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6-29 16:55
杨士奇（1365年~1444年），名寓，字士奇，一字侨仲，号东里，以字行，谥文贞。吉安路太和州（今江西泰和县）人。明初重臣，与明朝大臣杨荣、杨溥并称“三杨”，是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的缔造者之一。
杨士奇早年生活清贫却好学，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步入仕途，明太宗时期，数次协助太子度过难关。杨士奇先后辅佐明仁宗、明宣宗治国理政。他直言上谏、力保赵王，劝谏明宣宗休兵罢战、爱惜百姓、选拔人才，官至礼部、兵部尚书。缔造了“仁宣之治”的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局面。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即位，杨士奇晋升为少师，与杨荣、杨溥三人共同辅政。后因无力对抗得势的宦官王振，又因儿子犯罪入狱，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年）忧愤而终，终年八十岁，获赠太师，谥文贞。
杨士奇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任职时间之长为有明一代之首，任内阁首辅二十一年。杨士奇先后担任《朱棣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的总裁。著有《东里集》《西巡扈从纪行录》等著作，是明代“台阁体”的领军人物。明代史学家王世贞认为，在明代官员中，杨士奇的文章写的最好。明代官员廖道南认为，杨士奇辅佐四朝，始终如一，是社稷之能臣。
杨士奇一岁时，父亲杨子将去世。他跟随母亲改嫁时任德安同知的罗子理，跟着继父姓罗。罗家祭祖以自家祖先牌位为主，杨士奇在跟随祭祖的过程中，想到自己父亲早死，心下悲伤。可是，罗家不可能为杨士奇的父亲摆上牌位。于是，他用泥巴捏了一个神牌跪拜。继父看到他的举动之后，认为他以后必成大器，准许他恢复杨姓。后来，罗子理被贬官流放到辽东，去世。杨士奇十二岁就开始奉养母亲。他的家境非常贫寒，靠教授学生来维持生计。
杨士奇勤于治学，并多次在湖、湘之间游历，住在江夏区的时间最长。
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召集儒生修撰《太祖实录》，当时杨士奇已经被推荐为教授参加编修。翰林修撰王叔英、方孝孺又以杨士奇有治史之才而推荐他。于是，杨士奇被召入翰林院，任编官。不久，皇上命吏部考核史馆的儒士们。尚书张紞得到杨士奇的策论，认为这不是经生所能说出的言论。于是把他上奏为第一名。杨士奇被授予吴王府审理副官，仍旧在史馆供职。
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朱棣即位。杨士奇改任编修官。不久后，他被选进内阁，主管机要事务，数月后晋升为侍讲。永乐二年（1404年），明太宗选拔内宫臣僚，任命杨士奇为左中允。永乐五年（1407年），杨士奇升任左谕德。
永乐六年(1408年），明太宗北巡，命杨士奇与资政大夫蹇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留京辅佐太子朱高炽。太子喜欢文学诗词，赞誉右春坊右赞善王汝玉以诗法谋取晋升之阶。杨士奇建议太子读《六经》，闲暇时间看看两汉的诏令。他认为诗是小技，不足以治国安邦。太子认为杨士奇说的有道理。
当初，朱棣起兵时，朱高煦朱高煦多次力战有功，朱棣许诺成功后将他立为太子。靖难之役结束后，朱棣朱棣却未曾立他，朱高煦于是心怀怨恨。明太宗又怜悯年幼的赵王朱高燧，对他非常宠爱。汉王、赵王联合离间太子，明太宗有所动摇。永乐九年（1411年），明太宗回到南京，召见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的情况。杨士奇说，太子很孝敬，而且天资聪颖，知过必改，决不会辜负明太宗的重托。明太宗听后很高兴。这一年，因重修《太祖实录》，杨士奇被任命为纂修官。
