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丁夫·翼人(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

阿尔丁夫·翼人，男，撒拉族，又名马毅、容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诗人之一，穆斯林作家，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之一，“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他曾先后毕业于青海教育学院英语专业、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现任世界伊斯兰诗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大型文化季刊《大昆仑》主编、青海大昆仑书画院院长、青海省诗歌学会副会长、青海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等。主要作品有长诗《耶路撒冷》《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苍茫瞬间：播种时间的美》《荒魂：在时间的河流中穿梭》《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遥望：盛秋的麦穗》《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我的青铜塑像》《神秘的光环》《光影：金鸡的肉冠》《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被神祇放逐的誓文》及享誉阿拉伯世界的《黄金诗篇》等。作品被誉为“民族精神的诗歌化石”、“不断炼的精神升阶书”、“人类前行的精神简史”、“高原上的诗魂”、“民族精神史的’创世纪‘，华族的精神史诗“等。阿尔丁夫翼人的创作实践已纳入屈原开创的“史入诗”空间史诗传统并深具当代特征，被评论家誉为“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

作品曾荣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中国新诗百年（1917——2017）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奖”、第四届中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十一届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等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

诗人简历

阿尔丁夫·翼人，男，撒拉族，又名容畅，马毅。中原地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诗人之一。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2年生于青海循化。1981年毕业于青海教育学院英语专业，199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曾任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中学、循化县女子中学英语教师、海南藏族自治州群艺馆创作员、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海湖》文学月刊编辑。现任《大昆仑》杂志总编、青海大昆仑书画院院长，世界伊斯兰诗歌研究院中国分院院长、青海省诗歌学会副会长、青海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等。早在八十年代初，他以史诗性长篇诗歌《飘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等优秀诗作丰富了中国诗歌。他一直致力于长篇诗歌创作。代表性作品有《新月上的蓝宝石：十月的撒拉尔》《水里的刀子斩断风：牧羊人之歌》《苍茫瞬间：播种时间的美》《荒魂：在时间的河流中穿梭》《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光影：金鸡的肉冠》《古栈道上的魂》《西部：我的绿色庄园》《撒拉尔：情系黑色的河流》《波斯之旅》《诗人之剑》《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主编了《中国西部诗选》《撒拉尔的传人》第一集和第二集等。作品被誉为“民族精神的诗歌化石”、“人类前行的精神简史”、“不断淬炼的精神升阶书”、“高原上的诗魂”、“民族精神史的‘创世纪’，华族的精神史诗等。诗作已被译成英语、日语、孟加拉语、德语、朝鲜语、波斯语、韩语、罗马尼亚语、阿拉伯语、法语等多种文字发表和出版。其作品及理论主张在广大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为中原地区西部诗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诗人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之一。

作品入选《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经典赏析·高等院校选修课教材》《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百年新诗经典解读》（1917—2012）《华语诗歌双年展》（2015—2016)《中国当代诗歌年鉴》（2019）《一至七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诗人诗选》《2010世界诗歌之窗》（波斯英语双语版）》《2012世界诗人诗选》《21世纪中国诗歌排行榜》《诗刊社2011年度诗选》《中国当代诗歌导读·2010卷》《2011年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当代十家民族诗人诗选》（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获奖作品集）《2012中国诗选》《印度尼西亚与一位中国诗人》《母语之外的母语》《中韩作家作品选》等国内外重要诗歌选刊。

综上所述，阿尔丁夫·翼人的创作实践已纳入屈原开创的“史入诗”空间史诗传统并深具当代特征，是中原地区当代“昆仑诗群”代表人物。并被誉为“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

作品评价

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作品曾荣获青海省第四届人民政府文学艺术作品奖、1991年诗集《被神祇放逐的誓文》荣获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10年荣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评委会如此评价他的作品：“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富有信仰的灵魂，如血脉一样尊贵，他以三十年对诗歌的坚守与勤奋创作承袭了伟大的撒拉族民族的精神气质。在他诗歌庞大的心灵气象里，我们能够感知他的赤诚与深厚的精神依托。他由此成为青藏高原上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是对生命信仰的提炼与锻造，他的诗歌形如预言，属于久远。由于张承志·翼人重要的诗歌成就，特授予中原地区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2013年他再次荣获“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获得这个奖项无疑把中国当代杰出的“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阿尔丁夫·翼人推向了世界。

