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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古典悲剧》是1993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周先慎，囊括了《窦娥冤》、《赵氏孤儿》、《长生殿》、《桃花扇》在内的四大古代著名剧作。
《窦娥冤》是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现实的一个著名的悲剧。
十三世纪中叶，由于农业生产受到掠夺战争的破坏和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高利贷盛行。剧中窦天章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本利四十两，无力偿还，被迫拿女儿去抵债，就反映出当时高利贷剥削的残酷性。元王朝又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压迫最残酷、吏治最黑暗的时期。窦娥进了公堂，便受到官吏的严刑逼供。糊涂的官吏，听信流氓的诬告，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一审这案，不再复勘，说明当时的法律是十分野蛮、不合理的。窦娥的无辜受戮，更是当时吏治黑暗、冤狱遍地的艺术概括。但是悲剧《窦娥冤》不止于揭示元代社会的黑暗，还赋予主人公窦娥以决不妥协的性格。它着重描画她那股惊天地、泣鬼神的如虹怨气，使这个默默无闻的童养媳，化作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划破那笼罩苍穹的黑夜，给人们带来一线光明，给作品现实主义的躯干洒上一层瑰丽的浪漫色彩。作者还以高超的艺术手腕，细致地刻划了窦娥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性格的不同侧面，使她成为一个令人同情和崇敬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赵氏孤儿》杂剧是一部历史剧。故事已见于《左传》，但较简略。到《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新序》、《说苑》才有详细记载。杂剧基本上依据史实，但情节上有较多改动。如把故事发生的背景，由晋景公改为晋灵公；把孤儿在宫中藏过，改为由草泽医人程婴藏在药箱中带出；把隐居山中的孤儿，改为被屠岸贾收为义子，在屠府长大后杀屠报仇；把在孤儿长大后为他请封的韩厥，改成为放孤儿出宫而自杀；把本为赵盾门客的公孙杵臼、程婴，一个改为原与赵盾同殿为臣的老宰辅，因愤恨昏君奸臣当道而归隐；一个改为与赵家有交情的草泽医生。经过这些改动，把这场怵目惊心的斗争，写得更尖锐，更集中。
《赵氏孤儿》写春秋时期晋国朝廷内外忠与奸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围绕赵氏孤儿而展开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杂剧一方面揭露了奸臣屠岸贾凶狠残忍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写了了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的侠义精神，形成了激烈的戏剧冲突。由于权奸屠岸贾得到昏君支持，气焰嚣；正义一方暂时居于被动地位，历尽艰险，受尽迫害，这就决定了这场冲突的悲剧性。而赵姓孤地地得以保全，终于除奸报仇，则使悲剧在壮烈之中蕴蓄着胜利的希望，表达了中国人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因此，全剧回荡着一种磅礴的正义精神，形成悲愤而昂扬，惨烈而豪壮的基调，激励人们树立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
杂剧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而品格崇高的悲剧人物形象。如草泽医生程婴，在赵氏一家三百余口被杀以后，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公主托孤重任，又经过宫门受检的惊恐，特别是当屠岸贾声称要杀尽普国“半岁之下，一月之上”小儿以后，他宁愿牺牲自己唯一的小儿，去拯救普国的婴孩他的思想境界显得更崇高。公孙杵臼疾恶如仇，不与奸同朝共事；又见义勇为，宁死不屈去掩护孤儿，表现了一种凛然正气。韩厥本是屠岸贾部将，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深明大义，敢担风险，不惜性命，放走孤儿，自刎明志。即使仅从对话中寥寥数语叙出的人物，如锄麑、灵辄、提弥明也写得肝胆照人，各具风采。这些悲剧人物的崇高群像，同他们的对立人物屠岸贾的凶狠残暴，骄横毒辣的对照，构成了本剧极其显著的悲剧特色。