永乐十一年（1413年），发生了日食。礼部尚书吕震请求举行朝贺，侍郎仪智认为不可。杨士奇也极力主张不可朝贺。于是，明太宗罢免了朝贺。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太宗北征，杨士奇留京辅佐太子。明太宗回京时，太子遣使者迎接稍迟，汉王乘机进谗言。明太宗一怒之下，将黄淮等东宫官属全部投入监狱。杨士奇之后赶到，得到了明太宗的宽宥，没有获罪。明太宗召见他询问有关太子的事情，杨士奇叩头说，太子与当初一样孝敬，所有迎驾拖沓迟缓的过失，都是自己和大臣们的罪过。明太宗这才消除了怒气。而其他重臣们不断上书弹劾杨士奇，认为明太宗不应该独独宽宥他。于是，杨士奇被投入锦衣卫监狱，不久后获释。
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太宗回到京师，听说了一些有关汉王阴谋夺嫡以及其他不轨行为的传闻，便向蹇义询问。蹇义不答。于是，明太宗又问杨士奇。杨士奇回答说，自己与蹇义都在东宫侍奉太子，外人都不敢在他们面前谈论汉王的事。但汉王两次被遣到藩国去，他都不肯去。现在他知道皇帝将要迁都，坚持要留守南京，希望明太宗能够好好考虑汉王的用意。明太宗默然不语，起身回宫。几天后，明太宗获知了汉王所做的所有事，削夺了他的两个护卫，把他安置在乐安。第二年，杨士奇晋升为翰林学士，兼任原职。永乐十九年（1421年），杨士奇改任左春坊大学士。次年因犯辅导有误的过失，杨士奇被投进锦衣卫监狱，十天后获释。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太宗驾崩，朱高炽即位，杨士奇被提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皇上御临便殿，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奏完事还没有退下。皇上望见杨士奇，让两人一起听听杨士奇的言论。杨士奇上奏，明仁宗减少岁供的诏令才下两天，惜薪司便传出圣旨，要征收八十万斤枣子，这与前日的诏令不符。明仁宗立即命令减去半数。
明太宗去世后，按制度要穿二十七日丧服，期满后，礼部尚书吕震建议群臣换上乌纱帽和黑角带。杨士奇坚决反对，吕震厉声呵斥他。蹇义将这两人的意见上奏给朱高炽。第二天，明仁宗头戴白帽，身穿麻衣，腰系麻带来上朝。朝臣中只有杨士奇和英国公张辅与皇上一样穿着丧服。罢朝后，皇上对左右的人说，先帝梓宫还停殡待葬，不忍心改易服装，杨士奇做得对。随后，杨士奇晋升少保，与同僚杨荣、金幼孜一起得到皇上赏赐的“绳纠缪” 银章，可以将奏章密封后再上呈谈论政事。不久后，杨士奇升为少傅。
当时布政使、郡守县令前来朝见，尚书李庆建议把军队多余的马匹发给这些官员，然后每年向他们征收马驹。杨士奇认为，朝廷选拔贤才授予官职，现在让他们去牧马，这是看重畜生而轻贱贤士，无法向天下交待。朱高炽答应下旨禁止这种做法，但过后就没有声息了。杨士奇又极力谏言，仍不见回音。不久后，皇上驾临思善门，召见杨士奇，对他说，自己没有忘了这件事，只是听说吕震、李庆这帮人都不喜欢他，念他孤身一人，恐怕被吕震等人伤害，所以不想因为他的反对而停止这件事。接着，明仁宗拿出陕西省按察使陈智写的论养马不利的奏章，让杨士奇起草诏书。杨士奇叩头称谢。群臣练习新年朝贺的礼仪，吕震请求用音乐，杨士奇与黄淮上书表示反对，没见答复。杨士奇再次上奏，在殿庭中一直等到夜漏十刻。明仁宗终于答复，支持杨士奇。过了一天，明仁宗面见杨士奇，对他说，吕震每件事都要让自己误入歧途，要不是有杨士奇等人的争辩，就会后悔莫及。于是，任命杨士奇兼兵部尚书，享受三个职位的俸禄。杨士奇辞掉了尚书的俸禄。
