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14 14:35
印第安人（英语：American Indian；西班牙语：Indio Americano），又称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是对美洲原住民的一种统一的称呼，而不是仅仅单指某个民族。1949年，美洲第二次印第安代表大会在秘鲁东南部库斯科举行，通过了关于印第安人的定义，认为印第安人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前美洲各民族和人民的后代，他们对自己的人格有统一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与土著人民或民族的劳动和经济制度、他们的语言以及民族传统相关联。
印第安人称呼起源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误以为自己抵达的是印度，故将当地土著居民称为“Indios”，即印第安人。北美洲印第安人口在经历了殖民、战争、杀戮与驱逐之后，已所剩无几，1990年代左右，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口约为3500万至4000万，约占拉美总人口的8%，他们大多居住在墨西哥，中美洲，安第斯山脉等国。目前拉丁美洲超过三千万的印第安人分成400多个不同的种族部落。
在白令陆桥时期，印第安人的祖先们来到美洲，之后，在约公元前8000年进入阿基亚克时期，逐渐从狩猎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约公元前1500年出现玛雅文明，公元前1000年进入伍德兰时期，定居农耕不断发展，人口上升。公元900年左右玛雅文明中断，托尔蒂克人在公元950年至1170年间崛起，在此之后混战不断。1197年印加人在秘鲁建立印加帝国，最终1428年至1519年阿兹特克人在托尔蒂克人的废墟上建立了阿兹特克帝国。而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在1493年-1525年同时达到鼎盛时期。直至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南非白人殖民者为了掠夺资源迅速占领整个美洲，印第安人遭受残忍的杀戮与虐待。而在美国独立后，对印第安人施行西进运动、强制同化，并且将印地安人驱逐出他们本来的领地，驱赶到保留地。
文化上，印第安人的语言也随之分化为三大语系：阿美利语族(Amerind family)、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Eskimo - Aleut family)以及纳-丁语族(Na-Dene family)，并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现今的印第安人大多居住在原始丛林中，要么已经被同化。如今还居住在内地森林和草原上，从事简单的农业、牧业、林业和渔业工作，远离了现代化的社会。印第安人社区在各个方面都与当地的主流社会形态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无法承受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的带来的巨大冲击。印第安人和印第安组织一直在为土著居民的的权益而抗争，联合国大会在1994年第49届会议上决定将8月9日定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并于2007年9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民要求尊重和承认他们的文化身份以及不同且特殊的世界观，并承认印第安人民实际上代表了与主流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一种现代文明构想。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的另一种可行选择。这种不同的现代化理念，之前还处于抵抗状态，现在已成为对资本主义具有威胁性的挑战。尽管时至今日从未占据主导，但拉美印第安人并未放弃秉持与欧洲资本主义规则不同的规范和准则。
在近现代历史上，美洲的很多国家都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去确认谁是印第安人，但是各国确定的标准都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讲印第安语的是印第安人，有的认为具有印第安人风俗习惯的是印第安人，还有的认为要根据外貌特征来判定谁是印第安人；还有些科学家否认美洲存在印第安种居民，认为“印第安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是西班牙征服者把新大陆错当“印度”而产生的。而许多科学家表示，人们不应该笼统地讲印第安人，而应讲奥托米人、玛雅人、阿劳干人，等等，他们是不同于欧洲人的美洲民族（etnos）。存在如此很多种判断的依据。
1949年，美洲第二次印第安代表大会在秘鲁东南部库斯科举行，各国参与者通过长时间激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印第安人的定义。定义是这样界定印第安人的：印第安人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前美洲各民族和人民的后代，他们对自己的人格有同样的社会意识，而且他们自己和外人还都从他们的劳动制度、语言和传统对这个人格进行了考虑，尽管他们的劳动制度、语言和传统在与外界的接触中都发生过变化。印第安人表示一种社会意识，这种意识与土著人民或民族的劳动和经济制度、他们的语言以及民族传统相关联。但这个定义并不影响各国可能采取的法律定义。后面在玻利维亚西部的拉巴斯美洲第三次印第安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进一步强调：建议各个美洲国家的政府在作人口调查和人口统计的时候，应当考虑识别印第安人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标准。
为了让各国对标准和各种方法有更清楚的了解，美洲印第安研究所人类学研究部的主任恩利克·马耶尔等人将判断印第安人的标准归纳为四类：第一个是保留地标准。只要是在官方认可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上生活的居民都算作印第安人；第二个是人口调查标准，通过专门用于统计人口的特别调查而确定印第安人口的数量（调查的结果要取决于执行印第安人定义的严谨程度）；第三个是语言标准，即凡是声称自己使用一种土著语言的人都被认为是印第安人；第四个是估计标准，由于资料的缺乏，可以让实施工作的人们比如国家机构代表、传教士、社会科学家等提供估计数字（估计的成果主要取决于估计人员的学识水平）。以上四种方法都有所欠缺，但在不少情况下，估计数字是唯一的获得资料的来源。
关于美洲原住民，人们有很多称呼： 印第安人（Indian）、美国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首批美国人（First Americans）、 第一民族（First Peoples First Nations）、原住民族（Indigenous Nations） 等等。在所有关于美国原住民的各种称呼中，使用最广、也最具争议性的是 “美国印第安人” 和 “土著美国人” 这两个词。
“印第安人” 这个词是由于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以为自己到达的美洲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就是东方的东印度群岛，并把他所见到的当地土著居民称为“ Indios”，即“Indians”。这一误解一直持续到今天，人们习惯用“印第安人”一词来称呼那里的原住民。而“美洲”这个词语，则来源于另一位16世纪的叫作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的意大利学者。他证实了哥伦布发现的是一块不为人知的新大陆，于是这块大陆以他的名字命了名： “ 亚美利加洲/美洲（Amerigo/American）”。在英文中，Indian一词既可表示南亚的印度人，又可称呼美洲的印第安人。为解决这一称呼上的混乱，才在Indian之前冠以限定成分美洲（American）和亚洲（Asian）将其区别开来。
一些独立战争期间的首领考虑到西班牙人把印第安人当作有缺点和需要监护的人们来看待，在殖民社会里处于最下层，于是后面废除了使用“印第安人”一词。例如，何塞·弗朗西斯科·德·圣马丁·马托拉斯在1821年8月27日命令说：“今后不许称土著人为印第安人或本地人；他们是秘鲁的子孙和公民，应当承认他们的名称是‘秘鲁人’。”印第安人自己经常喜欢别人称自己为农民、混血人、秘鲁人或墨西哥人，认为“印第安人”一词含有羞辱的意思。在秘鲁，规定对印第安人要正式称他们为农民。
随着1960年代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的兴起，美国政治中“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概念开始出现，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Culture Pluralism或多元文化）开始流行。而“政治正确”运动的初衷在于用一些不含敌意的词汇去称呼美国有用不同文化与背景的各个族群，而“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恰好满足了这一点。现在，“美国印第安人”和“土著美国人”这两个单词被交替使用，这是因为美国印第安人仍然是一个合法的历史词汇，一直被许多印第安部族所广泛沿用。而土著美国人这一词语首次被官方用于政府政策，是在1975年。最近几年，原住民族（Indigenous Nations）这个词语有时替代了土著美国人一词。而在整个印第安人社区，不管是在保留地上还是在保留地外，印第安人要么倾向于自称印第安人，要么道明自己的特定的印第安部落身份，或者两者兼有。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于1995年5月做了一份关于美国各族群更倾向使用的表达自己身份术语的调查，数字表明，49.76％的人倾向于被称为美国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37.35％ 的人倾向于被称为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3.66％的人喜欢用别的称谓称呼自己；3.51％的人更愿意被称为阿拉斯加州土著人；而5.72％的人则是持无所谓的态度 。
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问题，历来是人类学者们的一个热门论题。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取得了一种共识：美洲并非人类的起源地，所谓的“本土美洲人(Native Americans)”其实是从别的地方迁移过来的。但是在到达美洲的具体时间以及人种问题上还是存在着一些争议。时间上，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早期到达论”，时间范围为距今20万年-4.8万年间。二是“中期到达论”时间范围大致在距今3万年-2.5万年间。三是“晚到达论”认为人类是在距今 1.2万年前抵达美洲的。人种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亚洲起源说，认为印第安人属蒙古人种。二是多元起源说，认为除了蒙古人种之外，欧洲和澳洲的原始居民也可以经由亚洲到达美洲。虽经过混血，印第安人的外貌依然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征。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所有美洲土著居民（爱斯基摩人除外）都被称作印第安人，而不是仅仅单指某个民族。美洲文明，或者说印第安人文明的发展受限于环境的制约，在西班牙人发现它以前，完全独立于世界文明的发展。美洲天生具有丰富的植物物种：玉米、土豆、南瓜、豆角和树菁，但动物只有美洲驼、火鸡和几内亚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美洲的文明拥有同样的关键特征，两者都以类似的方式受到地理条件限制。非洲不像美洲，它与欧洲大陆并未隔绝，所以它的文明受到埃及，罗马还有阿拉伯贸易的影响。关键在于非洲可以从欧亚获得家畜和铁，而他们自己的金属产品和其他商品，事实上是对外部需求的一个回应。美洲则得不到这样的文化帮助。它与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与技术交流隔绝开来，而这恰恰是劳动生产率能得到最大发展的根本。所以美洲人既没有车轮，也没有铁器，更没有犁。
墨西哥南部以及危地马拉地区的玛雅文明，从公元前1500年延续至公元900年。这个地区分成了几个互相竞争的城邦，由世袭王朝统治，而这些君主都把自己当成了神。玛雅人建造了专门的祭祀场所。中心由石制金字塔环绕的广场组成，有宫殿，寺庙，祭坛。但是玛雅国王和教士是寄生在整个国家之上的，它们吞噬了宝贵的剩余产品并将其浪费在战争、金字塔修建以及使他们存在合法化的宗教神秘仪式上。像其他地区的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一样，玛雅文明最终因为统治阶级而崩溃，精英和国家的成本始终沉重地压制着这个体系的经济基础。公元9世纪时，玛雅文明中断，原因不明。
一波又一波从北方入侵的野蛮人，侵入了了玛雅文明中断后后留下的地缘政治空间。托尔蒂克人（Toltec）终于在950年至1170年间成为墨西哥中心地区的统治者。在此之后，它又进入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战乱时期。阿兹特克帝国文明从混战中出现，他们延续了上一个时代的特征，同时拥有落后的生产和建立帝国的野心。阿兹特克人于1325年在特诺奇蒂特兰设立了首都和礼仪中心。他们在1428至1519年之间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1197年，印加帝国在秘鲁崛起。这比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早两个世纪。但它与后者同时达到鼎盛时期（公元1493年-1525年）。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都是异常的。在墨西哥中部和秘鲁的安第斯山麓，古代帝国，连同它们的统治精英、职业军队和纪念综合体，都是在一个石器时代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统治阶层惊人的挥霍开支需要无情地提取盈余。所以，帝国的统治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的统治者受到臣民们的憎恨，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起义。因此，16世纪初西班牙人来到这里的时候，阿兹特克王国和印加帝国都已崩溃。这不单纯是一个更先进社会秩序的更高级军事技术的作用：也是由于民众对他们的君主的失败表示欢迎，或者直接参加了消灭他们的战争。
