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6-29 09:54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北宋兴化军仙游（今莆田市）人，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宰相，历经赵顼、赵煦、宋徽宗、赵桓四朝，北宋“六贼”之首
熙宁三年（1070），蔡京进士及第而步入仕途，为钱塘县尉，元丰七年（1084年）升为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元丰八年（1085），神宗逝世，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因其年幼，垂帘听政的神宗生母太后高氏推翻新法，起用旧党，蔡京因支持立雍王以及积极参与变法而遭到外放。元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逝世，哲宗亲政，包括蔡京在内的一批新党被召回京城。在哲宗时期，蔡京展现出一定的政务能力，但却受到了章惇的压制，直到宋徽宗上台后的崇宁元年（1102），在童贯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拜相。尽管成为宰相的蔡京通过援引同党、巩固与童贯的关系，打击异己以及迎合徽宗等措施，巩固相位，但蔡京的政敌曾布、韩忠彦、赵挺之等人通过天变、道士、台谏等方式影响徽宗，导致了蔡京此后三落又三起。宣和七年（1125），一贯支持蔡京的童贯，从自身利益出发，转而倾向于年轻有为、与自己政见较一致的蔡京长子蔡攸。蔡京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宰相生涯。
靖康元年（1126），蔡京遭赵桓放逐，授中奉大夫、秘书监、分司南京，河南省居住，接着贬为崇信军、庆远节度副使，衡州府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走到潭州城南五里外东明寺，蔡京去世，葬于漏泽园，终年八十岁。蔡、蔡翛被赐死，蔡绦被流放到白州死去，蔡鞗因娶公主没受处罚，蔡脩则随蔡京一同放逐至潭州暴病而亡，其他儿子及孙子都分别被流放到边远的州郡。赵昚继位后，为蔡京恢复名誉并追赠鲁国公。
蔡京父亲蔡准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历任官郎中、秘书丞，官至仕郎，赠太师。蔡京生于仁宗庆历七年（1047），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位列第九而步入仕途，为钱塘县尉，熙宁末年被调入京，历任流内、崇文院属官；元丰五年（1082），为通直郎、考功员外郎、起居郎，因参与编写官制有功，迁为奉议郎；元丰六年（1083年），任贺耶律洪基生辰使有功，同年回朝廷后任中书舍人 ，而其弟蔡卞先于担任中书舍人。按规定，做官要以先后为序，蔡卞请求排位在蔡京之后，兄弟二人同时负责书写诏命，朝廷以此为荣。元丰七年（1084年）蔡京升为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学者沈廷波认为，蔡京在仕途上的平步青云，一方面源于其弟蔡卞为时任宰相王安石女婿的这层关系，另一方面蔡京积极拥护王安石的新法，并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变法派。王安石对蔡京的才干也是赞赏有加，以致于谈及其之后的宰相人选，蔡京便位列其中。
元丰八年（1085），赵顼病重，郇国公王珪向高滔滔建议立神宗六子延安郡王为太子。时任次相蔡确则主张立雍王，伙同邢恕企图以约王入宫询问神宗病情为名，逼迫王珪同意立雍王，依附蔡确的蔡京也积极参与其中，安排一批剑士在必经之路，一旦王珪不同意则杀之。最终，延安郡王被立为太子，在神宗逝世后继位，是为赵煦，因其年幼，神宗生母高氏主持朝局，垂帘听政；次年，罢蔡确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
