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7:06
尼古拉耶夫斯克（俄文：Никола́евск-на-Аму́ре，英文：Nikolayevsk），全称为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中国传统名称为庙街，位于黑龙江省（俄称“阿穆尔河”）出海口的港口城市。
该地曾先后被唐、辽、金、元、明、清等中原地区王朝统治，元明两朝称为奴儿干城，是元征东元帅府、明奴儿干都司治所所在地。明廷曾在此建有永宁寺，并立有永宁寺碑。清代这个村镇被称作庙街（亦作“庙屯”），属于吉林将军辖地。1850年8月，俄罗斯军队侵占庙街，并在此建立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尼古拉耶夫斯基驿站。1856年，俄国政府承认该地的城镇地位，并使用现在名称。1860年11月，中俄双方签订《北京条约》，清廷将包括庙街在内的1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正式割让予俄国。
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现属于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哈巴罗夫斯克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县，亦是尼古拉耶夫斯基县的行政中心。2014年人口统计有20,774人。该市的位置主要在黑龙江省下游北岸，临近鄂霍次克海，距离黑龙江入海口约有80公里，距离哈巴罗夫斯克约有977公里，共青城火车站有582公里。中型海轮可达，为河运与近海运输的转运港。但因不通铁路，港区水浅，并有沙洲，冬、春季受冰封，地位日益下降。有修船、造船、鱼类加工厂等。
该城原属中原地区所拥有，自唐朝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元朝属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并在黑龙江下游设置了征东元帅府。明朝政府东北地区行政机构奴儿干都司的驻地就位于该城的黑龙江省南岸。1689年清代与俄罗斯签定的《尼布楚条约》中也明确规定该地区属中国清朝吉林将军辖地。
1850年俄国人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涅韦利斯科伊（ГеннадийИвановичНевельскoй）船长考察了黑龙江入海口地区，8月13日在庙街上空升起了俄国国旗并以当时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设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他向聚集在那里的基里亚克人（即尼夫赫人，中方称为费雅喀人）和前来进行贸易的清朝商人宣布：俄国认为整个这个地区包括库页岛（萨哈林岛）从今以后“隶属于俄国”。8月13日在当地开设尼古拉耶夫斯基驿站，为沙俄至当地的俄罗斯居民提供邮政服务。其后，俄国在当地大幅殖民，并在当地兴建教堂、警察局、赌场、金库等各种基础建设。早在1856年成立滨海边疆州之时就被沙俄承认其城镇的地位，并使用现在的名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1858年所签订的《瑷珲条约》及1860年所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而割让予俄国。
直到1880年之前，它一直都是滨海边疆州的行政中心，直到滨海边疆区被一分为二为止，其行政中心的地位分别被符拉迪沃斯托克及哈巴罗夫斯克所取代。直到现在，它亦一直都是俄罗斯联邦远东区的重要港口。苏俄内战期间，北洋政府一度出兵庙街、海参崴、伯力等地保护华侨。
1920年，庙街发生了庙街事件，然后曾遭到大面积的轰炸，邮电局及各种通讯设备都被完全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重建，城市重现昔日的光彩。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官员亦失哈在奴儿干城（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治所所在地）特林北山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兴建了一座供奉观音的寺庙，祈愿奴儿干地区与人民永世昌宁，故名“永宁寺”。勒石为碑，作“永宁寺记”。记述自己奉朱棣之命，巡视奴儿干，抚慰各部民众以及修建永宁寺的情况。碑身左右两侧分别用汉、女真、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
宣德七年（1432年），亦失哈第9次到奴儿干巡视，发现永宁寺被吉列迷人毁坏，一片狼藉。他没有怪罪，没有追究，更没有处罚，而是“仍宴以酒，给以布物，愈加抚恤”。于是，人民老少，踊跃欢忻，心悦诚服。旋于次年春重建永宁寺，并书丹作“重修永宁寺记”：国人无远近，皆来顿首，谢曰：“我等臣服，永无疑矣！”