在欧洲人到达的时候，大部分北美人要么是上旧石器时代的捕猎-采集者，或者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锄耕者。西南部普韦布洛农夫的原生城市文明（公元700年-1350年），以及密西西北中部的高地寺庙建筑者（公元700年-1450年）都灭绝了。在中美洲与南美洲，欧洲人遇到了美洲最发达的文明，也是古代传统的象征：奥梅克，玛雅，托尔蒂克（Toltec），阿兹特克（公元前1500-1527年），秘鲁的查文，纳斯卡，莫切，奇穆，印加帝国（公元前900-1532年）。美洲文明面临着严苛的环境约束，其科技还停留在石器时期，金，银，铜只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美洲人的农耕方式还停留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由于产量较低，粮食产量较低，所以那时候的美洲文明还带着一丝野蛮的气息。
1492年8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随着西印度群岛上的一个小岛屿的出现，船队两个多月的枯燥乏味的海上生活终于得到了回报，随后，哥伦布又去了古巴和海地。稍作休息，哥伦比亚留下几个人，他们在他离开期间，对岛上的地貌进行了勘测，为下次的征服做好准备。1493年，哥伦布重返新大陆，这一次，他的船队数量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船队。1496年，哥伦布的弟弟巴托罗梅在海地年创建了圣多明戈，这是西班牙在美洲的首个永久殖民地。1502年，西班牙国王委托西班牙大贵族奥万多前往海地，在那里设立一个官方的殖民机构，从海地开始，逐渐扩展到周边地区。西班牙在16世纪早期占领了西印度群岛，其中包括加勒比海岛屿，海地，多米尼加，古巴，巴拿马。
为了占领南美，殖民者必须跨越中美洲。墨西哥，这个中美洲最闪耀的宝石，当西班牙人想要踏上这块肥沃的土地的时候，玛雅人与阿兹特克人，这个墨西哥文明的缔造者，注定要承受巨大的损失。1519年，科尔斯特带领他的部队前往墨西哥，在韦拉克鲁斯建立了中美洲的第一座西班牙城市，同年，他又向墨西哥中部高原进军，在这一过程中，皮萨罗选择了一些印第安部族，这些部族要么是不臣服于阿兹特克人，要么是仍然处于敌对状态，他们与这些部族结盟，从而得到了许多军队物资和兵力，并获得了大量关于阿兹特克人的军事信息。另一方面，阿兹特克的蒙特祖马二世，试图用黄金和白银来交换西班牙军队的撤退。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阿兹特克人的财富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平静，反而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贪婪。最终国王不得不准许西班牙人进入其首都特诺奇帝特兰城，自己也受到了科尔斯特的挟持与控制。在科尔斯特的残酷统治和他的部下们的罪恶行径之后，印第安人终于举起了反抗的旗帜，科尔斯特在“忧伤之夜”的重创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振作起来，并在1521年的4月28日再次发起进攻，他们和特诺奇蒂特兰城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拉锯战，最终，特诺奇帝特兰城被彻底屠杀，中美洲也被西班牙所控制。
西班牙人占领中美洲后，就把目光投向南方。西班牙殖民统治南美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印加帝国。1531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便与阿尔玛格罗率领殖民者、船只和马匹离开巴拿马共和国，首先在秘鲁的北海岸建了一座新的城市，积蓄力量，然后趁着印加的内乱，夺取了印加帝国北方城市卡哈马卡的控制权，并将印加帝国的国王生擒勒索然后杀死，最后趁着印加帝国群龙无首，攻占了印加的首府库斯科，1535年，秘鲁沦陷。皮萨罗随后在利马河岸设立了利马城，这是秘鲁殖民地区的首府。就在这一年，厄瓜多尔，乌拉圭，巴拉圭先后败给了西班牙。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在1538年，智利的海岸地区在1541年，也全部并入了西班牙的领土。除巴西之外，整个的拉丁美洲都处于西班牙的统治范围之内。
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发布《独立宣言》。该文书中写道：“他（指英国国王）在我们这里挑起内战，并且极力怂那些残暴无情、未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掠夺我们边境的居住者”，公然诋毁美国原住民是“残暴无情、未开化”的民族。美国政府和执政者对待美国原住民，实行白人优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对印第安人进行大屠杀，并试图通过“文化灭绝”消除这一族群。在美国第一次独立战争（1775年至1783年）、1812年战争（1812年至1815年）和南北战争（1861年至1865年）期间，美国执政者急于摆脱作为欧洲殖民主义经济附庸的种植园经济身份，扩充领土范围，将目标对准了印第安人手中大片的土地，发起了数千次对印第安部落的攻击，杀死印第安人的领袖、战士甚至平民，将印第安人的土地据为己有。1862年，美国颁发《宅地法》（Homestead Act）。该法规定，每个年龄达21岁的美国公民只需支付10美元登记费，就能在西部得到最多160英亩（约合64.75公顷）的土地。在土地的诱惑下，白人纷纷跑到印第安人所在地区展开肆意屠杀，印第安人死伤无数。许多印第安人村落一夜之间变成了死寂之地。在当地地方武装的协助下，美国联邦正规军采用分兵合击等策略，集中进行了1000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到18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印第安人的战斗任务。自殖民者踏上北美洲时起，就有计划地大规模捕杀美洲野牛，切断印第安人的食物和基本生活来源，导致他们因饥饿而批量死亡。
自美国于1776年宣布独立以来，美国政府先后进行了超过1500次攻击，打击印第安部落，杀害印第安人，夺取他们的土地。1814年，美国颁发法令，规定每交出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皮，美国政府将奖赏50-100美元。弗雷德里克·特纳在1893年发表的《边疆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性》中承认：“每一条边疆都是通过一系列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而得到的。”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也带来了加州大屠杀。首任加州州长彼得·伯内特提出要对美国原住民发起灭绝之战，州内要求灭绝印第安人的声音高涨。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加州，一个印第安人的颅骨或头皮能换5美元，而当时的日均工资是25美分。从1846年至1873年，加州印第安人口从15万降至3万。死于暴行的印第安人数不胜数。
在《野蛮的边界：从Jamestown殖民地到“伤膝”的美国-印第安战争中的暴行》一书中，业余历史学家William M. Osborn试图记录下美国边界最终形成前的每一场暴行，从第一次接触（1511年）到边界的确立（1890年），大约有9156人死于印第安人之手，约7193人死于白人手中。但是其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统计结果，现在最可信的数字是有21586名双方人员在1850-1890年间死亡、受伤和被俘。另有学者认为有45000名印第安人和19000名白人在这段时期被杀，这一数字包括了双方被杀害的妇女和儿童。其他的数据则从5000-50万不等。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双方在战争中的野蛮暴行，印第安人自己的残忍战争方式和美国人发动的摧毁式的军事行动。
美国于1803年从拿破仑·波拿巴手中购置路易斯安那州(即从密西西比河西岸到洛基山麓之间的广阔地区)后，随着疆土大幅向西扩张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在汤玛斯·杰佛逊的总统任内展开的。美国政府从开始正式建军那天起后，命令军队立刻向西进发。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讨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地方武装从事的这种残酷的屠杀和征讨，从1803年(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1811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
1830年，美国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标志着美国强制印第安人迁移的制度化。该法案更从法律上剥夺了印第安人部落在美国东部居住的权利，迫使约10万印第安人从南部故土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迁徙开始于炎热夏日，历经气温达到零下的冬天，每日徒步16英里，成千上万人因饥寒交迫、劳累过度或疾病瘟疫死于途中，印第安人口数量锐减，强迁之路化为“血泪之路”。拒绝迁移的部落则被美国政府发兵征服、暴力迫迁甚至屠杀。得克萨斯州加入美国前的1839年，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立刻撤离，否则毁其所有、灭其部落，导致大量不肯就范的切罗基人被枪杀。1863年，美国军队对纳瓦霍部落执行“焦土政策”，以烧其房屋、焚其庄稼、杀其家畜、毁其财产相胁迫，武装押送纳瓦霍人步行数百公里到新墨西哥州东部保留地，跟不上队伍的孕妇老人被直接枪杀。1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美国印第安人都被驱赶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政府把他们强制安排在原住民保留地内生活。《剑桥美国经济史》中写道：“由于美国政府对东部地区最后的印第安人进行了武力驱逐，因此，该地区只剩下极少数的作为单个国家公民的印第安人，或者在武力驱逐中躲藏起来的那些个别印第安人。”可悲的是，为了美化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常常将“西进运动”美化为美国人民对西部疆土的经济开发，宣称加速了美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美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却对野蛮屠杀美国原住民的行为只字不提。事实上，正是西进运动后，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洲文明被毁灭，印第安人作为人类几大人种之一，面临被整体灭绝的境地。
美国于1783年第一次独立战争结束后，白人试图同化印第安人的思想与行动，在美国史上可以追溯至很早，并且一直未曾中断。不过1870年代以前，印第安人部落基本上仍能保持其独立自治或名义上独立自治的地位。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开始并不把印第安人算作美国公民，而印第安人也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已是或将成为美国人，后者归属于各自的部落。美国建国之初视印第安部落为主权实体，主要依靠商签条约的方式与其进行土地、贸易、司法等问题交涉，偶尔与其发生战争。截至1840年，美国与各部落达成200多项条约，其中多数是在美国军事和政治压力下达成的不平等条约，充满欺瞒哄骗、威逼利诱，只对印第安部落具有约束力，是对印第安部落巧取豪夺的主要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绝大多数仍保留着名义上独立自治的政治地位，及与美国自由主义的主流社会迥然不同的以渔猎为主的群体性生产生活方式。在1871年国会在给内政部 （该部负责印第安人事务） 的拨款法案中加入一 条“ 附则 ”：“ 今后，美国境内所有印第安人民族 （Nations） 或部落，均不得被承认或认为是独立的民族（Nation）、部落或国家（Power），合众国不再与之以条约形式建立关系 。 ” 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印第安人的部落主权，同时也意味着此后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部落的关系，将由外交或准外交问题彻底变为内政或准内政问题。这可以说是美国将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正式上升为国家主要战略的开幕。此后60余年，虽然中间不免小有反复，但强制同化取代其他诸种政策，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印第安人问题的支配性思路与最重要措施 。
强制同化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消除印第安人原有的群体依托、族群身份及部落认同，并将其改造为单一个体的、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公民意识并认同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美国公民。首先，美国政府全面剥夺了印第安人部落的主权和自治权。托马斯·马歇尔最高法院的“监护论”将美国与印第安人部落的关系定义为国际法中保护国与同盟之间的关系，1885年，国会制定的《印第安人重法》(Indian Major Crimes Act)实际上推翻了马歇尔时代定义的印第安人部落独立司法权。这种做法在次年的“合众国诉卡加玛(United States v. Kagama)一案中，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它裁决国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使权力，以照拂被其监护的印第安人的福利。由此逐渐发展出一种国会对部落的“完全的立法权力”(Plenary Power of Legislation)，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一大原则。1898年《同化犯罪法》(Assimilative Crimes Act)正式规定印第安人要受所在州法律的支配结束了以前法理上只受联邦管辖的历史。这年6月的《科蒂斯法》(Curtis Act，1898)还废除了部落法庭，并禁止部落法适用于联邦法庭。随着部落立法权、司法权被剥夺尽，其主权、自治权已不复存在。
