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4 11:59
《沧浪诗话》是南宋诗论家严羽创作的诗歌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宋理宗绍定、淳年间，全书共五卷。
《沧浪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后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本书在“诗辩”中提出了别材别趣说，认为诗人只有学识而没有先天的写诗别材是写不出好诗的，而诗歌如果没有别趣的美感形象也难以引起人们的审美兴趣。在“诗体”中，讲了诗歌的发展形式与时代、作家的风格与流派问题。在“诗法”中，论述了诗歌的创作法则和诗的艺术特征。在“诗评”中，对宋以前尤其是唐代诗人的作品进行了评议。在“考证”中，对前代作品的真伪等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以说明自家实证实悟的要旨所在。
《沧浪诗话》中，提出了“兴趣”“妙语”“别才别趣”“以禅喻诗”等许多创造性的诗论。"以禅喻诗"是《沧浪诗话》鲜明的学术品格。严羽借用佛禅"妙悟"的概念作为其论诗的拱心石，构建了以"妙悟"为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兴趣"为特质论，以"气象"为境界论的严整的诗学体系。
胡应麟在《诗数》对《沧浪诗话》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崛起烬余，涤除榛棘，知诗者非沧浪而谁?”清代杨浚则以“别材别趣非关学，了了禅心诗话楼。领取羚羊香象妙，一时文士尽低头”。客观地概括和评价了《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沧浪诗话》是宋代最具特色，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对明代的前后七子(包括谢榛)的理论，特别是格调派有重要影响，并在文体理论方面影响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章明辩序说》，在清代，它还影响了王夫之叶燮、王士祯、王国维等人。在选本方面，还影响到了元代杨士弘的《唐音成》和高棅《唐诗品汇》等选本。
严羽生活的年代，南宋已经步入末期。 朝政几度更迭，南宋和金时战时和。直至赵昀亲政后，时局发生了巨变，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南宋王朝可以大展宏图的错觉。当时南宋和金朝的对立已经趋于稳定，金朝内部却出现了矛盾，甚至发生政变。内耗令金朝衰弱，威胁降低。由于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政策，文官俸禄待遇极高，文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加上政局动荡、外患不断，宋朝文人的道统观点和理学思想盛行，在书斋中的生活使得他们惯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与崇尚意兴的唐诗不同，主张说理的宋诗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宋朝理学盛行。理学最早由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思想发源，有多个学派，例如：经周敦颐发展而成的“濂学”，经程颐、程颢兄弟发展而成的“洛学”，经张载发展而成的“关学”，经朱熹发展而成的“闽学”以及陆九渊的心学。 除了理学之外，还有一些朴素唯物主义的儒家学派，例如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陈亮的“永康市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这些儒家学派各自独立。严羽年轻时所拜的名师包扬即是陆九渊、朱熹培养出来的理学家。北宋熙宁年间（约 1071 年），欧阳修所著的中原地区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问世。北宋中叶以后，诗话创作与日俱增。北宋后期，有影响力诗话著作开始出现。自此之后,后继者甚多,体例上也由随笔漫谈发展到了系统完整的理论批评。到了南宋末年,诗话已在二百余年的演变和发展中日渐成熟起来。
在黄庭坚的影响之下，宋朝出现了很多反映江西诗派思想的诗话，例如陈师道的 《后山诗话》、范温的《潜溪诗眼》、吴可的《藏海诗话》、吴开的《优古堂诗话》、 许觊的《彦周诗话》、吕本中的《紫薇诗话》、曾季狸的《艇斋诗话》、葛立方的《韵 语阳秋》、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等。而批评江西诗派的诗话随之而生，由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开启先河，出现 了蔡居后的《蔡宽夫诗话》和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其中《石林诗话》的以禅喻诗、以禅论诗观点，为《沧浪诗话》的诞生发挥了先导作用。到了南宋，诗话不再被记事掌故、轶事闲谈所羁绊，而是能发表诗歌理论方面的全面而透彻的真知灼见。
