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6:05
周伟洲，男，1940年2月生，开平市人，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5年西北大学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86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等。
周伟洲，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1965年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同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86年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原会长）。中国民族文学会顾问（原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等。等。主要论著有《赤勒与柔然》《吐谷浑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文物考论》《长安与南海诸国》《陕西通史·民族卷》《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唐代党项》《西北民族史研究》等；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2023年1月27日，周伟洲教授受聘西北大学中国民族史团队首席专家仪式举行。
著作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次、一等奖1次，及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到高中毕业前一年，抛弃了学理工的理想，毅然决定报考兼文史之优的历史或考古专业。
1958年，考上了西北大学历史系。
进入大学后，正逢上“大跃进”的年代，第一学期就下郊区劳动。
周伟洲仍然执着追求我想作历史考古学家或文学家的梦想，不顾一切地广泛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
每当下大雨或休假日，总是一个人穿过田间小道返回学校，目的是借还书。因为如此“不识时务”，终于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挨了几次批判。也许是爱好和旧习难改的缘故，我并没有气馁，而是避开同学们的眼光偷偷地攻读中外名著。每当同学们午休时，我总是躲在阅览室书架之间，陶醉于书籍之中。
在大学四年里，周伟洲广泛涉猎了中外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和文物考古诸领域，并试着写小说、电影剧本、历史论文和札记，初步打下了以后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基础。
1962年，周伟洲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该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史学家、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
在研究生学习的三年期间，由于当时国内的形势，先后在西安市市郊、延安青化砭，以及青海刚察藏族牧区参加了两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正是恩师马先生的悉心指导，才使我真正迈进了史学研究的大门。
马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学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记得马先生曾要求我们研究生每两周交一篇习作，然后亲自批改，耳提面命，使周伟洲终身受益。
1966年底“十年动乱”开始，周伟洲从青海刚察社教之地匆匆返回学校，直到1967年才分配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
《历史时期新疆民族的发展与变迁》
国内文物考古工作恢复较早，自1972年起先后在《文物》、《考古》等杂志上发表文物考古相关的论文十余篇，并有幸得到著名考古学家宿白、陈直等先生的指点。
特别是1979年在全国最高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杂志(第11期)，发表在“文革”期间写的短篇小说《盗马贼》 ，接着此文又被改编为广播剧在全国播放，圆了周伟洲从少年时代起想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梦。
1973年，重返西北大学，先是参与当时国务院下达的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任务。
1979年该书出版后，编写组被改为西北历史研究室。
从此，才正式开始从事自己的专业——中国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同年，周伟洲修改和补充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杜出版）。
第一部民族史专著《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南凉与西秦》（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史研究》 （1995年中州科技大学古籍出版杜）、
《陕西通史·民族卷》 （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主编，200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
《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2001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13部著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教育部和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此外，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的一些论著。
如果这些论著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那就是拓宽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领域；对五胡十六国国别史研究有所贡献；对古代西北民族史和关系史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内容和看法等。
我生性鲁钝，不善交际，甚至有些迂腐和书生气。然而却勤奋、好学、执着，似乎人生所经历种种坎坷、磨难，如政治风云、贫困失意、个人得失等，不仅没影响我的追求，相反有时却更加激励我向前。
回溯60多年走过的历程，我怀着深深的敬意，真诚地感谢曾教导和帮助过我的师长、朋友和家庭；也为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培养的30多名硕士、博士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骄傲。我的著述如果还能为研究这方面的后人作一些参考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
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上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有七个子女，我排行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买书和藏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店里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蹲就是一个下午。1952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到成都市，我有幸进入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市第七中学（原国立成都县中）。在中学的六年中，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有很好的师资力量，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20－30年代至当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史、语法修辞之类的书籍。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所有关于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我都读过。这些书籍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查尔斯·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理解；俄罗斯帝国亚历山大·普希金、别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沃尔特·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似乎对我的影响更为巨大。当时，我简直着了迷，曾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蠢话。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高中二年级时，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学文同学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考古学，对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这些想法的确有些天真，正如后来在大学一年级时历史系一位老师批判我的“白专”道路时说，这些想法简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选中这所大学是因为它位于西安市，而且有考古专业。至于对史学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知甚少。入校后，我依然故我，拼命读书。然而，这种情况却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调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几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市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学校丰富的藏书和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钻在书丛之中。每天中午，当同学们休息时，我钻在阅览室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校图书馆借书。
在大学四年中，我把阅读的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从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脑子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到三、四年级时，我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开设的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从事考古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这一选择决定了我的史学研究的方向。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虽然因当时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区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约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时间才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一个星期要我们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颇多。他在课堂上或平时的指导中，一再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史论结合的重要性。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及治学方法可以说基本形成了。