这句誓言，世代恪守。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日人间宫林藏在永宁寺遗址，曾目睹“众夷至此处时，将携带之米粟、草籽等撒于河中，对石碑遥拜”。屈指算来，历经两朝21帝近400个春秋，生活在黑龙江省口的百姓们对此碑仍敬若神明。
1856年，加利福尼亚州律师、驻俄罗斯商务代办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横越西伯利亚地区，由黑龙江河源顺流而下，直至黑龙江口进行考察，1860年发表了《阿穆尔河纪行》一书，其中对永宁寺碑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这样写道：“这些土著居民对这个地方（永宁寺碑）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种木片制成的花朵无疑是一年一度的献礼，还可能加上一头牲畜作为向这个地方的神抵赎罪的牺牲。”亦可见永宁寺碑对当地居民的巨大影响。
1904年，俄罗斯将两块永宁寺碑拆除搬走，转移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博物馆中，他们还将永宁寺附近遗迹（如石经幢、八角塔）等全部毁坏。现在两块碑仍在海参崴，由于保存条件不佳（其中一碑甚至露天存放），碑文已经模糊不清了。
因为奴儿干城有永宁寺和永宁寺碑，所以这个黑龙江省入海口的村镇自清代起被中国人称之为庙街，亦作庙屯、庙儿﹑庙尔。
1850年至1860年，俄罗斯帝国多次入侵中原地区黑龙江下游一带，陆续将包括庙街在内的1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置于其军事控制下。早在1849年2月，沙俄政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阿穆尔特别委员会”，派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率领海上“考察队”对黑龙江口一带及库页岛北部海岸进行勘察。沙俄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经济区总督穆拉维约夫根据其勘察结果，决定“占领黑龙江省口和库页岛”。
1850年6月，涅维尔斯科伊率领一小股俄军再次侵入黑龙江口，在明代所建永宁寺所在地庙街特林强行登陆，遭到当地200多名村名及地方官员的包围和抗议。涅维尔斯科伊面对当地中国官员提出的抗议，竟蛮横地声称，俄国人有“独一无二的权利”留在这里，要求中国官员立即离开此地，且以双筒手枪进行恫吓，并公然发布通告宣布：“鞑靼海峡沿岸和直到朝鲜边境的整个黑龙江地区，连库页岛在内均属俄国的领地。”8月13日，俄罗斯入侵者强占庙街，公然升起俄国国旗，宣布在此建立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对此，尼古拉一世极表赞赏，并悍然宣称：“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
俄军攻占庙街后，残酷杀害赫哲族、鄂温克族、汉族等当地居民，制造了庙街惨案。1855年6月，俄罗斯帝国军舰运载第一批移民来到黑龙江省口的马林斯基（阔吞屯）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附近，建立了五个俄国移民村，共有4000人。
1920年，庙街发生了庙街事件，然后曾遭到大面积的轰炸，邮电局及各种通讯设备都被完全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重建，城市重现昔日的光彩。
俄罗斯哥萨克骑兵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地区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扎拉西
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此时俄罗斯帝国的侵华野心正日趋膨胀，并向清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纳入其版图，并在这些地区推行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边疆的人民对此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俄罗斯哥萨克骑兵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地区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扎拉西
誓不相容
中原地区北方有句老民俗音乐：关东有三宝，人参、紫貂、乌拉草。
还有的说：“关东有四宝，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
