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2:14
张继（1882年—1947年），原名张溥，字博泉、溥泉，沧县人，国民党元老。
张继早年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读书期间，张继已经开始从事反清活动，并结识了孙中山。1905年，张继加入同盟会。1907年前后，张继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并在同盟会内部发起了几次“倒孙”风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继任临时参议院参议员。第一届国会竞选中，张继当选参议院议长。1913年起，张继接连参与了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1922年，张继支持孙中山在苏俄、中共的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但国民党“一大”后，张继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由怀疑逐渐转为反对，并主张“分共”，之后，他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继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副院长、中央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张继撤往陪都重庆。1946年，张继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张继晚年曾主持国民党党史和民国史的编工作，并于1947年任国史馆馆长。同年12月15日，张继因病在南京去世，终年66岁。
《孙中山与民国元勋》一书中评价张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他以元老的资格，屡任显要，虽不无建树，但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潮流。”
1882年8月31日，张继出生于沧县的孙清屯。张继自称其家“为津南望族，以忠信传家，耕读为业”，是个富裕的地主大家庭。他的父亲张以南曾任莲池书院斋长，生平厌恶八股文，志不在应试。1888年，6岁的张继入私塾读书。1896年，张继又遵父命，跟着族叔学习，课程皆为其父预先选定，内容包括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及史鉴节要之类，同时，他还习作诗文。因为张继父亲鄙薄科举，张继也没有学习制义，且不准备走科举道路。1897年，16岁的张继随父就读于莲池书院。该书院是清代桐城派文学的据点，晚清文言文大师吴汝纶时任该书院山长，对张继提携有加。
张继在莲池书院读书时，书院里有不少到此学习汉学的日本学者，因此，他结识了中岛裁之等人。维新变法潮流在全国兴起时，莲池书院的吴汝伦也倡导向西方学习。1899年，张继随中岛裁之赴日求学。到日本后，张继就读于东京善邻学院。1900年初，在东京的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成立了“励志会”，张继参与其中，同是会员的还有曹汝霖、章宗祥。同年底，张继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不久改为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之后，他受到法国让-雅克·卢梭政治学说的影响，开始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
1901年5月，张继与秦力山、王宠惠、冯自由等人创办了《国民报》月刊，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章太炎。1902年，他参加了东京留学生青年会。同年，经秦力山介绍，张继与孙中山相识，同时，他还结识了邹容、陈独秀等革命人士。6月，他参加了反对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压制自费留日学生学习陆军的事件。
张继成为留日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后，思想与励志会中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越来越多分歧，经常发生冲突。一次励志会集会，曹汝霖演说君主立宪，张继立即登台批驳，下台后还对曹汝霖谩骂，几至挥拳殴打。1902年冬，张继与曹汝霖等彻底决裂，随后约同原励志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创立了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入会的有冯自由、苏曼殊、陈独秀等人。次年，张继与邹容等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发辩，被逐回国。之后，他到达上海市，与章太炎、章士钊、邹容结为兄弟，并任《PHY苏报》参议。
1903年7月，“苏报案”发生后，张继将受迫害的邹容藏到虹口区的一个传教士家中，后来邹容投案，与章太炎等同囚租界狱中，张继常到狱中看望他们，并为他们传递信件。不久，张继又与章士钊、陈去病等创办了《国民日报》，并为《国民日报》撰写《说君》一文，抨击封建帝制。
同年秋，张继应黄兴之邀赴长沙市，表面上担任明德学堂教员，实际上则是参加华兴会的创立与革命活动。为策应湖南起义，1904年春，张继到南京与哥老会首领在明孝陵行“特敬礼”，联络江准的秘密会党。同年夏，张继又应“暗杀团”首领杨笃生的邀请，赶到北京参加谋杀慈禧与光绪帝的活动，后因事情泄露返回上海市。10月，张继又回到长沙，参加黄兴组织的起义活动，不慎事泄、清廷搜捕，黄兴与张继等人于10月底逃离长沙。他们到上海后，另立“爱国协会”，准备运动长江下游的学界、军队再次起义，进行暴动与暗杀。正在这时，原广西巡抚王之春到达上海，革命党人决心除之。他们以万福华为杀手，万福华刺杀失败后被捕，张继与黄兴等人也被牵连关押一个多月，后因证据不足得以获释。之后，张继再次东渡日本，并被推为留日学生会总干事。