南宋以来，江西省诗派影响甚大，尤其是江西末流，固守宗师黄庭坚所提倡的诗法，在诗歌创作上重理轻情，喜好搬弄典故炫耀才学，亦步亦趋“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江西诗风和黄氏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门，唐音遗韵至此已成绝响。而以翁卷、赵师秀、徐玑、徐照等人为代表的永嘉“四灵派”诗人学贾岛、姚合苦吟之风，追慕唐音，欲师法晚唐，诗风凄清幽苦，诗境纤弱仄小。
严羽字丹丘（丹邱），又字仪卿，自号沧浪客，是邵武莒溪人，先祖在华阴市居住，五代十国时远祖严闰远随王潮迁入闽地。年少时性格独特，并不被儒家的观念所束缚，喜好读“纵横策”。赵扩嘉定六年（1213年），离开福建省到江西南城游学，拜包扬为师，学习儒学等知识。嘉定九年（1216年），严羽结束学习，去了庐陵郡（今江西吉安）。严羽没有选择科举，而是试图通过成为师爷的幕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由于未得到预期的赏识，在庐陵度过了不愉快的两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严羽离开了江西省，去湖南省，经过了长沙市、衡阳市（今衡阳）。在这期间他仍郁郁不得志，经过四五年的流离、挣扎和冷遇，严羽开始接受现实。 赵扩嘉定十三年（1220年），严羽离开湖州市奔赴洞庭湖，被当地的军事长官邀请，入驻了幕府担任幕僚。军营生活一直是醉心于“纵横策”的他的向往，在洞庭停留了一两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 年），在十年漂泊的旅程之后，严羽从江西回到了故乡。步入中年，严羽的志气遭到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的无情挫败，而晏彪之乱导 致的仓皇避难更让严羽意识到了世事的无常，严羽渴求建功立业的心悄然发生了改变。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严羽开始了漫游吴越的历程。先在苏州古城（今江苏 吴县）居住了一年，后他来到了首都临安区（今浙江杭州），对统治阶级大失所望，产生归隐山林的想法，归隐后，严羽几乎切断了与世俗世界的联系，最终无声陨落。
《沧浪诗话》是严羽生前亲自编定的一部完整的诗话著作，是学术界的定论，但有学者经考证认为，《沧浪诗话》并非严羽所编。《诗辩》等五篇原本并不是一部诗话，而只是一些单篇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严羽的再传弟子元人黄清老汇集在一起，到明代正德年间才被胡冠以《沧浪诗话》之名，而定名为《沧浪诗话》则是在明末。
《沧浪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后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一文，共六个章节。
《沧浪诗话》以“诗辨”最为重要。《诗辨》提出了论诗宗旨，大要在一 “识”字，因为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以“学诗者以识为主”。 识”的内涵，即是当时人常用的“禅” “悟” 由有识而得妙悟，又由妙悟而通于禅道。具体说来，便是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的效法对象，加以深刻透彻的领悟，才能达到“不涉理路，不落言荃”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艺术境界。
《诗辨》的内容主要是论述古今诗体风格的诗歌的学习、创作问题。提出以唐诗为准则，学写诗重在“妙悟”，妙悟就是心领神会之意，并强调认识和实践相结合“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乃读……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这点是诗论的重要特征；以禅论诗，以禅喻诗是作者诗论重要之点。以禅论诗是以禅理与诗理相通之点而言，是就禅法与诗法相类而比拟的；严羽论诗体，分以诗而论，以人而论等项。
《诗辨》内容节选：“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诗之法有五：体制、格力电器、气象、兴趣、音节。”；“诗之品有九：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其用工有三：起结、句法、字眼。其大概有二：优游不迫、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入神，唯李杜得之。”；“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诗体》主要论述诗歌风格体制演进变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诗体》以流变、时期、家数、风格、言句等作为分类方式，对古往今来之各种诗体进行了鸟瞰式的勾描，概述了诗体形式共有七大类，分别为风雅颂、楚辞、古体诗、近体诗、绝句、杂言、杂体。风雅颂，虽提及但称“既亡”，《沧浪诗话》其他各篇亦不论《诗经》；楚词(辞)以屈骚为代表，故列《离骚》；关于古诗，首条《离骚》以下各体，包括五言、七言、四言、六言、三言、九言之古体诗，其他如口号、歌行、乐府、琴操、谣、吟、词、引、咏、曲、篇、唱、弄、愁、哀、怨、思、乐、别、叹、长调、短调等二十二种也可归人古诗之类；近体及绝句，因为时人熟知，未加深谈；杂言，即古体中的长短句，本可并入古体，因种类繁琐，所以另分有三五七言、半五六言、一至七字、三句之歌、两句之歌、一句之歌等；杂体近二十种，颇为少见。严羽列举诗体，意更多地介绍一些较为生僻的诗体甚至已经失传的诗体，有些诗体来自民间，如口号、乐府、谣及杂体中的一部分等等。