高氏思想倾向于旧党，本不赞成神宗主导的变法，便转而起用以旧党首领司马光为相，反对新法而遭贬官的大臣也被纷纷召回。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限期五日内废除王安石制定的募役法，并恢复差役法；正当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为挽回局面，蔡京积极示好旧党，于五日内恢复了差役法，受到了司马光的高度肯定。不过，台谏官并没有放过蔡京，认为其怀奸邪、坏法度，迫使蔡京调出京城，知成德军，改知瀛州，调到成都市；元祐四年（1089年），又以蔡京依附蔡确为由，不可知成都府，改任江淮发运使。此后，蔡京先后转任瀛州、扬州市、郓州、永兴军、成都府等地。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逝世，赵煦亲政，改年号为绍圣，起用王安石器重的章惇全面恢复熙宁、元丰年间推行的各项新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曾遭旧党排挤的蔡京于元祐九年（1094)调回京城，以龙图阁直学士权户部尚书。当时章惇欲将旧党的差役法废除，让有关部门商议如何实施，但迟迟拿不出方案；蔡京直截了当建议，将司马光废止了的募役法重新实施即可，根本就不必讨论来讨论去；章惇最终采纳了蔡京的建议。
新党对付旧党的态度是一致的。绍圣四年(1097)，章惇着手大力打击旧党，大兴“同文馆之狱”，蔡京兄弟正好趁机报复元祐年间曾极力打压己方的旧党。在章惇、蔡卞的授意下，蔡京与谏议大夫安惇审理此案，结果陈衍被诛杀，安焘、刘挚先后死于贬所。不过，新党内部却并非铁板一块。先是曾布阻止蔡京上位。按照当时的惯例，成为翰林学士的蔡京本有望升任执政，进而成为宰相。但曾布作为王安石变法时的助手同样受到哲宗器重而出任同知枢密院事，将蔡京兄弟视作竞争对手，而又以蔡京威胁更大，便向哲宗进言，蔡卞已经是次相了，根据避嫌原则，亲属不得同地担任宰执大臣，于是蔡京仅由翰林学士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元符三年（1100年），赵煦去世，由于其死后无嗣，曾布先是支持向太后立赵顼十一子端王（即宋徽宗）继位有功，导致主张立哲宗同母胞弟简王的章惇失势遭到去相后，与韩忠彦一同被向太后、徽宗任命为相，其中韩忠彦是赵祯、赵曙时宰相韩琦之子、曾为知枢密院事，是曾布排挤章惇的重要同盟。而后上位的曾布与韩忠彦均认为蔡京比蔡卞更难对付，同年在韩忠彦的主张下，打算将蔡京外放，以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但蔡京与向太后之弟向宗回、向宗良交好，而得到向太后的声援；向太后借口修史书，让徽宗留下蔡京。
获悉后，曾布向宋徽宗进言，蔡京怀奸害政，羽翼党援，布满中外，如若不离京，诸大臣不可安位，徽宗只说是向太后认为蔡京不应该离京。于是，曾布又到向太后陈述蔡京的诸多不是，但太后并不以为然，将曾布打发，留下蔡京仍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眼见暂时难以撼动蔡京，曾布转而将矛头对准了蔡卞，迫使其出知江宁府。不过，曾布并没有放弃打压蔡京，蔡卞去相后，发动言官弹劾蔡京，指出其与蔡卞同恶，应该与蔡卞一同贬出京。数月后，在曾布等人的持续弹劾下，蔡京出任知永兴军，还未赴任就被改为江宁知府。蔡京因不满而拖延不赴任，被降为提举杭州市洞霄宫而出居杭州。
学者沈廷波认为，太皇太后慧贤皇贵妃与向太后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尽管都重用了旧党人士，但侧重点不同，高滔滔完全是利用旧党打击和排挤新党，造成两派之间严重的政治纠纷，而向太后主要是试图调和新旧两党的派系之争，“两党”兼用；高氏高太后垂帘听政一直到去世，而向太后对政治与权力并没有太大野心与权欲。宋徽宗继位半年后，向太后一再要求“罢同听政”，从而开始亲政。
而蔡京尽管身处杭州，但其在朝中经营多年，结交的权贵逐渐取得了徽宗的信任。右正言范致虚与经常出入元符皇后宫殿的道士徐知常是同乡，关系密切；徐知常将范致虚推荐给徽宗，进而被提拔为右正言，此后范致虚上疏徽宗，若要恢复绍述熙丰之政，则非用蔡京为政不可；起居郎邓洵武初附蔡卞，徽宗初，曾被蔡京举荐而附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邓武献《爱莫助之图》给宋徽宗，图中助“绍述”之人仅二人，即温益与蔡京，暗示任相非蔡京不可；当徽宗以《爱莫助之图》征求温益意见时，与蔡京关系良好的温益不仅欣然奉行，而且要求处罚对相京有异议之人；童贯不仅善于揣测徽宗的心思，且其本人绘画水平不低，从而深得喜好书画徽宗的宠信。继位不久，徽宗专门将收罗书画的明金局交由童贯管理，而明金局设在杭州市，蔡京与童贯便有了交集，建立非同寻常的关系；而童贯又成为了蔡京与徽宗之间的桥梁。加之韩忠彦、曾布此后为了争权夺利而反目，韩忠彦转而拉拢蔡京对付曾布。于是，蔡京回到京城，仍任翰林学士承旨，接着趁着曾布的过失，指使言官弹劾，导致曾布去相；崇宁元年（1102年）正式拜相。