明仁宗做太子时，不满意御史舒仲成，即位后想加罪于他。杨士奇认为不妥，他的理由是，明仁宗即位后，曾下诏宽恕原先所有逆自己的人。现在如果将舒仲成治罪，那么诏书就会失去信用，很多人会感到害怕。他建议明仁宗对待舒仲成就像刘启对待卫绾一样。于是，明仁宗放弃了将舒仲成治罪的想法。有人告发大理寺卿虞谦，说他谈论事情时不注意保密。明仁宗大怒，将他降官一级。杨士奇为他辩白，虞谦又得以复职。大理寺少卿弋谦因上书言事而获罪。杨士奇认为，弋谦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加罪于他，群臣以后就不敢说话了。明仁宗马上升弋谦为副都御史，并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时有人上书歌颂天下太平，明仁宗拿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赞同。唯独杨士奇认为，明仁宗虽然恩泽广布于天下，但还有流离失所的人，满目疮还没有完全恢复，人民生活还很艰难。再休养生息几年，也许才能够看到天下太平。明仁宗认为他说的对。随即对蹇义等人说，自己以满腔至诚对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辅佐自己。但杨士奇曾五次上书，而他们却都没有说一句话。是否朝廷真的没有失政，天下是否真的太平。诸位大臣感觉非常惭愧。明仁宗特地制作“杨贞一印”，赐给杨士奇，感谢他与自己同心同德，忠贞不二。希望他能够努力修身，以成就英明贤良的美誉。不久后，朝廷修撰《太宗实录》，杨士奇与黄淮、杨溥等人做总裁官。明仁宗病危时，将杨士奇、蹇义、黄淮、工部尚书杨荣召到思善门，命令杨士奇写诏书将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召回。
洪熙元年（1425年），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杨士奇以大学士身份兼任礼部尚书，不久后又改兼兵部尚书，同时担任总裁官，编修《仁宗实录》。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造反，明宣宗亲自出征，平定了叛乱。回师途中，经过献县单家桥时，侍郎陈山前来拜见，指出汉王、赵王实是同心合谋，请求乘势擒拿赵王，杨荣极力赞成。杨士奇认为，什么事都应当依据事实。杨荣厉声训斥他要阻挠安定大计，现在抓获的叛乱者都说赵王参与了汉王的计划，并不是没有根据。杨士奇说，朱棣有三个儿子，明宣宗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当然不可赦免，而无罪的应当好好地对待他。如果对他有怀疑的话，加以防范，不让他产生祸患就行了，不必急于动武。杨士奇想去劝谏朱瞻基，却被守门卫士拦住了。被皇上召见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将杨士奇的话告诉了明宣宗。明宣宗本就没有加罪于赵王的意思，讨伐赵王的事算是告一段落。回京后，明宣宗思考杨士奇的话，并询问杨士奇，自己该如何对待赵王。杨士奇建议明宣宗保全赵王，不要被他人的话所迷惑，毕竟赵王是明宣宗最亲的人。明宣宗想将群臣的奏章封好，送给赵王看，让他自己处理。杨士奇认为再得一封玺书就更好，于是明宣宗派使者将玺书送到赵国。赵王得到书信后，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了，大喜，马上上书称谢，并且献出护卫。人们的议论这才停息。明宣宗对待赵王日益亲近，而陈山则受到了冷遇。朱瞻基感谢杨士奇出力保全了赵王，给他赏赐了许多金币。
自朱棣攻占交并设置交阯布政使司后，该地区屡次叛变。朝廷多次派大军征讨，都失败了。交州豪族黎利假意请求明宣帝册立安南国南陈国王的后裔。明宣宗厌倦了战争，想准许他的请求。英国公张辅、蹇义等人都说没有理由册立陈氏后裔，这样做是向天下示弱。明宣宗召见杨士奇、杨荣来商议。两人坚持认为，明宣宗体恤人民的生命，对边远地区采取安抚政策，不能说没有理由。汉朝放弃珠崖郡，前代史学家把它作为美谈，而不认为是示弱，应该准许交趾人的请求。于是，汉宣帝下令挑选出使交趾的使者，蹇义推荐能言善辩的伏伯安。杨士奇认为，如果言语不忠不信，即使到蛮夷民族地区也行不通。伏伯安是个小人，出使交趾只会让国家蒙受耻辱。朱瞻基同意他的意见，另外派遣了使者。明朝放弃了交趾，罢兵，每年省出的军费超过白银万两。