《诗体》内容节选：“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省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九龄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参体、王维体、韦应物体、韩愈体、柳宗元体、韦柳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郊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雍体、陈与义体、杨万里体。”；“又有所谓选体，柏梁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
《诗法》主要是指一切关于诗的基本法则和基本技法。《诗法》一篇共讲了十九条：学诗先除五俗：一日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论除俗，从诗体、立意、句法、字法、用韵五个方面提出要求）；有语忌，有语病。语病易除，语忌难除。语病古人亦有之，惟语忌则不可有（论句法，需除语病和语忌）；须是本色，须是当行（论诗法根本原则）；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论属对、篇法）；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责在出场（论篇法）；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论题意，论用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论用韵，论用事）；下字贵响，造语贵圆（论字法、词句）；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 论立意）；最忌骨董，最忌趁贴（论表达手法）；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论诗忌，即忌直白浅显，主要从句法、立意、气脉、诗味、音韵五个方面提出要求）；诗难处在结裹。譬如番刀，须用北人结裹，若南人便非本色（论表达手法，通于本色、当行之论）；须参活句，勿参死句（论句法）；词气可颉，不可乖戾（论气脉）；律诗难于古体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论诗体）；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论学诗三阶段）；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论学诗之要旨）；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论学诗法家数之重要）；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论诗法之崇尚）。
《诗评》举例评析汉以来诗歌，进一步阐明子汉魏盛唐诗为第一义的理由，在具体评论中态度比较公允全面。《诗评》中，提出的参诗对象有汉、魏、晋、宋之诗，南北朝之诗，沈、宋、王、杨、骆、陈子昂之诗，开元、天宝诸家之诗，李、杜二公之诗，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之诗，晚唐诸家之诗，两宋苏、黄及以下诸家诗。诸时诸家之诗中，严羽又以汉魏古体诗与盛唐诗为楷模，汉魏古诗气象混沌不可句摘，摹习十分困难，提出以盛唐诸公之诗为法式。
《诗评》内容节选：“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诗有词理意兴。南梁人尚词而病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华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寻”；“杜甫不能为太白县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也”。
《考证》是对某些诗篇的作者、分段、异文等的考辨。
《考证》内容节选：“少陵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是严羽系统阐述“以禅喻诗”理论的一封书信。主张妙悟，“实证实悟”和“别才别趣”。讲述诗歌离不开形象思维，说理之文，重在逻辑思维。反对诗歌散文化、议论化倾向。全文旁征博引，层层论析，说理透彻。作者对此书甚为自负，认为是“目家实证实悟”之作，“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 。