蔡京拜相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采取了种种措施：
安惇、邓洵武、张商英、赵挺之、张康国、何执中、刘逵等人或助力或依附，从而得到蔡京提拔，升任执政，以至执政中，十之九为京党。此外，蔡京以童贯曾十次出使陕右，熟悉情况为由，向宋徽宗极力推荐其担任收复湟、失地的军事首领。湟、鄯收复后，童官平步青云，历任南充市刺史、成州团练使，依前皇城使、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等职，童贯得以掌握了军事实权。
在打击异己方面，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以弃湟州为罪名，贬曾布为贺州别驾。韩忠彦以同样的罪名，先是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崇宁二年（1103）再被贬为磁州团练副使。同时，蔡京还借上述两罪，打击了对自己有异议之人，以复元祐皇后而废元符皇后之罪，追贬李清臣雷州司户参军、黄履为祁州团练副使；以弃湟州罪为名，将陈瓘、龚夬、邹浩贬到岭南，马涓等九人分贬诸州。不仅如此，出任宰相的蔡京还与其弟蔡卞在政见上发生分歧，蔡卞因反对蔡京推荐童贯军事首领，遭到蔡京在宋徽宗面前的诋毁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河南府。
此外，蔡京还以行政命令推行，一是奏请徽宗下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次为了进一步消除旧党的影响，毁掉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等人在景灵西宫的画像；奏请徽宗御书将元及元符末担任宰执、待制以上职位的文彦博等人刻成党人碑，立于端礼门；毁刊行唐鉴和苏洵、苏辙、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文集；禁聚徒传授元祐学术，并委监司察举。
为迎合宋徽宗，蔡京积极变法，置讲议司、颁行方田法、更定茶法盐法、变革钱钞法以及兴学。
崇宁五年（1106），蔡京晋升为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改封为魏国公，已然位极人臣。但曾被蔡京举荐，担任右相的赵挺之却屡次向徽宗力陈蔡京之奸恶，且请求去位以避蔡京。恰逢天有异象，彗星现于西方，言官们纷纷上疏，认为是变法以及对待旧党太过严厉所致，于是徽宗毁掉元祐奸党碑，推翻实施的新法，让蔡京去相。
取而代之的赵挺之，原本为蔡京所举荐，才能远不及蔡京，且根基不深，唯一支持的刘逵还不能与之保持一条心，加之郑居中、余深、刘正夫窥知宋徽宗对变更新法已有悔意，一面攻击赵挺之、刘逵，一面言说蔡京的好。大观元年（1107），仅仅一年零十月后，蔡京再度任相，拜为左仆射。与首度任相一样，蔡京再次使用相同的策略，对于去相期间多家保护的叶梦得、朱谔、薛昂等人，予以提携，继续加强巩固与童贯的关系；同时，打击赵挺之、刘逵、刘正夫等政敌，继续推行变法；吸取导致去相的教训，对于旧党的处罚有所减轻，恢复了情节较轻者的官职。
尽管如此，政敌还是动用各种手段，影响宋徽宗，导致蔡京两次去相。先是依附张商英的道士郭天信以“日中有黑子”的天文现象，向徽宗暗示身边有小人，于是言官趁机大肆弹劾蔡京，导致蔡京于大观三年（1109年）第二次去相。接着由于处于相位的张商英与何执中才能平庸，毫无建树，引发了徽宗的不满，蔡京伙同党徒共同排挤走了张商英；童贯也积极为蔡京造势，其政和元年九月出使辽朝归来，向徽宗撒谎称，辽人对蔡京赞不绝口，于是政和二年（1112），蔡京被召回，徙封鲁国公，第三次任相。
蔡京第三次为相从政和二年(1112)开始，时间长达八年，是为相生涯中时间最长、地位最稳固的阶段。除了援引同党，打击异己、继续变法、巩固与童贯的关系等之外，还专门命朱勔父子取发太湖和长荡湖的“花石纲”，以积极迎合宋徽宗的享乐；至宣和二年(1120)，蔡京八个儿子、十三个孙子、四个曾孙在朝中任职；徽宗对其也是恩宠有加，还与之结成儿女亲家。然而同年蔡京却遭遇第三次罢相，这次蔡京碰到势均力敌的对手王黼。王在蔡京第三次复相中，主动帮助蔡京打击张商英，只是后来又与郑居中交好；郑居中原本也是蔡京一党，因追治王珪之事，遂与蔡京交恶，其还是徽宗郑贵妃外，所以对蔡京威胁巨大。对此蔡京十分恼怒，先是借当时农业困乏，令其转任户部尚书，接着蔡京又以军饷发放不及时，鼓动京城守军闹事。
