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4 09:36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也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是指发生于1997年7月，由泰国开始，之后进一步影响了邻近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货币、股票市场和其它的资产价值的一次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东南亚，1997年5月，国际炒家开始对的进行猛烈的做空，导致大幅下跌。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泰铢急剧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令吉也快速下跌，东南亚国家相继出现金融危机。第二阶段是从1997年11月开始，金融危机波及东北亚地区，韩国股市大跌，无数企业倒闭，最后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接受其经济改革方案。日本也受到危机的影响，日元汇率持续走低，股市低迷，银行业和证券业出现一系列的破产事件。香港特别行政区也遭到国际炒家的狙击，港元和恒生指数受到巨大压力。第三阶段是金融危机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1998年初，的金融危机再次恶化，汇率暴跌，通货膨胀率飙升，印尼总统被迫下台。印度尼西亚的危机也影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和股市，使得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在第四阶段，亚洲金融危机向外扩展，这一阶段欧美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国债券违约，股市崩盘，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美欧国家的股市和汇市也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金融危机从此扩展到亚洲以外的地区，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次持续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国际资本流动是主要触发因素，危机从开始就通过金融衍生品快速传导到全世界。这次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有当时亚洲一些国家的资本账户激进开放、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制度、金融制度存在漏洞等。而国际因素则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风险具有了更强的传导性，同时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加剧了亚洲经济风险；加之，当时国际游资的攻击以及国际组织的援助无法及时到达使得危机最终爆发。
这场金融危机基本终结了“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奇迹神话，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危机使亚洲部分国家出现政治动荡，经济下滑。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8年，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为-13.1%，韩国为-5.1%，泰国为-7.6%，马来西亚为-7.3%，菲律宾为-0.5%。不过，危机促使各国加速金融改革，推动亚洲国际经济合作。亚洲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系统脆弱，激发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和改革。在国际机构支持下，各国实施一系列金融改革。这次危机使各国更加认识到，只有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合作共赢、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避免未来的危机发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起源于泰国，在泰国，这场危机也叫做冬阴功危机（泰语：วิกฤตต้มยํากุ้ง）。1984年6月，泰国开始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篮子中的货币及权重分别是：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马克6%～8%。泰国中央银行每天公布中心汇率，浮动区间为中心汇率的±0.02%，在此制度安排下，泰铢对美元汇率长期维持在25:1的水平上，成为实际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
狙击泰铢是预谋已久的。乔治·索罗斯在其著作中承认，他的基金公司至少提前6个月就已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1月中旬泰国的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时，对冲基金就对泰铢进行了试探性进攻——在即期外汇市场大量抛售泰铢，买入美元。由于泰国央行入市干预，此次进攻并未酿成危机。虽然首战遇挫，但投机资本没有放弃，“量子基金”的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一直在搜集情报，对泰国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进行分析。1997年2月，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大量做空泰铢，借入泰铢并抛售。2月14日，泰铢汇率跌至10年来最低点的1美元兑26.18泰铢。
泰国央行进行了一定反击，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泰铢，同时提高短期利率，使得投机资本的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在这样的作用下，泰铢的汇率暂时得到了稳定。但是泰国政府也消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高利率也对国内经济造成了影响，为后续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1997年5月，国际炒家开始对泰国的泰铢进行猛烈的做空，导致泰铢汇率大幅下跌。6月19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份子血本无归。”但是，至1997年6月中，泰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仅剩下60亿～70亿美元。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泰国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传染到东南亚各国，在泰铢急剧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令吉相继成为国际炒家们的攻击对象。
7月11日，菲律宾对比索的大规模干预宣告破产，决定放开比索与美元的比价，比索开始大规模贬值。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度尼西亚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8月23日，印尼盾贬值以历史低点，甚至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财政援助。至此，东南亚国家一一被国际炒家击破。
