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3:58
阴阳，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指元气中相互矛盾的两种基本势力或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不同思想家对阴阳内涵的界定虽有所不同，但基本都是立足于对事物变化内在动因的揭示，并进而用阴阳对立的理论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
阴阳观念早在先秦时就已经形成，其原义为日照的向背，最初用以表示方位时，阳指山之南与水之北，阴指山之北与水之南。自西周开始，阴阳被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如周太史伯阳父将阴阳归结为天地之气的具体内容，并用阴阳之间的消长关系来解释地震。后阴阳思想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和运用，并将其上升为哲学概念，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等重要思想。老子、庄子则以气的概念来解释阴阳代表的性质与变化，从而使阴阳成为更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管子》和邹衍将阴阳与五行思想相联系，并用阴阳解释政论兵法和律历。《黄帝内经》用阴阳来解释人体病理和疾病的诊断、治疗等问题。董仲舒使用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天人感应学说。宋代理学兴起后，阴阳成为理学家关注和讨论的哲学概念，如周敦颐将太极、阴阳看作是万物的生成之本，程颢、程颐则将阴阳看做万物变化的一种形式。明代思想家王廷相和王夫之延续理学的思路，将阴阳看做造化之主和事物的构成要素。
阴阳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思维模式长期处于传统思维方式的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文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等都受到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长期致力于阴阳五行研究的学者庞朴评价道：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
阴阳的初始涵义，指地形对于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说文解字》曰：“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徐锴解释说：“山北水南，日所不及。”对于“阳”，《说文解字》说：“高明也。”指高处向阳之义，是相对于阴而言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阴阳开始被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以及现象的成因，这一组概念被用来称谓世界上两种最基本的矛盾势力或属性。凡动的、热的、在上的、向外的、明亮的、亢进的、强壮的等为阳，凡静的、寒的、在下的、向内的、晦暗的、减退的、虚弱的等为阴。
根据《国语·周语》记载的史料：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用阴阳之间的消长关系来解释地震，伯阳父将阴阳归结为天地之气的具体内容，阴指阴气，阳指阳气，阳气伏而不出，阴气迫而不蒸就引起地震，并将阴阳失序与国家的危亡相联系。伯阳父的这段言论一般被认为是赋予阴阳以哲学意义的最早论述。
《左传》记载的史料显示，当时已经有人开始用阴阳概念解释自然现象和医学问题。例如，《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在解释“陨石于宋五”和“六退飞”的异常事件时，将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些异常情况归结为阴阳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的结果。《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为晋侯诊病时将阴阳看作是气，属于六气的具体内容，并认为阴气盛会引起寒疾，而阳气盛则会引起热疾。
阴阳的思想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和运用。从易学哲学来看，阴阳是贯穿这一哲学体系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周易哲学中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和命题都是以阴阳范畴为基础而展开讨论和阐释的。《周易·系辞上》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又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把阴阳提到道的高度，这里的阴阳已不再是具体的阴阳之气，而是阴与阳两种相反相对的性质。
《诗经》中，既使用了阴阳的本义(阳光向背)，也使用具有哲学意蕴的阴阳概念，具体表现为刚柔、远近等互相对立的范畴。特别是对“（阳）刚（阴）柔”的合并性理解，已经超越了“刚”和“柔”作为普通概念的形容作用、属性，从而使阴阳成为抽象的概括性思想的代名词。《诗经》中反映出的阴阳思想已经在诗人世界观、人生观的思维方式中有具体体现，但并没有将阴阳绝对化而走向极端的趋势，并不像后期阴阳家所做的那样，用阴阳五行学说笼罩一切、解释一切。
《道德经》将阴阳看作是气，但老子所说的阴阳之气已具备了更为抽象的特征，从而含有了构成万物的普遍性质的涵义。例如，《老子·第四十章》说万物都是阴阳的和合统一体，一方面，事物内部存在阴阳两种相对立的矛盾方面，即“万物负阴而抱阳”，但另一方面，这两种对立的方面又处于一种“冲和”的状态，矛盾对立面又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因而，阴阳成为事物内部相对立而又相统一的两种性质。在《老子》中，阴阳被赋予了更为抽象的哲学含义，这一组概念被抽象为万物普遍具有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对立的属性与作用。
