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30 21:01
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源自拉丁词汇Populus，是一系列强调“人民”理念的政治立场，与“精英”对立。它经常与反建制和反政治情绪联系在一起。民粹主义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罗斯，在19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开始在北美兴起，而后在20和21世纪期间逐步向全球传播，被政治家、政党和政治运动等使用，通常其作为贬义词存在。
民粹主义者通常根据社会经济阶层、种族或国籍来定义“人民”，将“精英”定义为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机构的无定形实体，并将自身利益与移民、工会和大公司等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概念功能方法进一步认为，民粹主义的这些基本特征通常也存在于其他意识形态中，如民族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因此，民粹主义者可以出现在政治光谱的任意位置，既有保守的，也有自由的；既有左派和右派，也有中间派。
民粹主义的兴起有诸多原因。全球保守主义浪潮的兴起，为反精英/反建制、反移民、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奠定思想基础，营造了人们对机会平等和选择自由权利的追求；后现代主义革命催生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倡导个人解放和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身份政治的泛滥为民粹主义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想象空间和身份属性的现实场域，“政治正确”开始成为社会主流；反智主义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体制的正当性和规则的合法性，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心理背景和时代基础。
伴随着民粹主义运动的传播，相关学术研究也日益增多。民粹主义运动通常由具有领袖魅力的人物领导，他们声称在政府中充当“人民的代言人”。例如，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部分人收获了政府的回报，而人民却承担了代价。”因此，走保守—民族主义路线的特朗普主义与倡导极端平等的民粹主义上下呼应。保守派提出的提高工资、拉升就业率、振兴制造业等口号，回应了左派民粹主义的经济吁求。保守派强调的捍卫美国利益、抵制外来移民、维护主流道德等理念，则符合了右翼民粹主义的胃口。“让美国成为美国人的美国，一切为了美国和美国人的利益”，唤醒了所有美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和期待。
当前，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开始在全球兴起，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冲击、新自由主义失灵、现代网络通讯发展和西方待议民主危机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何应对这一浪潮的冲击将是未来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
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源自词根populus，意指人民或群众，通常用来与（Elitism）、（Aristocracy）、（Synarchism）或（Plutocracy）形成对比。在时代，populus指的是拥有的罗马公民。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存在一群被称为（拉丁语：Populares）的政治人物，包括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等，他们倡导通过来替代的决策，以实现罗马公民的权利。而与他们对立的贵族派则支持元老院的统治，强调精英贵族拥有统治的能力和智慧。认为人民缺乏知识和治理能力，容易受到煽动，将权力交给人民将导致暴民政治。
民粹主义，又称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或公民主义，强调“人民”的理念，并常常将这一群体置于与“精英”相对立的立场上。民粹主义经常与反建制和反政治情绪相联系。在当前社会科学语境中，民粹主义缺乏明确定义，可被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哲学或语言现象。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来处理较为罕见，主要原因在于民粹主义呈现多样化特点，难以捉摸。
对民粹主义进行解释的一个常见框架称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它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人民”视为道德正义的代表，并将他们与被描述为腐败和自私自利的“精英”相对立。民粹主义者通常认为“精英”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机构，将其描绘成一个同质实体，并指责他们将自身利益以及其他群体（如大公司、外国或移民）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根据这一框架，民粹主义往往与其他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等相结合。因此，我们可以在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找到民粹主义者，表现出左派民粹主义和左右翼民粹主义并存的政治景观。
由于民粹主义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因此民粹主义的形式千差万别。民粹主义本身不容易被定位在左右政治光谱上，右派和左翼民粹主义并存。民粹主义运动还可以混合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歧，例如将极右通常具备的仇外态度与接近左翼的再分配经济政策相结合。综上所述，民粹主义主要可以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这两个主要类别。此外，还存在一些不属于这两类的民粹主义，我们将其称为中间主义或第三位置的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主义（Left-wing populism），也称为社会民粹主义，是一种将左翼政治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以外来移民、城乡低收入群体等草根阶层为主体，将生活窘境归咎于精英阶层操纵与现行体制缺陷，猛烈批判权贵阶层，主张通过改变规则和制度以谋求平等发展的权利。它拒绝现有政治共识，同时强调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和反精英主义，通常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左翼民粹主义倡导经济民主、社会正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推崇社会平等、财富再分配和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等议题。
