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46
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号芝圃，河南项城阎楼人，原中华民国河南省都督兼民政长、原天津盐业银行董事长。
张镇芳出身家境殷实的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光绪十八年（1892）得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户部主事等职务。其姐是袁世凯的兄嫂，在袁世凯的推荐下张镇芳相继任北洋银元局会办、长芦盐运使、天津道等职务，为袁世凯理财，办理军需，深得袁世凯倚重。袁世凯被清廷开缺之时，张镇芳拿出三十万两白银相赠，并及时改换门庭，未受影响。袁世凯东山再起后，提携张镇芳为直隶总督，掌握大权。民国成立后，任河南省都督兼民政长。在任期间对河南地区的农民武装、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进行了残酷镇压。1914年，袁世凯将张镇芳调回北京，并授意其主持盐业银行的筹办工作。次年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朱启钤等同被列为“七凶”。袁死后，张镇芳参与丁巳复辟，任内阁议政大臣、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被捕。张镇芳出狱后，担任天津盐行银行董事。1921年，任董事长。1933年，张镇芳病逝于天津市，时年70岁，葬天津东南郊吴窑村。
张镇芳在经济上，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盐业银行，为“北四行”之首。在文化上积极开办学堂，续修《项城县志》。对外，张镇芳主管长芦盐场期间，驱逐了俄、法、日等外国人的侵犯，并使其成为中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任天津道员期间，张镇芳出面与英国人交涉，设法收回了被英国人霸占的开平煤矿。但是在政治上张镇芳曾协助袁世凯镇压革命，两次支持帝制复辟遭受较多指摘，康有为曾评价张镇芳，称其：“以忠获罪，绁之中，虽败犹荣。”
张镇芳，字馨庵，号芝圃，项城市阎楼村人，生于1863年。其先世于明初从山西洪洞徙项城虹桥，经几代人苦心经营，积蓄日丰，成为乡里首富。
张镇芳在幼儿时期，刚会言语，父母就口授其《三字经》，继教《四字鉴略》。稍长，即开讲解意，使之口诵心唯。8岁人塾，攻读诗书。其父常于书斋伴读，每当张镇芳读经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其父必大呼：“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子，无愧为人矣。”后来凡读经典诗词文赋，其父不但危坐静听，而且对声调之抑扬顿挫，稍有含混失调者，便立即指正，对读错者严加斥责，课后分别作文，次晨交卷。
张镇芳在光绪十年（1884年），考上生，次年为拔贡，秋闱乡试为第一名举人（解元）。光绪壬辰（1892年），举进士，时年二十九岁。授职户部陕西司主事（正六品），后负责管理捐纳房。就在任职户部期间，父母先后去世，张镇芳只好回原籍守制，直至1900年丧期服满始赴京城任职。刚抵京城，就遇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慈禧光绪仓皇西逃事件。张镇芳甚至来不及换官服，即徒步追赶驾，一直走到衡水市才坐上车马，过洛阳市、涉潼关县，终于追上两宫行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镇芳捐资创办保定师范学堂，为强国培育新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慈禧光绪回銮，叙评功劳，张镇芳被赏加为四品官衔。张镇芳在户部期间，与袁世凯并无多少交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6月9日，袁世凯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之后，要编练新建陆军，筹措经费，需要有善于理财的人才，经上折请准，10月，将张镇芳调去为他管理财政，负责北洋银元局事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胞弟锦芳之子家骐（伯驹）为继子。同年，曾主管全国捐纳的张镇芳，也通过捐纳取得四品道员的资格，办理永平府属盐务。张镇芳1903年八九月间接手永平府属盐场后严加整顿，杜绝贪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缉私局总局，严治盐运走私，扩充官盐销路。到第二年年底，盈利银十余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得利银十余万两”。每年盈利十余万两的势头，至少一直保持到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张镇芳又捐银六万两在老家项城市创建百冢铺师范学堂（今项城市永丰乡）。以三万两办学，三万两存陈郡七属盐场生息，作为学堂常年经费。1907年12月，袁世凯又让镇芳管理作为重要财源的长芦盐场，张镇芳以二品衔署理三品的长芦盐运使一职，仕途终于迈上了新台阶。张镇芳主管长芦盐场期间，驱逐了俄、法、日等外国人的侵犯，并使其成为中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之后张镇芳又任陆军粮饷局总办、天津道等职。任职天津道台期间，张镇芳出面与英国人交涉，设法收回被英国人霸占的开平煤矿。1909年因办理慈禧下葬有功而被赏给头品顶戴，不久又被任命为湖南省提法使，陈菱龙又上疏挽留，得到了朝廷的许可。