其次，美国政府想要通过土地分配的方式，摧毁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和部落。白人社会虽然把印第安人的部落围在一些保留地里，既有隔离也有同化的目的，但保留地还是有一定的或名义上的独立性，是部落和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支撑。到了188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强行同化印第安人，不再允许部落拥有“自己的”集体土地，继续过着“野蛮落后”的生活方式。1887年《道斯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就是对保留地和部落的致命打击。法案规定，把保留地的部落共有土地分给印第安人个人，剩下的土地卖给白人。这样做的战略意图不仅是破坏保留地，进而消灭依赖于其上的部落，还是让分到土地的印第安人适应定居的农业生活，接受“文明社会”的个人主义和私有制观念，变成一个完全放弃部落群体关系、按白人方式生活的美国人。为了更好实现同化，法案甚至还规定了一个25年的地托管期，防止印第安人拿到土地后就把它们卖掉。这样虽然在整个强制同化时期，美国政府从未明确规定印第安人部落退出历史舞台，但通过剥夺其主权和自治权，破坏保留地，仍然达到了兵不血刃的效果。
再次，美国政府还想要通过给印第安人美国公民身份，来让他们更彻底地个体化、“文明化”，即美国化。《道斯法案》就把美国公民身份和土地分配联系在一起。法案规定，印第安人分到的土地要经过25年的管制期，只有印第安人地接管者及其后裔能在白人社会里担负起地主的责任，或是被认为有资格成为公民，才能同时拥有份地的完全权利和美国公民身份。这个法案后来被1906年的《伯克法案》(Burke Act)所修改。后者赋予内政部长一种权力，可以提前结束25年的份地管制期，在此之前，分得地的印第安人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受美国的民法和刑法约束。这是为了加快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进一步削弱部落、推进同化而作出的新安排。1901年《五大文明部落公民权法案》(Five Civilized Tribes Citizenship Act)把被《道斯法案》排除在外的五大文明部落(约占美国印第安人口总数三分之一)也纳入了公民权授予范围。1907年随着俄克拉荷马州加入美国，该州所有其他印第安人也都成为了美国籍。1919年在美国境内所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务过的印第安人一律获得美国公民权。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自《道斯法案》实施以来的强制同化印第安人的政策已经失败了。
这时，在美国出现了一批以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 为首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革者，他们开始意识到强制同化政策不仅没有达到政府预期的效果，而且还破坏了印第安人的传统和文化。通过在美国印第安人保护协会的工作，科利尔及其支持者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当时印第安人社会状况的严重性，呼吁尽快终止《道斯法案》，保障印第安人的基本人权，结束政府的家长式统治，保护印第安人的传统与文化。这些社会改革者的呼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美国政府在1928年公布的《印第安管理中的问题》中承认，白人文明已极大地摧毁了印第安人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应该尊重印第安人的文化 ，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最后，国会于1924年赋予所有生长于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美国公民权。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总统后，他任命约翰·科利尔为印第安人事务专员，他立即开始改变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科利尔努力工作并积极推动，美国国会于1934年通过了《印第安人重组法》(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这个法案也被称为印第安人“新政”，它为美国印第安人政策重新制定了一个框架，旨在纠正《道斯法案》及其后续的一些补充法所造成的强制同化印第安人的后果。这个法案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承认印第安人社会与美国主流社会在文化上有具体的差异，认为印第安人不需要改变这种差异；规定归还一部分被剥夺的印第安人土地，并提出了一些措施来归还更多的土地；肯定了保留地存在的重要性，重新宣布印第安人有管理自己领域事务和经济活动的权力；发展印第安人教育的目标应是“促进对印第安人文明、艺术、工艺、技术和传统的研究”。在科利尔的督促下，美国国会于1935年授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委员会，以促进印第安人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在科利尔担任印第安人事务专员的时期(1933-1944年) 内，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的土地流失现象第一次被遏止并得以改变，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的土地总面积从大约4800万英亩增加到5100万英亩；95个部落制定了各自部落的法律，大多数部落组建了专门机构以管理商业事务。在科利尔任内，联邦政府共给印第安部落投资1200万美元，推动了印第安人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如印第安人的肉牛饲养增加了105% ，其出产的动物产品增加了23倍，其农业总收入从185万美元上升为4900万美元。
美国政府还想要通过给印第安人美国公民身份，来让他们摆脱保留地的束缚。许多美国人认为保留地是集中营的一种形式，印第安人应该融入美国社会。而在战争期间，有至少2. 5万名印第安人参军服役，印第安人在战争中的表现使一些美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有了在主流社会中生活的能力，呼吁联邦政府结束对印第安人的“托管”，让他们成为完全的美国公民。更重要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农场主、伐木场主和牧场主又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有了贪婪的目光。而这时联邦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却没有改善保留地社会状况，部落议会与印第安人事务署及地方政府间也有很多矛盾，这使得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废除《印第安人重组法》，取消印第安部落政府，停止联邦政府在社会、教育和经济等方面向部落提供的服务，并不再承担“托管”部落土地和财产的职责。1950年，二战期间曾负责向内地疏散日本人的战时重新安置局主任狄龙·S·迈尔(Dillon·S·Myer) 就任印第安人事务专员。他就任后沿用战时对日本人的安置办法，立即开始终止联邦政府对部落的帮助，并把这些部落置于州一级政府的管理之下。同时，他也开始实施“重新安置计划”，引导印第安人到保留地以外的地方去工作。
《108号两院共同决议》(House Concurrent Resolution 108)是美国第83届国会于1953年通过的一项决议，它正式同意了迈尔的工作方案，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终止政策”(Termination Policy)的方案。该政策取消了印第安人在美国享有的特殊待遇，废止保留地制度，解散部落组织，终结与联邦政府的“托管”关系，撤销联邦政府为印第安人提供的特殊保障和服务，并期待印第安人分散到白人社会中去自力更生。在“解放印第安人”的名义下，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又一次以“开发”印第安人土地为目标。1952-1956年期间，美国政府将160万英亩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出售给白人，“新政”时期建立的用于帮助印第安人购买土地的贷款周转基金也被停用了。1954-1960年期间，联邦政府停止了对印第安部落的福利援助。印第安人事务署官员认为唯一能够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方法是让他们搬到城市。许多印第安人在拿到一点点重新安置费之后离开了保留地，成为了城市中的贫困群体。到20世纪60年代“终止政策”结束时，有些观察家指出，土著美国人在现代所遭受的灾难并不比他们在19世纪所经历的苦难轻微。
1968年3月6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一份名为《被遗忘的美国人》的特别报告中，宣布废止“终止政策”，呼吁政府支持印第安人，并将印第安人自决作为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新政策目标。在他的推动下，国会专门设立了印第安人经济机会办公室，负责执行“印第安人社区行动计划”。该机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印第安人社区的建设、培训印第安人和建立专门负责印第安人的教育、卫生健康等方面事务的辅助机构，以便从全面上提高印第安人的经济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从此以后，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向“自决”(Self-Determination) 方向发展。 1970年，尼克松政府公布了新印第安人政策，认为“印第安人的自决是有效促进印第安人增强自治意识，而不削弱其部落意识的唯一方法，我们国家新的印第安人政策的目标就是鼓励印第安人民的这种自治意识。我们必须向每一个印第安人保证他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不会被迫与其部落团体分开；我们必须明确印第安人能够成为联邦管辖之下独立自主的人，而不会失去联邦的关心与资助”。根据印第安人自决这一主导思想，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印第安人的法律（见下表）。这些法律继续保持了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土地和资源的“托管”职责，同时也肯定了部落政府的自我管理职能。 但随后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却出现了一些变化。里根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减少印第安人对联邦计划的依赖，让地方政府和印第安人个体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联邦政府逐渐减少了对保留地的财政资助和对印第安人的福利帮助，与印第安人相关的由联邦政府投资的项目的经费都被大幅度缩减。从本质上说 ，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财政减少是50年代“终止政策”的延续，它是在里根政府的“新联邦主义”的外衣下被伪装成了“自决”的“终止”。
威廉·克林顿成为总统后，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又重新回到“自决”的方向上。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印第安人自决的法规（见下表）。这些法规使印第安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保护。而且，20世纪末，印第安人在收养、抚养印第安儿童和保持其宗教信仰方面享有了特殊的权利；通过立法和谈判 ，印第安人与白人在水资源、土地、捕猎等问题上的权利纠纷逐渐得到解决，印第安人的民间工艺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同时，在联邦政府一再公开支持印第安人实行自决的推动下，部落政府在印第安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印第安人个体化、城市化趋势的日益加强使印第安人事务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21世纪以来拉丁美洲飞速发展、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变革历程。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民众运动高潮迭起，甚至以和平方式成功推翻了国家政府。在此过程中，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议程与总体政局出现了鲜明的改变。强有力的反资本主义和反体系运动得以形成和巩固，在拉丁美洲大陆的多个地方，真正建立起不受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自治空间与领土，尽管资本主义仍然主导着当今世界。拉丁美洲异常的政治活力主要得益于广泛而有力的新型反体系运动在其政治内部的扩散。在拉丁美洲广泛而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和反体系运动中，印第安人运动的作用尤为突出。它有别于且独立于农民运动，在其崭露头角的短短几十年里，已经居于当代反体系斗争的中心位置。如果回顾拉丁美洲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印第安人运动在近年来的社会斗争和抗议运动中均居于中心与主导地位。