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又称民族民粹主义，是一种将右派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其采用反精英主义和反现有权力机构的政治哲学。它以传统中产阶层、“铁锈地带”蓝领工人等白人保守派为主体，认为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不断涌入的移民群体抢占就业机会和福利份额；肆意扩张的外来文化引发主流道德沦陷和文明冲突。坚决反对高税收和高支出，拒绝医保改革，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右翼民粹主义者倡导新民族主义、社会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旨在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和经济，强调拒绝社会平等及相关政策，反对社会融合。
中间主义（Centrism）是一种政治观点或立场，通常主张以中庸智慧的态度解决问题，反对极端政治变革。这一观点倾向于接受或支持社会平等或在某种程度上平衡社会阶级，反对可能导致社会向左派或右派极端方向转向的政治变革。一些意识形态，如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和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都可以被归类为中间派。此外，“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也可归为此类。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当时美国和俄罗斯帝国都出现了自称为民粹主义的运动。民粹主义常与民主传播联系在一起，既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治理框架。
当前对于民粹主义的脉络梳理主要涵盖四波浪潮：
（1）第一波发生在19世纪末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和美国，分别是俄国民粹派运动和美国的人民党运动。
（2）第二波发生在20世纪30至60年代，几乎席卷了所有拉美国家。
（3）第三波民粹主义主要发生在20世纪末民主化转型中的东亚、东南亚地区，尤其以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为甚。
（4）21世纪以来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几乎波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激化形势下，对全球化进程也起到反动作用。
在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兴起了“农民运动”（Narodnichestvo），支持帝国内的农民反对统治精英。尽管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激励了20世纪初东欧各地的其他农业运动。尽管俄国运动主要由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推动，他们试图“走向人民”，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农业民粹主义与美国人民党的民粹主义相似，都将小农视为社会的基础和社会道德的主要来源。根据伊特维尔的观点，农民运动通常被视为第一场民粹主义运动。
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时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时代。安德鲁·杰克逊于1829年至1837年担任总统，当时被称为“人民总统”。他在任期间的特点是反对体制，解散（中央银行），不服从。杰克逊认为，“有钱有势的人常常使政府的行为屈从于他们自私的目的，这是相当遗憾的。”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都曾与民粹主义有过接触。但是，这两个运动本质上仍然是精英主义的，强调由少数精英来指导和治理社会。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也与民粹主义追求社会平等的思想背道而驰。
自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民粹主义在拉美各国家政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盛行程度远远超过欧洲。部分学者指出，拉美地区拥有世界上“最持久、最盛行的民粹主义传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拉美地区有着悠久的民主治理和自由选举传统，但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严重，从而产生了广泛的不满情绪。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包罗万象的政党和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杰出人物”在拉丁美洲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推进了民粹主义的发展。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便致力于强调”人民“理念并夺取政权：包括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和厄瓜多尔的何塞-玛丽亚-贝拉斯科-伊瓦拉（José María Velasco Ibarra）。这些政治家以美洲主义为意识形态，提出拉丁美洲为核心的共同身份（Common Identity），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的任何干涉。
1945年后，民粹主义在欧洲基本消失，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崇的精英政治开始在东欧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许多西欧政党希望走向温和的治理道路。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整个欧洲大陆涌现出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大多独立存在，主要反映了当时农业部门对集权化和政治化的保守反应。其中包括1940年代意大利的Guglielmo Giannini领导的“平民阵线”、1950年代后期法国的Pierre Poujade领导的“保护工匠联盟”、1960年代荷兰的Hendrik Koekoek领导的“农民党”以及1970年代丹麦的Mogens Glistrup领导的“进步党”。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欧洲新左派（包括新社会运动和早期绿党）也对社会进行了一致的民粹主义批判。
乔治·华莱士是州长，曾四次竞选总统，其分别在1964年、1972年和1976年寻求提名，并在1968年美国中成为美国独立党候选人。1972年，他在竞选期间身中五枪，导致下半身瘫痪。他的主要政治抱负是保护种族隔离，宣称“现在说种族隔离，明天说种族隔离，永远说种族隔离。”他还抨击“尖头知识分子”（pointy-headed intellectuals）和“拿公文包的官僚”（briefcase-toting bureaucrats），因此被贴上了民粹主义者的标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民粹主义政治家。例如，菲律宾的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政府、韩国的卢武政府、台湾的陈水扁政府和泰国的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政府等。在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在 21 世纪初逐渐崛起，采取了右翼民粹主义立场。与许多其他成功的民粹主义团体不同，印度人民党并不完全依赖其领导人的个性，而是在几位领导人的联合领导下，作为一个影响力显著的选举工具生存下来。