王黼则是依附于宦官梁师成。梁师成起初在宋徽宗宠信宦官贾详的书艺局办差，贾详死后，得领睿思殿文字，主出外传递上旨而得到徽宗的日益宠信，成为宦官中后起之秀，与童贯一同被称为“隐相”。在梁师成的助力下，王黼很快复为翰林学士、承旨，尽管一度为父丁忧，但仍于宣和元年（1119）成为了宰相，同时蔡京长子蔡攸因父权势相轧本就不满，而蔡京又刻意培养蔡绦，由此心生怨恨而转投王黼，加之蔡京第三次任相期间作为不大。宣和二年（1120），在王黼与蔡攸的排挤下，蔡京第三次罢相。
宣和六年（1124），宋徽宗特地到王黼府邸观看中堂柱长出的玉芝，才发现王黼与梁师成不仅是邻居，而且两家相连的墙开了便门，如同一家，意识到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而不满。童贯、以及因“花石纲”受到蔡京提携，进而成为徽宗红人的朱勔抓住机会，排挤王黼，被罢相。此时的北宋政局正风雨飘摇，刚经历方腊起义、又联金攻辽，对于国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使得原本的盟友金又反过来对北宋虎视眈；蔡京虽遭到政敌攻讦而三次去相，但徽宗对其还是比较信任，为相多年的蔡京也清楚徽宗的秉性，知道如何迎合；尽管偶有小摩擦，但童贯却一直支持蔡京。
于是，同年蔡京第四次任相。此时的蔡京年事已高，已难有作为，政务上皆取决于四子蔡绦。蔡代政期间的专横跋扈，又引发了朝臣对蔡京父子的不满。而作为一贯支持蔡京的童贯，一则在北伐问题上与蔡京产生分歧，而与蔡京长子蔡攸却是意见一致，其次官居执政的蔡攸在政治上日臻成熟，反观蔡京则是垂垂老矣，便转而选择了蔡攸。一年后，蔡攸联合白时中、李邦彦先剪除了蔡绦，随后孤立无援的蔡京尽管仍留恋相位，但无奈被逼去相，结束了自己的宰相生涯。
靖康元年（1126），宋徽宗退位，赵桓继位，是为钦宗。金朝来攻，更引来了百姓对蔡京的愤恨与不满，天下士人也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开始上书极力陈述其奸恶。于是蔡京遭放逐，授中奉大夫、秘书监、分司南京，河南省居住，接着贬为崇信军、庆远节度副使，衡州府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走到潭州城南五里外东明寺，蔡京去世，葬于漏泽园，终年八十岁。蔡京有八子，除了次子蔡倏早死，蔡攸、蔡翛被赐死，蔡绦被流放到白州死去，蔡鞗因娶公主没受处罚，蔡脩则随蔡京一同放逐至潭州暴病而亡，其他儿子及孙子都分别被流放到边远的州郡。乾道四年（1168年），蔡京后裔把其骸骨迁回仙游枫亭故里今莆田仙游县枫亭镇溪南村安葬。赵昚继位后，为蔡京恢复名誉并追赠鲁国公。
蔡京以绍述赵顼、赵煦变法为口号，将经由提举讲议司所培养的党羽安插在朝野。使绍述政策、宋徽宗的功业、蔡京的相业、及其党羽的利益，在理念路线和人事组织上都形成了利益捆绑。学者邓广铭认为蔡京一伙借此商定关于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等政事，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否定其中任一方都终将否定的矛头指向宋徽宗，因此蔡京的权位与影响极难根除，只可不断调整。罢去蔡京容易，可如何使朝局在不需要蔡京的情况下，仍能按照宋徽宗期望的秩序运转则难。
宋初，政府对于漕运的经营方式沿袭了唐朝的转般法，具体操作办法是，沿水运道设置仓库，百姓将粮食或其他应纳之物，直接运到附近的仓库，然后，再由官方组织运送至京师。所不同的是，北宋时期的转般法，更为复杂，由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这六路上供的物质，要经淮南转般仓中转，再由汴河漕船运抵首都。主管东南漕运的发运司在江淮等地籴米储积，当某些地区无法按时完成上供额时，便以储米代为上供，谓之“代发”制度；六路漕船返程时，北宋政府允许其从淮南载盐返回售卖，所得充作经费。