《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了李隆基李隆基和贵妃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关于李、杨的故事，安史之乱以后，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唐朝就出现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那样影响深远的作品。这些作品把李、杨的爱情悲剧和安史之乱联系起来描写，批评唐明皇荒淫误国，有一定积极意义。《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是当时的进步诗人，他本身在爱情上有过痛苦的经历，在描写李、杨的宫廷生活时，就把他“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见白居易《潜别离》诗）的痛苦经历和“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水，枝枝连理生”（见白居易《长相思令》诗）的进步爱情理想，溶注进去，歌颂了李、杨爱情的生死不渝，这就形成了作品主题本身的矛盾。宋代的《乐史》，又根据《长恨歌传》和《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开元天宝通事》等笔记材料，写成《杨太真外传》。这篇传记给后来的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代以它为题材的杂剧有：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庾天锡的《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华清宫》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梧桐雨》一种。《梧桐雨》基本承袭《长恨歌》的主题，写了李隆基的荒淫误国，又写了他对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唐明皇内心活动的描写非常细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他又根据唐宋以来笔记小说的传说，写杨玉环私通安禄山，招致了安禄山的“渔阳鼓动地来”的后果，这显然出于封建文人“女色亡国论”的偏见。明人吴世美《惊鸿记》过多地铺写江采萍故事，又夹入他泌辅萧宗中兴事，剧本内容庞杂，主题也不够鲜明。洪升“荟萃唐人诸说部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中繁而色段以润之”，经过“十余年三易其稿”的辛勤劳动，把“旧霓裳，新翻弄”，写出了轰动剧坛的《长生殿》。
《桃花扇》初刻于康熙帝四十七年（1708），此后，尚有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本书采用了保存在兰雪堂本上的若干评语。解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著的校注本，这里就是采用的这个本子。为统一体例，删去了原注。
《桃花扇》是描写南明兴亡的历史悲剧。作者是忠实于史实的，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情，宾客解嘲，虽秒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尚任搜集史料、构思创作前后达十余年，并且三易其稿，可见其创作态度之严肃。但作者又并不为史实所，而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认认认认真地地组织、安排、集中、穿插，以适合于当时舞台演出的要求，使人们从这栩栩如生生的舞台艺术形象中接受记忆犹新的历史教训，达到他在《桃花扇小引》中所揭示的“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目的。
“桃花扇底送南梁”，从《桃花扇》的故事内容看，是通过李香君、侯方域两个情侣的悲欢离合，反映南明一代的兴亡。然而作者的创作意图比之剧本所直接表达的思想要深远的多，这就是作者所自白的，要通过这个戏，回答明代三百年基业于何人，败于何事的问题。
经历两百多年统治的明朝，问题成堆，危机四起，政治上经济上都面临崩溃的局面。当时王朝的当权派，从魏忠贤的阉党到南明的马士英、阮大铖，都只知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少数文武官员如史可法、左良玉等，在野文士如侯方域、陈贞慧等，由于他们本身存在弱点，不可能采取有效的策略，内除阉党，外抗清兵，挽回危局，这样，他们对马、阮的斗争，对清兵的抵抗，就只能以悲剧告终。
通过一本戏反映南明的兴亡，回答明代三百年历史提出的问题，这在前此的戏剧创作里是没有出现过的。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作者倾其全力写秦淮河歌妓李香君，演出了“却”、“守楼”、“骂筵”等一出出光采照人的好戏。她的见识、品格都在复社名士侯方域之上。给李香君、侯方域作陪衬的民间艺人苏昆生、柳敬亭，他们的义气、胆识也非南明王朝的文武官员可比。很明显，这是作者民主思想倾向的表现，也是明中叶后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兴市民阶层的成长在戏曲创作中的反映。
我国戏曲创作从金、杂剧发展到明、清传奇，在剧本创作与舞台表演上，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已逐步总结出相当完整的理论。这使孔尚任有可能借鉴前人丰富的创作成就，利用前人的理论成果，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写出一本与洪升《长生殿》南北齐名的历史悲剧，从他的《桃花扇凡例》和各出戏的眉批、总批看，他对剧本的结构、情节、人物、曲白分工都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甚至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这个字为什么这样用，有时也明白指出，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古曲戏曲创作的理论又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因此在我们的批点本里大部分都被保留下来。