20世纪80年代末，许多拉美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危机，一些民粹主义人士通过将危机归咎于精英阶层的失职而当选。例如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巴西的费尔南多·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和秘鲁的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这些人掌权后，便开始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与第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不同，第二波拉美浪潮病区强调美洲主义或反帝国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中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兴起了民粹主义。在这些国家的首次多党选举中，各政党都将自己描绘成“人民”的代表，反对旧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党，强调反对“精英”。例如，捷克公民论坛党（The Czech Civic Forum）的竞选口号是“政党是为党员服务的，公民论坛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该地区的许多民粹主义者声称，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向自由民主治理的过渡中没有发生“真正的”革命，但他们正在为了彻底的变革参与竞选。
近年来，民粹主义兴起，但其重点不再是历史上民粹主义所关注的普通民众对大众的抗议，更多的转向政治，即政治家以简单多数为目标，从而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政治家不关注对反对派的安抚，而是不断强化自己的政治基础。 政治学家本杰明·莫菲特（Benjamin Moffitt）认为，现代民粹主义者，如（Donald Trump），通过从根本上简化危机条件并从紧急政治角度讨论危机，同时提供短期应对措施来赢得支持——这一举措吸引了普通大众，并使这些民粹主义者与建制派区别开来。
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最后一波浪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一直持续到21世纪。它与拉丁美洲左派复兴的浪潮相呼应。与第一次浪潮一样，第三波浪潮大量使用美洲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但不同在于，这次提出的背景是和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联系在一起的。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Chávez）、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德基什内尔（Cristina de Kirchner）、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和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这些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政府声称将主权”交还给人民“，组建制宪会议来制定新宪法，后通过全民公决予以批准。通过这些方式以纠正自由民主未能解决的社会和经济不公问题，主张用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取而代之。
在美国，2017年至2021年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被称为民粹主义者。他的言论将他描绘成一位“独自可以解决”美国政治问题的领导人，并代表“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与总统任期的民粹主义相呼应。的现代民粹主义被认为表明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当选的兴起代表了“多数人的暴政”，特朗普对自由派和进步派政治的攻击使他获得了足够的选民来获胜，因此他不需要安抚大多数选民或成为“每个美国人”的总统。
当前欧洲民粹主义分为右派和，这表明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一种可以跨政治光谱使用的政治手段。从右翼来看，民族主义、反欧盟和反全球化的香港工会联合会在（全国集会）、（德国选择党）、（意大利莱加/兄弟党）、（英国独立党/英国脱欧党）、（Vox）、（青民盟）和（PVV）崛起。
在此期间，欧洲的左翼也开始崛起，西班牙的Podemos，的激进左翼联盟和的新芬党等政党取得了一些成功，而在英国，工党选出了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左派民粹主义领导人，他的口号是“为了多数，不是少数”。虽然欧洲媒体经常将民粹主义者描绘成对民主的威胁，但在赢得公职后，他们经常（尽管并非总是）在言论上出尔反尔，并未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民粹主义的一个争议焦点在于，其主要原因究竟是出于公民的需求，政府的失败还是文化的袭扰。有些解释侧重于公民不断变化的不满或需求，可视为一种自下而上管理的解释。有些解释强调政治行为者和政治机构的作用，通常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的解释。在分析产生原因时，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通常强调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更加强调社会文化问题的影响。
经济不满论（Economic grievance）认为，去工业化、经济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等经济因素正在导致就业保障降低、不平等程度增加、工资停滞不前的弱势群体逐渐增多，这进一步促使他们支持民粹主义。另一种以经济为基础的反对观点是全球化。除了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加剧，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激增以及其他因素也加剧了普通民众之间的不平等，这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
现代化失败论（Modernization losers）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导致了对民粹主义的需求。有一些观点认为，工业化后出现的反常现象导致了社会的“解体、分裂和分化”，削弱了传统的社会联系，强化了。因此，民粹主义为广泛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种框架，赋予之前被边缘化的大众，即“人民”，更多的主权。然而，实证研究表明，激进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涵盖各个社会阶层，他们并不一定属于“现代化失败者”群体。
后现代主义革命催生了一系列以倡导个人解放、重视自我表达和关注生活质量等为核心特征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者主要集中在生活条件优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倾向后现代主义，主张个人解放和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代际人口更替、高等教育普及、性别平等扩大、移民浪潮汹涌以及多元文化泛滥，这些变革性的社会发展侵蚀了传统的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也使得物质主义者的文化反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势头铺展开来。