《新诗》杂志推荐理由称其为：“无论在现代诗的主题，还是在现代诗性的创造上，阿尔丁夫·翼人都是卓越非凡的探索者。他钟情于长诗，他的长诗犹如屹立的长城、流动的黄河，涌动着一个中国民族诗人身上的史诗血脉。他的诗歌浩瀚辽远，波谲云诡，通过整体的象征造成一种诗歌意象与意境上的神秘和尊贵，这使他的诗篇犹如面对人间的“神示”，散布着宗教般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此岸与彼岸。在阿尔丁夫·翼人那里，时间和空间、存在和哲理、生命和死亡、瞬间与永恒、自我与他者……所有这一切都交织在他的诗歌里，构成了一幅原始与现代、颓废与新生、激情与忧郁，敞开与内敛、明亮与灰暗……不同元素对抗地充满张力的画面，充溢着罕见的诗歌热情。是的，他是一位足以令我们感到骄傲的诗人，但他更属于整个人类。”

关于沉船

杨炼：二0一五年九月，我到青海省见到互通邮件已久的诗人阿尔丁夫·翼人，读到了他的长诗《沉船》。

无独有偶，我写于二00五至二0一0年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中，在构成第二部的五首哀歌里，有《故乡哀歌》在。其第二节，也恰恰名为《雪：另一个夏天的挽诗》。

两首长诗，书写之处远隔万里，书写的诗人素昧平生，作品却构成了互文性。好像冥冥中真有个“相逢”：翼人的黄河、我的新西兰，都未离开人生的岸边，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们内心深处，像同一个震中，辐射出同一场地震波，让诗人之心遥相呼应。

《沉船》是一首史诗。但同时，它又超越线性“诗述史”的凡俗史诗概念，而把自己纳入屈原开创的“史入诗”空间史诗传统（想想《离骚》中现实—历史—神话—现实的追寻吧），通过一个抒情声音的穿针引线，《沉船》营造出多层次的有机思想结构，以诗歌空间，不停吸纳、转化时间主题，最终，让这首诗比某个“盛夏”、比撒拉族人的记忆，甚至比任何塞满沉船的历史河流更深。

翼人的《沉船》，是我读到的当代中国最好的哀歌之一。我特意选用这个专业词汇：哀歌（Elegy）。因为这个源出西方的诗歌形式，其实深切吻合了我们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没有什么中国经验，有的只是诗歌的经验：只要它能配得上这徐缓、深沉、一唱三叹的形式，能承载得起这形式已然蕴含其内的经验深度、精神深度。诗，就在重铸人的质地。它能哀，只因为它能歌，且在歌中，还原了美。我们共同吟唱存在之大悲，也最有力地赞颂了共同的灵魂之大喜。

敬文东：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的诗歌语言充满动态美和力量感。阅读《沉船》像是聆听一部交响乐，多个声部相互叠加，混合着人间、自然和超自然界的多重声音（掠过星空的蝉鸣声，船队结对过河的声音，爆裂的马蹄声，撕破长空的黑狼的嚎叫，拨响生活的原野之狂欢，汗血马咆哮的哀鸣声中，河流运行而映照在星空中的回声，向着不断增高的大陆挺进的我的粗犷声，内心奔涌的意念和震颤，自远古时期流传而来的歌谣等等声音）。众多的声音，都统一融合于一种朝向更高的本体声音和精神态势的迫切追求中。

张承志·翼人的情感结构和感受方式，接续了撒拉民族自然神话和传说中积淀的原始神话思维的特性，诗句和词语充满原始的神秘感，动态美和力量感。在原始思维中，词语命名事物时，因声音和事物的天然浑成，词与物的先天同一性，词语天然带有一种丰沛的神秘力量。恰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言，在原始人那里，“思和说”，“心和舌”有着紧密的相关性，语言是感觉经验的凝聚，负载着说出感觉事物时的全部力量。阿尔丁夫·翼人保有的原始思维的特性，是其诗歌语言呈现出充沛力量的原因之一。