在这一阶段，危机由东南亚蔓延至整个亚洲。1997年11月，金融危机波及东北亚地区，以韩国为中心。1997年初以来，韩国发生了多起大型企业集团破产案，还有另一些大型企业集团陷入经营危机。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倒闭或陷人困境，严重打击了韩国金融业。韩国的韩元汇率大幅下滑，外汇储备不足，银行业和企业界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从8月份起，韩元随之贬值，8月中旬，汇率从年初的861:1，跌到900:1，10月底再跌到960:1，11月17日汇率跌到1008:1，11月20日再跌到1139:1，同一天，韩国银行将浮动汇率范围从2.5%扩大到10%。与此同时，股市大跌。韩国综合股票指数，10月中旬跌破600点的心理防线，月底跌到500点，11月17日，跌到500点以下，11月20日，竟然跌到488点，迫使外汇交易停盘。贷款利率从6月末的11.75%，上升到14.3%。外汇储备1996年底335亿美元，1997年底就已耗尽。外债总额达到1000多亿美元。1997年1—10月，累计111万家企业倒闭。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接受其制定的严苛的经济改革方案。日本也受到危机的影响，日元汇率持续走低，股市低迷，银行业和证券业出现一系列的破产事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也遭到国际炒家的狙击，港元和恒生指数受到巨大压力，1997年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了香港金融市场，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9%，累计跌幅近1200点；23日，恒生指数报收于10426.3点，跌幅超过10％。 面对国际炒家的来势汹汹，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最初选择了用“拉高利率，抽高息口”来应对。一边买入炒家抛售的港币，同时抽紧银根，收紧向香港各银行发放的贷款，拉高拆借成本。这一招在被金管局拿来对付国际炒家时曾经屡屡奏效。任志刚也因此得了个称谓：“任一招”。为了避免港元受到狙击，抬高投机成本，香港金管局宣布，将不再采用6.25%的官方贴现率向那些借款过多的银行提供资金，而是要根据情况以惩罚性的利率来调整资金。这一决定导致银行同业市场利率骤升，一度飙升至300％。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会见媒体时表示，维持联系汇率是港府首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致利息飙升，属无可避免，并强调港元目前已是处于历史最强水平。然而， “任志刚”这次并没有成功抵挡住乔治·索罗斯做空港币的攻势。
在这一阶段，危机由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1998年初，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再次恶化，印尼盾汇率暴跌，通货膨胀率飙升，经济活动几乎停滞。当年，印尼经济萎缩14%，通货膨胀率高达40.6%，失业人数超过1500万，外债总额升至1361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政府试图实行联系汇率制，但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的反对，导致援助计划中断。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局势也陷入混乱，苏哈托总统在民众的抗议和军方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印度尼西亚的危机也影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和股市，使得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
1998年6月至7月，国际炒家再次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起冲击，做空股票新货与指数期货。在7月27日，恒生指数跌破8000点，8月11日更是跌破7000点，收盘于6779.95点。在股票现货市场集中力量压低恒生指数的同时，国际金融资本在股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恒指期指合约空单，恒生指数每跌1点，每张恒生期指合约空单可赚50元港元，而自7月17日以来恒生指数下跌近30%每张恒生期指合约空单可赚近10万港币。
1998年8月5日，即期外汇市场出现300多亿港币的卖盘，远期外汇市场也出现116亿港币的卖盘；8月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伦敦市场又出现155亿港币的卖盘；8月7日，市场再出现78亿港币的卖盘。同日，恒生指数收报7018.41点，下跌3.5%，5个交易日累计跌去917点，2500亿港币市值化为乌有。面对来势汹汹的卖盘，香港金管局一改以往不直接干预的做法，动用外汇储备直接入市买入港元。这使得在维持港币汇率稳定的同时，银行间利率也没有像往常一样上升。
炒家在汇市遭遇顽强抵抗后，在股市继续发动攻击：他们大量抛售蓝筹股，继续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头寸。8月13日，恒生指数跌至6660点。
8月14日，港府毫无征兆地突然入市干预，发起了绝地反击。第一，购买恒生指数中33种成分股，拉动指数攀升，当天恒生指数上升564点，报收7244点，炒家受到初步打击。第二，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承接国际炒家的卖盘。第三，要求各券商不要向国际炒家借出股票，同时监管当局向托管银行和信托机构借入股票，切断炒家的股票供应。第四，在股指期货市场展开进攻。8月24日，不少对冲基金因俄罗斯卢布贬值遭受损失，急于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市场套现。港府将计就计，推高8月股指期货，逼炒家平仓；同时，拉低9月份期指。由于9月份期指比8月份低130点，炒家转仓会有100多点损失，这对炒家形成夹击之势。第五，继续采用推高利率的方法，增加炒家成本。8月28日，港府与国际炒家的较量迎来决战，港府坚决买入股票、国际炒国际炒家大肆抛售，当日股市交易量突破790亿元港元，高出历史最高成交额70%。恒生指数最终站稳7829点。
1998年8月28日是8月份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的结算日，也是港区政府打击国际游资的第十个交易日。上午10点整开盘后仅5分钟，股市的成交金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半小时后，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港元。下午开市后，抛售压力有增无减，成交量一路攀升，但恒指和股指期货始终在7800点以上。收盘时，恒指、期指、成交金额分别在7829点、7851点、790亿港元锁定。
9月，港府出台了完善联系汇率制度的7项技术性措施（即著名的“任七招”）和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30点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战果。主要包括动用外汇储备来维护汇率和利率稳定，同时严格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遏制投机行为。“任七招”中最主要的措施是香港金融管理局承诺持牌银行可以将其结余的港元，按1美元兑7.75港币的固定汇率向金管局兑换美元；同时，以贴现窗口取代流动资金调节机制。贴现窗口的基本利率由金管局确定，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大大完善了联系汇率制度，避免了港币汇率和利率大幅波动。从双方来看，港府此役花费了150亿美元左右，但是随着股市回升，购入的股票有相当的盈利。国际炒家可能在前期股市下跌过程中利用做空股票和股指期货就已经获利较大，在随后的争夺战中虽然败下阵来，但是总体可能仍是获利的。