一些理论认为，不满情绪主要源自社会文化而非经济因素。例如，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理论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是对许多发达国家后物质主义兴起的反应，包括、多元文化主义和等价值观的传播。根据这一观点，这些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传播挑战了公认准则，直到社会达到“临界点”，从而引发了反应，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有些观点将这一理论特定限定为对移民导致的种族多样性增加的反应。这一理论特别受到社会学家以及研究工业世界和美国政治的政治学家的欢迎。
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指出, 尽管民粹主义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但毫不含糊的一点是, 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都有一种民族关怀, 可以说“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民粹主义”。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 各个民族可能会遭遇不同的发展问题、危机与挑战, 包括外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或军事威胁。在民族主义激发之时, 实际上民粹主义已潜藏其中, 它最后很可能发展成为“民粹民族主义” (Populist nationalism) 或“民族民粹主义” (National Populism) , 因为“民粹主义就是一种民族主义, 民粹民族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它将‘民族’等同于‘人民’”。
保守主义思潮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甚至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如何应对社会变革成为保守主义思潮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而近年来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一大特征就是与民粹主义相合流。本来传统而言，保守主义者应是对群众的行为充满不信任，但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却开始全力拥抱草根及其所谓的“民间常识”。美国战后的保守主义，历经巴克利时代、里根时代、小布什时代直到唐纳德·特朗普时代，虽然几经变换，但反思自由主义、应对现实发展的基调并未改变。保守派提出的提高工资、拉升就业率、振兴制造业等口号，回应了左翼民粹主义的经济吁求。保守派强调的捍卫美国利益、抵制外来移民、维护主流道德等理念，则符合了右翼民粹主义的胃口。
民粹主义者经常认为自己表达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声音，是被体制长期忽视或压制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因此，民粹主义者并不认为选票可以表达“大多数”人的声音。当选举的结果有利于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时，它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要么是体制本身的力量歪曲了选举结果，要么是真正的人民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典型的民粹主义者的角度看，人民的胜利就是其所倡导的政治运动的胜利。这里的“人民”其实是一种充满道德意味的构想，它先预设一个“正义”的立场———如大规模减税、排外、反多元文化，然后根据这种立场来判断“真正的人民”的声音是否得到表达，至于人们通过投票表达出来的看法，则一概是次要的。正是这种身份政治的确立和泛滥推动了民粹主义的发展。
供给方的解释关注政治行为者和政治机构，考虑政府可能无法适应变化的条件，从而影响了公民。经济、社会以及其他结构性趋势在决定政治结果的同时，也受到政府制度的影响。根据这一观点，当政府无法有效地解决自身和其公民面临的挑战时，公民可能会寻求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回应。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当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主流政党未能解决当今重要问题，也未能为选民提供明确的替代方案时，民粹主义可能兴起。
德国选择党（AFD）成立于2013 年成立之初，作为右翼民粹主义代表，该党主要推崇民族和经济自由主义。当时，该党重心是反欧元计划，由于欧元危机推动了该计划的实施，为该党在2014年德国欧洲议会选举中作为欧洲保守党和改革派（ECR）的成员赢得七个席位提供助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出现明显的右倾化趋势，党内民族保守势力不断加强。在 2015 年难民辩论的背景下，该党将焦点转向移民问题，开始煽动群众，反对难民，并指责政府的行为不利于本国人民。作为回应，选择党内出版了一份关于移民和政治避难者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呼吁重新设立德国边境检查，边境地区设立48小时避难手续，以及废除政府发给政治避难者的所谓“零花钱”。另外主张不再给予来自所谓“安全国家”的人政治避难权利。
自2021年3月起，德国国家安全机关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将这一组织归为“极右嫌疑案件”，认为其可能威胁德国民主，之后该机关可对其党员实施监听等措施。
2015 年，时任英国首相、保守党成员戴维·卡梅伦承诺，如果其政党在下议院选举中获胜，他将重启英国在欧盟概况的角色谈判，让英国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留在欧盟。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以民粹主义为主导的脱英公投运动。以脱离欧盟为目标的英国独立党成功地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制造了反对移民和 "布鲁塞尔"的情绪。
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体现了欧洲在第二次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过程中民粹主义兴起的普遍现象，原因是很多中下阶层对全球化不满，他们不仅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饱受收入或福利减少或失业等问题的困扰。最终，民粹主义的脱欧运动虽然以微弱优势取得了成功，英国人民投票离开了欧盟。
匈牙利青民盟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下述案例表明在民粹主义者的统治下，一个国家的组织结构和政策理念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总理及其领导的青民盟政策具有明显的反精英态度，无论是反对欧盟、西方国家，甚至是自由媒体。在竞选活动中，他不仅煽动对欧盟的排斥，还煽动仇外心理和对移民的恐惧。民间社会组织被描述为 "外国代理人"，据称他们与 "精英 "一起试图将匈牙利变成一个移民国家，从而威胁到匈牙利的国家认同。