1905年5月，邹容在上海市租界狱中病死，张继受留学生会委派回上海料理邹容后事。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张继参与了同盟会的筹建活动，并当选为司法部判事与直隶分会长，后还一度担任执行部的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民报》创刊后，张继因精通日语，被推为《民报》编辑人与发行人，但实际工作由胡汉民主持。1906年春，张继赴东南亚联络华侨，同年冬又回东京。
张继回到日本时，正逢日本社会党分裂，以幸德秋水为首的“硬派”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此前，张继已经阅读过许多无政府主义著作，深受其影响。1907年3月，张继亲自登门向幸德秋水求教，此后双方往来不绝。不久，张继与章太炎应幸德秋水号召，共同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由于思想分歧，张继与章太炎等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与革命领导工作越来越不满，在同盟会内发起了几次“倒孙”风潮。张继在“倒孙”的同时，与刘师培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原地区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张继在成立大会上声明，该会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在此期间，张继仍继续参加反对清政府与立宪派的斗争。10月，梁启超组织政闻社，集会于东京锦辉馆，宣扬其“君宪”论，张继和一批同盟会员当场赶走了梁启超。
1908年1月，日本政府加紧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压迫。当时，幸德秋水派每逢星期五（金曜日）就举行讲会，张继参加了在东京本乡区平民书屋举行的“金曜讲习会”第20次会议，因为会上言论激烈，到会的日本警察下令解散集会，并动手逮搏了张继等人。之后，张继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逃脱。张继从东京逃至平安京，后转往新加坡，并拜望了孙中山。此时，张继认识到了之前“倒孙”的错误，向孙中山承认了自己的无礼。
3月，张继乘轮船赴法国。张继到达巴黎时，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正在创办《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张继一方面参与他们的活动，一方面和东京的刘师培等人保持密切联系，报告他在欧洲的行踪与对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考察结果，并要求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仿照法国办法，在中国各省设立“劳民协会”。之后，张继到英伦东区贫民窟中访问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洛吕克。6月，他又跑到法比边界沙列威尔山林中的“鹰山共产村”生活实验，但三个月后，张继便失去了热情，又返回巴黎。此后，张继游历欧洲各国，并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热情也渐渐冷淡下来。
1911年12月，张继回到上海市，之后协同陈其美等人，投身到革命斗争中。他奉派到戏院、会馆讲演，筹集革命经费。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本部自日本迁到南京，张继回国任交际部主任兼河北省支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继任临时参议院参议员，负责审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次年2月，他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进德会；随后与黄兴、胡汉民等人发起拓殖学会（后改名为垦殖学会），以实践民生主义。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后，先后到上海、江苏省、安徽、江西省、湖北等省游历宣传，张继一路随行。8月，同盟会改为中国国民党后，张继为临时主席，并被推选为参议。
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成立，由于参议院中国民党籍议员占优势，张继当选为参议院议长。“宋教仁案”发生后，张继参加“二次革命”，受孙中山之命，到江西动员李烈钧起兵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张继逃上日本，继赴欧美，鼓动华侨反袁。同年冬，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张继因入党手续之事与黄兴等人发生分歧，未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张继又回国。8月，张继回到北京投入党派政争，与吴景濂等人合组“益友社”，后又扩大为“宪法商会”。次年7月，张继随孙中山前往广州市，发起护法运动，任军政府驻日本代表。1918年1月，孙中山为教训桂系莫荣新破坏政府，炮击观音山。事前一日，张继极力劝阻孙中山的炮击行动，孙中山将其禁闭于元师府一夜，炮击后才将其释放。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张继与戴季陶等人于5月8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强占山东省的要求表示愤慨。10月10，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派张继去欧洲考察世界大战后的各国情况。张继先后到法国巴黎、德国科隆、柏林、马德里等地周游，于1920年夏回到上海市，不久，张继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1921年春，张继改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干事长，后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不时受孙中山派遣与国内各实力派联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张继留日时代的朋友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局书记，随后，二人展开联系。