阿尔丁夫·翼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接通，对伊斯兰教义的信仰，奠基于个体生命的真切感受。因为有了个人丰富细微的情绪和情感体验的注入，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宗教信仰肉身化了，显得可感可触。个体生命在浩瀚的宇宙间感受的渺小感，生命力被自然和历史遮蔽的创伤，诗人皈依于宗教的虔诚和热情，体验到超验状态的精神迷狂，生命感受到的向前和向上的方向感，为词语加入了矢量，强化了词语的力量，使词语并不简单只是一种符合的组合，而具有及肉和及神的能量，如《沉船》中出现的“乐园”，“生活的原野”，“灵地”等具有宗教意味的根性词语，因阿尔丁夫·翼人的独特运用，而有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沉船》的超越性拥有了值得信赖的力量和质地。

《沉船》写于1989年，若将它放在汉语长诗写作的序列中来看也是饶有兴味的。比之稍早的海子的长诗写作，移植异域的精神文化，建构了一种精神主体和长诗结构，因为缺乏本土经验土壤的给养而丧失了持续生长的能力。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创作，背靠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建基于强烈的生命本体意识，又有足够敏锐的语言意识和能力，对本己的经验进行赋形，他持续的长诗写作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构成了一种启示。

庄伟杰：要弹响一曲像《沉船》如此沉重又如此神圣的岁月悲歌，谈何容易？这取决于诗人的内在定力、诗性智慧和语言爆发力。《沉船》以横流的气势云思妙想，结构篇章。全诗给人一气呵成、气脉贯通之感，其所传达的精神气场，应该博得我们的掌声。这种诗歌气象源自于天地自然之气，给人以流动而鲜活、充盈而隽永的富有生命力的感觉。诗歌应该具备气势，那是呈现生命和精神的一种形式。在《沉船》中，诗人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和历史想象力，以真诚、浪漫而大气的书写，以敏锐激越而动人的力道，以浪漫、悲悯而充满忧患的质感，把岁月、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显示出某种巨大的整合能力。由此可见，作为一位神秘主义诗人，作为西部诗歌独特的“这一个”，阿尔丁夫·翼人的精神投入、写作姿态和种种艺术的探索，不仅以汗水、心血和智慧献给了这片土地，而且为西部诗歌乃至当代汉语诗歌增添了独异的一页。他呼唤“至深”倾心于“大诗”，沉醉于诗之“大气象”，诚如博尔赫斯所期待的“注定要歌唱的、将深深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之类的史诗的声音”。当我们从历史文化体验方式、个体生命体验方式、审美意趣体验方式这三重维度来加以审视，阿尔丁夫·翼人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诗人既能避免表面化的西部特色书写，也能避免功利性因素而让生存或生命得到有力的质询，灵魂状态得以展示，语言深渊得以举起，诗人的良知得以唤回，人性的深度得以彰显，又因民族的文化心理与人类的现代意识之投射，而呈现出郁勃的、富有个人特质的生命气息，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明确追求的神秘主义诗美境界，同时突显了西部精神境界的盎然诗意。

霍俊明：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写作有力地在历史想象力的启示下呈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和一代人的诗歌史、心灵史和生活史。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长诗"写作版图上,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写作具有启示录的价值和意义。（摘自中国作家协会著名评论家霍俊明《不断淬炼的精神升阶书》原载《群文天地》2015年第3期）

孙晓娅：史诗传统的匮乏一直以来都被作为一个例证，并以此表明中原地区特别是汉族诗歌创作在源头上与其他民族的不同。这种不同确实制约了诗歌发展的走向，以状物、抒情为主的短章也一直是汉语诗歌的主流。直到白话诗兴起，真正意义上的长诗仍然并不多见。创作传统的缺失一方面无法为诗人们提供相应的诗歌资源，另一方面又限制了诗人的视野，使诗人们不能对长诗的真正价值提起足够的重视。

这里所说的长诗不单单是指诗歌体式上的长，而是指诗歌本身的承载能力。一首优秀的长诗在符合必要的行数要求的同时，也必然会是一个多重意蕴的复合体。从对个体生命的呈示到对整体生存的关照，从对具体生存境遇的书写到对历史层面的包容等等，彼此扭结、渗透甚至互相矛盾的内部元素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复调文本。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本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深入一个时代，探寻存在最幽微、隐秘的角落，揭示历史与当下的深层主题。长诗写作因此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成为对诗人艺术水准和思想深度的双重考验。然而随着西方诗歌作品的译介以及相应诗学理论的引入，长诗这种诗歌形式也被不同时代的诗人一再尝试。不管是朦胧诗人江河、杨炼、欧阳江河等地文化寻根式写作还是海子的现代史诗，他们都从不同侧面提供了长诗创作的可能，同时也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将长诗一再纳入读者的阅读视野。