与此同时，奥班·维克多对国家进行了重组，使反对派更难反驳民粹主义政策。新闻自由被削弱，而党内朋友则被提升至主要媒体机构的重要职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的民主原则遭到破坏，匈牙利的民主处于危急状态。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了桑德斯领导的左翼民粹主义和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两者因为强烈的“民众-精英”视角而被定性为民粹主义。两者具备一些相同的政治主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反对寡头政治，鼓励大众政治；第二，抵制自由主义对外贸易政策，维护美国的相对利益；第三，抗议媒体巨头控制民众的所见所闻，要求民众舆论的真实表达。
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斗争贯穿了2016总统选举的历程：在美国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赢得了46%的选票但基本上没有超级代表的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则战胜杰布·布什为代表的建制派，压制住了长期游走于体制内的克鲁兹和卢比奥，成功赢得初选；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以304票对227票击败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整体而言，2016年大选中政治世家的建制派身份遭到了民众的彻底否定，民众的反对由对单个精英的反感凝聚成对整个建制派有目的的否定，反映了两党选民对建制派精英较为冷漠，传统选民结构有重大变化，“非理性”投票因素在民众中占据主导。
当前，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虽然概念仍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但不可否认在社会层面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度和话题度。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结果，在最受关注的十大思潮评选中，民粹主义的排名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0年尚未进入十大关注行列，到2014年一跃排名第四。 当前，民粹主义主要呈现为网络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的发展倾向。
网络民粹主义借助网络空间这一新的活动场域，具有“单薄—非集中化”的意识形态核心，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隐蔽阶级特征、突显社会矛盾；有意表现自身、潜在杂信息；全球传播流行、各地不尽相同。
新近的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在中国革命传统话语体系基础之上，揉合了近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种是个人权利理论，大力申张与“集体”相对的“个人”的权利，主张国家和社会积极履行责任；第二种是法治理论，积极发挥“人民主权”“权力制衡”思想，宣扬公民应充分行使批评建议等各项民主监督权利，使公权力得到有效遏制，持这类观点的话语主体常常借用“法无授权即禁止，法无禁止即可为”等话语来片面强调“公权”与“私权”的法律边界；第三种是聚焦于弱势群体、边缘性群体权利保护的后现代话语，如女权话语体系和LGBT(包括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在内的性少数群体)话语体系，这种理论资源尤其受到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偏爱。
英国学者麦克盖根在《文化民粹主义》一书中对文化民粹主义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文化民粹主义是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作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文化民粹主义无限度地抬高民众文化活动的地位，贬低和摒弃精英文化的教化与影响，认为普通百姓的文化活动比精英文化更有价值。它忽视了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教化功能，使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批判精神。
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新浪微博平台就形似一个狂欢的广场，男女老少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些广泛的参与缺乏组织和领导，在没有摸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不理智的行为，而正是因为网络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使得在各种议论、评论、调侃的背后形成网络暴力。文化民粹主义的根本特性就是毫无保留的相信平民的判断合理性，这就很容易导致对新闻真相的准确判断发生偏差。
民族民粹主义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简单地讲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产生的思想或运动。有理性、温和的民族主义和偏狭、激进的民族主义之分。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民粹主义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人民的团结统一，当这一基本价值遭到外敌威胁或人民主观地认为遭到外敌威胁时，民粹主义就会很容易转变成民族主义，即强调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本民族成员共同抵抗外国势力的侵犯。这时民粹主义反对的重点也由国内转移为国外。尽管民粹主义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不含糊的是，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都有一种民族关怀。因此，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主义。基于此，民粹主义也可称为民粹民族主义。
例如，根据美国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数据，2005年至2014年，发达国家65%以上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根据美国官方数据，美国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仅占全民总收入的3.1%，而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占到51.4%。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一些美国人开始痛恨现有经济体制，认为它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出现了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倾向，部分民众甚至主张以强硬手段和暴力对付外来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