东北自古物产丰富，种类繁多，历朝历代均被称之为宝地。所谓“游鱼在水，奇宝在林，珍禽在天，神兽在山”，正是对这一方繁衍万千野生动植物的龙兴宝地真实写照。
自清兵入关后，清朝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行政制度、管理方式和土地占有形式，在东北地区分别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辖区。这实际是将东北地区设置成“陪都特区”，将这片珍稀的土地资源专供清代贵族享用。
俄罗斯帝国原本是欧洲国家，与中国相距万里之遥。自16世纪后期，它就跨过欧亚交界线，逐步向西伯利亚地区一带扩张，进而将边境线延伸到中原地区的北方边缘，并伺机侵占中国领土。
清朝早期，政府尚有能力遏制俄罗斯的入侵。康熙，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中俄边境百年之久的平静。
经过了百年的闭关锁国，曾经的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与世界强国的距离已渐行渐远。
到了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朝在列强的侵略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瓜分的市场，成为帝国主义饕餮觊觎和不断争夺的殖民地。其中，最为穷凶极恶的是俄罗斯帝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接连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东北地区的大片领土，推行“黄俄罗斯”殖民统治计划，成为当时华族的头号敌人。全中原地区民众的极度愤慨，东北边疆的人民对其更是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鄂伦春族打击“考察队”
沙俄在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他们自发组织抗俄团体，同仇敌忾，积极对抗这群茹毛饮血的“罗刹鬼兵”。
我国的东北边疆一带，居住着鄂伦春、费雅喀、赫哲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世居于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过着平静而又安宁的生活。
他们都是天生善骑射、好勇猛的猎手。尤其是生活在黑龙江省上游及蒙古地区的鄂伦春族人，他们世居森林，以狩猎为生，精于骑射之术，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沙俄的枪炮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平静。
爱新觉罗·旻宁三十年（1850）的一天，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带领他精心组建的“考察队”，从库克多博卡伦偷偷潜入到中国境内，进行秘密测绘学侦查活动。没想到，他们刚一踏上中国领土，就被当地的鄂伦春族发现，并遭到攻击。考察队中的成员，瓦加诺夫中尉和两名哥萨克骑兵被击毙，其余成员则狼狈逃窜。
沙俄“考察队”队员被击毙一事传开，俄罗斯帝国顿感颜面无存，备受打击，决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设计对清朝展开了打击报复。
他们诈称该国3名逃兵，越界躲入中原地区境内，要求清政府将其交回。在俄罗斯的威逼下，昏聩无能的清政府，明知是计，仍然将鄂伦春的勇士们“绳之以法”，给俄国以“交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发放充军，也有的惨遭鞭笞。鄂伦春族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抗俄护疆的爱国传奇。
费雅喀人的暴动
在鄂伦春人民奋起歼灭了以瓦尔诺夫为首的“考察队”的同时，费雅喀人对俄罗斯帝国侵略军的入侵也展开了英勇的抗争。
费雅喀人崇拜大自然、动物以及他们的祖神，沙俄侵略的入侵打破了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这群纯朴善良的人们开始了保卫自己家园的反抗活动。
咸丰元年（1851年末），居住在黑龙江省下游左岸沃依德屯的费雅喀人和满族，不堪压迫，商定于第二年夏季举行起义，将沙俄侵略者赶出国土。不料计划暴露，被俄军总头目涅维尔斯科依派兵镇压。
俄军来到村子里，大叫大嚷，命令村民们交出组织暴动的带头人。村民们拒不交人，还将俄军团团围住，俄军见村民企图反抗，便以武力强行带走了企图围攻俄军的几个带头人，押解到彼得冬营。接着，又派大队人马，将附近3个村屯的居民驱赶到那里，当着村民的面儿抽打带头人，并将其罚做苦力，为他们抬木头，以示杀一儆百。虽然这次暴动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但也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威胁。