不可否认的是“海子之后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敢于尝试长诗的写作，其成就也是寥寥”。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写作才展示出其独特的文学史的价值。

景立鹏：史诗写作是否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类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对自身历史命运和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求。现代史诗的出现同样源于一种内在冲动，一种破碎的、离散的历史处境中的一种“返乡”式的整合性力量，甚至相当迫切，尤其是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关节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现代史诗冲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寻求在对历史的重新挖掘中发掘失落、崩解的精神家园。江河、杨炼们及其后继者的写作即说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某种焦虑与离散的精神困境。但是，单纯地“考古”式的历史发掘并不能有效重建当下的精神巴别塔，当时的现代史诗写作和所谓“寻根文学”的局限性很快就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在一种整体性、建构性的话语空间和想象空间中，切近时代生存精神处境的内核，才有可能找到现代史诗性写作的动力源。而作为撒拉族和伊斯兰教教徒，阿尔丁夫·翼人在其长诗《沉船》中，以其独特的精神与思想文化背景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史诗性写作，对当代汉语史诗性写作有很大的启发性并提供了可能性。

唐诗:诗人阿尔丁夫·翼人创作出了一首长诗《沉船》,这首诗篇不但没有沉下去,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引起诗坛广泛的关注,几乎所有写作自由诗的诗人都知道有这样一部长诗。《沉船》从一问世以来,即获得了广泛好评,被诗歌界誉为一部史诗抒情长诗,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声誉。细究起来,诗人写出的这部长诗之所以备受诗界瞩目,是因为该诗拥有悲壮的情绪、深刻的思想、浓郁的诗意这三大元素,得以让它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这首长诗在悲壮中激荡起思想风帆与诗意波涛。

我知道诗人自身所在的民族撒拉族人已经有一件至宝：千年手抄本《伊斯兰教圣经》。我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久的将来诗人阿尔丁夫·翼人创作的包括《沉船》《神秘的光环》《我的青铜塑像》《黄金诗篇》等在内的诗歌将是撒拉族的第二件至宝。能如此，当是诗人对于民族和时代最大的奉献。我似乎看到《沉船》像诗坛的《泰坦尼克号》，被人们不断地关注、传播和欣赏……（摘自唐诗《在悲壮中激荡起思想风帆与诗意波涛——读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原载《语言与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

误投文:当代著名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是当代长诗创作的代表性成果。

从早期粤语自由诗的起步开始，长诗似乎就不断地遭遇困境，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概而言之，大概包含这样几方面：一是中原地区向来缺乏长诗传统，这可以看做是一种源头性的缺失，对新诗的影响甚大，但新诗研究在此方面没有做系统而深入的清理；二是长诗缺乏清晰的边界，到底多长才算长诗，一直没有定论，实际上也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这是在创作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面临的一个难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这对长诗创作无疑会带来某些不利的后果；三是长诗在“长度”之外，还在内涵与结构上有一些特殊要求，这又很难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有待探讨，但在自由诗创作和研究中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长诗的历史价值与艺术定位也往往比较模糊，不能在文学史格局中获得独立的身份认定，也就不能充分彰显自身的艺术特性，这样，长诗的美学特质也就不能凸显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长诗创作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新诗史上，也不乏气象阔大的长诗杰作。著名诗评家叶橹先生极有见地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叶橹：《呼唤长诗杰作》，为洛夫主编《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一书所写的序言，台海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页。）可以说，长诗具有精神界碑的性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长诗写作也是极富挑战性的创造工程，大概也是检验诗人才华与心智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有创作雄心的诗人往往会向长诗发起挑战，殚精竭虑地投入到长诗创作中来。实际上也是如此，在长诗创作上取得成功的诗人，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大概也是很多诗人倾注全部心力投入长诗创作的一种隐秘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讨论撒拉族著名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也许能找到进入文本内部的某种依据，同时呈现出这部长诗的独特价值。从阿尔丁夫•翼人的写作历程来看，他成名颇早，是当代中国诗坛的一位实力派诗人，尤其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界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先后获得青海省人民政府第四届文学作品奖、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第十一届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从他的主要创作来看，长诗代表其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三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长诗创作，史诗性长诗《飘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等就是当代长诗创作有代表性的成果。他的创作路子显示出自己独立的艺术追求，没有被诗坛的流行色所遮掩，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从中可以发现阿尔丁夫•翼人诗歌创作寻求创新的艺术自觉和独特的艺术情思。