《庄子》也以阴阳为气，不过庄子所说的阴阳之气是对气的统称，不是具体的气，而是指阴阳两种性质的气。《庄子》认为，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道”是一种阴阳之“气”，该书又以阴阳为天道的内容，指称自然界确定不移的规则或变化。《田子方》篇以“阴阳”探讨万物产生的直接依据，“阴阳”在此处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则阳》篇以“气”阐说天道，而“阴阳”则是作为自然之气的阴阳。《大宗师》篇以形象的譬喻论说阴阳之气与人的关系。在《在宥》篇中，庄子以阴阳说明人的精神现象。
《周易·易传》将阴阳提升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的最高哲学范畴，用阴阳二爻的错综变化来观察和解释事物的矛盾运动，把阴阳当成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法则，把许多具体的事物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都赋予了阴阳的涵义。从自然现象看，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明为阳，暗为阴；昼为阳，夜为阴。从社会现象方面看，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民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在自然和社会中所表现出的刚柔、健顺、进退、辟开、伸屈、贵贱、高低等等，都可以看作是阴与阳之间的对立。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事物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的整体。正是阴阳双方的相推、相摩和相荡，而造成“恒久而不已”的运动变化，阴阳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作用成为事物的变化之源。《周易·易传》的阴阳生机论，主要受春秋至战国时期道家及阴阳五行家的影响。《周易·易传》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及阴阳五行家的“阴阳”观念，将其纳入天地人和谐共生之道的整体框架中综合提升为一套宏阔的宇宙生机论世界观，从而超越经卦爻辞原始思维的限制，实现了大生命哲学的突破。
《管子》最早将阴阳与五行学说相关联。《管子》中，《玄宫》篇以阴阳五行框架为主导，阐释与齐霸业宏略相关的政论兵法体系，在阴阳五行思想体系的发展上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五行》又进一步提出黄帝使阴阳钟律五行化从而规拟五行历法，推崇黄帝为和合阴阳五行理论的鼻祖，反映出齐国阴阳家的黄帝崇拜信念。《五行》中阴阳、三才、五行各概念间仍表现出一定的独立自性，距消融彼此隔阂，融为一体的阴阳五行思想，尚存一定距离，但已表现出和合阴阳钟律与五行天时而打造历法的希冀努力，并表现出以黄帝作为和合阴阳五行思想鼻祖的倾向。
战国末年的邹衍善谈阴阳，并进一步将阴阳与五行学说相结合，《史记·孟荀列传》评论邹衍说：“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迁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因邹衍善谈阴阳，故其学派被称为阴阳家或阴阳五行家，但邹衍本人著作都已失传。邹衍的学术思想在承继儒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改造道家和其它学派的思想。邹衍在天道观方面，将阴阳五行思想的作为一贯性学说，并对其理论根据进行了论述。邹衍通过观察“阴阳消息”，以阴阳消长来解释四季更替，并以五行相克来解释王朝兴衰的原因，由此而来的是五德终始说。
《黄帝四经》将宇宙万物、人间万事区分为阴阳两大类，认为阴阳这两种属性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依据，既支配着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也调节着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黄帝四经》用阴阳观念解释季节的变化，把四季的推移看成是阴阳消长的结果，进而主张因天地阴阳之序来安排农业生产。它把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达成的季节变化同农业生产的关系的朴素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天人关系的高度，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为顺天授时或敬授民时的思想。《黄帝四经》又将阴阳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首创了阴阳刑德的理论。在《黄帝四经》看来，“法”虽由“道”而生，其至上性、权威性和公正性不容置疑，但在社会政治上不能单纯依靠法治，而应文武并行、刑德兼用。《经法·君正》从天人关系角度论证文武并行的理据，对“文武并行”论做理论上的提升，《黄帝四经》由此提出阴阳刑德理论，并据此论证社会等级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黄帝内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阴阳理论，并用阴阳学说来认识和探讨人体的病理和疾病的诊断、治疗等问题，从而使阴阳学说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书中提到，阴阳是天地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万物生长、变化、存亡的根本规律。《黄帝内经》进一步从多方面论述了阴阳之间的关系：其一，阴阳二者的性质是相互对立的，例如《素问·阴阳应象》将阴与阳在性质上的对立比附为血与气、男与女、左与右、水与火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的性质使阴阳成为万物生成之本。其二，阴阳双方彼此依存。