在资金流出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远在欧洲的俄罗斯突然爆发公债违约的黑天鹅事件。俄罗斯外债由1993年的1124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1757亿美元，远高于外汇储备。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跌价、美元升值和美元流动性收紧，俄罗斯发生债务危机。8月17日，俄罗斯宣布扩大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原浮动幅度为15%），并推迟偿还外债，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又宣布卢布贬值70%，并暂停偿还国债券。此举导致俄罗斯债市、股市、汇市三杀。卢布从6月底的6.24跳水到8月底的7.91和9月底的16.06。自此，金融危机烧到了欧美金融市场，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20%，引发了跨市场连锁反应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从9月开始被迫降息，三个月下调了75个基点。
自危机开始到结束，为恢复信心，亚洲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透明度等。国际社会也在协助下，通过援助和指导，支持亚洲国家渡过难关。至1999年，这场亚洲金融危机逐步结束。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霸权地位一落千丈，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地位大幅提升。当全世界看衰美元时，美国将手伸向了石油。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经互会走向瓦解，美元由此渗透到曾经的东方世界。美元在整个二十世纪末都处于强势上升态势。
1973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沙特石油出口全部只收取美元，美国给予沙特军事庇护。1975年，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达成类似协议，OPEC的石油出口全部使用美元，这些美元回流到美国，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支撑，石油美元正式形成。自1976年即美国与OPEC达成石油美元协议的第二年起，美国的经常账户就转向了持久的逆差。随着不断累积的贸易逆差，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不断缩小。
上世纪90年代，美元重拾霸权，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入新高潮，经济金融自由化的理念深入人心。金融自由化是指一国国内金融管制的解除。
从具体内容上看，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就是国内金融业务的自由开放，包括利率自由化、银行业务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等。金融自由化一方面是适应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金融管制失效，迫使金融当局不得不放松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
美国从80年代初放松利率管制，开始了金融自由化。90年代，美国又开始逐步放松对商业银行的限制，包括放松银行证券业务领域的限制；撤消对商业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等。
随着美国金融自由化，发达国家纷纷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开始加人金融自由化的浪潮。9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在逐步加快，全球资本流动日趋活跃，规模大，速度快。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储蓄和证券至少有7.2万亿美元，约相当于全球经济总值的1/5。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国际资产迅速扩张，美、日、德、英、法、意等主要发达国家银行资产的国际化比率均超过25%。而且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在逐步提高，1995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达到了1937亿美元。
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东南亚国家于80年代末期加速了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账户激进开放会使一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如国际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的波动，以及国际投资者的情绪变化等。这些冲击会引起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流出，造成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甚至引发金融恐慌和危机。
资本账户激进开放会使一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失去有效性，降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资本账户激进开放会削弱国家银行对货币供应和利率的控制能力，使货币政策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制约，难以根据国内经济状况进行适当的调节。与此同时，资本账户激进开放会使一国的国际收支失去平衡，导致经常项目出现持续的顺差或逆差，造成国内储蓄和投资的错配，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了他们对世界市场的过度依赖，以及资本投入和生产力之间的不平衡。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当美国经济复苏，美元升值，日元和人民币贬值时，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经常账户赤字加剧，外债风险增加。
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漏洞，如监管不力，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不充分，银行业和企业界存在着不良贷款，资产泡沫，过度杠杆，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脆弱不堪，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就会引发信用危机，资本外逃，货币贬值，股市崩盘等连锁反应。