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陪同皇太后拜祭陵墓，召张辅、蹇义和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到行殿朝见皇太后，皇太后慰劳了他们。明宣宗对杨士奇说，皇太后曾对自己说，明仁宗在青宫时，只有杨士奇不怕触犯明仁宗，而明仁宗也能听从他的劝谏，所以才不会把事情弄糟。皇太后还教诲自己，应当接受直言进谏。杨士奇称赞道，这都是很有道理的话，希望朱瞻基能够好好体会。不久后，明宣宗下令给鸿胪寺，说杨士奇年老体弱，上朝的时候如果迟了，不要论罪上奏。明宣宗曾经微服出行，晚上到了杨士奇家里。杨士奇仓皇出来迎接，责怪道，明宣宗的安危关系到宗庙国家，应该自加珍重。过了几天，有两个强盗被抓到了，审查后，发现他们有不轨企图。明宣宗召见杨士奇，将此事告诉了他，并感谢他对自己的爱护。
明宣宗因各地频频发生水灾旱灾，召见杨士奇，商讨赈灾、免除重灾地区的税赋、免掉受灾的养马人的课税等事情。杨士奇趁机请求一并免除他们拖欠的税赋，免除柴火和干草的税钱，减少官田的租税，审理滞留的冤案，停止工程建设，以显示朱瞻基的爱民之德。百姓非常高兴。过了两年，明宣宗询问杨士奇，有关赈灾的诏书已经下发很久了，是否还有什么问题。杨士奇反馈说，诏书说要减少官田的租税，但户部仍然按照旧额征收。 明宣宗很不高兴，下令说，如果有不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员，就要依法论罪。杨士奇又请求安抚逃荒的百姓，纠察贪官污吏，选举擅长文学或者勇武的人才，让被判了极刑的人家的子孙也可以进入仕途为官，让三品以上的朝廷大臣以及布政司、按察司的官员推举人才，作为各部门官员和地方郡守的人选。朱瞻基全都同意了。于谦、周忱、况等人都是此时被举荐的。当时，明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人齐心辅佐，四海之内都称颂政治清明节、国家安定。明宣宗于是仿效古代君臣巡游一事，每年春节，给百官放假十天。明宣宗也时常到西苑、景山公园游玩，众学士相随左右，赋诗唱和。趁此机会，明宣宗会详细询问民间疾苦。大臣们有什么谏言，明宣宗都会虚心听从和采纳。
明宣宗刚刚即位时，内阁大臣有七人。其中陈山、张瑛是皇上做东宫太子时的旧臣，入了内阁，后来因为不称职，已经调出内阁，任其他官职。黄淮因病退休，金幼孜去世。内阁中只剩下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杨荣爽朗果断，敢做敢为。他曾多次跟随朱棣北征，对边防将领的能力，边防要塞的险易远近，敌国的情况都很了解。但是他经常接受馈赠，边防将领每年都会给他赠送良马。明宣宗知道了这事，便问杨士奇。杨士奇认为，杨荣精通边防事务，这一点自己不如他。不应该因为这点小缺点，就对他耿耿于怀。明宣宗告诉杨士奇，杨荣曾经揭他和夏原吉的短，不明白杨士奇为何为杨荣说话。杨士奇却希望明宣宗能像宽容自己的过错一样宽容杨荣。明宣宗于是不再介意杨荣。后来，这些话渐渐传开了，杨荣觉得愧对杨士奇，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明宣宗也更加亲近厚待杨士奇，赐给杨士奇的珍贵果品、祭品美酒、锦衣金币、书籍器皿数不胜数。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逝世，继位的朱祁镇只有九岁，军国大政由太皇太后做决定。太皇太后信任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有事情便派宦官到内阁商议。三人也很自信，从容不迫地处理政事。杨士奇请求训练士兵，加强边防，设置南京参赞机务大臣，派遣文武官员镇守江西省、湖广、河南省、山东省，取消侦事校尉。又请求逐步减免租税，慎重执法量刑，严格考核百官。太皇太后全都批准实行。正统元年（1436年），朝政清明，可以说是杨士奇等人的功劳。正统三年（1438年），《宣宗实录》修撰完成，杨士奇晋升为少师。正统四年（1439年），杨士奇请求退休。明英宗不允许，批准他返乡扫墓。不久后，杨士奇又返回朝廷。
明英宗即位后，宦官王振很得他的宠爱，逐渐开始干预内廷之外的事务。他教导皇上严格对待大臣，大臣动不动就会被关进监狱。靖江王佐敬私下送金子给杨荣，当时杨荣返乡扫墓，并不知道这事。王振想借此机会排挤杨荣，杨士奇极力调解，杨荣才得以无事。不久后，杨荣去世，杨士奇、杨溥更加孤立。正统五年（1440年），明英宗下令大规模发军征讨麓川，耗费了大量国库钱财，损失的士卒马匹达到数万。正统六年（1441年），太皇太后去世，王振的势力更加强大，大肆作威作福。百官稍有触犯，马上就会被逮捕入狱。朝臣们人人恐惧不安，杨士奇也无法制止王振。