其三，阴阳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其四，阴阳双方只有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才能维持事物正常的生命运动。因此，中医特别强调阴阳的平衡。在《吕氏春秋》中也出现了与养生相关的阴阳理论，如《重己》从居处上强调阴阳的均衡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尽数》中从顺乎阴阳之变的意义上讲万物顺乎阴阳之变对于生命健康的意义。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将阴阳家的一些观点纳入儒家体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阴阳学说，使之成为其天人感应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为阳尊阴卑的封建统治秩序作论证。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天的主宰意志正是通过阴阳之气而表现出来。董仲舒认为阴阳二气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阳气和阴气的不同性质表现出了阴阳的不同作用和地位的主次，阳气主长养故其常居实位，阴气主刑杀故其常居虚位，因而阳尊阴卑，阳为主导而阴为从属。进而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尊卑秩序：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其中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因为阳尊阴卑，所以君、父、夫为尊，臣、子、妻为卑。这就从天道的高度为封建社会的君权、父权制和夫权，以及上下尊卑之序提供了理论根据。
魏晋之世，玄学盛行，老庄有无之说大行其道，故鲜有论阴阳者。至宋代理学之兴，阴阳又成为理学家谈论得比较多的话题。理学开创者之一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了一种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周敦颐将太极阴阳看作是万物的生成之本，他所说的阴阳指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是宇宙的本原无极(太极)所生成的最初物质元素。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通过变化和合而生成水火木金土五气，五气有秩序的变化而成为四季。他进而五行与阴阳二气中的精微部分通过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而生成万物。对于在化生万物过程中阴阳的具体作用，《通书·顺化》进而解释说：“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这完全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来讨论宇宙万物的生成，阴阳不仅是化生万物的最初要素，而且也在化生万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张载称阴阳为“两端”，即两个方面，他认为，万物虽有形态之不同，但都包含阴与阳两个方面，阴阳两端的往复变化构成了天地变化的总规律。张载认为阴阳是指两种对立的性质，万物的变化构成天地的变化，而万物变化的实质则是阴阳变化，所以，天地变化在本质上即是阴阳之间的往复变化而已。张载又以阴阳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之间聚散相荡，运行不息，其后无任何主宰，故阴阳二气之间的这种往复变化被称之为“性命之理”。张载将天地变化归结为阴阳的变化，揭示了阴阳变化的普遍性。
程颢、程颐(二程)认为，万物皆包含两个相对立的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阴阳即是其一。程、程颐都认为万物存在对立面，比如有善就有恶，有阴就有阳。值得注意的是，程颐根据《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还将阴阳看作是气，认为气是形而下者，而道是形而上者，阴阳二气是构成“道”的内容，但阴阳二气本身并非道，“所以阴阳者”才是道。
理学中象数派的代表邵雍认为，阴阳二者不能独立存在，而是在阴阳的相互依存中显现自身。他对阴阳二者的不同性质进行了论述：阳的作用是“知其始而享其成”，阴的作用是“效其法而终其劳”；阳能被人感知而阴不能，阳能被人观察到而阴不能；阳的性质是“有”，阴的性质是“无”；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阳体虚而阴体实。
朱熹也将阴阳看作是气，但他认为阴阳之气并非是阴气与阳气两种气，而是一气的两个方面。朱熹还认为，阴阳之气产生五行，并与五行和合而成为生物的材料，就气之动静而言，则气之动为阳，气之静为阴，阳为主阴为附。朱熹强调天地之间，阴阳无所不在，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长短、寒暑。他还提出了“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这种说法，增强了阴阳学说的辩证特征。
明代哲学家王廷相认为阴阳是造化的根本，阴阳不可相离，他从形与气两方面对阴阳的含义作了区分：从形体上分，万物中有天地男女牡之类；从气的角度分，有寒暑昼夜呼吸之类。只要属于气就是阳，属于形就是阴，凡有形体的、可观察到的事物或现象都属于阴也，变化、运动、升降、飞扬则属于阳。阴阳作为气而言，阴阳是气之体，气内部含有动静变化的机能，以此而产生无穷的变化。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天地之间充满了阴阳二气，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所构成，无形的是气之体，有形的是气之常，而阴阳二气，充满宇宙，所有事物和现象都可以用阴阳解释，除了阴阳就没有他物，天之象，地之形，都在阴阳的范围之内。王夫之还认为，虽然阴阳之消长不可测知，但一切事物的屈伸变化都是阴阳消长之故。