“以禅喻诗”是严羽诗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以禅喻诗”的核心便是“妙悟”，严羽将不同时代的诗歌分为了不同的层次，用佛教修行果位作比，将“悟”也分为“一知半解之悟”和“透彻之悟”。如何才能达到“妙悟”呢，严羽认为首先须“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所谓的“识”，即对诗歌艺术的审美判断力，要能够准确分辨诗歌的高下差异。想作好诗，就要学习借鉴前人，对前人之诗有准确的审美判断。而要想培养真正的“识”，就要熟读、熟参,对前代本朝各家作品作比较,鉴出高下,辨出差异。
以“妙悟”为核心的审美认识论，和“兴趣”为重心的审美特征论，以及“入神”为极致的审美标准和“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的审美趣味共存论，构建了《沧浪诗话》的美学思想体系。严羽以禅喻诗， 倡导“妙悟”， 通过从“悟”到“妙悟”、从“渐悟”到“顿悟”的审美活动，领悟、体味诗歌的审美特性, 创造诗歌的艺术美，达到浑然天成的最高层次上的审美境界。严羽诗话在论及诗歌的审美特征时指出：诗者， 吟咏情性也， 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 不可淡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论诗“标举兴趣”， 诗人对于外界事物所触发起的某种情思， 用意味隽永的语言形象地表达出来， 一面抒发自己的感受， 一面引起读者的审美趣味。严羽一面主张作为形象画面客体的意境的和谐，而另一面， 即又朦胧地认识到了意境的内在矛盾， 特别是“高”与“俗”的对立；一面神往于古典主义的典雅、和谐之美的审美意趣， 而另一面， 却又竭力想通过诗人自身的识力和悟性的发挥， 找到自觉地支配意境的能力。从美学方面，《沧浪诗话》将诗歌分为“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九品, 兼言李白之“飘逸”和杜甫之“沉郁”。
《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与朱熹的思想都是非常吻合的，如严羽要求学诗者必须“熟读”楚辞， 对“盛唐名家”的诗作还要做到“酝酿胸中”。这种读诗的方式与朱熹所提倡的读书方式颇为相似，学诗者要“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 如今人之治经”， 这句话出自朱熹的“作诗先用看李杜， 如士人治本经然。本既立， 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一段；《沧浪诗话》中的很多措辞都来自儒家经典文本，如,“入神”来自于儒家六部经典之一的《周易风水》，严羽对于杜甫的评价“少陵诗， 宪章汉、魏， 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出自《孟子》等；严羽对于《易经》《孟子》和《毛诗序》等儒家经典文本的引用， 并不只是简单地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为了通过引用儒家经典的语录， 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合法性证明；严羽不但引用儒家的经典文本， 而且很多观点与儒家经典文本中的思想非常一致，如 严羽的语言观与儒家传统的语言观就非常接近，严羽提出“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 也就是说言的地位是要比人的地位更高一个层次， 不容忽视。另外,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当然也不能脱离语言，所以严羽在“无可废之言”后面接了一句：“诗道如是也”， 就是说诗歌的语言同样也是不可废弃的，从中可以看出严羽对于语言的态度是与儒家相似。
《沧浪诗话》中的“活参”和“妙悟”源于《坛经》的顿悟理论。严羽强调“悟入”， 说不是所有的悟都是妙悟:“悟有浅深, 有分限, 有透彻之悟, 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只有透彻之悟才是妙悟，《坛经》上说：“法无顿渐, 人有利钝, 迷即渐劝, 悟人顿修”，两者论述中皆可得到印证。《沧浪诗话》的《诗辨》写道：“禅道惟在妙悟, 诗道亦在妙悟。”《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又说：“妙喜自谓参禅精子, 仆亦自谓参诗精子”。可见严羽以顿悟禅道之法论诗，与参禅是顿悟的前行一样，参诗是妙悟的必要阶段。严羽认为，参诗要求熟读、熟参， 指出：“及读古诗十九首, 乐府四篇, 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须参活句, 勿参死句”等，在禅宗思想《坛经》中, 活参是实现顿悟的重要途径，由此看出《沧浪诗话》是接受了禅宗的活参理论。