爆发危机的国家的外债规模过大，对外债的管理存在问题。例如1996年底，泰国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为 292.97%，其中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为123.47%，长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为168.62%。且短期外债占比过高，这意味着国家将面临着巨大的债务滚动风险和汇率风险。更为关键的是，199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的外债主要用于房地产、股票、债券等投机性活动进一步放大了资产泡沫。
虽然说，“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所以就为危机埋下了隐患。
泰国股市从1986年1月的139点上升至1993年12月的1789点，涨幅超过十倍。随后先震荡回落，国际资本狙击泰铢前后，泰国股市大跌，于1998年8月最低见至204点。泰国楼市的发展路径跟股市相仿，其见顶的时间晚于股市，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泰国楼市同样重挫。资产泡沫的破裂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演化速度和冲击。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这就使得全世界的经济逐渐变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就会迅速传递到其他国家，以至形成经济危机。
亚洲一些国家的出口结构过于单一，主要依赖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等，缺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如电子、汽车、机械等。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较低，而且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
亚洲一些国家的贸易伙伴过于集中，主要依赖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而忽视了与亚洲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这使得这些国家的贸易收支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和政策变化的影响，而且缺乏多元化的贸易渠道和市场。
亚洲一些国家的贸易政策也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过度追求贸易顺差，实行低汇率和高利率的政策，以牺牲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代价，刺激出口和吸引外资。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部因素，而且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和短期资本流入，增加了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游资，以乔治·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大鳄和国际游资趁机炒作，套利投机，他们在远期外汇市场上签订远期合约，出售本币，如果合约到期时本币贬值，就可以低价购回本币，交割合约，获取利润。并且，在汇市和股市上联合攻击，利用汇率、利率、股票和股指期货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风险对冲，提高收益概率。对亚洲一些国家的货币和股市发动了的攻击，加剧了危机的恶化。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对亚洲一些国家的援助和救助也存在着问题，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经济改革方案过于严苛，忽视了亚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民意，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基本终结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的经济奇迹神话，也使得日本在泡沫崩盘后又因遭遇金融危机而雪上加霜。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危机还导致了亚洲各国的出口、投资、消费和就业大幅下滑，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并存，贫困和不平等加剧，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受损。从1997年7月起至1998年1月初的半年时间里，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都大幅贬值。1998年1月的最低点与1997年1月初比较，泰铢贬值56.2%，印尼盾贬值84.8%，菲律宾比索贬值43.4%，马来西亚令吉贬值48.3%，新加坡元贬值12.3%，新台币贬值19.8%，韩国韩元贬值49%。股票指数也大幅下跌。新加坡股市下跌47.9%，马来西亚吉隆坡股市下跌56.4%，印尼雅加达股市下跌56.1%，泰国曼谷股市下跌40.7%，菲律宾马尼拉股市下跌48.5%。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变革，影响了亚洲各国的政治稳定和民主进程。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面对风雨飘摇的金融系统，被迫放弃已实行了14年之久联系汇率制度，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兑美元汇率应声下跌近20%。在泰铢大幅贬值的恐慌之中，人们为了保值，纷纷将存款从银行取出兑换美元或黄金。泰国在1997~1998年间私人资本净流出为237亿美元（1996年净流入为182亿美元）。泰国舆论认为，泰国经济可能因此倒退10年。
在泰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泰国货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炒家获得泰铢。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在外汇即期市场上对非居民出售泰铢；限制外国持股者在泰国证券交易所出售股票换取泰铢等。但在东亚国家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得到泰铢并不困难。这就使泰国很难抵御外国炒家在泰国外汇即期市场上对泰铢的卖空操作。最终，泰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实行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与此同时，泰国也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8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对泰国的一揽子救助计划，金额超过170亿美元，但条件包括通过有关破产（重组和重组）程序的法律，并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建立强有力的管理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7年8月20日批准了另一项29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1997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度，以此来稳定印尼盾。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等国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双重危机。在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额下降了20%~30%，经济增长率下降13.1%。印度尼西亚的极端贫困率从1996年的51.3%激增至1998年的69.1%，民众生活之困难甚至有媒体报道农村地区出现吃树皮、树叶和昆虫的情况。与此同时，经济危机也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苏哈托总统的下台，结束了他长达32年的统治，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暴力冲突、民族分裂和人权危机。