二、我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
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史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是为那一时代的现实服务的。所谓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就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史学的鉴戒功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撰《春秋》、司马迁写《全本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之类的历史书籍，莫不鲜明地显示出史学在政治方面的借鉴作用。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得好：“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知今。”珍妮·马克思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的论著中，也有名言：“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史学的鉴戒功能在政治斗争方面如此，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继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无论是处于先进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辈出，深入社会面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史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又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起着作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当今中国史学正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和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史学这一方面的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其作用决不低于它的鉴戒功能。此外，史学还有许多社会功能，不再一一罗列。由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现今社会里，史学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史学承继、发展，不仅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对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我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才逐渐清楚的。在我成长的50—6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们研究生随马长寿师到甘肃省、青海做民族调查。调查访问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然而，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长寿师发现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并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认真地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的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此书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慕容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在认识到“古为今用”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重要性时，我还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十年动乱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以伪造历史来为一些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还有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歪曲、伪造历史，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赶时髦，标新立异等等。这些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或史料阙如或考证不精等原因，也会产生一些个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是，我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这在我撰写《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参加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自然充满了义愤；是通篇采用那种充满义愤的词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呢？还是揭露侵略的事实，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坚持采取后者，因为用铁的历史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比充满义愤的词句更为有力。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现今的中国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在当今史学变革的时期，史学领域内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或沮丧的现象。如果仅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传统的或正统的史学遭到冲击，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大学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十分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而另一方面，翻译或介绍国外史学观的论著出版较多，那种以历史上宫廷秘史或妓女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当然，我并不是非议后者，后者至少在吸取、认识外国史学有益的东西和扩展社会史研究领域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学领域出现的部分问题。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将会逐渐解决，史学终归会逐渐适应新的时代，并为之服务。
三、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从我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就基本确定了我的史学观，即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史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像我这样年纪上下的史学工作者，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这本身就包含着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历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贬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然而，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自然也是有选择性的，也决不会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我虽然十分钦佩，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走他们的老路，否则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或“简洁”，也就会失去史学真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应有所创新。这一工作是我们老一辈历史学家所完成、开创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中国一批有卓识远见的史学家们经过对传统史学的继承、改造，并吸取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逐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这些前辈著名史学家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应是领史学界一代风骚的大家，我认为，至今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包括我个人的史学研究，都是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前进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而创新为新中国的新史学。它是为我国社会现实服务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史学正是以它不断的创新，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8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电子信息的新时代，而我国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史学是否会发生变革，有所创新，产生一种新时代所需要的历史学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学家身上。
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就历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
五、关于历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
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历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历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卡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注释] 《亭林文集》卷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文史通义·原学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此书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