气是中国哲学中使用最广泛、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贯通于整个中国哲学。先秦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将气看作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庄子认为，阴阳之气是气的最基本形态，他用气的聚散变化来解释人之生死，万物的生成与毁灭也是气聚散的结果。在老庄的哲学中，道是最高范畴，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气是构成万物的元素，气就成为联结道与万物的中介。
孟子提出“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西汉董仲舒给“气”赋予道德属性，将春夏秋冬的变化说成是“气”的喜、乐、怒、哀的表现。东汉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强调“气”是无意识的。北宋张载认为一切都是气聚散变化而成，气内在的矛盾，是气变化的原因。他认为气之本体不生不灭。程颐则认为气有生灭。南宋朱熹认为有理便有气，气流行发育万物。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气无处不在，但有隐显之别。近代严复曾以原子论和牛顿力学来说明“气”，又以气来解释“以太”。
气化，指的是气变化生万物。《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认为雹等自然现象，都是气化的产物。北宋张载则以气化来说明道，他肯定“道”即“气化”，亦即物质变化的过程。二程却认为，气化并不贯穿宇宙变化的全过程。王夫之认为阴阳动静的变化和事物种类和特性的形成都是气化的结果。
“五行”是中国古代利奥六世认识万物生成和演变过程的基本理论，始出自《尚书·洪范》，是中国古代原始的系统论，指金、木、水、火、土五类基本物质的运动和变化。“五行”原指五种自然物质材料，在后世学者的发展下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五行系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由这五类基本物质经过运动变化而生成。有卷曲、伸直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木”；有炎热、上升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火”；有播种、收获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土”；有顺从、革命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金”；有滋润、下降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水”。“五行”理论一方面揭示了世间万物的基础及其物质性，另一方面说明了万物处于永恒运动变化中的状态，以及协调平衡的运动规律。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是《周易》中阐述的宇宙观，表示的是万物本原或无形的状态，两仪指阴、阳，四象是指太阳、太阴、少阳病、少阴。太极是气无阴阳的混沌状态，两仪是阴阳二气由太极一元之气分化而出的状态，四象是表征了具有阴阳属性的二气相互作用的状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与后一句“八卦生万物”共同推演了从一爻至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生成过程，是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生成环节上的基本描述。
术数，一般指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如占候、卜、星命等。在当今学术界，对术数也未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普遍认为术数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长生类，有养生术、医药术、气功术、炼丹术、房中术、服食术、辟谷术。第二部分是预测类，有卜筮类、易占术、杂占术、择吉术、三式术、占梦术、测字术、堪舆术、占星术、占候术、相人术、算命术。第三部分是杂类，有古彩戏法、招魂术、禁咒术、巫蛊术。
道家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学派之一，后世认为其思想主旨始源于老子。该学派流派众多，主张“道”是万物的本源或本原，也是自然规律或法则，崇尚自然，依规律而行，以“道“论为理论基础，以“德”论为处世的根本方法是其基本特征。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杨朱、列子等。以老子学说为发端的道家学派在先秦时期的发展中逐渐演化出老庄道家、稷下学宫道家和杨朱道家三个学派支流。在秦汉时期经过两次学术大综合，其中的稷下道家一脉得以进一步发展，稷下黄老之学成为道家学说的主流形态。在魏晋时期，道家学说则以魏晋玄学为主要表现形态。隋唐之后，道教哲学成了接续道家学说的主要形态，纯粹的道家学术仅是注释先秦的道家典籍。道家思想以“道”为核心，主张自然无为、贵柔主静、轻物重生等，追求人生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战国时提倡阴阳五行说的学派，被列为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一，代表人物有战国末齐国人邹衍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认为阴阳家最早出于古代传说中唐尧时执掌天文、历数和祥的官吏。阴阳和五行两说，本来具有科学的因素。以驺衍为首的阴阳家，则把科学和巫术相结合，以天文现象来预测社会历史的演变与人事的吉凶祸福。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受木、火、土、金、水五种势力的支配，提出“五德转移”、“五德终始”说，用以论证社会历史的变革和王朝的更替，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史记·太史公序》批评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其学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其科学成分为秦汉以后的《黄帝内经》与王充的《论衡》所发展，而迷信成分则被董仲舒和谶纬神学所发挥。