1997年4月8日，印度尼西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一致，申请到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后，国际炒家才逐步停止对其攻击。
这次危机导致韩元出现暴跌，从1997年10月中旬开始，韩元便从920元兑1美元一路下跌。至12月中旬，已下跌了90%以上。韩国股市综合指数10月中旬跌破600点，11月中旬又跌破500点大关。韩国的银行和企业的国内外金融活动基本陷于停滞，1997年年底到期的约200亿美元外债也无法偿还。
韩国当时采取了放弃保护韩元措施，韩国选择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以缓解债务危机，最终从IMF获得58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韩国决定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最后，韩国政府将对金融机构的政策从事前管制转为事后监督体制，使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和退出市场完全自由化，贯彻自我生存原则。
日本的奇迹终结于广场协议之后，货币宽松与极其乐观的情绪催生了巨大的股市泡沫及楼市泡沫，泡沫的崩盘又将日本经济拉下神坛，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日本的银行和证券公司接二连三倒闭，其中包括百年老店北海道拓殖银行和第四大证券公司三一证券。1998年5月起日元开始出现持续贬值，日元对美元汇率从1995年高点80贬值到1997年6月的115。日本宣告进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7年9月，日本政府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的主张，但是该主张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认可，最终也未能实现。
新加坡在这次危机中，经济增长从1997年的7.8%下降到1998年的1.5%。而且，由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亚洲其他国家对新加坡出口的需求下降，新加坡的出口业也受到一定影响。商业、运输、旅游和金融服务等具有大量区域风险敞口的行业受到严重打击。
不过，新加坡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允许新加坡元逐步贬值20%，以缓冲和引导经济软着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加坡经济全面复苏并继续保持增长。
蒙古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因俄罗斯金融危机而遭受进一步的收入损失。由于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世界铜和羊绒价格上涨，经济增长在1997-1999年停滞不前。1998年和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共收入和出口大幅下降。1999年8月和9月，俄罗斯暂时禁止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使经济受到影响。
俄罗斯出口收入下降，股市和债市震荡，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政治危机，波及乌克兰、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俄罗斯金融动荡导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四个月内损失46亿美元，最终破产。
与此同时，财政收入的快速下降使得联邦预算甚至不够支付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内债和外债余额已经高达2000亿美元，1998年政府预算中债务还本付息额竟占到财政支出的58%。由于俄罗斯长期掩盖的财政赤字问题暴露，外加时任俄罗斯总理的基里延科缺乏财团、政党的扶持，投资者对俄罗斯丧失信心，大量资本迅速流出俄罗斯。基里延科大费周折争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26亿美元贷款也无济于事。基里延科试图推动一系列自由化改革，但势单力薄的他被国家杜马一再发难，多项反危机提案被否决，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由于油价急剧下跌和许多其他不利因素，俄罗斯卢布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1998年8月17日政府不得不宣布将卢布贬值50%，短期国债券转换为长期债券，冻结债券付款，暂停90天支付外债。外汇市场停止交易直接导致股市大跌，卢布贬值三倍，中小商业银行破产，随之而来的物价飞涨、大规模裁员引发民众恐慌，俄罗斯社会处在动荡之中。
美国出口贸易在1998年上半年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其中对亚洲地区出口减少14%，影响其经济增长。1997 年 10 月 27 日，由于对亚洲经济的持续担忧，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7.2%。在整个危机期间，下跌了12%。美国的失业率在1997年6月份达到了4.5%，较之前增加了37.8万失业人口。不过，美国经过了及时的宏观调控，1997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7%。
中国经济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一是出口产品竞争力被削弱，出口增速下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20%至30%与东盟国家出口产品相似，特别是纺织品、鞋类、玩具、小家电等。其他国家货币大贬值后，在欧美市场上较中国同类出口产品有明显价格优势。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从1997年的逾20%降近乎为零。二是中国对外资吸引力有所下降，利用外资水明显减少。1998年上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比上年同期降低了1.3%。三是投资消费增速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明显下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在1997年至2001年间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亚洲危机爆发前。PPI自1997年6月起连续31个月出现负增长，CPI自1998年4月起连续22个月负增长。