勇敢的赫哲族
赫哲族是我国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构成的“三江平原”和完达山一带。著名的《乌苏里船歌》便是赫哲族民歌。
三江沃野，山水纵横，这里有驰名中外的特产--蝗鱼、蛙鱼、三花五罗、紫貂、麝鼠……自古以来，就是富饶的天然渔场和逐猎之地。人们常用“棒打东方狍瓢舀鱼，红原鸡飞进饭锅里”来描述这里的富庶。这富庶之地，自然也是俄罗斯帝国眼中的一块肥肉，十余年间曾多次入侵。
在沙俄侵略者入侵时，赫哲族拒绝为其引路、拒绝供应食物；监视沙俄侵略者的行动，随时向当地清代地方政府和清军汇报；协同清军守卫江卡。赫哲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打击沙俄侵略者贡献力量。
爱新觉罗·旻宁三十年（1850年）6月，一小股沙俄军队侵入到黑龙江省口的特林村，被满族和赫哲族的居民200余人包围。村民们警告沙俄侵略者：不经清政府许可，任何外国人都无权踏上这片土地，遂将他们驱赶出去。
咸丰四年五月四日（1854年5月30日），穆拉维约夫率领1000余名“远征军”，携带大量枪支弹药，分乘70多只舰船闯进黑龙江流域。当他们进抵松花江口时，春雨淅沥，由于不熟悉路途，而不辨方向，强盗们前进不得。此时，赫哲族渔民乌尔桑阿等人正在河岸叉鱼，穆拉维约夫随即派人将他们强行拉到船上，要求带路。乌尔桑阿等人严词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结果被俄军关押数日之后才放回。
乌苏里卡伦和黑河口卡伦是从黑龙江省进入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门户，也是往返黑龙江的必经之处。
咸丰四年（1854）夏，三姓协领富尼扬阿向赫哲人借来了桦皮小船，并在赫哲人的指引下，带兵前往黑龙江下游侦察俄军动向。经过侦查，他们发现俄军正向两个卡伦驶来。情况紧急，他们立即上报地方政府，请求定夺。怎奈清朝提出“勿启衅端”的指令，因此，守卡清军不敢轻举妄动，对俄船的入侵也无能为力。作为边防哨所的卡伦形同虚设。
咸丰七年8、9月间（1857年10月），一股俄军闯入松花江。当他们接近黑河口卡伦时，守卡清军一面竭力拦阻，一面派人飞速上报吉林将军景淳。俄船对清军拦阻置之不理，继续在中国的内河航道上横冲直撞。
景淳接到飞报，立即命令三姓副都统派兵“驾船迎阻”。
当地的赫哲族得到消息后，也纷纷驾船赶来，协同官军阻拦俄罗斯船只。
赫哲人的桦皮小船轻便灵活，航速较快。赫哲人同官军一起狂追60余里，很快便赶到了俄船前头。随即赫哲人将桦皮船在江面一字排开，形成一道水上封锁线，以阻俄船的前进。
清军将士趁势将俄军船帆扯下，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中原地区。俄军见势不妙，匆忙驶出松花江。
当时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沙俄侵略军不怕清军，却怕赫哲人。一方面是赫哲人民风彪悍，另一方面也是东北地区清军战力委实低下，穆拉维约夫曾这样记述：“多数人扛着一支尖上涂着黑色的竿子当作长矛，只有很少的人有火绳枪，大多数人带的是弓和挂在背上的箭袋…”于是吉林将军便利用这一特点，将清军打扮成赫哲族的猎人，执行巡逻任务，以震慑俄国人。
扎拉西忍辱负重
咸丰十年(1860年)初，对居住在黑龙江省左岸彪尔郭屯的赫哲族“噶珊达”扎拉西来讲，是一段屈辱而又黑暗的时期。彼时，俄人来袭。他率众抵抗，但无济于事。其妻妾遭到俄军的戏谑，房屋也被付之一炬，就连他本人也被俄军绑架。
俄军知道扎拉西是当地的头领，便对他软硬兼施，企图让他为俄军做事。扎拉西决定从长计议，决定有条件地服从。他开出了条件：他可以担任俄官，但必须管理俄人事务。俄军答应了他的要求。
扎拉西自上任伊始，就开始利用职权之便，广泛搜集俄军情报。他还从俄罗斯士兵那里得知：俄国哥萨克骑兵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地区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这份情报是从俄罗斯帝国大规模入侵以来，直接从俄国民众那里得到的，关于他们对沙俄政府侵华政策真实反映的重要信息。到现在仍作为珍贵史料，保存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
后来，扎拉西历尽千辛万苦，带领部下260余人内迁，回归祖国。这不仅表明了赫哲族对祖国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的抗俄力量注入了新的血液。
“刨夫”、“揽头”抗俄
就在黑龙江省沿岸的民众戮力抗俄的同时，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爱国大众也开始组织起来，打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吉林省的“刨夫”、“揽头”组成的抗俄力量。