程朱理学，又称为程朱道学，由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与程颐创立，其间经过一传杨时，二传罗从彦，三传李侗，最后四传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们通过吸收以前学者的儒家思想以及借鉴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发展了程朱理学体系。其基本内涵是以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的。其核心内容，是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与哲学本体论统一到天理之中，提升了儒学的思辨水平，熔铸佛老于儒学，消除了思想内部的敌人，使儒学在与佛教的辨析驳难中最终胜出，复兴并发展了传统儒学的真精神。其主要思想是天理论、理气论等，所表达的是其学者对于理想精神境界的追求。
《周易》亦称《周易风水》，简称《易》，主要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部原名为《周易》，《传》部为《经》部的注释、原理与用途的介绍。《周易》相传为周文王姬昌所著，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其出现至成熟当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周易》是“六经”之首，与《连山》《归藏》合称为“三易”。《周易》内容广博，包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辞和爻辞，具有卜筮、哲学、历史等多重性质。
《老子》 又名《道德经·圣人抱一》《道德经·天地不仁》。道家学派的主要著作。相传为春秋末期老子所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现一般认为编定于战国中期，存有老子本人思想。通行本为三国魏王弼注本，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故有《道德经》之称。《老子》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除对后世的哲学以及美学、伦理学、逻辑学产生重大影响外，还保存了许多古代天文、养生、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资料。
庄子及其学派的学术结晶，便是《庄子》一书。此书汉代有五十二篇，言多诡诞，类似《山海经》或占梦书。魏晋流行至今的通行本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自宋以来，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庄子》内、外、杂篇的区分和真伪问题。一般认为，内篇语言风格接近，思想连贯，自成一体，乃庄子自著，是全书之核心；外篇和杂篇大多出于庄子门人后学之手。《庄子》以“寓言”“重言”“言”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书“寓言十九”，意即绝大部分是寓言。所谓“寓言”，乃言在此而意在彼。作者借助河神、海神、云神、元气，甚至鸦狸狲、山灵水怪，演为故事，来讲述一定的道理。所谓“重言”，是借重古圣先哲或当时名人的话，或另造一些古代的“乌有先生”来谈道说法，让他们互相辩论，或褒或贬，没有一定之论。但在每一个场合，却都隐藏着庄子。一说卮是酒器，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卮言”即无心之言，或酒后之言，没有很强的主观性。一说卮是漏斗，所谓“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话。漏斗空而无底，隐喻无成见之言。
《黄帝内经》，简称为《内经》，是中国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具备最多原创医学思想之作。《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分别由唐朝王冰和南宋史崧整理而流传至今。《黄帝内经》中提出了多种多样的体质分类方法，按书中观点，人的体质形成被归纳受到为先天、后天各因素的影响。针对人的体质形成、体质变化、体质特征、体质与养生等方面，《黄帝内经》中均进行了论述，这为中医体质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春秋繁露》又称《繁露》，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重要著作。该书共十七卷，八十二篇文章，但现今可见的只有七十九篇，缺第“三十九”、“四十”和“五十四”三篇。《春秋繁露》内容冗杂、体系庞大，不仅反映了董仲舒自身的哲学思想体系，还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强化了君权天授的思想，进一步维护了封建君主统治，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上，“三纲五常”“阴阳五行”“神学目的论”等学说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诸子的思想内容，尤其是对经学和儒学的发展，并且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社会标准和思维方式。
北宋周敦颐著。全文仅二百五十余字。是对所绘的“太极图”的说明。此图乃他利用道士的修炼之图，改为天地万物生成的图式。 认为有象有形的二气五行和万物，都出于原始的、绝对的实体“太极”， 而“太极”就是无形无象的“无极”，由它产生出阴阳五行和宇宙间万事万物。后南宋朱熹作《太极图说解》加以发挥，遂成为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今传《太极图说》为朱熹整理。