杨士奇已经年老，他的儿子杨稷傲慢暴戾，曾经施暴杀人。言官纷纷上书弹劾杨稷。朝廷商议后，没有给杨稷立即治罪，而是把他的罪状拿给杨士奇。后来，又有人揭发杨稷残暴施虐的数十件罪状，杨稷被关进监狱。当时杨士奇因为年老有病正在休假，明英宗恐怕伤了他的心，下旨安慰他。杨士奇感激涕零，忧愤得不能起床。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终年八十岁。获赠太师，谥文贞”。杨士奇葬于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杏岭村北山坡上，杨士奇墓现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依法诛杀。正统初年时，杨士奇说，瓦剌逐渐强盛，将成为边防的祸患，而边防军缺少马匹，恐怕不能抵御。应该允许边防军到附近的太仆寺领取马匹，西番的贡马也应该全部拨给他们。这个预言在杨士奇死后成为现实，瓦剌部首领绰罗斯·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果然率军入侵，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杨士奇善于识人、喜欢举荐寒士，之后指挥明京师保卫战的于谦、创立平米法的周忱、史称“况青天”的况锺等人，均由其举荐。
有一次，仁宗征求杨士奇治国施政之策，杨士奇大胆上奏：“皇上要广开言路，废除诽谤罪。知民情、察民意，是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措施。”仁宗接受他的建议，设立“宏文阁”，下诏群臣“求直言，言时政阙失”，基本上做到了言行一致。一日上朝，仁宗将一本歌颂皇恩浩荡、太平盛世的奏章让大家传阅，群臣都阿谀附和，声声喝彩，蹇义说道：“皇帝即位以来，所行的都是仁政，百姓再没有科敛徭役之苦，现在真是治世呀！”惟杨士奇有“杂音”，他说：“虽然陛下恩泽天下，但因多年国兵，百姓颠沛流离，疮痍未平，温饱难得，不休养生息数年，何能四海升平？”仁宗赞同杨士奇的看法，批评吏部尚书蹇义等人说：“朕待卿等以至诚，希望能匡正辅佐，只有士奇曾五次上奏言事，而你们只会歌功颂德，难道朝廷没有一点阙失？天下真的太平了？”他认为士奇这人忠诚可嘉，便又升他为少保，然后赐他与杨荣等每人一枚刻有“绳愆纠缪”的银章，以示自己的纳谏决心。
杨士奇出身寒门，有三十多年的平民生活经历，深知民间疾苦。为相之后，常以国计民生向皇帝进言，引导皇帝采取一些“宽政恤民”的积极措施，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宣德五年（1430），许多地方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宣宗召士奇商议下诏宽恤，免除灾区的赋税及欠官方亏额。士奇又请求将过去所欠赋税和薪钱一并免除，并减免官田租额，平反冤狱，淘汰工役。宣宗一一采纳。
杨士奇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官，《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朱高炽实录》十卷，《朱瞻基实录》一百十五卷的总裁。《明实录》中，史料丰富而广泛，诸如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的变化、官吏的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都以编年体的形式，不间断地记载下来。《明实录》是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之一，具有重要史学价值。杨士奇另著有《三朝圣谕录》三卷、《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等史书。