智利的马普切印第安人运动，尽管规模不大，但近年来却在本国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中心作用。虽然马普切人仅占智利总人口的9%，但其组织的运动却从1990年至今，始终是历届智利政府头疼的问题，既困扰了智利中左派政党联盟政府，也困扰着极右政府。马普切印第安人运动揭露了智利社会党所谓“进步主义”的虚伪性，以及这些政府深厚的种族主义排外倾向。因此，智利政府一直指控马普切印第安人运动是犯罪行为，按严苛荒谬的反恐法对其进行起诉，并多次囚禁其主要社会领袖。马普切印第安人运动，包括像阿劳科-马列科协调者 (CAM) 这样的激进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坚持捍卫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实现智利深刻变革的理想。
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运动则于1990年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起义”，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并于之后集中参与了多次民众运动，分别于1997年、2000年和2005年迫使阿夫达拉·布卡拉姆 (AbdaláBucaram) 、哈米尔·马瓦德 (Jamil Mahuad) 和卢西奥·古铁雷斯 (Lucio Gutiérrez) 政府下台。毫无疑问，正是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 (CONAIE) 组织的这场印第安人运动，以其影响力和主导作用为拉斐尔·科雷亚 (Rafael Correa) 政府上台创造了条件，使后者得以在2007—2017年间主政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起初言辞激进，甚至表示该国像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一样，正在发展“21世纪社会主义”。然而后来其态度出现转变，采取更加温和也更切实际的方针，称厄瓜多尔正在进行的只是一场“公民革命”。实际上，科雷亚政府仅仅是一个政治上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政府，其在经济上表现出鲜明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特点，积极维护和促进厄瓜多尔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印第安人民和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的压力下，科雷亚政府作出了一些重要改变，承认厄瓜多尔是一个多民族、跨文化的国家。这意味着该国15个印第安民族和他们的文化至少在理论上得到了承认。然而，一旦政权巩固之后，科雷亚便开始反对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在司法上迫害其领导人，嘲讽本国印第安人是极少数民族，尽管官方数据显示，印第安人口在国内总人口中占8%~10%左右 (由于政治原因，官方数据远低于实际人数) 。对此，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中最激进的派别表示，未来要按照彻底反对资本主义的逻辑，组织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起义”。
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运动中，他们领导了2000年“水之战”、2003年“天然气之战”等重要的斗争，以和平但激烈的方式开展民众运动，迫使乌戈·班塞尔 (Hugo Bánzer) 、贡萨洛·德洛萨达 (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 和卡洛斯·梅萨 (Carlos Mesa) 三届政府倒台，为埃沃·莫拉莱斯 (Evo Morales) 掌权开辟了道路。莫拉莱斯上台后同样宣称自己是反殖民主义、进步的左翼政府，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镇压印第安人运动，正如2011年印第安人抗议穿越伊西博罗原住民保护地国家公园 (TIPNIS) 的修路计划。虽然该计划因为印第安人初期的胜利而短暂停滞，但是后来却以更大力度继续推进。除此之外，莫拉莱斯政府还镇压了激进的社会运动，因为他们多次批评政府，反对政府的决策。这些带有新发展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政策，完全是亲资本主义的，只有玻利维亚民族资产阶级，而非本国的民众阶层，才能从中获益。 事实上，玻利维亚一部分印第安人运动已被莫拉莱斯的温和亲资本主义政府绑架。莫拉莱斯本人反对玻利维亚的法律，决定参加2019年大选，以谋求无限次连选连任。
帕恰库蒂印第安人运动由费利佩·基斯佩 (Felipe Quispe) 领导，以及埃尔阿尔托市偏左派的印第安人运动，仍将继续组织战斗，捍卫纯粹的反资本主义和反体系的理想。最近25年间，新萨帕塔主义印第安人反抗运动不仅在墨西哥，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1994年1月1日突然猛烈的闯入墨西哥政坛之后，新萨帕塔主义迅速成为全球反体系运动的标杆和模范。一方面是因为它逆转了自20世纪柏林墙倒塌和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经验崩溃后对全球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和致命打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彻底改变了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民的处境，使他们重新找回了自信，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和未来的潜力。墨西哥新萨帕塔主义不仅让一直以来被遗忘、被边缘化、被忽略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在本国有了发声的机会，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而且为整个拉美地区的印第安人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让他们从保守的边缘地带走向了进攻的中心位置，并且彰显出另一个事实，即他们实际上代表着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方式，或者说是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在当前资本主义经历终极危机的情况下，成为对现代化的威胁性挑战，也是另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推动全人类发展进步的选择。此外还有秘鲁、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的印第安人运动，虽然他们在组织和成熟度上不尽相同，但都是近年来各国政治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玛雅文明是三大文明中最发达、最具影响力的文明，也是美洲大陆上唯一的一支有文字记载的的民族。玛雅文明是美洲古印第安文明的典范，以印第安玛雅人而得名。美国考古学家将玛雅文明划分为前古典期、古典时期、后古典期，它们生活在公元前1500年至16世纪。
前古典期（公元前1500年-公元292年）又被称作“形成期”，玛雅文明的历法、文字、城市的兴建均形成于该时期。玛雅人最先居住在墨西哥湾的维拉克鲁斯附近，过着以采集为生的原始游牧生活，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向东南迁徙，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向阶级社会过度。
古典时期（公元292年-900年）是其全盛时期，玛雅文明亦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玛雅石碑（命名为Stele 29) 是在公元292年立的，它标志着玛雅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也是玛雅文明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开端。这一时期社会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同时也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再往下依次是贵族、祭司、官吏、商人，最底层的是农民、猎人和工匠。根据记载，玛雅鼎盛时期，当时曾有大大小小的 200 座城邦制国家，不同的玛雅部落建立大城市一百多个，19座中等城市，人口达到1400万，其中最大的城市蒂卡尔人口大约有10万-20万。市场经济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各种日用品，可可豆成为固定的货币。城内已有了对外通商的迹象，市区道路与运河相通，设有特别的旅店，为过往的商人提供住宿，贸易范围甚至延伸到南美洲哥伦比亚。各个城邦之间都经历了规模不小的战争，有些城市也经历了很大的盛衰更替。
后古典期（公元900年-1527年）时，玛雅文明已经逐渐衰弱，最后为西班牙帝国所灭。玛雅帝国在9世纪时迅速衰败。玛雅人在公元889年放弃了用石板记录历史的习俗。原来的城市被废弃，逐渐被森林掩埋。11 世纪，来自墨西哥高原南下的托尔蒂克人（Toltec） 与玛雅人融合，并在尤卡坦半岛上建立了城邦，这致使原本衰败的玛雅文明得以复兴，并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527年，西班牙的侵略者抵达了这里，玛雅城邦之间的战争也再次爆发，致使土地荒芜，又有瘟疫流行，玛雅文明再次衰落。
玛雅人主要分布于中美洲的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及巴西境内。玛雅时代归属于奴隶时代，然而玛雅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创造了诸多文明，如宗教文化、 建筑艺术、天文历法、数学的二十进制等。 玛雅文化源远流长，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对于生产力低下的玛雅人如何建造金字塔，至今无法解释。 玛雅人的历法预言，所谓的“太阳纪”，直到今天，仍然有大量的研究者对此感兴趣。21世纪初，玛雅人约有700万，在墨西哥南部和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继续着更传统的习俗，玛雅语是他们的主流语言。当代玛雅人大多数生活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州、坎佩切州、金塔纳罗奥州、塔巴斯科州和恰帕斯州，和中美洲国家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西部和萨尔瓦多。
阿兹特克人（Aztec）又译阿兹台克人，阿兹特卡人，他们是墨西哥人口最多的印第安部落。总部位于墨西哥特诺奇，所以也被称为墨西哥人。阿兹特克人是好战分子，他们占据了墨西哥的中北部。大部分位于莫雷洛斯，韦拉克鲁斯，格雷罗等州。属蒙古人种美洲支，使用纳瓦特尔语。他们的早期历史尚不清楚，但是很明显，他们来自北部，大约在12到13世纪，他们征服了托尔蒂克并使邻近的很多部族投降。在美洲殖民时代，阿兹特克人的数量已经无法确切地计算了，但他们的社会应该有数百万之多。他们的主要中心是特诺奇提特兰城（Tenochtitlán，今墨西哥城）。相传该城原先有6万多户，按每家5至10人来算，人口在30-60多万，在当时已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城。根据美国人种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观点，阿兹特克人是处在野蛮时期的中级阶段的，土地基本归公共所有。各部落的最高会议将土地分配给各氏族，再将土地分配给各家庭，以便各自从事农业活动。首领和僧侣们的土地，大部分则是集体耕种的。西班牙人到来的时候，这种基本的土地公有制度已经被破坏了。酋长和僧侣阶级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或多或少地占领了许多土地，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财产。但是对于这种土地公有制的侵犯，曾有过很强烈的氏族反抗倾向。劳动者虽然理应在土地上拥有巨大的权利，但是他们却受它的约束。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没有土地的劳动者，这些人在统治阶级的私有或半私有土地上劳作。也有不少“奴隶”，大多都是战俘、罪犯以及被迫卖身为奴的人们。经常会有一些集市，这里的工匠和农民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那时已经有以可可、锡和金沙为本位的初步货币制度。