张继通过陈独秀结识了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并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在张继的联系与安排下，马林于12月底拜访了孙中山，为国共合作进行初步商谈。当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时，张继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之一。1922年9月初，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及张国焘等人，由张继作介绍人、孙中山主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之后，张继参加了国民党的首次改组会议，并参与党纲总章的审查工作。11月，张继由沪赴京，与苏俄使者越飞晤谈，并转交了孙中山给越飞的亲笔信，就孙中山与越飞的会谈事宜进行商谈。张继希望苏俄能经外蒙给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使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对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但因一时无法得到苏联的军火援助，张继对联俄联共政策的态度开始冷淡。1923年10月，孙中山任命张继、李大钊等5人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上海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务。次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张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国民党“一大”后，张继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由怀疑逐渐转为反对。1924年6月，张继与谢持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联名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之后，他又同谢持找米哈伊尔·鲍罗廷顾问谈话，表示“反共”。8月，他直接要求孙中山“分共”，在遭到孙中山的斥责后离开广州市赴上海市。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张继闻讯赶往北京，任“清室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接受整理清故宫的财产。这期间，他还曾与苏联驻北京政府大使加拉罕辩论，发表“反共”言论。
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中国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活动，张继虽因病没有出席西山会议，但也签名表示参与，因而受到广东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的书面警告，责其改正。次年3月，张继主持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非法的国民党“二全”大会，当选为所谓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4月，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反共”清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不久，宁汉沪三方合流，联合成立“特别委员会”，张继代表沪方参加，并当选为14名特别委员会委员之一。之后，张继被蒋介石拉拢，逐步脱离“西山会议派”，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元老”之一。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张继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北平市设立临时政治分会，张继任主席。10月，国民政府改组，张继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张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0年中原大战发生后，他致电阎锡山，劝其勿参加反蒋派召开的“扩大会议”；后又随吴铁城赴沈阳市，策动张学良援蒋。
1931年初，由于蒋介石拘禁胡汉民，反蒋派在广州市召开“非常会议”，形成宁、粤对立。9月18日，张继与吴铁城在北平听闻日军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参加了张学良召开的紧急会议。21日，蒋介石派张继与蔡元培、陈铭枢为南京方面代表，携其亲笔信，到香港与广州，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等人会谈，后又移上海市举行“和平会议”，终于在11月7日达成协议，由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四大”，如数选出中委，合组中央机构。在宁方召开的“四大”上，张继被选为中监委委员。在四届一中全会上，张继又被推为立法院院长，但为时仅一个月，1932年1月28日，国民政府改组，张继辞立法院长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市，宣布西安市为陪都，张继任西京筹委会委员长。直到1945年西安市政府成立，张继任期才结束。在任期间，张继尽力规划陪都规模，改造街道，保存古迹，修建先圣先贤祠墓。他还提请政府重修列代陵庙，并发起每年清明节致祭黄帝陵的活动，之后，张继多次任中央致祭黄陵县大员。
