（Jonathan Green）将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列为“受审查次数最多”的书。
《君主论》的权术思想为剥削阶级统治和奴役人民提供了方略。马基雅维利死后二十多年，美第奇家族在法国的暴戾诡诈的统治，激起法国人民的愤懑。此后，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便被称为马基亚维利主义，并作为剥削阶级关于政治行为的一种反动理论流传开来。此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家们，一直把马基亚维利主义当做他们争夺权力、压迫人民的行为准则，背信弃义、武力崇拜、虚假为善、不择手段成了他们政治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由于马基亚维利主义把剥削阶级奴役人民的本质公开地暴露出来，因此从一开始时起，也就遭到标榜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们的猛烈谴责和反对。
但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主义内涵了两种可能，一是沿循非道德路径走向反道德，从而让政治成为赤裸裸的权术，这是马基亚维利被视为“邪恶导师”的原因；二是重回以道德遮蔽政治的老路，将政治的本质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以替代性的道德思考将政治装点起来。
西方的古典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两个：即古希腊传统和基督教传统。马基亚维利是从古典时代向现代社会转折的关键性人物，他对现代政治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政治学与伦理学分离，通过《君主论》指出，一个好的政治家和一个好人完全是两回事，其中对于国民道德的重视，将西方政治学进一步与古代的政治学传统相分离，提出了一套世俗化的政治理论，从而出现了一种现代类型的政治科学，为后来的欧洲近代政治学开创了先河。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之后的思想家就是沿着他所指出的这条道路建立了现代西方政治理论。
《君主论》虽然在意大利没有达到马基亚维利的预期效果，但是成为伊丽莎白、路易十四等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加快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思想史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的君主多是马基亚维利的信徒。《君主论》在问世后的500年间，一直是欧洲各国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其中阐述的理论成为西方统治者奉行的治国原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一直珍藏着一部《君主论》的手抄本。法国法兰克尼亚王朝国王亨利三世和波旁王朝国王亨利四世遭暗杀时，随身都带着一部《君主论》，路易十四把《君主论》作为自己每天睡前必读的书。拿破仑·波拿巴惨败滑铁卢时，人们在他的车中发现一部写满批注的《君主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直把《君主论》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熟《君主论》。希特勒一直把《君主论》放在桌上和床边，随时阅读。贝尼托·墨索里尼则说：“我认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是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君主论》被西方学者称为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特、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西方评论界将《君主论》列为和《圣经》《资本论》等相提并论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著作之一。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著作《社会契约论》中说道：“马基亚维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他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思想家、政治学家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认为：“就是从近代马基亚维利、托马斯·霍布斯、巴鲁赫·斯宾诺莎、让·博丹，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评说，《君主论》是一部预示着新的进步势力实行专政的神话：群众终将承担的角色，要求出现新的现实主义政治领袖的需要——《君主论》是“集体意志”霸权（霸权主义）的“拟人化象征”。
德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评说，《君主论》是一部科学著述，因为它传播了一个普遍学说，这个普遍学说以源于经验的理念思维为基础，并对这种理念思维作出阐述。
英国利奥六世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君主论》不过是一本小册子，大体上可以说，它的风格是罕见地流畅、简洁而辛辣，属于文艺复兴文体的典范。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意大利文学专业教授维奇（CarloVecce）认为，“《君主论》中的一些悲观主义观点必须放到作者本身的背景中予以理解，这部作品是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候写的，他在政治上被贬，遭受牢狱之灾、酷刑和流放，并且这一时期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危机最严重的时期。”
天主教会枢机雷吉纳尔德·波尔（Reginald Pole）说，《君主论》 是由邪恶之手写就的。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主义独裁官贝尼托·阿米尔卡雷·安德烈亚·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将《君主论》誉为“政治家的 vade mecum（袖珍指南）”。1935年，墨索里尼大力宣传《君主论》一书，借此向人们表明意大利需要一位有军队支持的，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独裁者。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59年推翻巴悌斯塔政府之后，一家报纸报道说，他的革命书目上列有《君主论》这本书。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将《君主论》斥为“恶棍的手册”。
意大利人对《君主论》的反应分为两派，一些作家认为它给予君主和主类似于如何维持权利的建议，其他作家认为，在讽刺的面纱下，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其实是在揭露绝对统治者的丑恶行径（在这方面他们并不需要任何教导）。富有者认为，马基亚维利教导君主如何掠夺他们的财富；贫穷者认为，它教导君主如何夺去他们的荣誉；而两者共同认为，他教导君主如何剥夺他们的自由。
意大利哲学家阿尔菲利的主要观点是，《君主论》中描写不道德的僭政，旨在向人们揭露僭主的野心与蓄意的残暴行为，僭主不需要他的教导，他们常常使用这些伎俩，并且会继续“根据他们的需要、精确的判断和熟练程度”使用它们。
葛西兰结合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时代背景历史地解读其思想，同时坚称其教导具有普世价值。此书的核心特征在于它是一本“活得”书，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学以戏剧性的“神话”形式结合起来，置乌托邦与经院哲学传统于不顾，马基亚维利塑造体现了“集体意志”的领导者形象。
一些中国学者将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与中国法家思想相比较。
李耀认为，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与中国古典《管子》的政治理论具有较多的可比性。首先， 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相似性，《管子》著于诸侯争霸、 “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期，而马基亚维利面对的是四分五裂、受强权欺辱的意大利。两者的写作目的也是类似的。《管子》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君人南面的“王霸之术”。马基亚维利寄希望于出现伟大的君主统一意大利。
洪海泉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所写的《韩非子》与《君主论》的内容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描述君主的统治权术在维护国家和平稳定中的作用，两者都主张统治手段应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而使民归臣服。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忽略了精神关照，要求人民自觉服从管理，却很少对自己进行法治的约束和规避，推崇君主至上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