当我们把目光聚集到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上来，就会感到有一种独特的气场笼罩着我们。这是一部在诡异的氛围中流露出深沉的悲剧意识和清醒的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作品，是一部具有广阔的民族诗史的抒情长卷。从长诗的篇幅来看，可谓结构浩大，全诗共五十六节，每节长则二十余行，短则数行，但大多数介于十行至二十行之间，这不仅使每一节显得相对匀称，也使每一节自成精短的篇什，在环环相扣的推进中显示出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从长诗的整体处理上可以看出作者用心甚深，在长诗中有一个整体性的象征框架，沉船既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又是这个整体性象征框架的核心，在长诗中被处理为一种内置性的基本元素，无处不在，但又很少直接道出，这使长诗的主题表现出某种晦暗性，也许不那么好容易把握，但又同时表现出某种开放性，让人在诗意的迷宫里对现实和人生有一种透彻的认识。在我看来，沉船之沉在这部长诗中表现为一种历史思维和神话思维的浑融化一，诗人的思考带着严峻的历史反思意识，在诗人苍劲的笔触中，民族的历史和现实都被置于一种犀利而充满痛楚的审视之中。就此而言，这部长诗具有精神寻根的意义，诗中有一种回溯性的声音，这种声音既是作者个人的，然而个人的声音似乎又被淹没在历史的回声中，因此，在这部长诗的声音后面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磁场和空间，值得我们注意。

从长诗的主题内涵来看，似乎是具有多重指向性的，尽管这里很难对此进行比较清晰的剖析，但也可以从诗中所显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中发现诗人隐秘的意向。大致而言，长诗关乎对于历史的基本理解，却又具有现实的维度；关乎灵魂的受难，尽管显得沉痛，却又并不显得完全虚无；也关乎对个人命运的理解，其中似乎纠结着一些复杂的情绪，诗人对个体在历史中的迷失似乎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又显得疑虑和困惑，诗人对个人与历史的对抗显然有所期望，但又似乎陷入很深的失落之中。因此，长诗的主题内涵并不指向一个透明的实体，这表明诗人的历史感可能是发散性的，也表明诗人对历史的某种疑虑和对现实的警惕。当然，也有一种在历史面前的无力感，毕竟历史是无形之物，也布满无物之阵，那种吞噬性的力量很容易使人产生恐慌而陷入更深的困惑。长诗在历史、现实、想象、存在、神话元素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隐含着一个精神寻根的深层意义结构。正如诗人在长诗的“题记”中这样写道：

精神寻根表面上看起来是退却性的，是向虚无中的逃遁，但同时也意味着寻找与皈依，是一种面向自我反思的精神形式，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健全的历史理性和现实批判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精神寻根也意味着皈依与拯救，寻根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建构和精神建构的过程，表现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对纯粹诗性存在的追寻，这使长诗显露出一种深沉的现实忧思，而诗中间或出现的荒诞元素，则似乎透露出诗人内心的焦虑，同时也使诗人的忧郁得到放大和强化，也使长诗的主题意向显露出由精神寻根所带来的复杂意绪。这在长诗的推进中似乎随处可见：

阿尔丁夫•翼人笔下的这一阔大场景似乎具有某种提示作用，暗示精神寻根的艰巨过程，也包含着一种豁达的理性精神。实际上，精神寻根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逃亡，而逃亡并不等同于逃避历史责任和现实担当，而是寻找救赎和希望，是在反抗的层面上落实一种健全的生命意志。同样的场景多次出现，隐喻逃亡与精神寻根的某种对应性关联：