1933年2月，张继任国民党华北办事处主任，驻在新乡市，此后常往于北平市、洛阳、西安之间。同年4、5月间，故宫博物院南迁古物，张继因与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院长易培基有矛盾，与其妻崔振华策动了向最高法院控告易培基盗宝，迫使易培基辞职逃匿，形成民国史上所谓的“故宫盗宝案”。1935年11月，张继到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毕合影时汪精卫被刺，张继拉住刺客摄影记者孙凤鸣，致其被逮捕。12月，国民党举行“五大”，张继再次当选为中监委委员。由于日本扩大侵华，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趋向强硬，张继也主张抗日，并在南京主持“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动员大会。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及冯玉祥等联名提案，主张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张继先签名赞同，随后又退出反对。同年，张继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等职。
抗战爆发后，张继与于右任等中国国民党元老一起撤往陪都重庆。1939年，张继任中央慰劳团总团长，前往河南省、陕西劳军，途经延安市时，对解放区的一切表示“愈觉厌恶”，坚持“反共”立场。1940年，国民党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张继任主任委员。1945年5月，张继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连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次年1月，全国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和平民主的条款，张继对此十分反感。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主张修正政协会议决议，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于1946年11月召开“制宪国大”，张继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1947年1月，张继兼任国民党国史馆馆长，同年12月15日在南京病逝，终年66岁。
毛泽东曾称赞张继“是中国革命的老辈，又尽力于团结抗战的事业非常之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认为，张继在政治上很成熟，并且有很多的西方观点。
《民国名人传》中评价张继：“不尚意气，廉洁自持，守身如玉。”
《孙中山与民国元勋》一书中评价张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他以元老的资格，屡任显要，虽不无建树，但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潮流。”
张继留日期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创办了《开智录》《国民报》等报刊，大量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宣传反清革命。张继受环境影响，思想日益激进。他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除照例上课外，专心在图书馆翻阅日本维新时中江兆民等所译的《法兰西大革命》《社会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日益增长。他拒绝父母要他早日回国娶妻成亲的要求，连他父母寄来的家书也无心拆看，一封封原封不动地塞在抽屉里，同伴提醒他，他只是一笑置之。
1903年3月31日，张继与邹容、陈独秀、翁浩、王孝缜五人，听说清政府派来的留学生监督姚文甫有奸情，决定对其惩罚。他们直奔姚文甫的住所，指着姚文甫的鼻子，直数其劣行丑事，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吓得姚文甫不断哀求。邹容说：“纵饶尔头，不饶尔辫发”。于是，张继抱着姚文甫的腰，邹容捧着姚文甫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姚文甫的发辫。事后，他们还将姚文甫的发辫悬挂于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此事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此，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胁迫日本警方捕人。为逃避迫害，1903年4月中，张继与邹容、陈独秀一道回到上海市。
“苏报案”发生后，张继的父亲张以南在家乡得知儿子热衷革命，心中十分着急。他匆忙赶到上海，准备将张继带回家，张继却在所居室楼门上贴了一张告示，上书“无论何人，非主人延请，不得登楼”。张父看到之后，便离开了。
张继的妻子崔振华是有名的“河东狮子”。1937年，宋庆龄和何香凝要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递交“联俄抗日”提案，征求签名。张继本来是签了名的，可在他回家之后，被妻子一顿臭骂，他马上找到宋、何二人，要求勾去自己的姓名。众人责问他为何出尔反尔，他尴尬地回答说：“夫人不赞同。”
天宝诗人张继有诗《枫桥夜泊》一首，1947年1月，张继应吴湖帆之邀，书写《枫桥夜泊》诗碑，但在写完诗碑之后不到一天就去世了。关于张继的猝死，时人议论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有一种说法不仅扯上了清代朴学大师俞樾，还远涉唐朝李炎皇帝。传说唐武宗喜读张继的《枫桥夜泊》，曾敕令京城第一石匠吕天方镌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并开出金口说“此诗只有朕可勒石，后人不可与朕齐福”，还说自己升天之日，将携碑同行。碑成一个月后，唐武宗驾崩，《枫桥再泊》诗碑随葬地宫，文武百官遵照遗命，不敢再刻《枫桥夜泊》诗碑，以免遭天谴。有人说，俞就是因为书写了《枫桥夜泊》诗碑，没有多少天就死去，张继再次冒犯，死得更快。但实际上，这是无稽之谈。俞樾书写《枫桥夜泊》诗碑时已经85岁，86 岁时，俞樾去世，已是长寿了，而且并非猝死。
参考资料：
在2011年出品的电影《第一大总统》中，由演员秦昊饰演张继。
第一大总统 (2011).豆瓣电影.2023-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