杨士奇诗文著述丰富，数量颇多。诗歌共12 卷，计2037 首；文 81卷，计1717 篇。他的诗文从内容上来看，主要特点是感圣恩，歌盛世，不追求新奇；语言有益教化，晓畅明白，不作赘言；风格温柔敦厚，雍容平易，醇实无，被称作“台阁体”。杨士奇是明代“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三杨”的领军人物，其诗文有开宗立派之意义。他的文学著作有《周易直指》十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
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主持清理、录入文渊阁43200 册藏书，编修成《文渊阁书目》。与前代官藏书目不同的是，它不按经史子集的四部法分类登录，而是以千字文排次为序。《文渊阁书目》是明代综台性官修目录的开创之作， 在明代官修目录中最为著名。
杨士奇擅写行书、楷书，笔法古雅，却少风韵。明朝时期，他被称为“书学二王”。
清代官方编纂的《明史·诚孝张皇后传》中收录了一则“杨士奇举三事”的故事。此故事发生在正统七年（1442年），当时太皇太后张氏病情严重，她召见了杨士奇和杨溥入宫，并命宦官询问国家还有哪些未了的大事。杨士奇提出了三件事情作为建议。首先，他认为尽管建庶人（即朱允炆朱允）已去世，但仍应编修其实录。其次，他提出太宗（指明成祖）曾颁布的禁令，即收藏方孝孺等诸臣遗书者将受死刑，这一禁令应当废除。然而，当杨士奇准备陈述第三件事情时，张太后已经不幸崩逝，因此他未能完成上奏。关于这一故事的最初记载，出现在祝允明的《野记》中。与《明史》相比，《野记》在整体内容上更为详尽。具体来说，《野记》中提到的是“召三杨”，而《明史》则具体为“召士奇、溥”。此外，《野记》并未记载第二事的具体内容，而《明史》则将这一内容放在了第三事的位置，并指出“未及奏上”。《明史》中并未包含《野记》中张太后对杨士奇建议的“颔之”和“首肯”等表态描写。最后，在故事的叙述方式上，两者也存在差异，《野记》描述的是张太后榻前的直接对话，而《明史》则改为召大臣入宫，通过宦官来询问事情。
在明清时期，一些史家对“杨士奇举三事”的故事持有怀疑态度，并纷纷提出驳难。例如，陈建在《皇明通纪》中基于杨士奇辅政的时间与提议的时机，较早地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质疑说：“我怀疑杨士奇作为累朝元老，自洪熙以来一直得到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如果他真有此意，为何不在仁宗、宣宗时期提出？为何不在正统初年提出？非要等到太后临终，自己也已年老体衰之时才提出呢？祝允明的这一记载，很可能只是道听途说。”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也指出：“现存的张太后遗诏中并未提及这三件事，即便有，为何实录遗漏而未修？方孝孺的文集也是在成化时期才出现。”张朝瑞在《忠节录》中也持否定态度，这一观点后来被《四库全书总目》采纳。现代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一故事的起源可能源于民间的道听途说。在天顺时期，由于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这一故事得以流传。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名山藏》中逐渐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使得这一故事从私修野史逐渐进入清代官修正史《明史》。在流传过程中，故事中的破绽被修补弥缝，从而得以广泛传播。
明代史学家王世贞认为，宋濂、杨士奇、李东阳、王守仁是明代官员中，文章写的最好的人。
明代官员唐枢认为，杨士奇是明朝的文贤，其文学才能在朝廷内首屈一指。他识大体，做事从容、公正。只要在名节、政事、文学方面有名气的人，杨士奇都会举荐他们。
明代藏书家项笃寿认为，杨士奇的文学水平很罕见，他对人非常和善，从不嫉妒他人。