《桃花扇》写的反面人物马士英、阮大，也是比较成功的。可贵的是，作者既掌握了他们共同的反动本质，又刻划出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没有把反面人物的描写简单化、脸谱化。
对于《桃花扇》的悲剧结局，历来有不同的处理。顾采改编的《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以快观者之目”，对此，孔尚任并不赞成。近世将《桃花扇》改为话剧或地方戏曲者颇多，其中以欧阳予倩改编的话剧影响较大。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作者为了发扬民族气节，批判汉奸行为，根据侯方域顺治八年（1651），曾应科举中过乡试副榜的史实，将他处理成身著清代礼服到庵中寻香君，被香君斥去作结。解放后，梅阡、孙敬将《桃花扇》改成电影，就是采用了这个结尾。由于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的不同，对《桃花扇》的结局作不同的处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否定孔尚任的《桃花扇》结局。这是因为孔尚任所写的《桃花扇》，着重是写权奸误国，寄托作者怀念明朝的民族感情。对于反权奸的复社文人侯方域，只能在肯定的前提下，适当表现其性格中妥协软弱的一面。因此，我们认为《桃花扇》的结局，既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又表达了作者的民族感情，收到了较好的悲剧艺术效果。
窦娥冤
《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号已斋文，大都人，生活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到世纪末。他一生从事杂剧创作和演出，写过杂剧六十余种，是当时一个杂剧创作团体“玉京书会”的首领，后人称颂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贾仲明《录鬼簿继编》）。由于社会地位低贱，生活道路坎坷不平，使用权他有可能观察和体验下层人民群众的疾苦，摔打出一副铮铮铁骨。在题材名为《不伏老》的散曲里，有一段最能表现他性格特点的自白：“我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作家在长期生活中获得的体验和形成的这种坚毅不屈的性格，都熔铸到晚年是成熟的这一部悲剧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窦娥对黑暗势力的强烈反抗，对真理和正义的执着追求，实际上都反映了关汉卿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思想和愿望。如果说，《窦娥冤》是我国古代一个著名的悲剧，窦娥是封建社会里开始觉地被被压迫阶级一个成功的悲剧典型，那是并不过分的。关于这一点，现代著名剧作家田汉，在他所写的话剧《关汉卿》里有形象而生动的描绘，它真实地再现了关汉卿酝酿创作《窦娥冤》的经过，是我们研究这个悲剧的一份有益的资料。
纪君祥，一作纪天祥，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所作杂剧六种，全佚四种，有佚文者一种，存全剧者仅有《赵氏孤儿》一种。
继《赵氏孤儿》杂剧出现的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说的“词颇古质”，“曲名多未入谱者”，当即指此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署“姑孰陈氏尺蛾科斋订释”，可能是这个古本的修改本。后来明人徐回来回来又作了更大的改动，就是现传的《八义记》。
洪升（1645～1704），字思，号，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的家庭，从小就受着良好的文学熏陶，写得一手好诗。后来移居北京，“以诗有名京师”，但性格耿直高傲，常常“白眼踞坐，指摘古今”。师友又多是明亡以后不出仕的名士。所以洪升一直找不到一官半职，在北京做了二十多年的国子监生。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伶工们在佟皇后丧期内为他专场演出《长生殿》，被削籍回家。晚年抑郁无聊，纵情山水，在浙江吴兴落水而死。
洪升一生写过许多诗，传世的诗集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他写过十多个剧本，流传下来的只有《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他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还是由他的剧作赢得的。