印加人（Inca），或译印卡人，南美洲古代印第安人，使用克丘亚语。“印加”（Inca）的意思是“太阳之子”。他们的统治者被称作“印加”，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和他们接触的期间，错误的把他们统治者的称号来称呼这个部族，因此，印加人这个名字就延续了下来。西班牙人殖民扩张的时代，领土从哥伦比亚到智利的中部，绵延3000英里，并从太平洋向东扩展到亚马孙河丛林。因为印加人在战争中的成功，因此有时候人们把他们叫做“新世界的罗马人”，印加拥有一支20万人的强大军队，在西班牙入侵之时，他们正在借征服其他的部落迅速伸张其统治的过程中。他们的人口大约达到了1000万。印加首都位于秘鲁的古斯各，海拔在10000到15000英尺之间，位于安德斯山诸国的高原之上。类似于阿兹特克，印加也是一个较为年轻的民族，大约在西班牙人抵达前500年出现。印加的土地制度就是公有制，与阿兹特克人的基本相同，但是也存在着几个重要的差异。土地分为三份：一份归太阳，一份归印加，即统治者，一份归平民。这三份土地都是集体耕种的。首先耕的是太阳的土地（僧侣的土地），然后是病人、老人、寡妇的土地，然后是平民的土地，最后是印加的土地。土地私有制在秘鲁并没有发展到墨西哥的水平。印加人无马无牛无羊无猪。但是，他们却可以使他们的农业达到和欧洲当时一样的水平。他们会利用肥沃的肥料，而他们那庞大的水利设施，以及山坡上的梯田，堪称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工程。玉米和马铃薯是印加人的主要食物。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上，每一个人出生时，都被分配到了一块可以耕种终生的土地。人们分为几个小集团，每一个小集团又有10个，50个，甚至100个，1000个家族。每个集团有一名统帅，主要负责队员各项活动及福利事宜。统治阶层过着奢华的生活。不过，和墨西哥不同，他们并没有奴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是低下的，但是并不存在真正的贫穷。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印第安人主要外部特征（黑头发、黄皮肤、宽面庞）属于蒙古人种；根据林被甸教授的文章又进一步表明与中国人基因同源。印第安人身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号，就像中国很多人在刚出生的时候，臀部上有块青色的斑，叫做“蒙古斑”，这是蒙古人种所独有的，而印第安人的新生儿也有。因此，种种迹象表明，印第安人与中国人同属于蒙古人种，他们是亚洲同种先民的后代子孙。整合已报道的世界现代人群和古脱氧核糖核酸大数据的系统分析表明，作为晚更新世的“中国南方人”，“蒙自人”与最早的美洲原住民存在深度的古老祖源遗传联系。研究发现，从南方的云南马鹿洞到北方的黑龙江省流域，约1.6-1.4万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群共享的一种遗传背景格局，这种遗传背景是晚更新世美洲最早定居者的东亚源头，也是美洲原住民最主要的遗传成分。研究者据此推测，早期东亚人群可能存在一条沿海岸线从南向北迁徙的路线，最终部分人群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
自印第安人踏足北美以来，其数量就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白令陆桥时期，究竟有多少古老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猎物一起来到了北美，这一点，专家们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由于获得粮食的困难，起初人类的密度会非常小，大约每100平方英里可能仅有1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北美洲的人口总数不会超过10万人。
印第安人在进入阿基亚克时期（Archaic Period，约公元前8000年）。这段时间里，印第安人逐渐从以狩猎大型动物为主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随著温度的升高与第四纪冰川的消融，草地增多，食物资源丰富。所以，印第安人的食品资源趋向于多样化。由于粮食越来越多，印第安人的人口也在逐步增长，很可能达到每百平方英里10人。
印第安人在进入伍德兰时期（Woodland Period，约公元前1000年），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定居农耕。农业的发展，不但使印第安人民有了稳定的粮食，也使他们的人口不断增长。如果有足够的粮食，那么一个部落20年内人口就能翻倍（正常情况下，人口的自然人口出生率会达到每年65‰）。如果这个数字继续增加下去，那么印第安人的数量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这种情况并未真正发生。
殖民时期，在北美东部的农业地区，人口密度大约在每十平方英里5人；北美西部的太平洋海岸拥有最密集的人群，加利福尼亚州人口密度为每十平方英里超过5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达到10人；中部草原上的居民密度相对来说较小，每十平方英里仅为2-3人，或者更少一些。所以，北美印第安人的人数在两边高，而在中部却很低。尽管总的趋势是印第安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他们未必就能持续这种增长。一旦发生瘟疫，大规模的战争，以及粮食的匮乏，人口会在一段时期内减少。
16世纪初期，天花从西班牙人那里传播到北美，随着白人的入侵和毛皮交易，这种疾病也向内陆蔓延。1781年，天花侵袭了普韦布洛人的村庄，然后扩散到密苏里河流域，对当地的印第安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1780-1782年的天花流行期间，密苏里河两岸居住的印第安人损失了1/3-1/2的人口。曼丹人、阿里卡拉人和希达萨人的部落在此前有1.9万人，而到1804年克拉克探险时，只剩下6000人。哈特河和奈夫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原来有一万人，但在疾病之后，他们只能聚居在奈夫河附近的一个小村落。据估计，西北平原印第安人有2/3的人死于这场疾病。除了1780-1782年这次流行外，1837年在整个草原肆虐的天花更是让许多西部部落濒临灭绝。曼丹人在1837年还有1500-1600人，但在瘟疫之后只有125-145人，几乎消失了。黑脚人有3/4、阿西比尼亚人和阿里卡拉人有1/2、波尼人有1/4，总共有1.7万名印第安人死于这次瘟疫。草原印第安人的总数从1780年的约14.2万降到了1890年的5.3万。有学者认为，天花等传染病导致了北美土著人80%的死亡率，即使是最保守的估算也在65%以上。
美洲土著人口的数量，不仅取决于计算方法，还受到时代背景、观点立场和动机目的等因素的影响。19世纪末，美国社会普遍对印第安人的前途持有消极态度，因此对印第安人口的估计也偏向于低估。1894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报告称，在白人到来之前，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不超过50万人”。1910年，美国史密森学会的人类学家穆尼（James Mooney）综合考察了北美印第安各主要部落，得出其总人口为114.8万人。1928年，他又将这一数字修正为115.3万人。1939年，人类学家克鲁伯（Alfred Kroeber）则认为17世纪或18世纪以后白人到来前北美西部某些部落的人口数量大约为84万人。穆尼和克鲁伯对北美印第安人口的估计一直被视为最可靠的数字。史密森学会的另一位学者尤布雷克（Douglas Ubelaker）对穆尼的数字进行了重新估计，认为北美印第安人应该有217万人。1988年，他又把这一数字降低到189.4万。
1966年，考古学家多宾斯（Henry Dobyns）根据他对美洲印第安死亡率的研究，估算出1492年美洲土著人口大约为9000万-1.13亿，而墨西哥以北地区的土著人口为980万-1225万。1983年，他根据新的研究，进一步把北美土著人口的数量提高到1800万。多宾斯之所以做出如此高的人口估算，主要原因在于他所依据的北美印第安人口最低点的基数偏大，对疾病致死率的估计也偏高。此外，他在1983年的上述研究中，借鉴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相关理论，利用单位面积的人口承载率，估算白人到来之前的北美土著人口数量，从而得出了1800万这一惊人数字。
1976年，德内文（William M. Denevan）认为，美洲土著人口总数以5730万为基点，上下浮动25%，即4300万-7200万，其中，北美人口总数大约为440万人。1987年，索恩顿（Russell Thornton）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认为白人到来之时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有7200万人左右，其中北美大陆约为700万人。
根据美国一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根据史料重新推算，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美国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在3000万至l亿之间。据美国官方统计，到在20 世纪70年代，美国被迫分散聚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还剩下不到80万人。但到1800年数量锐减为60万人。另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显示，1900年美国原住民数量为史上最低，仅为23.7万人。其中，裴奎特、莫西干、马萨诸塞州等十余个部落完全灭绝。自1800年至1900年间，美国印第安人数量减少超过一半以上，占美国总人口数量比例也从10.15％下降至0.31％。整个十九世纪，在美国人口每隔10年就有20％-30％的增长时，印第安人数量却经历了断崖式减少。目前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州原住民的人口数量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3％而国土面积小得多的墨西哥还有1000多万。
北美洲的人口主要是欧洲移民的后代或混血人种，而北美印第安土著则因为印第安人大屠杀、西进运动而数量稀少。南美洲各国的人口构成主要取决于洲际间人口迁移的情况，即移民的来源和数量，也取决于种族融合的程度。历史上的印第安人文化中心，如秘鲁、玻利维亚，居民仍以印第安人为多数；拉丁美洲印第安人人口数量估计在3500万-4000万左右，约占拉美、加勒比地区总人口的8%，其分布状况如下表。 一般认为，关于印第安人人口的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原因不仅在于印第安人人口普查存在许多客观困难，而且还在于各国普查所采用的方法不一致，有的是根据人们使用何种语言来确定其印第安人身份，有的是根据人们自报种族身份来确定等等。也由于这类原因，一些国家出现普查数字与估计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拉美现有的3000多万印第安人又分为约400个不同的种族部落，各自都有自己的语言、社会组织、宇宙观、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生活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模式。例如 ，在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平原或丛林地区有数十万印第安人仍以渔猎、采为生；在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则存在着规模相当可观的安第斯高原印第安人农业社会；智利的近百万印第安人中约有80%左右已经移居到城市；在利马、拉巴斯、墨西哥城等大都市形成了规模很大的印第安人聚居区。
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分三批从亚洲迁移到美洲的，他们的语言也随之分化为三大语系：阿美利语族(Amerind family)、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Eskimo - Aleut family)以及纳-丁语族(Na-Dene family)。现在说这三种语系语言的印第安人，都是从不同的时期和地点来到美洲的。由于迁徙的人数和范围各不相同，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墨西哥国内的本土语言呈现出马赛克(Linguistic Mosaic)式的分布格局，不同类型的语言长期共存。纳瓦特尔语和玛雅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两种本土语言。纳瓦特尔语是典型的粘着性(Agglutinative Language) 语言，而玛雅语是典型的作格性(Ergative Language) 语言。随着西班牙语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本土语言的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困难，原住民族群中的语言转换(Language Shift) 现象呈直线上升趋势。
墨西哥是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发源地，墨西哥国内的原住民根据语言标准分为56个不同的部落，共有100多种方言，其中人数最多的前五名是阿兹特克族、玛雅族、萨波特科族、米斯特科族和奥托米族。自从西班牙人登上墨西哥的土地，原住民就遭受了残酷的杀戮，辉煌的古代文明也随之消失。原住民在墨西哥是少数群体，人口分布不密集。纳瓦特尔语(Nahuatl)是承载了数千年文明的一种语言，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它是原住民各部落之间的通用语，但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削弱了它的通用性，西班牙语逐渐成为主导语言。
玛雅人的生活与宗教文化密不可分。玛雅宗教是多神教。在众多神灵中， 只有少数的神灵拥有永恒的神力，其他神灵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其中，“太阳神”被认为是上帝的化身，为众神之王，占据重要地位。玛雅帝国之所以疯狂地消灭其他小部落，献上“人祭”，主要是因为农作物收成不佳，玛雅帝国无法养活过多人口。祭司将这一自然现象解释为“太阳神”发怒了，是造成旱灾、作物收成不佳的主要原因。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祭”。只有“太阳神” 喝饱了“人血”，天才会下雨。除了“太阳神”之外，玛雅文化中还有其他的神明，如库库尔坎神和黑战神。库库尔坎神是玛雅语表达，即羽蛇神。玛雅文化中， 羽蛇神通常被描绘成一条长满羽毛的蛇。他掌管着星辰、玉米的生长，还象征死亡和新生，是祭司的保护神。