清代政治家张廷玉认为，杨士奇做官非常严谨，居家时从不谈论公事，即使是至亲好友也不让他们知道。在皇帝面前，杨士奇举止恭敬谨慎，善于应对，所谈论的事情都能切中要害。别人有小过失，他也常会为他们掩盖。
明仁宗朱高炽赞扬杨士奇说，以前自己肩负监国使命，杨士奇随侍左右，君臣同心同德，一起献身国事，公而忘私，多次经历艰难，意志不曾动摇。自己即位以来，杨士奇进献妙计，期望自己治理好国家，忠贞不二，这些自己都记在心里。
朱瞻基朱瞻基认为，杨士奇从不怕触怒君王，明仁宗能够接纳杨士奇的建议，因此做事都能成功。
明代史学家丘濬认为，三杨是当时的贤明宰相。
明代官员吴宽认为，当时能够称作名臣的，就是三杨。
明代官员徐三重认为，明代内阁名臣中，三杨称首。
明代官员焦竑评价说，西杨有宰相才能，杨荣有宰相的业绩，南杨有宰相的风度，所以说到明朝的宰相，必然会提到三杨。
明代官运尹直与三杨一起做官了很久，他认为，当初，国家刚刚平定战乱，缺少将官，经费匮乏，民间地广人稀，法制薄弱，各项财政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后来，朱瞻基英武有决断，各个部门的官员都听从命令，任职后很少变动，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杨辅助国政，因此扬名天下……等到王振专权，好大喜功，才有了麓川之征，调兵遣将，耗费人力物力，对国家毫无益处。后来九溪苗族趁机叛乱，还有叶宗流、邓茂七、黄萧接连起兵，直到发生土木堡之变，这都是因为三杨最初没有能够阻止王振的行为。然而西杨的文学水平，东杨的政治能力，南杨的清雅都是人所不能及的，要说到贤相，必然会提到三杨。
明代官员廖道南认为，杨士奇辅助太子，保全赵王，辅佐四朝，始终如一，是社稷之能臣。他还说，杨溥、杨荣、杨士奇相继入相，时称三杨。杨士奇有宰相的业绩，杨荣有宰相的才能，杨溥有宰相的气度，无论儿童还是妇女都知道他们的名声。
明代藏书家项笃寿认为，世人说到宰相的功绩，必然会谈到三杨，特别是杨士奇尤为出色。历经五朝，既专一又持久，他的行为都很公正。
明代方志史学家何乔远认为，杨士奇为人谦虚谨慎，重义薄利。辅佐四朝，四十余年，处理事情把持大体，从不马虎；推荐人才，都会到处调查清楚，先看德行，后看能力，从不因私庇护；对待重大的政事和有纷争的事情，他都会讲出切中要害的意见。朱祁镇刚刚即位时，张太后一起听政，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共同辅政，让百姓休养生息，并严格核查百官。
清代政治家张廷玉认为，杨士奇、杨溥、杨荣同时是朱高炽做太子时候的属官，也同时在四代朝廷任职辅政，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明代赞许贤良的宰相，必然首推“三杨”。他们能够以儒家学说为根本，洞察事情的先机，同心协力互相支持，谨慎谦恭从不懈怠。三杨就像史书上所称赞的房玄龄、杜如晦，道德高尚，为君主效力，弥补过失，却为人低调；又像姚崇善于应变，使天下大事处理得当；还像宋璟依法行事，保持公正。
当代史学家南炳文、汤纲都认为，杨士奇与杨荣、杨溥都是明仁宗做太子时候的旧臣，为维护朱高炽的太子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受明仁宗和明宣宗的信任。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的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然最初只是学士，却也开始掌握机要事务。后来称为公孤，始终在重要位置，不出内阁一步……这样的经历，使他成为“宿德重望”“为时耆硕”，在朝臣中有很高的威望。
广东省布政使徐奇将岭南的土特产馈赠给朝廷大臣，有人得到了他送礼的清单，进呈给朱棣。明太宗看上面没有杨士奇的名字，就召他来询问。杨士奇解释说，徐奇去广东时，各位大臣作诗给他送行，自己因为生病没有参加，所以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大臣们是否收礼还不清楚，况且礼物都很轻微，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于是，明太宗下令烧掉了送礼清单。