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六十四代孙。他早年避乱石门山中，从族兄孔方训那里听到李香君血溅诗扇的故事，以及南明的兴亡，就曾想利用这些素材来写戏。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南巡江南，回京时经过曲阜市，孔尚任被召到御前讲经，得到康熙的褒奖，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之职。在这期间，他曾奉命到江南参与治水，和那里的明朝遗老诗酒唱和，游览了南京市、扬州市一带名胜古迹，搜集了不少有关南梁的史料，这些不仅促使他思想感情的变化，也为他要官一部记录南明兴亡的历史积累了素材。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的《桃花扇》传奇写成了，上演后影响很大，有些明朝的故臣遗老，从剧中的人物、场面中重新勾起了亡国之痛。这当然要引起康熙及其左右的不满。不出半年，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被罢职回家。除《桃花扇》外，孔尚任还和顾采合写了《小忽雷》传奇，也是一个揭露权奸误国的戏。他的诗文有《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近人辑为《孔尚任诗文集》。
窦娥冤
《窦娥冤》是取材于元代社会现实的一部作品，但它同前代文学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窦娥临刑前有三桩誓愿：第一桩血飞白练，是来源于《搜神记》里东海孝妇周青的故事。第二桩六月飞雪，来源于《太平御览》所记邹衍下狱六月飞雪的传说。第三桩亢旱三年，见《汉书·于定国传》。这三段传说故事或者是事物的偶合，或者是撰书人的编造，其真实性本令人怀疑；但它符合人民的愿望。人们宁可信其有不愿原信其无，因此在民间广泛流传。关汉卿在写窦娥的冤情如何感天动地时，将这几个传说故事捏在一起加以渲染，使观众受到强烈的感染。这说明关汉卿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并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的作品能在当时流行，被称为“当行”作家，实非偶然。
七百年来，《窦娥冤》不仅成为我国戏曲舞台的保留剧目，而且最早被译成法文、日语流传国外。由于杂剧的唱腔和说白带有时代性和地方色彩，后代不同地区的戏曲搬演此剧时，多数经过改编。明代叶宪法祖把它改编为传奇《金锁记》，京剧又根据《金锁记》改编成折子戏，其中上演较多的有《探监》、《法场》两折，又名《六月雪》，是近代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经常搬演的剧目之一。这些剧本对《窦娥冤》的人物和情节都作了某些改动，由于改编者没能体察原作者的用心，以致删削了精华而增添了糟粕，很少见妙笔生花，使原作有所升华者。如《金锁记》写窦娥的丈夫蔡昌宗并非夭折，而是赴京途中路过黄河不幸溺水，被子龙王招为驸马，三年后入京考试，一举状元及第；而窦娥也因行刑时天降大雪，提刑官惊骇，急令刀下留人，得以不死。最后，窦天章平反冤狱，窦娥又与蔡昌宗舟中相遇，父女夫妻欢庆团圆。一出控诉封建统治者迫害平民百姓的悲剧，就蜕变为一出歌颂神明、歌颂清官的庸俗喜剧，原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就人人阉割了。
本剧情节结构也有明显的悲剧性。一开始就在楔子中简要叙述了屠岸贾杀害赵盾一家三百余口的残酷事件，然后集中描写搜孤与救孤的尖锐斗争。搜孤者步步逼紧，救孤者处处设防。搜寻搜寻搜寻，有程婴救出；宫门搜，有韩厥义放；普国搜，有程婴舍子，公孙献身。忠臣义士在斗争中一个孤儿孤儿孤儿孤儿而死，为剧情发展造成了强烈的悲剧气氛。由于正义者前仆后继的斗争，终于让杀人凶手把他所要追杀的孤儿抚养长大，又被孤儿亲手杀死。剧情寓理想于残酷现实，并寓有自设罗网自遭灾的强烈讽刺意味，使悲剧带有中国民族的特色。
但本剧对这场惊心动魄的冲突，只说是“文武不和”，过分强调了家族之间的矛盾，未能突出忠与奸的斗争。这一点，后来的改编本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纠正。
本剧千百年来，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元明杂剧衰落以后，自清中叶到现在，各主要地方剧种都曾改编演出过，其中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演出本、马健翎的秦腔改编本和一九六0年王雁的京剧改编本影响最大。此外它也是我国最早流传到国外的古典戏剧著作之一。早在公元一七三二、一七三三年间，就传到法国。一七三四年法国《水星杂志》发表了剧本法文片断，一七三五年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志》刊登了它的法文节译本。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又在英国几经翻译、出版。此外，德、奥等国著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过。
《长生殿》是一个抒情味很浓的悲剧。它既是爱情的悲剧，又是政治的悲剧。李隆基原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但久安思逸，寄情声色，弛了朝纲，引起权奸搆衅，藩将叛乱，坏了江山，使生民涂炭。自身也落得爱妃殒身，皇冠落地，在凄苦悲凉中渡过晚年。作者巧妙地把爱情故事和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描写，既写他们沉迷奢侈的爱情生活给政治带来的悲剧的后果，又写他们政治上的松弛、失误促成他们的爱情悲剧，彼此纠缠，互为因果。
“三千宫女如花貌，那个春来无泪痕”，封建皇帝的宫廷，向来就是宫女们的牢狱，包括那些失宠的妃嫔在内。只有其中个别天生丽质、又擅长各种技艺的妃子，有可能暂时得到皇帝的专宠，过着一段称心如意的生活，他们的后果也都是不堪设想的。我国历史上所艳传的赵飞燕、杨贵妃就是这种人。一个是封建宝塔尖端的皇帝，一个是倾国倾城的女子，他们的结合当然要引起人们的羡慕，包括白居易、洪升这样进步的诗人、作家在内。洪升说李、杨的爱情是帝王家少有的，因此要为他们写一曲爱情的颂歌。