阿兹特克人习惯用心脏和血液来祭神。根据阿兹特克神话和一位西班牙神父的记录，祭祀时作为供品的活人， 通常是抓来的俘虏，被平躺压在高50厘米的杀牲石上，头与手脚由五个祭司固定。此外，有一个祭司手持黑曜石刀，刺入活人的胸膛，并用手探入裂开的胸膛取出心脏，然后举着心脏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意味着奉献给太阳神和雨神特拉洛克。阿兹特克人的周围还有很多敌对部落，为了威慑敌人和平息叛乱部落，他们经常发动战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阿兹特克人为了自身的繁荣昌盛需要不断的向神献祭，而人祭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俘，要想获得战俘就需要不断发动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阿兹特克人的血腥祭祀和频繁的战争树立了众多敌人，才让西班牙人有机可趁，联合敌对部落灭亡了阿兹特克帝国。
印加以前的多神崇拜，涉及到自己祖先的崇拜，以及对各种精灵、巫术的崇拜。在安第斯山区的恰文·万塔为中心的恰文文化 （约公元前1200 年-公元前400年），十九世纪后期进行了发掘，在陶器、石壁和织物上发现有样子凶恶的美洲虎的形象，表明崇拜这种虎神。在秘鲁南部沿海的帕拉斯加，存在一种帕拉斯加文化（约公元前700年-公元100年前后），1925年发掘了一些墓葬，发现织物上有猫形的神像。秘鲁南部的纳加斯文化（约公元100 年-公元800年）有崇拜死者的习惯。此外，也像恰文和帕拉加斯文化那样，崇拜猫形神。莫奇卡文化 （约公元前100年-公元900年） 和奇穆文化（约公元1000年-1461年）分布在特鲁吉罗（秘鲁）南北的沿海谷地，崇拜月神"夕"。由于当地各部落共同崇拜月神，因之，在后来的印加帝国时代（印加入崇拜太阳），沿海各部落在政治及宗教方面有一致行动的趋势。在莫奇卡人和奇穆人之中，太阳神仅居次要的地位。为月神建造的寺庙及殿堂称"夕安"，多在沿海一带。从当地的遗址及其他一些证据判断，在此类寺庙里常以小孩做牺牲。由于接近沿海，也崇拜海洋。用白玉米及其他一些东西祭祀。海中礁石也是崇拜的对象。每个奇穆人或莫奇卡人都自信有一个保护的幽灵来保护他们。死者被细心地埋葬。看来，他们可能相信来世和今生是一样的。
美洲的印第安人通常都是精通的农业者，但是他们没有犁，因此他们的农业只是一种锄农业。正如约翰·柯里尔所说：印第安人把二十多种生在美洲的野生植物培育成为主要的作物，而白人在美洲四百六十年间连一种也没培育出来。今天美国的农业财富约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玉米、花生、马铃薯、烟草等的种植，这些作物原先都是由印第安人培育起来的。印第安人在农业生产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品种的多样而不在于技术的先进，美洲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直接导致了前哥伦布时期美洲大陆长期处于原始农业状态，故步自封，落后于世界的发展。
玛雅帝国的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古典时期普遍采用原始的米尔帕耕作法，种植业已替代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玉米已成为玛雅帝国的主要食物来源。玛雅帝国的平民除了种植玉米之外，还种植南瓜、甘薯、可可、豆子等农作物。滥伐森林、过度开垦是导致玛雅帝国生存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玛雅人采取米尔帕耕作法，即最原始的刀耕火种法来种植玉米。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玛雅人破坏大片丛林，破坏后的草木就地晾干，然后点火烧毁。烧毁后的草木灰可以当作天然肥料，确保在雨季到来前耕种。每耕种一次，休耕1-3年，等草木繁茂后，再次放火耕种，如此循环。这种耕种方法导致大量的原始丛林遭遇破坏，土壤高度酸碱化，水土流失严重。阿兹特克人发明了较为先进的“浮动园地”式耕作方法，即选择一块较为平静、开阔的湖面，利用由湖底生长而露出湖面的湖草，在湖草上面铺设肥沃的湖边土壤，这样就形成了由浮在湖面上的一块块“土毯”所组成的种植园，需要时可以再次铺土，由于土壤肥沃，水分充足，浮动园地”的产量较高，但受到降雨、风力、虫害等因素影响较大。阿兹蒂克人的科学食曾把一千二百种植物加以分类，也分出许多种类的蛇、虫和矿物。印加人的农业生产水平在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最发达，他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施肥和灌溉技术，利用鸟粪施肥，修建梯田和大面积的远程灌溉工程，以农村公社制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制度，公社成员集体从事农业生产，这一切保证了印加人能够在中美洲地区建立起强盛的农业帝国。
从北萨斯喀彻温河谷到黄石河之间的北美西北平原是一片非常独特的区域，这里曾在19世纪被称为美洲大沙漠和派勒泽干旱三角区。其实，这里是平原野牛和林区野牛的生存交界地带，同时也是众多印第安部落的栖息之地。长期以来，黑脚人、克里人、肖肖尼人、皮金人、克劳人等诸多印第安部落围绕野牛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在畜牧业方面美洲印第安人也有了初步发展。印第安人很早就懂得如何驯化野生动物。玛雅人在生活实践中逐步懂得了驯养猪、狗、羊一类的小家畜和火鸡、鸭、鸽、鹅一类的小家禽，并知道如何驯养蜜蜂，采集蜂蜜。但总体而论，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畜牧业处于原始状态下。“按照一般的经济类型来分，印第安人可分为农业人口、渔猎人口、和采集人口”，又可分为“采集、采集兼营渔猎、狩猎、粗放农耕、集约农耕”五种。由此可见，当时并没有专门从事畜牧业者。虽然在印第安时期的美洲大陆上生存有许多动物，但畜养家畜家禽只是作为个别现象出现，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畜牧业经济。印第安游牧部落虽然也有以驯马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但这并不是因为生活上对肉品的需要，也不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游牧、交通、战争的需要，因此养马规模都不是很大。有的印第安部落饲养羊驼和狗，只是为了帮助运输一些轻的东西。至于印第安人食用的肉类需求，则是由专门从事狩猎的人满足的，大平原上的野牛、鸵鸟以及太平洋沿岸的鱼类等已经能够满足印第安人的肉类需求，还有人专门从事狩猎后的动物皮毛的处理。当时有很多印第安部落以游猎经济为主，以种植业经济为辅，几乎没有出现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部落。到了17世纪初，欧洲殖民者要解决美洲殖民地缺少大型牲畜的困难，还不得不从欧洲本土运来牲畜。
玛雅古典期时代社会结构既简单又复杂。对于小部落而言，主要是族长制。族长决定一切日常生活事务及对外作战。族长身份可以继承，部落成员之间地位和身份平等，均服从族长。族长是部落德高望重者，集部落智慧、 英勇于一身。他带领族人共同狩猎，食物平均分配给部落成员。然而对于玛雅帝国内部而言，社会结构却要复杂的多。玛雅帝国内部阶层划分明确，呈金字塔状。国王、贵族和祭司属于统治阶级。国王，即大酋长，拥有宗教和世俗方面的最高统治权，通过世袭来继承统治地位。贵族阶层拥有特权与祭司阶层共享最高统治权。祭司是玛雅社会的核心阶层，通晓天文历法，掌管宗教礼仪，负责重大宗教活动，制定农事日期，在玛雅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武士阶层。武士属于特殊 阶层，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武士阶层对内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外保护进行扩张、掠夺和奴役弱小部落和种族，获取充足生存资源。他们将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他们认为人死后会融入大自然，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武士作战异常勇猛，备受社会各阶层的尊重；再次，工匠和平民处于社会下层。工匠们精通修建、 纺织、染色、雕刻等各种工艺，平民则主要从事生产劳动和种植；奴隶则处于社会最底层，主要来源于战俘、罪犯和负债者。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可以随意买卖。
阿兹特克帝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由一个由武士和祭司构成的统治阶层和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控制。他们似乎对同化属民或提高生产力没有兴趣。各种贡品——金子、棉花、绿松石、羽毛、香料，以及大量的食物——被运往特诺奇蒂特兰。许多战俘也被带到这里，在大神庙前被献祭。他们的心脏被割下，作为对阿兹特克太阳神的敬意，尸体则被扔在台阶下面。阿兹特克帝国是一个粗暴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残酷和低普及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显示了一个基于早期新石器时代技术的城市革命的局限性。剥削程度，以及维持它所需的恐怖，与其可用剩余不足相匹配。阿兹特克帝国的暴力和其属民的贫困，是一个简单矛盾的两个方面。
印加帝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军事独裁，有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以及一个试图管理每个属民日常生活的行政官僚系统。帝国的中心是巨型的纪念建筑群，例如位于库斯科的首都，保卫它的位于沙克沙华孟的要塞，以及位于马丘比丘的仪式中心。印加人统治了一个大约3200公里长、515公里宽的地区，由一个沿海平原、高原和密林的混合体构成。他们建造了一个道路网，总长约4万公里，包括许多的隧道、桥梁和堤坝，并在一天行程的间隔内有官方客栈。
印第安人的节日非常丰富，这与古代印第安人宗教仪式非常复杂多样有关。印第安人信奉万物有灵的图腾崇拜，各部落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图腾敬奉的宗教仪式，一些仪式经过传承演变就成为至今仍然迷人的非常特别奇特的节日。印第安人的节庆多与宗教节日结合在一起，如墨西哥的亡灵节、秘鲁印第安人的太阳祭等，同时印第安人还保留了一些自己独有的节日，如巴西印第安人的穿耳节、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降魔节等。许多印第安人的节日到今天仍只是本民族自己的节日，但是有一些节日如今已成了当地人民共同的节日。
墨西哥每年11月1日-2日的不死生物节，是“文化混血”的典范。15-16世纪，西班牙人来到美洲，将印第安原住民的亡灵节与天主教的诸圣节等逐渐融合，形成了现在的亡灵节。按照古代印第安人的说法，死者离开世界后会进入宇宙“天际”的无限循环之中。在墨西哥人的观念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生命周期的一环，即使人死去，他仍然活在群体的记忆与精神中。在亡灵节这天，死者会从地下世界复活，回到人间与亲人团聚；亲人们也会以最欢乐的心情迎接他的到来，共度亲密相聚时刻。人们还在墓地通往小镇的路途上撒满黄色万寿菊，这样，不死生物就可以顺着花香小径走向回家之路。在家中，人们布置了盛大、精致的祭坛，摆上死者或圣人的照片，以及水、水果、蜡烛、灯座和剪纸。这些东西各有象征意义：水果代表“土”；剪纸会随风飘动，代表“风”；容器里的水是为了供远道而来的亡灵饮用止渴；蜡烛和灯座代表“火”，象征光明、信仰与希望。此外还有一个指示四个方向的十字架，这是为了让亡灵既能找到来的路，也能回到原路。当夜幕降临，有人还会带着家人来到墓地守灵，与已逝的亡魂一起过夜。在墨西哥人古老的观念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新生活的开始，亡灵世界的人们依旧可以灿烂地活着。
库斯科一年中有许多节日活动，其中6月24日的库斯科太阳节是与排箫有关的庆典。库斯科太阳节用印第安克丘亚语叫做 “印蒂-莱米 ( Inti-Raymi) ”。这个节日源于古印卡帝国时代，《印卡王室述评》记载道: “人们为了太阳节而欢庆，相信并敬拜太阳是最高的、唯一的无所不能之神，他用自己的光芒和恩惠养育并保护着天地万物。”由于这个节日正值安第斯山区收割的季节，所以印卡时期人们每年都要在库斯科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库斯科太阳节中，隆重的庆典活动从早到晚分别在萨格拉多花园 (Jardín Sagrado) 、库斯科大广场 ( Plaza Mayor del Cusco) 和萨克塞瓦曼 (Sacsayhumán) 开 阔地等三个地点进行大型团体歌舞表演，力图再现古代时期印卡王和帝国臣民庆祝节日的辉煌景象。当人们沉浸在祭祀仪式和庆祝场面的过程中，阿亚拉奇排箫音乐贯穿始终，排箫的乐音缓缓和着鼓的节拍回荡在节日中的广场，街道等地，为库斯科太阳节增添了节庆的古朴气氛。在库斯科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传统庆典 “太阳节”中当地印第安克丘亚人传统的阿亚拉奇 (Ayarachi) 排箫展示了古印卡 (Inca) 帝都故地的民俗音乐风貌。一个地方的传统音乐总是和当地的文化密切相关，库斯科太阳节中的阿亚拉奇排箫深刻体现了民族音乐学关于文化中的音乐语境。
“狂欢的印第安人”是美国南部最鲜为人知的传统之一。每年2月份或3月初，40余个“部落”会加入新奥尔良狂欢节*的庆典，参加具有象征意义的竞技角逐，通过比拼仪式歌舞来一较高下。这些“部落”取名各异，如野木兰、金鹰和沃希托国。他们的节日盛装夸张艳丽，灵感源自北美大平原印第安土著人民的礼服。当黑人奴隶在路易斯安那州河口流亡时，美洲原住民曾伸出援手。这座城市的非裔美国人社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原住民致敬。17世纪末，法国人将他们的传统狂欢节带到了路易斯安那州，但将非裔群体拒于活动门外，新奥尔良的非裔社区被迫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庆典。19世纪末，第一批非裔印第安人部落成立。在重获自由的黑人奴隶眼中，成为“印第安人”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方式，也表现了他们对印第安原住民反抗白人统治的敬意。
民俗节是所有节日中最具有本土风情的节日，民俗节主要意义是纪念普诺城，印加帝国的缔造者曼科·卡帕克兴建普诺城，这里成为了他后来远征的出发地区。普诺城的建筑风格充满印第安元素，居民生活方式也保留了印第安人的很多习惯，所以这里被称为“印第安民俗之都”。为了纪念卡帕克建国的丰功伟绩，城里的人们定于每年冬月的第一周欢度民俗节，在民俗节期间，城里的人民穿上充满印第安色彩的服装和装饰物，按照古老的传统相互问好，人们相互之间帮助朋友解决问题，增加相互之间的情谊，家庭里的长者向孩子们讲述建国者的伟大业绩，电视节目和剧院里也会举行各种文艺节目歌颂这位伟大的领袖。