由于广东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香港的资本市场遭受重创，导致香港的资本外流，进而影响到广东省的资本流动性。广东省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红筹企业，由于大量借入外币资金，面临着汇率风险和偿债压力。广东省的外汇储备也受到了消耗，从1997年底的200亿美元降至1998年底的140亿美元。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省的出口收入大幅下降，同时外债的偿还也增加了外汇支出，造成了外汇的紧缺。广东省的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由于无法兑换足够的外汇，无法按时支付外债，引发了支付危机。例如，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1998年曾出现过两次违约，涉及金额达到10亿美元。1998年，广东省的出口额为583.9亿美元，比1997年下降了8.9%。同时，外资的流入也受到了抑制，1998年，广东省的实际利用外资为80.5亿美元，比1997年下降了15.6%。广东省的经济增长率也从1997年的12.8%降至1998年的8.1%。
首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东南亚各国货币的急剧贬值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巨大压力。当时，中国外贸出口明显下滑，国际市场普遍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中国顶住压力，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扩大国内需求、积极利用外资等政策措施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但没有下降，稳定在了8.28左右，而且还出现了稳中略升的走势。
其次，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渡过难关。从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国际炒家先后数次阻击港元，并同时冲击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威胁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只要特区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其联系汇率制度。据媒体报道，在与国际炒家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在港的所有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投入，刺激经济增长，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中国在危机发生后，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从紧缩型转向扩张型，以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在1998年至1999年连续两年实施了规模达2700亿元的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水利、电力等，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以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国也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率，扩大信贷规模，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保持了货币的稳定。
并且，中国及时援助了亚洲国家，中国通过IMF、世界银行以及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有关国家提供了共计60多亿美元的支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访频繁，一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亚洲与欧盟首脑会议。中国强调发达国家要加强对国际金融流动的监管，遏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预测和防范能力。
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出现政治动荡，泰国总理差瓦立·永猜裕、俄罗斯总理谢尔盖·基里延科和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在韩国，同年12月，在野党新政治国民会议的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当选韩国第十五任总统；在泰国，联合政府下台，由民主党重新执政；在印度尼西亚，执政32年的独裁总统苏哈托下台并面临一系列贪污指控；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六届总理，俄罗斯经济的糟糕表现也成为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1999年底辞职的原因之一。
危机之后，亚洲一些国家出现了“对美元匮乏的恐慌”的心理，纷纷加大了美元储备。2001年1月3日，韩国中央银行宣布2000年底外汇储备较往年同比增幅30%，达到创纪录的962亿美元；1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金管局宣布香港外汇储备为1075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大陆；1月11日，日本大藏省公布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361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各国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也不断攀升，在依靠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亚洲各区域，美元作为计价货币的比重都在80%以上，即使是日本的出口贸易中也有50%以上的份额是使用美元。于是，曾经因为盯住强势美元而受害的亚洲非但没有摆脱美元，反而在美元弱势的时候选择了通过积累外汇储备的方式继续绑定美元。
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各国金融系统的脆弱和缺陷，促使了亚洲各国进行金融改革和监管的加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亚洲各国的金融市场过度开放和自由化，导致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流出，形成了金融泡沫和资产价格的失真。同时，亚洲各国的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和透明度，导致了金融腐败和不良贷款的积累。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援助和指导下，亚洲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如关闭或重组不良的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和审计，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建立更有效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安全网等。