逃亡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但在不同作家的笔下被处理为不同的文学想象。鲁迅的《野草》是作家从茫然到清醒的逃亡，又因过于清醒反而迷失于虚无中，把一种大的哀痛留给读者而显示出思想的深刻与锐利，也显露出作家面对现实难以掩抑的沉痛与矛盾心态；沈从文的《边城》是作家放逐自我的精神逃亡，出走故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固然是一种逃亡，出身都市而又在精神上退回湘西，潜心建构文学的“湘西世界”，同样是一种逃亡，边城不过是沈从文心造的幻影，他把现实中感受到的悲哀与沉痛用微笑掩抑起来，把一种似乎愉快的心情涂抹在一片桃花源式的风景中，而他自己则隐遁在一个审美的乌托邦中；钱锺书的《围城》所揭示的现代人的生存悲剧与精神困境，同样是一个逃亡的主题，不管是城堡中的人，还是城堡外的人，其实都处于精神上的漂泊状态，而且由于人性固有的弱点，每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封闭的城堡，不仅他人很难进入，其实自己也难以进入，因此，从本质上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城堡，不仅与他人难以取得沟通，也往往游离于自己的内心，这样，人就成为自己的地狱，无法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只能永远流浪在逃亡的路上，或者在进退之间游移。在这些作家的参照下，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中的精神寻根及其伴生的逃亡意识则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也就是说，长诗《沉船》具有直视当下的问题意识，它并不是一个纯然从作者的想象中冒出来的抒情篇章，诗中似乎有一种被压抑的悲郁，既回荡着灵魂的被放逐感，又有与现实对接的忧患意识。诗人阿尔丁夫•翼人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既为历史悲歌，也为现实抒唱，既为自己的民族留下历史的记忆，也为自我的生命打下来自现实的烙印，因此，长诗的主题意向实际上是展开性的，显示出复杂的意蕴，对于读者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应该说，作为一部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包含着很多成功的元素，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长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与汉族文学相比，西北边地的少数民族文学似乎在长诗创作上有着天然独特的优势，显示出边地少数民族特殊的艺术禀赋。对阿尔丁夫•翼人来说，他也得益于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的滋养，尤其是得益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撒拉族的艺术传统，这在《沉船》中似乎不难找到通向撒拉族艺术传统的特殊暗道。这应该是阿尔丁夫•翼人与撒拉族艺术传统的一次对话，也可以理解为是他对自己民族的一次深情礼赞与致敬。同时，从《沉船》中也可以发现诗人得益于域外文学的启示，长诗中似乎游荡着西西弗斯神话的余音，长诗中的悲凉感显然与此有关，西西弗斯的巨石是苦难的源泉，既是惩罚，实际上也是重生，在长诗中则转化为一种清醒的自我发问，难道这块巨石就是周而复始的徒劳无望的命运的象征？此外，长诗所展示出来的个人视野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沉船》的创作也得益于但丁·阿利吉耶里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巴勃罗•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等作品的启示，阿尔丁夫•翼人大概对这些作品做过用心的研读，《沉船》中的气息显示出诗人接受域外文学启示的开放性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沉船》的篇幅较大，可以看出诗人刻意经营的苦心，但却没有雕琢的痕迹，长诗的主线似乎与诗人情绪的推动息息相关，显示出结构上的别致。全诗可谓一气贯通，如九曲回廊，有一种沉思的静美，在九百余行的抒情咏叹中，将个人的心路历程与民族的精神寻根提炼为一个充分个性化和概括性的诗性形象，作者的艺术抱负值得称许。同时，长诗以情绪的流动和升华作为主线的结构方式，尽管有一个精神寻根的象征性构架作为支撑，但由于没有基本的情节框架作为显性的叙事标志，读者也可能一时难以理清长诗的思想脉络和主题意向。好在长诗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效果，这种结构方式也有利于增强诗歌的艺术张力。就这部长诗的语言来说，作者显然是有考虑的，既没有着迷于满纸晦涩，也没有停留于直白的倾诉，而是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有坚硬的质地和饱满的张力，长诗的整体节奏与作者的内心情绪协调一致，即使读起来也有一种一气贯通的效果。诗人一方面似乎怀着忧郁，这使长诗的背景有一种冷抑的底色，另一方面又由于诗人性格上的豪放，诗中又有着内敛的激情，因而长诗的整个基调显得沉郁悲慨、苍凉浑厚，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从整体上看，长诗显示出诗人对精神寻根的独特理解，这使《沉船》成为一部具有丰富象征意蕴的作品，这也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摘自湖南科技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吴投文《精神寻根的诗性观照——论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关于黄金诗篇