乌苏里地区盛产黄金、参、珠等名贵物品，那里的居民世代以挖参、捕貂、打鱼、采珠、淘金为业，以为生计。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占领，破坏了“刨夫”、“揽头”的生计，使他们无以为生。因此，他们对沙俄更是恨之入骨，斗志也最为坚定。吉林当局正是看重了这一点，决定将这支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以阻挡沙俄势力的入侵。
实际上，在此之前，“刨夫”、“揽头”们就已经自发组织起了一些小规模的队伍，只是由于怕官府知道，不得不在地下进行秘密的抗俄活动。
早在沙俄大举入侵乌苏里地区时，“刨夫”徐得林就曾向吉林将军表示，俄罗斯人测绘学钻探地形、插立标杆，是在肆意侵占中原地区领土，更是要剥夺他们的生路。因此，他们同仇敌忾，心甘情愿地为政府出力，要求参加抗俄斗争。
当得知吉林当局决定发给“腰牌”，给他们以合法身份，允许他们公开设营抗俄时，“刨夫”、“揽头”们都显得兴奋异常。徐得林与“揽头”张登瀛、张廷选，宋祥春、牟甲泰等人，纷纷响应当局号召，广招营夫，集结队伍。很快他们就组织起84营的强大作战群体。
他们所谓的“营”，并不同于清军的军队编制，而是按照各自职业的不同划分，比如：
“采参营”、“定碓营”、“菜营”、“木营”、“棒槌营”等五种。营也有大有小，大的数百人，小的数人。各营设“执事”一至数人，佣工(营夫)若干人，营名有的称自号，有的按“营头”姓氏为名。
没有战事时，各营可以从事采捕等生产活动；一旦起战事，各营应该“或以声为号，或以信牌是从”，并“定期聚集”，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
为了保护山场的人参，抵抗沙俄侵略者。在“刨夫”徐得林和“揽头”张登瀛的领导下，先后设营达150余座。每营兵力多寡不等，少则数十人，多则可达数百人，兵力总数不下一万。
然而，这支队伍的壮大却招致吉林当局的恐慌，遂对其进行打压控制，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抗俄作用。
东北地区边民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俄斗争
沙俄侵略者对黑龙江省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入侵和强行割占，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强烈义愤。黑龙江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也相继组织民团，据统计，黑龙江江左江右参加团练的共有3900余人。驻守珲附近的清军爱国官兵也加入了人民抗俄斗争的行列，他们在通告中警告俄军必须“撤离该地”，否则将亡于中国军民的“利剑之下”，表明了中原地区军民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
1868年爆发的青岛淘金工人起义，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俄斗争。青岛市是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南海面的一个小岛，以盛产沙金著称。俄罗斯殖民者占领这一地区后，便下令驱逐在这里定居的中国淘金工人，掠夺这里的宝贵资源。1867年，沙俄侵略者强行登岛，将金矿大肆劫掠一番；1868年5月，满载俄国士兵的军舰又在青岛登陆，企图赶走这里的中国工人。然而，中国淘金工人早已设好埋伏，俄军一登岛，数百名淘金工人一齐冲杀过来，打死打伤俄军过半。沙俄侵略军从海参崴调来军舰才解除了围困。这次战斗之后，淘金工人的抗俄斗争开始向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发展。
起义军转战到苏城后，苏城的刨夫立即响应，起义军在青岛市、苏城、黄岛区、石庙子等地到处打击俄军，起义队伍发展到三千人，抗俄烽火燃遍了南乌苏里大地。他们坚持斗争一个多月，极大地震动了俄国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少俄国人后来谈起这次抗俄起义还如惊弓之鸟不寒而栗。而移居这里的俄国人更加惶恐不安，深感“在异国土地上安家创业的艰辛”。
简论：
东北地区边民的抗俄斗争，是近代华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东侵，破坏了东北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为了生存，各族人民进行了的不屈不挠的抗俄斗争，表现了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
抗击沙俄入侵，需军民协同作战，通力配合方能得胜，单凭某一方，都难有大的作为。各少数民族人民以及民间抗俄群体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腐朽的清朝既软弱无能，又居心测，对清军和民众的抗俄运动进行限制与阻拦，导致爱国军民的抗战努力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