袁世凯与张镇芳都是项城人，袁世凯的兄长袁世昌娶了张镇芳的姐姐为妻，两家遂有姻亲关系。1909年，袁世凯得悉自己被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免去直隶总督时，担心有性命之虞，便连夜潜往天津市，入住英租界利顺德饭店，意欲出洋避祸。张镇芳亲自去饭店劝袁世凯第二天立即返京，领旨后速回彰德府，并将之前奉命管理粮饷局总办所结余的30万两银赠予袁世凯，作为袁回籍养家之费。在袁世凯被开缺前，张镇芳曾预感前景不妙，悄悄改换门庭，用重金贿赂王公亲贵，投到了爱新觉罗·载泽门下。
1911年4月，张镇芳再度奉旨补授湖南省提法使。就在其等待陛见之时，7月份，继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张镇芳继续帮同办理财政。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爆发，让赋闲三年的袁世凯重新出山。张镇芳也为此积极奔走：他前往拜爱新觉罗·奕劻、内阁总理大臣奕，为袁世凯打探中枢内幕；为给袁世凯争取到钦差大臣、节制前线各路兵马大权，张镇芳逐一拜访奕劻、海军部大臣爱新觉罗·载洵、度支部大臣爱新觉罗·载泽，建议“部臣居中调度，疆臣在外指挥”，力促清廷调回陆军部大臣荫昌。另据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称，此期间，张镇芳为袁世凯总办后路粮台、筹措饷械。1911年11月份袁世凯进京组阁后，于1912年1月4日，免去张镇芳湖南省提法使之职，被安排到度支部襄办爱国公债事务。2月3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请辞，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奏准以张镇芳接替陈龙，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署理直隶总督仅10天，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南京临时参议院的直隶代表先后提议推举直隶大城县人、江北都督蒋雁行和直隶人、前广西布政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以取代张镇芳。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大权在握后，对张镇芳投桃报李。1912年3月15日，张镇芳辞呈直隶总督一职后，改派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8天之后，因河南省都督齐耀琳请假省亲，袁世凯委任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赴任之初，曾遭到河南诸多团体抵制，省咨议局致电袁世凯，拒绝镇芳赴豫。张镇芳走马上任，果断起用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前清翰林、进士，迅速稳住了局势。张镇芳到任后，恢复旧秩序，取缔革命活动。首先关心河南教育事业，支持教育家林伯襄在清代原河南贡院旧址成立了国立第五中山大学 。
1913年3月，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革命党报纸《民立报》编辑写了副挽联称：“目中竟无拿破仑·波拿巴，宜公先死，地下若逢张振武，说我即来。”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开封市发生了火药库爆炸事件，张镇芳为尽快稳定局面以及镇压二次革命，他建立了“军警联合会”，镇压肇事者，并出动军警包围革命派的《民立报》报社，捕杀该报社编辑部主任罗瑞青等4人，引起了舆论抨击。有的报道甚至指责他“杀戮无辜，不可数计”。开封《大中民报》曾经刊载一组《哀江南》诗，其中一首写道：“亡国余威”。严厉打击革命派、稳定中原地区政局，是张镇芳当时的基本立场，却不料舆论如此强烈。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起义军成为国中反袁的一支最强力量，提出“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政府”的政治口号，纵横于豫、鄂、皖三省边境，号称“公民讨贼军”。袁世凯调集二十万军，四省会剿，起义军遂西走陕甘。后转战回河南省，被包围在鲁山县一带，白朗在激战突围中负伤，牺牲于鲁山石庄。自1913年10月起，袁世凯调兵遣将镇压白朗起义，历经近一年的围剿战。由于雷震春镇压不力，将其调离后，张镇芳当即呈请调赵调为河南护军使。