随着漕运规模的不断扩大，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仁宗、赵顼时期曾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至宋徽宗时期，蔡京为增加中央收入，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导致无力增籴，储积空虚，无可代发，转般之法遂遭破坏；蔡京转而推行直达法，由六路郡县将所认岁额，直接运抵京师。这样一来造成了东南各路与京师之间的供需关系就紧张起来，失去了调剂的作用，虽遇丰歉不同的的情况，各路也要按时漕运，造成了漕运量的不稳定；其次通过淮南运河的漕船增加，水闸失去控制，道日益浅涩；第三较为边远的地方发运司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完成任务，被迫对百姓增加额外的赋税，严重增加了当地百姓的负担。所以，宣和五年(1123年)，北宋政府又恢复了转般法。
仁宗时期，由于西线作战导致财政吃紧，曾在陕西省行过当十钱，后来物价浮动，再加上私铸盛行而不得不停用；熙丰时期将其改为当二，此后长期不用当二以上的大钱。蔡京执政后，于崇宁二年(1103)先是在陕西，而后又在江、池、饶、建、舒、睦、衡、鄂州市，发行当十钱，并且颁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当二钱限期一年使用，以便更好推广当十钱；同年，以防止铁钱流到敌国成为造兵器的原料为由，在山西省和陕西地区开始大力推行夹锡铁钱。不过，两项金属货币的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的财政危机，但也带来了钱币的严重混乱，其中夹锡钱在铸行上遇到较严重的信用问题，以致官方不得不用严刑峻法来维持，政和六年(1116)后仅在陕西省、河东两地区使用。
此外，赵煦时期，由于西线作战经费不足，纸币“交子”的发行量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所增加，但所增有限；蔡京执政以后，纸币在发行量上剧增并在他地区推行，至大观元年(1107)，发行量为天圣时期的二十倍，造成了大幅贬值，以致于变成废纸。
蔡京的盐法改革以东南盐为主，解盐为辅。东南盐方面，扩大东南海盐的生产和征购，优待商盐流通，吸引客商到京兑换和购买淮浙盐钞，取消东南六路海盐的官运官卖，使六路盐利归于中央，用钞盐销量的评比取代以往官卖课额的评比，不断发行盐钞，限制旧钞支盐，将商人的财富转移到国家手中；解盐则用免收沿途商船税等手段，招诱商人将京东、河北路海盐运入解盐销区贩卖，在京师重设买钞所，调节钞价，严密买钞手续，实行统一的“官袋”法，创设“合同号簿”，与钞引配套并行，不断发行新钞，人为地促使旧钞贬值，再以承担损失为名，向商人收取各种名堂的补贴费，加强官吏卖盐数额的评比、奖惩，严格实行对私盐的打击。在开封府、京东路、京西路取缔蚕盐配卖，将蚕盐钱改为相当原额六成的一种新赋税。
当运城盐湖修复后，解盐新钞和陕西省“籴本盐钞”重新发行，与海盐争夺销售区域。 为了保证海盐的巨额利润，蔡京限制解盐新钞仅在陕西本路使用，而让东北地区盐继续西销，这样解盐新钞贬值。 但蔡京用发行新钞，旧钞作废，旧钞加钱换取新钞，新钞又作废，再加钱换新钞的方法，转嫁损失给商人。据此，当权者集团每年攫得2000万贯的盐利。
蔡京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茶叶贩卖过程中，政府在专卖上的管理机制，通过由垄断收购向以引茶的转变，加强了对园户和商人的管理，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出一整套严密制度，来规范园户和商人之间的贸易，由此而使园户和商人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由此而保证宋代政府在茶利分配上获得最大的份额。据《宋史》记载，从政和二年（1112年）实行此茶法，到政和六年（1116年）四年多的时间内，政府所收茶息高达一千万缗，有时年收息达四百余万缗，这比绍圣年间收息80万缗，提高了5倍。
蔡京主持改革，设立提举市舶，由中央直接派官员管理海外贸易，将市舶司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下，使得市舶管理体制更加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的同时，财政税收也增加了，赋税额由赵顼时期的十五取一提高至宋徽宗时期的十取其一。