《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此书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
《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
《吐谷浑资料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再版(此书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陕西通史·民族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丝绸之路大辞典》(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边疆经略史》（第三编第一、二、三、四章），马大正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西夏通史》（第二、三章），李范文主编，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璋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历史文献上关于唐安西四镇的称谓是怎样记载的？》，《历史教学》1964年11—12期合刊
《前凉金错泥筩》，《文物》1972年6期
《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文物》1972年7期
《近年来陕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与朱捷元合作），《考古》1973年2期
《西汉皇后玉玺及甘露二年铜方钅卢 的发现》，《文物》1973年5期
《混进李自成起义军的一个内奸的自供状——剖析明末雷于霖的一份手书自传》，《文物》1974年12期
《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文物》1974年12期
《明黄河图说碑试解》，《文物》1975年3期
《略论清代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西北大学学报》1976年1期
《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3期，后收入《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一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陕西韩城西门大顺永昌元年城额》，《文物》1976年10期
《沙俄驻我国西部领事馆的罪恶活动》（与何玉畴合作），《西北大学学报》1977年4期
《塔什库尔干地区各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1期
《蓝田出土的唐广明元年银铤》，《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1辑
《西安地区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见的唐代乐舞形象》，《文物》1978年4期
《略论碎叶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甘肃张家川出土的北魏王真保墓志》，《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3期
《清代吐鲁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文物》，《考古文物》1980年创刊号
《从郑仁泰墓出土的乐舞俑说唐代音乐和礼仪制度》，《文物》1980年7期
《嗢末考》，《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1期
《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1期
《关于柔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2期
《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丝路访古》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云岗石窟的“茹茹造像铭”》，《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1期
《唐末卢峻墓志》（与朱捷元合作），《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
《白兰考》（与黄颢合作），《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2期
《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4期
《土族族源问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4期
《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5期
《怎样看待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中国民族关系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乞伏鲜卑与陇西鲜卑》，《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1期
《秃发鲜卑与河西鲜卑》，《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2期
《长安发现唐智该法师碑》（与朱捷元合作），《考古与文物》1985年4期
《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文物》1985年5期
《虏与费也头》，《文史》2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8世纪中至11世纪初吐谷浑在河东的分布及活动》，《秦晋豫访古》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中国民族史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唐代的安乐州与长乐州》，《西北史地》1987年3期
《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突厥回鹘历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唐代党项的内徙与分布》，《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吐蕃与吐谷浑关系史述略》，《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唐末党项拓跋部割据势力的形成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2期
《唐代六胡州及“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3期
《评黄烈著\u003c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u003e》，《历史研究》1988年4期
《大非与墨离》，《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2期
《南朝蛮族的分布及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古代长江下游经济开发》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
《公元3—9世纪岷江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在交通史上的地位》，《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马长寿及其所著\u003c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u003e》，《二十四书品》1989年4期
《西北民族与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隋唐时西北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3期
《吐蕃对河陇的统治及归义军前期的河西诸族》，《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3期
《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3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边疆形势与边疆政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略论唐太宗的民族观》，《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
《关于敦煌古藏文写本\u003c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u003e的研究》（与杨铭合作），《中亚学刊》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吐谷浑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平准学刊》2辑，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
《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博》1991年1期
《可爱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国的魅力》，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1991年1期
《关于维吾尔族族源问题——评吐尔贡·阿勒玛斯\u003c维吾尔人\u003e的有关部分》，《西域研究》1991年2期
《六朝南北战争性质论》，《南京史志》1991年3期及增刊
《国外关于敦煌藏文文献\u003c阿柴纪年\u003e的研究》（与杨铭合作），《国外中国学研究》1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要认真处理好几个关系》（加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笔谈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
《近年来国内隋唐民族史研究述评（1981—1988年）》，《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唐代关中民族的分布及融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3期
《中国近十年来西域民族史研究的特点及展望》，《西域研究》1992年4期
《19世纪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在我国藏区的活动》（与任真合作），《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4期
《儒家文化的民族观》，《中华文化》创刊号1992年版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政》1992年6期
《1919年至1925年的西藏政局及英国分西裂西藏的侵略活动》（与唐洪波合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2期
《马长寿教授的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载《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甘肃正宁出土北周造像题铭考释》，载《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茹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2期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势力的阴谋活动》（与董志勇合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2、3期