“诗禅交涉”是中国诗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佛教影响于中国文学的突出表现。所谓“诗禅交涉”，就是禅与诗在内涵本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表现特征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的关系。由于“禅悟”是一种可以超越逻辑推理，直抵实相佛性的思维方式，存在于诗歌创作与诗歌鉴赏过程中的主体艺术思维“妙悟”，也体现了艺术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目标无障无隔的相融精神。严羽所论“妙悟”，有“第一义”与“第二义”之分，又有“透彻之悟”与“一知半解之悟”之分，这说明严羽“妙悟”本身又包含有对诗法途径与诗境目标在思维方式上双重领悟、悟此即悟彼的意义。
《沧浪诗话》将佛教中的“妙悟”这一术语引进到自己的诗论之中，把“妙悟”确定为诗者主体至关重要的禀赋，一方面，以“兴趣”说清“悟”的逻辑性、分析性和理性因素；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悟”的整体直觉性、情感性、艺术性和审美性，这种对于佛教周密细致的“悟”学理论的借用与改造，无疑是颇具见识的。从《沧浪诗话》的基本结构的角度也可以分析这种理论构想。《沧浪诗话》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五个部分。《诗辨》一篇是全书的总纲，反映了严羽诗学的基本立场和理论纲领。此篇先言诗道之“妙悟”的重要性，接着从“诗法”的角度推演到“入神”，又由“别材别趣”与“吟咏情性”的角度分析“妙悟”的文本呈现——“兴趣”，这其实是一个颇为清晰的理论结构图。《诗体》主要讨论诗歌的体制和家数，对历代诗歌体制及家数的特点、流派和流变进行了总结。《诗法》主要探究诗歌创作的一些原理及方法。《诗体》和《诗法》这两篇无疑具有创作论意义。《诗评》主要对不同时代的诗歌和部分诗家的作品进行点评。《考证》侧重于从诗歌鉴赏的角度考辨作家、作品、文字等方面的问题。《诗评》和《考证》两篇则具有鉴赏论意义。如此看来，严羽诗论具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体系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要抓住他的“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一核心的理论命题，才可能在具体的分析中把它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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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直觉是指诗歌创作与鉴赏密切相关的艺术思维。“妙悟”在不同的思维形式里更接近于直觉思维，以“诗性”来补充纯粹认知直觉论的不足，将“妙悟”作为诗者主体的独特艺术思维的特定内涵界定在诗歌艺术的讨论范围之内，为“妙悟”赋予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和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独属于诗歌艺术的，诗性的、诗化的审美直觉。
《沧浪诗话》独有的“诗性直觉-妙悟”，贯通于诗歌的创作过程与鉴赏过程。诗歌的创作离不开“妙悟”，诗歌的鉴赏也离不开“妙悟”，“妙悟”既适用于诗歌创作主体，也适用于诗歌鉴赏主体。在《沧浪诗话》中，“妙悟”运用于诗创作的典范表述如下：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浩然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如果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是《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的创作与鉴赏思维的总体概括，后面数句，则主要是对“妙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表现程度及与之相关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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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的著作集有两类：一类是只收录诗歌作品的诗集本，一类是既收录诗作又收录论诗著作的全集本。学术界普遍认为，全集本的《沧浪吟卷》中附列了《沧浪诗话》一书。但据考察.在元明刻本《沧浪吟卷》中，所列《诗辩》等五篇著作，都是以单篇形式并列在卷一，并没有将这五篇论诗著作放到“沧浪诗话”或“诗话”的名目之下。