北宋后期宋对西夏军事优势的形成，给辽以强烈刺激，崇宁年间辽在西夏请求下介入宋夏战事，要求宋将所侵占土地归还西夏。面对辽的强势干涉，宰相蔡京态度强硬，希望维护开边的成果，但并不主张与辽发生军事冲突。徽宗亦为避免与辽冲突，在国家战略层面选择对辽克制退让，说明宋即便是在对西北用兵建立优势的形势下，依然不足以挑战辽的军事优势，此前的宋辽西夏三国南北对峙格局仍得以保持。政和年间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女真兴起攻辽，宋徽宗有意恢复燕云，以逆转对辽劣势。蔡京以“公相”身份奉徽宗之命参与了谋燕和联金的决策，但蔡京认为宋对辽的实力差距不足以伐辽，故而自始至终反对谋燕。蔡京由于其反对态度随着谋燕的进展不断被边缘化，以致在联金谋燕进入实质阶段的宣和二年罢相，恢复燕云由徽宗、王黼、童贯小集体推进。
蔡京任相后很快兴办学校，颁布教育方面的法规，贡士建外学于国南；在州县置小学，要求十岁以上的孩子入学受教育；立外学。为此，专门制定并颁布了地方学校的教育法规《诸州路县学敕令格式并一时指挥》。此外，陆续开办一些专门学校，开始设置医学选试、书、画、算学等。
蔡京当政时期，加强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设，全面推行了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
居养院在崇宁年间推行于全国，主要用于收容贫民及无依无靠的老人。设置区域方面，不仅州县设有居养院，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寨镇市也被要求设立居养院；救济对象则由哲宗时期的“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放宽至““非鳏寡孤独而老废疾委是贫乏不能自存者”。
安济坊设立于崇宁元年(1102)，主要是对患病的贫民给以救治的机构，设置方面是先诸路而后京师。当时规定，户数上千的城镇都要设安济坊，凡所属境内卧病无依者，都可送至安济坊医治。
居养院和安济坊解决的是生前的衣食住行和疾病治疗问题，漏泽园则解决死后的安葬问题。漏泽园实为一种官办公墓制，即政府将死而无葬的贫者和战死士兵加以安葬。漏泽园之法最早起于元丰时期，赵顼执政期间曾诏令在开封府置官地以收葬尸骸，蔡京当政后，上疏宋徽宗设置漏泽园。关于漏泽园的管理也做出了细化，要求埋葬逝者的深度需三尺，不能令到逝者暴露，同时监察的官员也会进行巡查。
从为数不多的存世作品中可以看出，蔡京书法取法颇广，根据文献资料中及历代书论中论及其学习及取法主要包括蔡襄、杨凝式、徐浩、沈传师、欧阳询、二王，同时也不能忽视米芾、苏轼、宋徽宗等本朝书家对其的影响。学者丛文俊认为蔡京书法风格可以概括为：“飘逸”“姿媚”“秀媚”“沉着痛快”“藻丽”。“媚”“丽”可以说是其行、楷书在风格上的总结，“媚”字放在书法上，是形式唯美主义倾向的代名词，“丽”为美好，表明蔡京书法是以点画形状之美而著称，其在书法艺术上追求新意，不拘于成法，希望有自己的特点，造就了其作品书法姿媚，严而不拘，另一方面学者江雪认为以“不得笔”评价其笔上的缺点也是非常准确的，体现在结构有时过分错落，尤其是左右结构字高低的配合失调。
二十四岁中进士的蔡京，文学修养极高，才思敏捷。《宣和书谱》卷十二记载，蔡京“喜为文词，作诗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表章，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夙构者，未尝起稿。”作诗文可立就，并非人人均行。因蔡京奸臣身份，当世及后世人均恶其人，故作品留存至今的不多，其子蔡绦《西清诗话》和宋代一些笔记如庄绰《鸡肋编》、王明清《挥塵录余话》和《挥塵录后录》、叶梦得《石林诗话》等尚存蔡京小部分诗词与散文作品。