《帝国主义在甘青藏区的活动》，《安多研究》创刊号1993年
《一幅珍贵的清代新疆军事舆图》，台湾《历史月刊》1994年4期
《西北民族与佛教传播》，载《宗教研究论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西方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研究硕果——\u003c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u003e》,《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3期，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3期
《概说丝绸之路》，载《国际汉学论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吐谷浑在西域的活动和定居》，载《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陇西李暠一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陇西李氏文化专辑》，1994年
《新视角、新思路、新观点———评石硕\u003c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u003e》，《中国藏学》1994年4期
《试论淝水之战的性质及苻秦失败的原因》，载台湾《谢太傅安石纪念论文集》，1995年
《陕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1期
《周人、秦人、汉人与汉族》，《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
《元昊简论》，光明日报史林，1995年11月13日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研究》1995年5期
《苏毗与女国》，台湾《大陆杂志》第92卷1996年第4期
《吐谷浑历史文化概述》，台湾《历史月刊》1996年6期
《史念海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开拓与贡献》，载《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内徙及其社会形态变化之研究》，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陕西北周墓葬与民族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郡县制》，《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1期
《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体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
《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载肖黎主编《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关于秦汉地方行政体制中的道》，《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
《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考》，《唐研究》第3辑，1997年
《唐梨园新考》，《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1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
《从民族关系看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特征和地位》，韩国《历史学报》第38辑，1998年汉城
《五代至宋陕北的党项及宋夏在陕北的争战》，载《首届西夏学国际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燕京学报》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祝贺与希望》（笔谈），《民族研究》1999年4期
《西安碑林史研究的丰碑》，光明日报史林，1999年3月12日
《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韦氏墓志》（第一作者），《文博》2000年2期
《陕西出土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古代印玺杂考》（第一作者），《民族研究》2000年2期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世纪之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1期，《新华文摘》2001年7月全文转刊
《温国寺考》，《春史卞麟锡教授停年纪年论丛》（韩国），2001年
《三至九世纪的南海诸国及其与中国南方诸政权的关系》，《燕京学报》10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黄帝与中华民族》，载《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再论“昆仑奴”与“僧祇奴”》，载《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我国西部的最早开发》，《西部大开发》2001年3期
《扶南乐与骠国乐》，《民族学通报》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十六国官制研究》，《文史》第58辑2002年1期
《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3期
《多弥史钩沉》，《民族研究》2002年5期
《甘肃榆中出土慕容氏墓志释证》，载《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3期
《新疆史前考古与最早的经济开发》，《西域研究》2003年4期
《唐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载《西北民族论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西汉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及往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与白霫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1期
《统万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十字牌考》，载《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
《十六国夏国新建城邑考》，载《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
《隋虞弘墓志释证》，载《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
《\u003c周书·王士良传\u003e补正》，载《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载《西北民族论丛》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6期
《晚清“新政”与新疆维吾尔族地区近代经济的萌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
《两汉时期新疆的经济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1期
《长安子午谷金可记摩崖碑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1期，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06年3月
《吐谷浑的历史与文化》，《文明》杂志2006年第11期
《新疆建省前后维吾尔族地区经济的凋敝与复苏》，载《西北民族论丛》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新疆近代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西域文史》第1辑，2006年科学出版社版
《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932年至1933年西藏的政局》，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3期，第48-54页
《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若干问题》，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2期，第77-89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2007年5期全文转刊，第62-71页
《公元三至九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第一作者)，载《西北民族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6-110页
《\u003c陈孟东纪念文集\u003e序》，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4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326页
《试论清代松潘藏区的“改土设弁”》，载《民族研究》2007年6期，第89-94页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冯承钧的\u003c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u003e》，载《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1-94页
《古西域风貌的精彩展示—马雍的\u003c西域史地文物丛考\u003e》，载《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42-344页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两件汉文碑铭考释——兼论唐朝经营西域中疆臣的作用》，载《法国汉学》第12辑，中华书局2007年12月，第31-42页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12-18页
《马长寿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载《西北民族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3页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征及其建设途径》，载《华夏文化》，2008年第三期（转载）
《试伦杨增新、金树仁主政时期新疆的社会经济》，载《西北民族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296页
《关于19世纪西藏与森巴战争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3期，第66-71页
《公元前2世纪至6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载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49-61页
《武则天传》（日本原百代著，与人合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989年连续出四版
《吐谷浑遣使考》上下（日本松田寿男撰），载《西北史地》1981年2、3期
《唐之建国与匈奴费也头》（日本石见清裕撰），《西北史地》1984年2期
著名历史学家周伟洲受聘母校西北大学.今日头条.2023-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