《朱子语类》，亦称《朱子语录》，是南宋朱熹讲学语录的分类汇编，记录了朱熹和弟子间的问答，弟子各有所记。原有池州市、饶州、建安所刊三种《语录》，眉山市、徽州所刊二种《语录》。李道传汇辑为四十二卷，李性传等有所续补。黄士毅汇集各录，分类编为一百三十八卷。后来王佖又编《语续类》四十卷，均未尽完善。南宋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根据当时各地刊本相互参校，考其同异，补遗正误，削其重复，重新编定，共一百四十卷。分《理气》《鬼神》《性理》等二十六门。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历史学等方面，为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资料。版本颇多，有南宋咸淳本、清光绪《刘氏传经堂丛书》本等。今有中华书局重排本。
长期以来，以阴阳的角度认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已成为中国人观察和解释世界的独特方式。在阴阳观的视野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被抽象为两个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社会发展的动力被解释为阴阳的相互推移。当阴阳相互推移产生变化的规律上升为宇宙普遍的、根本的规律时，无疑提高了当时人认识事物变化发展的思维。阴阳是中国哲学重要特色，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学术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在阴阳哲学的影响下，老子、庄子、二程、朱熹等人使用这组概念认知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和事物的构成；邹衍将阴阳五行相结合，从而推论出五德终始等理论；董仲舒通过阴阳之间的关系认知和论证人类社会等级尊卑；周敦颐将阴阳与太极等概念相结合，完整地建构了宇宙生成模式。
“阴阳”概念深刻表述了事物的本质属性，深度定位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特征。自从《易传》将“阴阳”概念从自然界纳入人类社会视域进行研究和论述后，“阴阳”概念便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规律和总法则，悄无声息地引领着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在“阴阳”概念的哲学思维和美学范式映照下，“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概念内涵逐步明晰，其美学特质逐步固化，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发挥重要作用。
“阳刚”与“阴柔”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两大风格类型，基于华夏生存环境下诞生的一种阴阳二分的独特思维，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抽象性、包容性，是一对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例如，南梁刘勰将天地之气分为“刚”与“柔”，二者也体现为作家的个性特质，灌注到作品中就形成了一种刚与柔的风格，他继而提出“风趣刚柔说”，总结出风格“八体”。清代姚鼐兼收并蓄，将“阳刚”“阴柔”确立为两大基本审美风格，这两种基本风格类型普遍存在于各类艺术创作领域的实践中，并呈现出各自丰富的审美内涵。
阴阳学说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古代医学领域中获得了充分的运用与一定的发展。阴阳家学渗入医学后，使得医学理论出现了一个由禀承阴阳家学之主旨——以阴阳消息、循环言说顺逆常变，到强调阴阳对立、平衡观念的理论性内容。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结合共同构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它促进了运气学说、疾病预测理论和以“四时五藏阴阳”为核心的中医藏象模型的建立。
中医以阴阳学说为基础对人体生理进行分析，形成了脏腑阴阳属性划分，形成了五脏说、六脏说、九脏说、五腑说、六腑说、七腑说等诸多不同的说法。从整体观和对立统一观出发，中医没有去探求阴阳的具像表现，脏器概念也没有完全拘泥于与解剖实体的一一对应，他们看重心肺实体及其与其他器官的联系，将其看做是生命系统运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医还使用阴阳学说对人体病理进行分析，认为“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受阴阳调和思想的影响，中医认为医学的治疗要点在于调节阴阳平衡。
阴阳概念经过类比外推，便发展成为包容万物的阴阳学说，它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从整体出发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象征性思维却与其他社会的象征性思维不同，那就是与阴阳五行相结合，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阴阳学说的所派生出来的阴阳平衡论和阴阳调和论的影响，归根结底阴阳学说造就了中国人的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阴阳五行说在中国周代发展完备后，经过百济流传到日本，自此对日本的古代政治、宗教和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阴阳道将阴阳五行思想中与道教中的念咒活动合为一体，发展成为日本独自的占星术、历学。日本统治者吸收“阴阳五行”思想，推动国家的政治变革。圣德太子、大海人皇子、藤原仲麻吕等都曾运用阴阳道的理论解释日本历史，圣德太子更是将之运用到政治层面，创制出了著名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以整顿朝纲。
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
当代学者艾兰：（阴阳五行）源于现象，用以治人，天人合一，万物关联。
长期致力于阴阳五行研究的学者庞朴：五四以前的中原地区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