雅瓦尔节在每年的7月下旬举行，这个节日的意思是“血的狂欢节”。早在公元14世纪，在西班牙殖民者的残酷压迫下，印第安人奋起反抗，最终被镇压，于是他们想到了兀鹰，这种动物与生俱来的勇猛和韧性让印第安人民决心复仇，于是产生了兀鹰斗牛的“雅瓦尔节”。兀鹰是百鸟之王，翅膀展开可以多达3米长，重量在二十斤左右，性格暴躁勇猛，用它来代表印第安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把牛当作殖民地的掠夺者，每当兀鹰与牤牛决斗总能以胜利告终，以此来发泄人民内心的愤恨和压抑。在节日期间斗牛场被围的里三层外三层，人们将这两种动物灌入高度白酒，将兀鹰拴在公牛的身上赶到斗牛场，伴随着人们的欢呼声和现场各种悲愤的情绪，公牛被咬的乱蹦乱跳，最终被兀鹰啄死在场内，这时捕鹰者解开绳子，兀鹰腾空而起展翅远飞在空中盘旋，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这时人们欢呼鼓掌，起舞歌唱，举行晚宴庆祝胜利，这个日子被当作是一年新的起点，也是当地人举行婚礼的最佳日期。印第安人的风俗和习惯方式源于他们的性格和野性，这也注定了他们大胆的服饰风格。
在欧洲白人入侵北美大陆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印第安人并没有一致的印第安民族意识，这主要是因为印第安人不同部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状况大相径庭。每个部落或氏族都有各自的语言，部落繁多，语言、文化传统相互之间相去甚远，其文学现象、主题及表现手法之间往往千差万别。当然在整个印第安文学中，我们会发现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例如，文学的形式在各部落间基本相同，一些文学形象在很多印第安部落文学中都能见到，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主题，如描述部落文化英雄等，但各部落的文学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别，甚至连文学作品题材的选取，也反映了各部落间的不同偏好。在这一段时间里，印第安人的生活大部分以部落或者氏族为单位，对土地以及其他资源的争夺战也发生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各个部落之间由于文化的差异存在一些隔阂，民族意识主要强调各部族之间的联系与不同，主要是以部落或氏族为单位的形式存在着，民族意识可以称为部落意识。这种平稳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欧洲殖民者的到来。而在殖民者入侵之后，为了在白人的侵逼之下求得生存，主动吸收白人文化，采纳白人的生活方式，走上定居生产的道路，发明本族文字，出版刊物，社会和经济生活均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19世纪初，印第安英语文学诞生，到20世纪中期，文学中反映出的民族意识一直停留在认同南非白人文化上，缺乏对印第安文化传统的泼墨。从使用语言的方面也可以看出印第安人认同白人文化的思想。这一时期的印第安文学的主要特征是：隐匿印第安身份，抛弃印第安意识，认同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念，表现出渴望与白人社会主流文化同化的倾向。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要么故意使用白人的名字造成作者是白人的假象，要么是由印第安人和白人合作完成，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白人社会的价值观。虽然在白人的压迫下，印第安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增强了，但是，在意识上印第安人仍然感到无所适从，不但没有形成一致的民族意识，反而盲目地向白人靠拢，与印第安的传统意识相背离，民族意识更加淡漠。
20世纪中前期，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印第安人被迫服兵役，战后他们被安置到白人的城市中生活。以此为开端，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为了摆脱保留地的困厄生活，选择进入白人的社会。但是，南非白人社会的歧视仍然普遍地存在着，并且印第安人自身的生存和经济能力不足，使得他们在白人的社会中受尽了苦楚和侮辱，依附于白人的低下地位让他们痛苦不堪，与传统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脱离让他们的精神无所依托。一些印第安人又重回到部落中，而在这一回归之旅中，他们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于是他们开始意识到民族文化才是他们生活的避风港，只有回归印第安的传统，保有自己民族的特性，才能得到独立自主的生活。这其中的印第安英语作家开始用笔墨来表达印第安自我，渴望唤醒印第安群体的民族意识。1968年，斯科特·莫马迪（Scott Momaday）发表《黎明之屋》（House Made of Dawn），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一部有着鲜明印第安民族意识的作品，标志着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开始。《黎明之屋》之后，一大批具有强烈印第安意识而且卓有成就的印第安作家群开始崛起，他们从民族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书写印第安民族的独特魅力，展现传统文化对印第安人的重大意义，坚定地描绘回归印第安自我的道路。这一时期，印第安人的民族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
20世纪末期，联合国“原著居民年”后，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的情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托马斯·金（Tomas King）于199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国界》（Borders）描绘了坚持自己民族身份的印第安人和白人主流文化的对抗。而在同一时期，卡尔（Aaron Albert Carr）在他的小说《眼睛杀手》（Eye Killers）中却表达了另一种希望——希望印第安人能够带领白人一起回归印第安传统以达到彼此精神信仰的融合。除此之外，由于不同部落之间存在民族意识的差异，印第安作家也开始在作品中表达对于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共同联盟（即所谓泛印第安主义联盟）的渴望。在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的小说《保留地布鲁斯》（Reservation Blues）中，阿莱克西将个别部落的历史普遍化，将不同部落的文化元素混合在一起，生成了一个更广泛的文化传承，使得包含500多个部族的印第安人成为一个整体，实现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联盟，使得自己的力量更加显著。
21世纪，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交流的不断扩大，对少数族裔及其文化的不断了解，普通白人的意识也开始发生诸多的改变，白人社会对于印第安民族的态度越来越开放，轻视和敌意逐步减弱。与此同时，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接触也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走入白人的世界，接受教育，学习生存的技能，了解白人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白人社会中成功地生存了下来，这让印第安人再一次看到了希望，渴望冲破保留地和白人社会的双重束缚。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的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
排箫是南美洲秘鲁 (Perú) 的民间传统乐器，受到人们的敬重，在安第斯 (Andes) 高原山区的库斯科 (Cusco) ，排箫主要分布在偏远山村和高原城镇之中。库斯科现在的居民主要有印第安克丘亚人 (Quechua) 、梅斯地索人 (Mestizo) 和克里奥约人 (Criollo) ，其中印第安克丘亚人和梅斯地索人占据了较大的人口比例。排箫在秘鲁安第斯高原传承悠久，阿亚拉奇排箫作为库斯科地区的传统乐器是其民间音乐文化的主要组成方式，并且在当地重要的传统节庆太阳节中得到了恰当的展示。按照当地的习惯，人们通常称排箫为安塔拉 (Antara) 。但由于阿亚拉奇排箫的乐器组成规格类型不同，因此其中的每种排箫还有具体的名称。根据排箫乐器安塔拉的种类划分，当地的阿亚拉奇排箫主要有奇洛 (Chilo) 、马尔塔 (Malta) 和妈妈 (Mama) 等三种类型，它们是库斯科传统排箫的重要形式。就乐器的形制而言，太阳节中的阿亚拉奇排箫一方面具有南美洲安第斯地区广泛范围中排箫的一般共同特征，即排箫的形态总体为单排形式的平面直角梯级斜边形状；制作的材质主要为苇竹茎类植物；排箫的乐器构造主要有发音管、固定横板和编扎带等三部分组成。另 一方面又有其细节方面的特性，主要表现在排箫的形态大小差异和结构中的一些细微部分。
三种典型的印第安宗教音乐活动，可以有效地说明外来文化对印第安音乐的影响和各部落间的相互影响。这三种音乐活动分别是“佩奥特教音乐”(Peyote 音乐)、“鬼舞”(Ghost Dance)和“帕瓦仪式”(Powwow)。
佩奥特教一名的来历，与植物仙人掌科科目中的一种“佩奥特掌”(Peyote)有关，该物种原产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州南部地区。佩奥特教是土著基督教，是由多个部落和部族联合举行的一种宗教聚会。举行佩奥特教音乐的教堂，是采用树皮和兽皮等材料制成的一种叫做“提披”(tepee)的帐篷。宗教仪式一般从黄昏开始，远近不同部族的印第安人陆续到达，进入帐篷，围坐成圆圈。仪式内容大体包括集体和个人祷告，期间一直伴以歌声，由每位参加聚会的人唱一段或一首歌曲，并用水鼓和盛有石子的呀呀葫芦做伴奏乐器，其它人默听，气氛庄严肃穆。歌声响起时，场内安静异常，祷告者与歌唱者沉浸在向神灵倾诉和追思的气氛中，对他们而言，歌声连接了神灵和凡人。
鬼舞表演在阿拉帕赫人、苏人、沙伊安人、基奥瓦人、喀多人、肖肖尼人、克曼切人、奥塞奇人、黑脚族人、拉克塔人等部落中尤其活跃。每月举行一次，连续五天，男女都参加。跳时，没有乐器伴奏，舞者手牵手转圈，齐声高唱鬼舞歌曲。鬼舞持续的时间越长，情绪就越发冲动，舞速也越来越快。达到高潮时，有些舞者因情绪激动浑身颤抖。此时，巫医似乎早有预料似的立刻跳到个别颤抖的舞者面前，用鹰的羽毛在其面前摇晃，同时与其面对面共舞，精神恍惚的舞者激动万分地倒在巫医双臂里，巫医顺势把昏迷状态的舞者放倒地上。不久，被鬼神感召的表演者苏醒过来，回到舞圈中间，向众人诉说梦游另一世界时遇到鬼神和死去祖先的经过，哼唱从鬼神那里学会的新歌。由于各部落在文化习俗和信仰方面存在的差异，其鬼舞表演的方式和相应的诠释各不相同，但其作用却一样，即借鬼舞寄托精神、团结自治。他们相信通过鬼舞能够消除部落间的分歧以及与欧洲移民之间的相互怨恨，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笃信万物有灵的印第安人，还希望通过鬼舞从苍天那里求来充足的雨水以使五谷丰登，借神力免除天灾人祸、保持健康、使死去的祖先复活、继续相沿的自由生活方式、弃政府强加的生活模式。
帕瓦仪式起源于南部密西西比州草原地带，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它是“泛印第安主义”的最好表现，集传统风俗、音乐表演、娱乐游戏、宗教礼仪于一身，各部落均可参加，各显身手。当时，那里的男性经常组织各种大型聚会，召集各部落不同部族的人唱歌、跳舞和举行宗教节庆，以此讲述和赞美部落勇士的英勇功绩。初始时，帕瓦仪式的音乐比较简单，但它为地区性部落之间通过集会达到交流创造了条件，因而流传至全美各印第安部落，各地又根据部落的传统在帕瓦仪式活动中推出许多样态的音乐表演形式。20世纪以来，由于不断吸收各部族的传统音乐因素，帕瓦仪式已经发展成影响极大的全国性印第安人非宗教特点的音乐聚会，如在俄克拉何马州地区，许多不同民族的印第安部族在相互吸取音乐表演形式的基础上，都会在帕瓦仪式中表演“战争舞”、“转圈舞”、“四十九步舞”、“脚踏舞”等。各地的帕瓦仪式内容，虽然结合了当地印第安人和周边文化的风俗特点，但仍与其它地区的帕瓦活动有所区别，但其仪式的模式和生发的作用是同一的，即充分展现多元文化于一体、充分展示“泛印第安主义”的共性。
图腾柱是北美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印第安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象征。在西北沿岸地区印第安人的传统村落，图腾柱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图腾柱上以动物形象为主的雕刻纹样主要是当地印第安人的徽标，是特权等级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其本质是构成西北沿岸社会制度核心的波多拉支（potlatch）。西北沿岸印第安人的图腾柱雕刻源自何时，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迷。 在18世纪欧洲白人抵达北美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木器雕刻是西北沿岸印第安人最伟大的成就。 在这个木器王国中，雄伟壮观的雪松图腾柱，点缀在传统村落房前左右，是当地村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根据图腾柱的实用功能，图腾柱可以分为房柱、墓柱、纪念柱、嘲笑柱、欢迎柱等多种类型。在西北沿岸印第安人传统社会，雕刻竖立图腾柱花费甚巨，只有拥有大量财富且亲戚众多的酋长才有能力承担。 驱动西北沿岸印第安人以巨资雕刻竖立图腾柱的原动力并不是狂热的原始宗教信仰，而是获取特权，巩固地位，在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区分的社会序列中不断攀升，提高声望。在西北沿岸印第安人眼中，雕刻着各种图案的图腾柱是图腾柱主人所属特权等级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