永乐六年（1408年），明太宗巡狩北京，命杨士奇起草诏文。明太宗看后，认为杨士奇写得很不错，其他人也连连称好，只有兵部尚书刘隽私下对杨士奇说，诏书中有一个“自”字，应该改成“有”字更好。杨士奇点头答应，就告诉了众人。其他人都认为不需要改，杨士奇却坚持认为刘隽改得有道理。明太宗就同意了。后来明太宗深有感触地说，杨士奇能够听进去不同意见，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成功。
杨士奇自称有三大遗憾：不是进士出身，不得作县令、御史。
宣德年间，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同在内阁，号称“三杨”。世人以他们的住宅位置以作区别，杨士奇称“西杨”，杨荣称“东杨”，杨溥称“南杨”。
泰和县人刘伯川善于观人。杨士奇时年十四五岁，与陈孟洁前往拜访他。刘伯川以两人皆故人之子，于是会见了他们，大家相处融洽。这天雨雪停止，天空放晴，大家喝酒喝的正香的时候，刘伯川命两人赋诗言志。陈孟洁赋诗：“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杨士奇赋诗：“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刘伯川对陈孟洁笑着说：“十年勤苦，只博红楼一看邪！子当不失风流进士。”又对杨士奇笑着说：“虽寒上当耐，子当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见也。”刘伯川去世后，陈孟洁考中进士，为翰林庶吉士，而杨士奇官至少师。皆如刘伯川所言。
正统二年（1437年）三月初一，时值阁臣的休沐期，杨士奇与同僚杨荣、王直、杨溥、王英、钱习礼、周述、李时勉、陈循等八人以及画家谢环雅集于杨荣在京师城东的府邸——杏园。谢环描绘了诸人聚会之情景，创作了《杏园雅集图》卷，卷后有杨荣与众人的题记和序文。
洪熙元年，杨士奇以大学士身份兼任礼部尚书，不久后又改兼兵部尚书，并食三禄。他辞去了比学士俸禄高三倍多的尚书俸禄， 并说，尚书月俸六十石，可养壮士六十人，自己受二俸，已过分，不敢再要尚书俸禄。蹇义说建议他辞去学士俸禄。杨士奇却认为，辞禄当辞厚，不用取虚名。 朱高炽只好同意去掉杨士奇的尚书俸禄。慨叹道，杨士奇真是清廉，如果官员们都这样，世上就没有贪官污吏了。同年二月，明仁宗为嘉奖杨士奇，特赐田二顷，杨士奇仍然坚辞未受。
杨士奇的家乡泰和县曾经有这样的预言：“龙洲过县前，泰和出状元”。秀才陈循住在泰和东城，先后考中乡试第一、会试第二、廷试第一，最后中了状元。杨士奇当时在南京任谕德，寄二绝句给自己这位同乡，其中一个是这样的：“龙洲过县千年谶，黄甲初登第一名。从此累累题榜首，东城迎喜过西城。”六年后，泰和城西人曾鹤龄考中状元。又过了十八年，曾任泰和典史的真定人曹鼐也考中状元。
有一次，杨士奇、杨荣、杨溥命妓女齐雅秀陪酒，众人问她能不能让三位阁老笑。齐雅秀说，一进去就会令三人大笑。齐雅秀见到三杨后，三杨问她为何迟到，齐雅秀说自己在看《烈女传》。三人大笑说，母狗无礼。齐雅秀回答说，自己要是母狗的话，三位阁老就是公猴。一时京中大传其妙。
杨士奇墓位于泰和县澄江镇杏岭村北山上，坐西向东，墓园占地约7.5亩，砖石结构墓室，墓前两边立有石俑、石马、石羊、石狮、石旗杆。石像前立有牌坊，中匾“与国咸休”四字为明仁宗所赐。坊前有一座碑亭，碑刻朱祁镇祭文。墓后的石碑上刻着杨士奇的生平，杨士奇墓作为名人名墓已经载入《中国名胜词典》。1957年，杨士奇墓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杏园雅集图由明代画家谢环在明代正统二年（1437年）所绘制，绢本设色，纵37厘米，横401厘米。再现了明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九位内阁大臣在杨荣府邸杏园聚会的历史画面。卷首题“杏园雅集”四字，卷后保存有当时雅集者杨士奇所书《杏园雅集图序》；庐陵郡杨士奇、建安杨荣等人的即景诗。全卷长1181厘米，是一幅图文并茂的长卷。《杏园雅集图》现藏于镇江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