这些改革措施有助于提高亚洲各国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危机过后，各国普遍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早期银行体系存在的双重错配问题基本得以克服，金融稳健性大幅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得以提高。截至2022年，东盟10国和中日韩等国的平均外汇储备占GDP比例在35%至40%之间。充裕的外汇储备不仅增强了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也为区域国家更好满足多样性的融资需求提供了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机制。1997年11月，14个亚太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财政和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会，讨论如何加强协调，以尽快恢复地区的金融稳定。这一会议通过了“加强亚洲区域合作以促进金融稳定的新框架”，也称为马尼拉框架。这一框架在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作用的同时，呼吁建立区域经济监测机制，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监测的不足，并建立区域融资机制，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2000年5月，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10+3）财长会议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之后，“清迈倡议”又升级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为成员国在濒临流动性风险或发生危机时提供金融支持。2011年，CMIM框架下的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正式运转，这是区域金融合作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步骤。该机构目前是亚洲区域重要的具有经济监测功能和可提供政策建议的国际金融组织。为顺应新的需求，2021年成员国对多边化协议条款进行修订，更新贷款条件、增加融资币种等，为扩大资金来源带来新的可能性。各国还在灾害融资支持、宏观经济构架、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数字转型等领域拓展金融合作。
在出现金融危机之初，国际社会包括IMF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这只是亚洲的事情是对经济过热的自然调整。然而，持续1年多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实人们充分低估了金融危机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以泰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的汇市与股市下跌为引发点后，相继引起南美国家甚至欧洲和美国股市的急剧波动，金融危机不仅仅局限于亚洲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而是全球性并发。这与以往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单一国家的经济体为对象和范围有所不同。
按照传统的金融危机理论，当一国经济供求不平衡时，首先是企业生产循环过程被打断，造成企业破产，进而引发信用危机和股市崩溃。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不同，它是从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波动开始的。当国际游资对一国经济出现恐慌心理后过度的资本外逃和恐慌性抛售货币和股票会造成金融市场的大幅下跌，进而使企业和经济循环面临严重困难。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成为触发经济危机的基本动因。
随着电子化交易系统的发展和世界主要股票交易的交替运作，股票交易全球化也在逐步进行之中。正是这种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市的全球化，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动成为可能，也使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危机和股市动荡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波及俄罗斯，从俄罗斯蔓延到南美的巴西，并对欧洲和美国产生了冲击。
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往往都存在负债率高、期限错配、不良资产比例大等问题，增大了金融体系脆弱性，一旦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脆弱的金融体系就会首当其冲。
这启示我们，要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健全金融安全网，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制度难以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还可能造成资本过度流入和助推经济泡沫。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向市场提供正确的信号，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
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提高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金融危机暴露了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过度依赖出口、投资效率低下、金融监管缺失等，导致了经济的失衡和脆弱。这启示我们，要坚持改革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
要坚持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改革和完善。金融危机反映了国际经济金融系统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美元霸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失灵、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等，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启示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平衡、包容、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多为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的世界经济体，长期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这种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应对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也才能更有效抵御外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