撒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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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的

三十部天文现象

———阿尔丁夫·翼人《黄金诗篇》

这首享誉伊斯兰教世界的《黄金诗篇》是诗人阿尔丁夫·翼人早期的一首短诗，创作于80年代，他擅长于长诗写作，这首诗总共八行诗是他所有诗歌作品中最短的一首诗，创作此诗的灵感来源于珍藏在他撒拉尔家乡的千年《古兰经》手抄本，它是稀世珍宝。而《黄金诗篇》就是依托《伊斯兰教圣经》创作而成的。该诗作隐形的特殊意理是以八行诗三十九字组成，该诗因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独一无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备受称道，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赢得广泛赞誉。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曾在伊朗首届国际诗歌节期间亲切接见阿尔丁夫·翼人并热情称赞道《黄金诗篇》：“毫无疑问，她是”神示“的诗篇，寥寥数语却传达出无尽的星空都遮蔽不住的神秘，她为诠释和赞颂千年《古兰经》，丰富世界伊斯兰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篇不朽之作……”此作一经问世，即口耳相传，影响深远，从而被誉为“三十九字箴言”。众多作家、诗人、评论家纷纷评说《黄金诗篇》(三十九字箴言)。著名诗人杨炼写道：“黄金诗篇，涵括古今，启迪未来。恰与世界期待的伊斯兰教传统现代文化转形相吻合，其精神衔接古兰信仰本义，其美将真理与人直接相连，其力度字字如铸钟鼎。真叹为大观也！”

2015年7月3日，“全国百位名家书《黄金诗篇》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文化名家书写的《黄金诗篇》书法作品集中展出，吸引众多书法爱好者前来参观。这首只有39字的短诗生动展示了撒拉族独特的文化沉淀和精神内涵。举办《黄金诗篇》书法展的创意得到了全国书法大师、著名学者和文学大家的大力支持。莫言、陈忠实、贾平凹、沈鹏、屠岸、洛夫、谢冕、吉狄马加、赵季平、高洪波、钟明善、肖云儒、韩作荣、李铎、杨炼、欧阳江河、林锡纯、王守仁、阿尔丁夫·翼人、黑鬼、谢全胜、蔡永峨、牛库山、马国良、高海源、杨京耀、唐晓渡、王久辛、陆健、启成、子川、马新潮等书法家、学者、作家、诗人、批评家笔生腕底，力注笔端，冉隆中参与，全国各地200余位文化同仁纷纷寄赠自己的墨宝，为这次书展，更为青海省民族文化增加了绚丽的光彩。

诗歌是文学的重要门类，诗歌与书法也是互通共生、交相辉映的。本次展览有以下两个亮点；一是全国文化名家参展，地区广、人数多、阵容强，规模大；二是百余位名家书写同一首诗，可谓空前创举。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民族的血脉，是举世公认的东方艺术瑰宝。传承书法艺术，是每个中原地区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主办方希望能够续接诗歌与书法之间的文脉，促进民族文化之传承，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莫言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张清华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书法家吉狄马加，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翻译家屠岸，北大教授、著名诗歌批评家谢冕先后致辞，青海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著名诗人阿尔丁夫•翼人致答谢词。

出访活动

2010年阿尔丁夫·翼人应伊朗文化部邀请参加“德黑兰首届国际诗歌节”，受到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的亲切接见，接见时总统先生高度称赞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黄金诗篇》：“毫无疑问，它是“诗”的黄金，是神示的诗篇，是一篇不朽之作 ……它是我们穆斯林世界的“三十九字箴言”。

历届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共七届）；2010年代表中国诗人出席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首届国际诗歌节：2011年随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2012年9月赴以色列参加“第32届世界诗人代表大会”；2014年赴南非出席东开普省国际诗歌论坛暨姆吉瓦人道主义奖颁奖典礼；2015年出席新西兰国际诗歌节；2017年下旬赴印度出席地域文化论坛暨诗歌朗诵会，2017年上旬携夫人赴沙特阿拉伯朝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