波多拉支（Potlatch）源于清努克语（Chinook），是北美西北沿岸印第安人诸族赠送大量财物与食物的仪式，中译多做“夸富宴”或“散财宴”。波多拉支是西北沿岸社会制度的核心。 在隆重仪式上，主人通过舞蹈、演说和给客人分发礼物的方式，宣称自己对传统的名字、社会等级和世袭特权享有权利。 波多拉支的主要活动是展示主人世袭的财产，包括歌曲、舞蹈、徽标和面具，背诵这些权利或财产的起源及传承的历史，授予那些有资格享有特权的成员以新的社会等级和名字。 波多拉支以向客人分发礼物，实际上是以支付报酬的形式而结束。客人则通过见证权利的宣称过程，赋予主人所展示和所宣称的特权以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波多拉支仪式具有互惠性，客人根据收到的礼物先后顺序、礼物数量和在仪式上坐位的安排，进一步确认和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19世纪晚期，随着西北沿岸印第安人财富的增加，图腾柱家族成员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波多拉支柱的新成员。波多拉支柱又称徽标柱或自由独立柱，主要是这类图腾柱离房屋较远。19世纪中晚期，通过与欧洲人的毛皮贸易，当地印第安人获得了巨大财富，他们不仅能够雕刻竖立更多的图腾柱、面具和其它仪式用品，而且能够举行更多、更大规模的波多拉支，继承新的头衔和荣誉，提升社会地位。由于当地没有书面文字系统，自由独立柱遂成为当地人社会地位向上攀升的见证和纪念碑。大约在与欧洲白人进行贸易往来的1830-1880年期间，自由独立柱的雕刻达到顶峰，海达人、钦西安人和特林吉特人竞相比赛竖立精美图腾柱，企图胜过对方。这种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致酋长们在柱子的质量和高度上拼命做文章，互不相让，结果柱子越来越高，雕刻越来越精美，数量也越来越多。。一些表征特权、地位和财富的符号也大量出现在图腾柱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波多拉支环和铜器。图腾柱上或是酋长帽子顶上经常出现一节一节的圆环纹样，这种圆环就叫波多拉支环。圆环的数量表示主人曾经举行波多拉支活动的次数，一目了然。波多拉支环上的圆环节数越多，主人举办波多拉支活动的次数也就越多，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也就越显重要。
玛雅人的建筑技术十分先进，他们建造了许多壮观的金字塔。玛雅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不同，它们不是国王的墓地，而是祭祀神灵的神圣场所，是宗教活动的核心。金字塔顶部是一个平台，上面有一座神庙，周围有365级台阶，代表一年的365天。金字塔顶部的四个方向分别象征着四季，四条边分别象征着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金字塔顶部北面有两个蛇头的雕刻，代表着羽蛇神。每年的春分和秋分时，阳光照在金字塔上，会形成两条蛇的影子，仿佛从天而降。库库尔坎金字塔就是这样一座集建筑艺术、天文学和宗教信仰于一体的杰作。阿兹特克人及其祖先也是杰出的建筑师，他们建造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城堡、水渠、寺庙和其他建筑物。他们的金字塔在体积和面积上都超过了埃及的金字塔。阿尔班峰地区有一片广阔的遗址，延绵约十五平方英里。阿兹特克人还是金、银、锡、木荷各种宝石的精湛工匠。他们的陶器和纺织品也非常优良。
服饰文化无疑是玛雅文化最具特色之处。对于原始小部落而言，男人通常身着简单的缠腰布，大多源于追逐猎物或是作战方便罢了。女人则身着长罩衫。无论男女在服饰上没有太大差异，主要的区别在于头饰和面饰。对于部落中地位较高者，无论男女， 皆配玉石、贝类或是五彩羽毛等饰物。文身或纹身，也是玛雅人所时兴的审美标准。玛雅帝国武士皆有纹身或刺青，并佩戴有象征意义的动物骨骼。玛雅帝国武士首领则头戴备受推崇的黑豹颅骨，看起来异常凶悍。绘有动物图腾的饰品也具有特殊含义。如“梦幻蛇神”，它表征着连接世俗统治者与神秘地下力量的纽带。另外，配饰颜色也别具一格。最受武士欢迎的颜色为黑色或红色，象征着尊贵和庄严，而宗教祭品颜色为蓝色，象征着尊敬。
阿兹特克人是16世纪初西班牙人到达以前在墨西哥中央高地建立起统一帝国的印第安民族。那个时代的男性服装，是施以饰纹的兜档布、腰带以及能系住胸和肩部的遮身斗蓬。女性则穿用长至腿肚或脚的长裙、腰带以及被叫做“唯披尔”“秀可里”的贯头衫或套头披肩等。这些服装的原型在公元300年开始的古典时期就已存在，经过漫长年代的发展，尽管款型仍很简洁单纯，而色泽、织纹、装饰等却丰富多样。制织技法有平纹、重经、重纬、双层组织、提花织锦、甚至挖花、纱罗等各种技术，服饰除了织花和刺绣，还常用羽毛和贝壳装饰。“凯启开米特尔”的坎肩和“唯披尔”贯头衫齐名，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印第安妇女的常用服装，也以挑花和挖绣为主要装饰手段。
印第安人的服饰灵感主要来源于大自然，玛雅人唯独钟爱蓝色，因为他们宗教祭祀中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是将所有的物品和人物染成蓝色，来祭祀雨神，来祈祷一年的降雨，在玛雅人的壁画和其他生活物品上，这种蓝色的颜料也被广泛应用。美洲的印第安人将一种地衣煮沸，提取暖棕色染料用来制作毛毯和地毡，用这种染料制成的衣物不但色泽鲜亮，而且具有防虫蛀的功效。通过从岩石上采集的苍灰色地衣，泡在氨水中制成在古代常见并且极其高贵的紫色染料，紫色在斐尼基人中代表了高贵和神圣。姜黄色在印第安的装饰物品中也是极为常见的，姜黄是提取于一种四季不断的植物，根状茎经过烤热然后煮烂之后，用机器烘干，加入一种深橘色的粉末调制而成，姜黄色提取方便，价格低廉，因此常被用做劣质织物的染料，常用的在印第安衣物，例如莎丽服，姜黄色接近于大地的颜色，被大面积应用在衣服和饰品中。香龙血树树心里的“红色”正是印第安人获取染料的重要途径，巴西木密度大，弹性好，硬度强，抗腐性强抛光平滑，耐磨不裂，色泽光亮。当时的印第安人用巴西木制作各种工具，比如弓箭，锋利的木刀等等，很少从树心提取染料，直到西班牙人来到这里才大规模的开采，在遥远的印第安民族，红色同样也是吉利和福气的象征，在重大庆典和祭祀活动中，人们将红色涂抹在器皿上，把衣服也染成红色，预示一切红火如意。
印第安人的婚礼充满了民族风情。他们多在印第安人居住区的公共建筑里举行婚礼，通常是一座大型的木屋。婚礼时，亲友邻里，村民们都来到木屋里，坐在地上，相互问好。男女老少都穿着民族服饰，样式别致，色彩鲜艳。印第安人虽然性格开朗，但婚礼上却很安静，说话也是小声细语。
玛雅人的天文历法十分精确，可以和现代的天文历法相比。玛雅人通过长期的观察，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玛雅人创造了卓尔金历、哈布历和长计历，用来精确地记录天数，推算历法，安排农业和宗教活动。玛雅人的天文学中，一年的长度是365.2420天，而现代天文学中，一年的长度是365.2422天，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有17.28秒。玛雅人还知道月球和金星的运行周期。玛雅时代的祭司不只是负责祭祀，也是历法的专家。他们根据历法安排农作物的种植周期。但是，玛雅帝国受到外部因素、自然环境和天气的影响，农业收成不佳，大祭司却认为是神灵生气了，所以在玛雅时代的末期，出现了大量的“人祭”现象。
玛雅人的数学研究与他们的天文历法密切相关。玛雅人在数学中使用了数字“0”，这比欧洲早了大约800年，他们用二十进制来进行数学计算。他们只用了三个数字符号，一个圆点表示1，一条横线表示5，一个贝壳表示0，用这三个数字符号的组合就能完成天文历法的计算。
印第安人以农业为主，土地问题是他们的经济利益所在。但是，在印第安人中，很多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比如，危地马拉的土地有80％被2％的人占有，而农村人口中76％的印第安人只有很少的土地。在墨西哥恰帕斯州，14个印第安族群中每5户就有4户没有土地。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拉丁美洲各国开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引进外资和开发内地资源。印第安人的合法土地被肆意侵占。1980年-2000年左右，巴拿马共和国有7000多名非印第安农民从各地涌入印第安人的领地，滥伐森林和滥捕野生动物，使印第安人家园被破坏，人员流离失所。墨西哥恰帕斯州因为修建水库、开采石油，导致15万印第安人无家可归。巴拉圭土著人协会称，50年来协会已失去了98.2％的土地。该国最后一片森林保护区被伐木公司滥伐，导致当地许多动植物灭绝，以野生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印第安人生活困顿。因此，在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等国，印第安人与贫困者成了同义词。一些人不得不外出打工或乞讨他乡，妇女流入城镇谋生甚至沦为妓女。狭小的生活空间使很多印第安人精神扭曲，以致绝望自杀。
印第安人的文教卫生状况也随着土地问题而恶化。印第安人生活的偏僻地区医疗资源匮乏，饮食卫生条件很差，治疗疾病大多依靠巫医、巫师和一些古老的甚至有迷信色彩的民间偏方，很多本可以治好的疾病因为缺乏及时治疗而导致病人大量死亡。比如，在墨西哥恰帕斯州，每年有大约1.5万名印第安人死于可以治疗的疾病。在危地马拉，每4个印第安人中就有3个人患有营养不良。印第安婴儿的死亡率是13.4％，是非印第安婴儿的两倍。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比非印第安人少16年。
印第安人和印第安组织在1990年至今，一直在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而不断抗争。1992年，他们以各种方式反对和抵制欧美两洲相遇500周年的庆祝活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秘鲁等国的印第安人为了要求政府解决土地问题等，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不停地进行向首都长途进军、静坐示威、抗议游行、封锁道路等多种形式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也对印第安人的问题采取了一些补助措施。巴西为印第安人划定了土地，墨西哥政府在1995-2000年全国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偏远地区土著人的贫困问题。联合国在1993年将1995-2004年定为“土著人10年”，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土著人面临的人权、环境、发展、教育、卫生等问题。但是，拉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现状显示，他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联合国大会在1994年第49届会议上决定将8月9日定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为纪念今年的国际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举行了一次主题为“不让任何人掉队: 土著人民和呼吁签订新的社会契约”的在线会议。会议呼吁同土著人民签订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将土著人民的权利纳入国家和社会的所有政策的基本考量中。联合国大会于2007年9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重申土著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其中特别强调了土著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自决权和自主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主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践行并振兴其传统与习俗的权利；建立和掌管其教育制度的权利；全面参与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权利、生活和命运的各级决策的权利；享有他们所在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安稳享用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民要求尊重和承认他们的文化身份以及不同且特殊的世界观，并承认印第安人民实际上代表了与主流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一种现代文明构想。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的另一种可行选择。这种不同的现代化理念，之前还处于抵抗状态，现在已成为对资本主义具有威胁性的挑战。尽管时至今日从未占据主导，但拉美印第安人并未放弃秉持与欧洲资本主义规则不同的规范和准则。
美国建国后，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印第安人的教育，印第安人的教育政策也随着美国政府对其政策的变化而几经变迁。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教育的重视，其背后隐藏着政治与经济的目的。时至今日，印第安人的教育对美国政府而言早已失去了重要的价值，退却了曾经的光环。印第安人教育的发展处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印第安人的文化教育状况十分不佳。他们生活的地区缺乏教学设施、经费和教师。最新的数据显示，墨西哥有75.9％的印第安人没有完成小学教育，印第安人聚集的地区有62％的学校连小学6年级都没有。玻利维亚的文盲率达到了50％，而国内的印第安克丘亚人和艾马拉人的文盲率分别高达92％和94.1％。而在美国，印第安中学生的辍学率平均为50%，有的地区达到90%；印第安学生大学入学率仅为17%，远远低于美国平均大学入学率62%的标准。此外，一些忽视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开发行为，也导致了一些印第安人传统文化的消亡。印第安裔教育专家汉普顿（Eber Hampton）认为，印第安人的教育有以下5个层次：传统的印第安人教育、自治教育、同化教育、由印第安人进行的教育、独特的印第安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