历史从中唐发展到清代，好几个王朝，封建经济内部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上层建筑，伴随着动摇封建伦理道德的个性解放思想，在一夫一妻制的封建家庭里也在滋长着接近于现代个人性爱的恋爱观。洪升在《长生殿》的“传概”里说：“今古情场，有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这种生死不渝、真心到底的男女爱情，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它不可能在李、杨的宫廷生活里出现，因此洪升也只能借用《太真外传》的历史故事来表现他的爱情理想。
作为唐朝的皇帝，李隆基对杨贵妃表示的爱情，一方面是尽可能满足她的奢侈享受，如曲江游赏、华清赐浴，从四川省、南海给她取来荔枝干等，另一方面是满足她的权位欲望，包括杨国忠的拜相与三夫人的受封在内。这不仅引起宫廷内外各派势力的斗争，同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封建王朝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处在贵妃的地位，杨玉环为了争取李隆基的宠爱，就必然要凭借她的聪明、才艺，投其所好，使他倦于朝政。这样，当他们在酣歌曼舞之中两心越贴越近时，就在政治上种下祸根，在爱情上也酿成悲剧。洪升在《长生殿自序》里说：“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这就是洪升从李、杨爱情故事里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
怎样解释在李、杨这样“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帝妃之间却会出现“真心到底”、“生死不渝”的爱情呢？作者认为他们都是天仙下凡的人物，天生有这种真心相爱的情根，因此在尘俗的泥潭里翻了几个筋壮举之后，还会回到天上去，在另一个内无宫嫔争宠、外无奸臣弄权的真空世界里发展这种美好的爱情。还有，作者认为他们在爱情上所遇到的挫折、失败是痛苦的，但他们在失败之后，将会接受痛苦的教训，忏悔自己的错误，洗清身上的污泥，这就是作者说的“败而能悔”。今天看来，未免荒唐可笑，但洪升确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写的。这使《长生殿》中不少场次，尤其是下半部，在描写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时，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作者在当时所可能有的进步的恋爱观，跟上半部描写李、杨宫廷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互相辉映，达到当时传奇创作的最高水平。前人说，《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从容不迫洪升借李、杨故事所表现的进步的恋爱观和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看，可以看到他和《牡丹亭》作者的前后继承关系。
从政治上带来的严重后果看，洪升批判了李、杨的宫廷生活；从生死不渝的爱情看，洪升又肯定了李、杨的败而能悔，连带也美化了他们在宫廷生活中的某些表现（如在音乐上有共同的爱好，在患难中能互相体贴），这就带来了主题思想的复杂性。还有一层，作者在描写安史之乱的事件时，始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叛逆的安禄山和误国的杨国忠，以及那些无耻的降官们。作者还通过“侦报”、“献饭”、“骂贼”、“收京”等出戏，颂扬了郭从谨、雷海青、郭子仪等爱国人物。作者对剧中人物所表现的爱憎态度，不管他是否明确地意识到，在当时条件下，读者、观众就会从字里行间、清歌妙舞中隐约受到它所流露的民族意识。
明末清初是我国传奇戏创作和演出最盛的时期。洪升由于熟习舞台、精通音律，所以他写的《长生殿》在艺术上既有精雕细琢的现实主义描绘，又有天上人间的浪漫主义幻想，这又带来前半部和后半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撰和反复的加工，这两部分都基本得到了统一，这在我国戏曲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这样，它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梁廷柟在《曲话》中说：“《长生殿》至今，百余年来，歌场舞，流播如新”。还称赞洪升“以绝好题目，做绝好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
窦娥冤
《窦娥冤》最早的版本，是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简称古本），刻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其次是臧循编的《元曲选》（简称臧本），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最晚的是孟称舜评点的《古今名剧合选·江集》（简称孟本），刻于明崇祯六年（1633）。
本剧版本有《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和《酹江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