赵调一到任，1914年2月，张镇芳以“素不知兵，致使到处伏莽，酿成流寇”为由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急于扑灭起义烈火，知道张镇芳已经不能依靠，于是下令以张镇芳“近为中外攻击甚力”为由，撤去张镇芳的职务，另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前往开封市坐镇督战。而到达开封指挥“剿匪”的段祺瑞，想拉住张镇芳作个臂膀，因而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下镇芳“会办剿抚事宜”，“以期和衷商，共济时艰”。但镇芳已经以“面见大总统禀陈要事”为由，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张镇芳挂了一个参政院“参政”的闲差，并一意从商，打算创办盐业银行。1915年初，他正式提出官商合股开办盐业银行的建议并得到袁世凯批准。3月间，盐业银行（官商合股）北京总行成立，张镇芳自任总理，盐务署拨款10万元为官股，张本人私股40万元。同年，袁世凯预备称帝，虽然张镇芳认为袁世凯称帝既背叛民国，又背叛清廷，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即便恢复帝制，也应该是恢复清帝。但还是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担任其全国请愿联合会副会长，同时也是帝制筹备小组成员之一，之后又致书冯国璋等人劝说其一并上书劝进，与朱启等同被列为“七凶”。12月，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此举引发全国反对，云南护国军起义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等省相继独立，张镇芳认为洪宪帝制已经失败，于次年4月间宣布辞去袁世凯任命的参政职务。
袁世凯败亡后，张镇芳加入了张勋的清代复辟阵营。先后参加"众志成城团"和"省区联合会"，成为清朝复辟集团与各方联络的重要人物。1917年4月间，张镇芳、雷震春与张勋的心腹商衍瀛在天津市商讨了发动复辟后如何控制北京的计划。1917年5月11日，张镇芳和雷震春在信中劝张勋尽快派兵进京，“可以定乱为名，收服人心，藉图大计”。5月17日，张勋来到天津，随后同张镇芳、前清署理江北提督雷震春等赴京。1917年7月1日凌晨，张镇芳和张勋、康有为、陈曾寿、沈曾植等共50余人，向溥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请求他复辟登基，溥仪于当日重新登基。之后，张镇芳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兼度支（财政）部大臣。丁巳复辟后遭到了各界的声讨，7月4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宣布讨伐张勋。7月12日，丁巳复辟失败，张镇芳从北京返回天津市，行至丰台区，即被段芝贵下令逮捕，解至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羁押。
1917年11月5日，大理院以犯“内乱罪”判处张镇芳无期徒刑，送交监狱执行。时隔两天，又以病为由，把张镇芳保外就医，送回天津。到年终又奉令发往“军前效力”。这样，张镇芳同雷震春前往湖北报到，到了汉口，督军王占元在督军府设宴招待。住了三天后，他返回北京市，再转往天津，寓居英租界马场道。1918年12月28日，总统徐世昌签发命令，对张镇芳“暂行开释”。
张镇芳出狱后，担任天津盐行银行董事。1920年，皖系失败后，9月，张镇芳应张作霖的邀请赴沈阳市。1921年，张镇芳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张作霖1927年到北京，自任大元帅，派财政部次长董土恩去天津市邀张镇芳担任总理、出面组阁。张镇芳婉辞回津，直至1933年病逝于天津，时年70岁，葬天津东南郊吴窑村。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在两宫回鸾时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对中国开办三级制新式学堂，起到了催生作用。张镇芳立即实践，首先在保定市捐资创办了优级师范学堂，为强国造就新人。张镇芳还积极为家乡培养人才，凡属陈州（淮阳）所辖区县（淮阳、西华县、项城市、沈丘县、太康县、扶沟县、商水县）学子去保师上学的，食宿及学习费用全部由张镇芳负担。每期项城县的学生皆10名，他们毕业后有的从军，有的从政，多数从教。二次革命时牺牲的烈士朱丹陛，就是其中之一。
张镇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为家乡项城捐银6万两，开办百家铺师范学堂，比河南大学还早办6年。百冢铺师范学堂校址在今项城永丰集南，占地50多亩。学堂施工一年，建房200多间，2个厅堂，5个院落。费银3万两。学堂石狮把门，堂貌宏伟，5门相照，大门楼横楣上悬挂袁世凯的亲笔题词：“尊师重道”匾额。进堂门影屏墙矗立，书有《学务纲要》语录。进前院，仿佛入了苏州园林，有奇花异草、假山怪石，小桥流水。沿石径步人二进院，有东西斋舍相对，青砖碧瓦辉映，是师生生活的幽雅环境。第三进院即中院，屹立一座飞檐挑角、雕梁画栋的讲厅，两厢的教室，排比有序。第四进院，有宽敞的餐厅。后院是文体场所，阅览室、俱乐部、游艺室，还有6000册古籍的图书室、器材室、乐器室等等，四周建有长廊，壁上绘有儒家先贤颜回、曾子、孟子、程、朱熹等七十二贤的画像。