苏、黄、米、蔡被称为宋代书法“四大家”。前三者分别为苏轼、黄庭坚、米芾，没有异议，对于“蔡“的界定，有蔡京、蔡襄两种不同说法。明代画家王绂认为“四大家”中的“蔡”指的原本蔡京，只不过蔡京为后世所不耻，才用蔡襄取而代之，持相同看法的还有晚明书法家孙鑛、清代文人杨宾；明代诗人王直则称，宋书称苏、黄、米、蔡，然前辈君子乃谓蔡书犹有前代意，至坡、谷遂风靡，魏晋之法尽，从而断定“蔡”指的是蔡襄，与王直看法相同还有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清代经学家梁章钜等人；华东师范大学讲师韩立平梳理“宋四家”说法的发展后得出结论，南宋时期形成了一种批评传统：即“苏黄米”的并举，“米蔡”的对举；蔡襄被视为“另类”以疗救“苏黄米”之失，受到一致推崇。元人提出“宋四家”说，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宋四家”的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或为“蔡苏糜子”，或为“苏蔡黄米”。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由此引发“蔡”为蔡襄或蔡京的争议。事实上，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这一事实。
蔡京通过严密而多变的茶盐货币法，搜括了巨额的利润几乎是百分百都集中运输到了首都。与之相反，赵顼节俭，所以王安石“聚敛”的财赋储积起来，国库充溢。蔡京等将财富聚集到京师以后，除了一部分供给官俸军需外，宋徽宗君臣肆意挥霍掉了，以致于国库的空虚，而地方上财政匮乏，官吏只好加紧盘剥，加重了百姓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激化，最终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体系一起崩溃。
北宋歌谣：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四库全书》：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国柄，攘取国家爵禄之宠萃于私，门弟侄子孙悉列从班。
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进用之始，即有以耸动其君，而视为社稷之臣；既用之，则信向而尊礼之；权势已归，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斗，无足比数。
历史学家陈登原：蔡京为人，自是巧于逢迎，故在马光之下，则速改雇役；在宋徽宗之下，则四罢四免。然此亦奴才之巧，而非奸人之雄；蔡京之罪，在于厚自奉养，奢侈无极。观其一遭贬斥，即自仓皇就道，穷饿以死，草草葬。上望曹操，岂项背之可矜。下比严嵩，当浮沉之略似，卖国自卖云云，虽咏马、阮，亦不妨作为咏蔡京也。
次子蔡早死，六子无明确记载。
参考资料：
宋朝蔡京在洛阳市时，有一名女子曾先后嫁给两家，各生了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地位显达，争着迎接母亲去奉养，争执不下而告到官府。执政不能决断，拿来问蔡京。蔡京说：“这有什么困难？只要问那个母亲想到哪个儿子家去不就好了。”如此一句话就解决了。
赵顼熙宁末，王安石常常对年轻的蔡卞（蔡京之弟）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尹吉甫（指吕惠卿）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
蔡京遭放逐，赴儋州市贬所时，携带大量金钱，但是他的作恶多端招致老百姓的反感，开旅店的不让他住宿，开饭店的不卖饭给他。最终，80岁的蔡京饿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城南五里外的东明寺。
晚清长篇小说《荡寇志》中，身为当朝太师的蔡京奉诏统帅官军征讨梁山，结果其女儿，女婿反被梁山所擒获。为救女儿女婿，蔡京欺骗皇帝而退兵，由此受梁山所胁迫，屡屡为梁山出力。后来，蔡京私通梁山之行径遭盖天锡、陈希真披露后，被处死市曹。
《水浒传》里，蔡京一直在宋徽宗的庇护下，权压当朝，为所欲为，干的许多坏事，都是打着皇帝的招牌进行的。他想干什么事，事先起了一个草稿，然后叫宋徽宗抄写一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带札者，群下皆莫言。”所描写了蔡京种种无耻恶行，成为贪官的罪魁，并不过分，有的地方写得还不够深刻，其实际上被当作宋徽宗的替罪羊。如果把他与宋徽宗互相依赖狼狈为奸的真相描画出来将使作品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质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