元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未标《沧浪诗话》之名。李南叔所编的《沧浪吟卷》并不包括诗话在内.而只是诗集。包括诗话的本子，最早的是元刊本。关于元刻本的存在，明正德间都穆《重刊沧浪先生吟卷叙》称“是书在元尝有刻本”，可以证明。值得庆幸的是，元刻本现在尚存。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元刻本《沧浪严先生吟卷》三卷，黑口，半叶十行，小字双行，行二十字，题“樵川陈士元谷编次，进士黄清老子肃校正”。此本卷首有黄公绍为李南叔录本所作序。序文与《适园丛书》本同，序末题“岁尚章摄提格十月之望后学同郡黄公绍序”，并有“公绍”、“在轩”、“五经之家”三印。此刻本铃有各家藏书印，其中一印为元本”[3(P36)，可知前人已经判定此书为元刻本。元刻本《沧浪吟卷》在卷一列《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诗证》此为目录所标，而在卷中作《考证》五篇，并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但是，元刻本只列了《诗辩》等五篇的篇名，并没有标《沧浪诗话》之名。如果严羽有《沧浪诗话》一书，包括《诗辩》等五篇，元刻本应该标出《沧浪诗话》的书名，再标出篇名，以表明此五篇乃是一部诗话著作。但元刻本只列五篇的篇名，而没列全书的书名。
明刻本《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也未标诗话之名。明代收录论诗著作的《沧浪吟卷》有以下几种刻本：明王蒙溪刻本，正德八年(1513)跋刻本。此本笔者未寓口，可能已经亡佚。明正德间胡重器刻本，三卷。正德胡刻本，三种：第一种有正德丙子(正德十一年，1516)林俊序，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李坚后叙；第二种有李坚后叙，但无林序；第三种有林序，但无李坚后叙。以上三种中，前两种刻本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后一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三种胡刻本也都是列《诗辩》等五篇,并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而没有标诗话之名 林俊序也谓“《诗辩》等作”，而未称诗话；明正德十五年(1520)尹嗣忠刻本，二卷。卷首有都穆正德庚辰(十五年)《重刊沧浪先生吟卷叙》。谓：“是书在元尝有刻本，知山县事尹君子贞以骚坛之士多未之见，重刻以传。”据此知这个刻本也是从元刻本而来，但将诗合作一卷。此本于卷一列《诗辩》等五篇，并附《答出继叔吴景仙书》，也未标诗话之名；明嘉靖十年(1531)郑刻本，二卷。郑 序云：“《沧浪严先生吟卷》，闽有刻本，姑苏有刻本，亦既传之矣。余……乃复为重刻，以益广其传。”此所谓闽刻本即是胡重器刻本，姑苏有刻本乃是尹嗣忠刻本。而此本乃是据尹本重刻。此本也没有诗话之名；明抄本，二卷。有黄丕烈跋。据黄氏跋语，此抄本系尹闷忠刻本的抄录本。这个本子同尹嗣忠本一样也列《诗辩》等论诗著作，而没有标诗话之名；万历邓原岳刻本。此本笔者未尝寓目，或已佚。徐《樵川二家诗》本录邓氏序，引及严羽诗论，井曰：“吾故并其集为序次而行于世。”知此刻本当收录严羽论诗著作。但笔者所见日本写本《沧浪集》四卷，题邓原岳校，既无邓氏序，亦无诗话。或是写本只录诗作，并删去了邓序。此本在篇次编排上不同于元刻本，第一卷为骚、操，吟、引、谣、歌、行，第二卷为乐府、四言古诗、五言古诗，第三卷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第四卷为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乃是邓氏对篇次作了重新编排的缘故(即邓氏所说的“序次”)。《诗辩》诸篇在此刻本中是否标明诗话，已不能知；天启吴兆圣、李玄玄刻《樵川二家诗》本，题《沧浪集》。但何望海天启乙丑(五年，1625)序谓：“《沧浪集》，余为诸生时，已订讹披误，留心有年。兹绥安吴兆圣同予友李玄玄，乃请而重新之。这里列举了《诗辩》《诗法》两篇，没有提到诗话，可见这个刻本也没有标诗话之名。这些刻本都收录了严羽的论诗著作，但这些本子(除邓原岳刻本尚待判定外)都是只列《诗辩》等篇之篇名，并没有标明《沧浪诗话》。
清刻本收录《诗辩》等作标诗话之名者，乃是编者所加。还有数种清刻本，顺治十年(1653)周亮工诗话楼刻本；康熙六十一年(1722)朱霞刻《樵川二家诗》本；咸丰四年(1854)周源《樵川四家诗》本；光绪七年(1881)徐《樵川二家诗》本。这些清代刻本收录严羽论诗著作，都标明《沧浪诗话》
通过以上对收入严羽论诗著作的《沧浪吟卷》的版本源流所作的考察，可以看出，元明刻本的《沧浪吟卷》都是只列《诗辩》等篇的篇名，而没有标明《沧浪诗话》。清刻本虽然标明《沧浪诗话》，并非有另外的版本来源，而是受了明末《沧浪诗话》单行本的影响。因此，从《沧浪吟卷》收录《诗辩》等论诗著作，并不能确证《沧浪诗话》为严羽所编定之说。
以上资料来源
现通行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最新注本有2012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健《沧浪诗话校笺》。
严羽《沧浪诗话》笼罩了元、明、清及晚清、近代诗坛，这是相当复杂的一部《沧浪诗话》接受史或传播史，值得进行专门研究。