张镇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为家乡项城市捐银6万两，在百冢铺（今永丰乡）开办百冢铺师范学堂，比河南大学还早办6年。
张镇芳乐善好施，深为乡里称道。宣统元年（1909年）豫省受灾，项城地势低洼易涝，旱灾也不断，灾荒严重。张镇芳特捐4000银元救灾，一半给项城，一半给豫省其他受灾地区。督豫期间，他的启蒙老师夏云五（字轩臣，贡生），人称“夏老轩”，为修汾河上的板桥，筹不够建桥经费，曾北上开封市，找张镇芳。老轩步行三天，找到都督府，门卫见他满脸风尘，衣冠不整，既不让进，也不通报，老轩无奈亮出“牌子”：“我是张都督的恩师。”门卫禀报后仪门大开，都督亲自出迎。寒暄间张镇芳弄清老师来意，便没言声。老轩一住几天，酒肉招待无微不至，可他再也呆不下去，便向张镇芳提明：“乡亲们修板桥，要我向您求援，你不长不圆，中不中，今个要说清，我好回去。”张镇芳满脸陪笑，告诉老师说，修板桥的银两您来的当天就派人送回去了。我想让老师多住几天，所以一直没说透，夏老轩回项后，果然钱早送到，于是他逢人便称道张镇芳如何尊师，张镇芳大开仪门迎老轩也成了邻里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项城市自康熙帝二十九年修志之后，二百年间，志书失修。张镇芳感于乡邦文献失徽，遂延聘名士杨仲唐（字凌阁，商水县人）等人续修项城县志，所需经费由张镇芳自解私囊，独力供给，并提供其在周口市新购的花园作为修志寓所。志成，又亲为作序，是为宣统三年《项城县志》，为乡保留下来大量珍贵文献史料。
民国年间，捐四十万元所建香山慈幼院总办公楼（即现在香山公园管理处档案室），故用捐款人张镇芳之名命名——镇芳楼。
张镇芳时任长芦盐运使，熟悉盐务。民国三年(1914年)，财政部因急需军款，以“盐款为财政之大宗，为维持盐业，调剂金融”的名义，下令筹设盐业银行。民国四年(1915年)，张镇芳以私人名义呈报财政部，财政部遂函准立案，在原有条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盐业银行必须接受财政部监督这一条。自此盐业银行正式成立，张镇芳作为创始人并担任总经理一职。
在银行进入实际运营之后，并未主营盐业，所经营的业务与一般商业银行基本相似。唯与大多数商业银行不同的是，盐业银行具有双重性质，除了开展商业银行的常规业务外，还湘当了类似于国家银行的角色。在盐业银行简章的7至9条中有明确的说明：盐业银行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盐业银行得受政府之委托分理金库；盐业银行得受政府之委托专理国外款项以及承办其他事件。因此盐业银行并非普通的商业银行，而是较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之一。
盐业银行创办时，设总管理处于北京，在北京、天津市、上海市、汉口、南京、香港、杭州、广州等地均设立分支机构。1928年总处迁至天津，又于1935年迁至上海，改设为总行。盐业银行创办时股本总额为银币500万元，至1923年增加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为当时商业银行之冠。1918年后，张镇芳将盐业银行总经理一职交由吴鼎昌担任。
上述资料参考：
张镇芳的父亲张瑞，字恩周，又字雨延，半生苦读。“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50多岁才中了光绪甲午科（1894年）乡试举人。张镇芳的母亲刘静斋，乃兵部侍郎衔、漕运总督刘永庆的胞姑母。弟弟张锦芳为乡间秀才。因膝下无子，张镇芳按传统过继张锦芳之子张伯驹为嗣子。张镇芳的祖父名叫张致远，字静斋，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列前茅，仕途有望。咸丰同治时，社会动乱，盗贼蜂起。张致远捐资修城筑寨，又购置火枪固守，保乡里平安，并捐银千两助修县学。
嗣子张伯驹（1898年-1982年）是中国近现代收藏家、书画家、诗词作家、戏剧家，与张学良、爱新觉罗·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镇芳处事稳妥，为官清廉，政声颇佳。多次表示过自己“性迂直”的张镇芳，确实缺乏政客的八面玲珑和为官的政治嗅觉。（凤凰WEEKLY评）
学者寓真认为：“张镇芳有着是根深蒂固的“为官心存君国”的儒士思想，他不是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政客。在他失时落势、揽祸招危的时候，还能获得诸多的同情和救助，这也显示了他的为人和名望。”
康有为曾对张镇芳有评述云：“以忠获罪，缧绁之中，虽败犹荣。”
在镇压“二次革命”时，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曾说他“杀戮无辜，不可数计”。开封市《大中民报》曾经刊载一组《哀江南》诗，其中一首写道：“堂堂贵戚莅中原地区，亡国余威使人愁。大陆依然崇专制，共和若付水东流。”诗中“亡国余威”，是说张镇芳是已经灭亡的清代的旧臣，在他身上却还余留着封建专制的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