《沧浪诗话》是宋代最具特色，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对明代的前后七子(包括谢榛)的理论，特别是格调派有重要影响，并在文体理论方面影响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章明辩序说》，在清代，它还影响了王夫之叶燮、王士祯、王国维等人。在选本方面，还影响到了元代杨士弘的《唐音成》和高棅《唐诗品汇》等选本。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称它名家而非大家。陈中凡称《沧浪诗话》“立说高妙”。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称：“从诗学观点衡量宋代诗话，当以严羽《沧浪诗话》为巨擘。”郭绍虞称严羽的“兴趣论、“别材别趣”论、“气象”论为“特见”“特识”。方孝岳则认为：“宋人的诗话多半是‘闲谈式’的书。到了严羽的《沧浪诗话》出，就颇有严立宗旨，蔚然成-部著作的神气。”新时期以来，对《沧浪诗话》的评价总体较高。如徐中玉充分肯定了《沧浪诗话》的进步性。张少康认为它在宋代诗话中“确有鹤立鸡群之姿，构成了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浩瀚的诗话中，最有理论价值，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的一部不朽著作”。蔡钟翔等认为《沧浪诗话》“大大提高了中国古代诗学中的审美理论，深刻而又突出地阐述了诗的审美特征，并把这一特征上升为诗的本质，建立了一个同以教化功能为诗的本质的儒家诗论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具有把诗歌理论深化到一个新的层次、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意义”。袁行霈认为它是自《六一诗话》以来理论体系最严密、最为体大思精，也是最负盛名的宋代诗学著作，“是可以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相提并论的理论巨著，同时也是宋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总结，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座丰碑。”（《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文学》评）
和春《正德王氏本沧浪严先生吟卷跋》云: 《诗拾人涕唾得来者。”辨》等作，其识精，其论奇，其语峻，其旨远，断自一心，议定千古.....噫，识诗者宋季以来无逾严羽。”（中国百科大全书评）
严羽于《沧浪诗话》中独立《诗体》一篇，行文虽显简陋且有疏漏之处，其辨体明性的意识却是十分明确的。无论是于参悟诗法，还是于学诗鉴诗，均以“体制”为要义，以流变论，观其源流变化；以时而论，观其与世迁化；以人而论，观其循性而显；以格而论，观其因格而言；以法而论，观其因法而成。各条之间，均可互证，体现出鲜明的整体性、宏观性和变通性，堪称中国诗史上一篇较为典范的诗体论。严沧浪本人在创作中所进行的诗体形式的实践，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代论家，敢于在创作中自我检验，自我超越的勇气。（柳倩月于《诗心妙悟 严羽沧浪诗话新阐》评）
《沧浪诗话》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等确实是有贡献的但其脱离生活和某些唯心色彩的弊病，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古老的文化典籍》评 ）
《沧浪诗话》严羽由于熟参各体，所以很能识“气象”，他的识“气象”由于是唯心的态度而不是唯物的态度所以用这种态度教人则贻误了别人。他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这话不知贻误了多少后人。（毛炳汉《文学思辨录》评）
此书一方面强调诗的“别材”“别趣”，另一方面又认为好诗的标准是“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是真古人矣”，这种自相矛盾的看法，无疑削弱了其自身的理论价值。至于“以禅喻诗”的方式，虽然标新立异，但在论证上的不圆满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评）
朱东润的《沧浪诗话参证》认为《沧浪诗话》“言盛唐确能上承殷播、司空图之余绪而得其奥蕴。至于假禅喻诗，自不过袭江西诗人之遗论”。并且有古无我；黄海章认为《沧浪诗话》“推崇盛唐，以诗为法，把诗歌导入唯心主义、复古主义的一条路向，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王文生当时也认为《沧浪诗话》“只是一种纯艺术的要求，既忽视文学反映现实的根本原则，又渗透着唯心主义的影响”。当时出版的《辞海》则批评严羽及《沧浪诗话》导致诗歌创作和评论“脱离现实”。（《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文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