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28 16:43
布尔什维克（俄语：большевик；英语：Bolshevik），在俄语中意为“多数派”，最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后更名为俄罗斯共产党、全联盟共产党，但仍保留布尔什维克的称谓。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派，但此时两派都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1912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但并未正式决裂。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正式独立建党，仍取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并于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随即开始俄国内战，直至苏联于1922年建立。
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14日，改称苏联共产党。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是同一党派在不同时期的四个称谓，也是苏俄及苏联唯一的执政党，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之一。
布尔什维克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在于其领袖人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所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建立一个以少数革命家为核心、多数党员对其绝对服从的民主集中制，并通过作为先锋队的党去领导人民群众发起斗争，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主张遭到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另一派，即孟什维克的质疑和反对。
苏联共产党的历任实际最高领导人依次为：列宁、约瑟夫·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8•19事变”后，时任俄罗斯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将苏共档案和财产没收并转交给俄政府，苏共中央驻地所在的大楼也在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的一个小时后被查封。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下令禁止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自此苏联共产党停止存在。
苏联解体之后，苏共的遗产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各独联体国家共产党所继承。
俄罗斯帝国起源自东北罗斯的莫斯科大公国，并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引起欧洲的瞩目。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确立君主制度。在他统治期间，俄罗斯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并向西伯利亚扩张，此后继续向西、东、南扩张，形成横跨欧、亚两洲的多民族国家。18世纪初，俄国通过北方战争的胜利夺取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一个内陆国变为濒海国，打开了通向西欧的门户。彼得大帝进行的各种改革为俄国现代化、立足欧洲强国之林奠定了基础。1721年，俄国称俄罗斯帝国。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俄国通过对土耳其的战争夺取了黑海的出海口，并参与瓜分波兰，向高加索进兵，在国际上参加反对革命法国的联盟，充当神圣同盟的首脑，成为反对各国革命的欧洲宪兵。1853-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以后，虽不积极干预欧洲事务，但向比较弱小的亚洲国家炫耀武力，成为亚洲宪兵。1861年农奴制度废除后，俄罗斯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1861年资产阶级性质的农奴制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使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进入商品生产领域，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奴制的废除和农民外出做工，也为工业提供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为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发展的．首先是纺织业，其次是采矿业。除了传统工业外，一批新的工业部门煤炭工业、石油开采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也开始一一建立起来。
但俄罗斯帝国封建主义农奴经济依然在农村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发展极为不平衡，这也导致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只能依附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沙皇专制制度下；官商相护，让不发达的俄罗斯资本主义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总体来说，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依然是落后于欧美各国的。
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来说，俄国只和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西班牙相当。1911年，每人平均生铁消费量，美国为233公斤，德国为136公斤，比利时为173公斤，英国为105公斤，俄国则只有25公斤。1913年，俄国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9，将近英国的1/5，是法国的1/3。从俄国对外贸易也可看出经济的落后。1913年在俄国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占94.4%，成品只有5.6%。
民粹主义是落后的农民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俄国是沙皇专制农奴制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产物，它表现了叛逆的资产阶级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仇恨和抗议，同时，也反映了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先进分子对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及其血腥罪恶的失望情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民粹主义更代表了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下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因而也反映了农民群众抗议农奴制及资本主义奴役，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恐惧情绪。其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
俄罗斯民粹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主要分革命民粹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两大流派，但在十九世纪60年代时两派的分歧还不明显。民粹主义思潮发展迅速。到60年代中后期很快就成了社会思想的主潮，并在70年代一跃而占据了社会思想的优势地位。革命民粹主义者在70年代发起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留着农民的发式，到民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但这些知识分子到底不太了解农民，以致有些农民对他们抱着怀疑态度，有的甚至向官府告发，引起了官方对他们的抓捕和镇压。”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招致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民粹主义的危机和分化：一部分同沙皇制度妥协，走向自由主义，一部分组成“民意党”，走上刺杀沙皇的恐怖主义道路，一部分则开始从工人中寻找新的革命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
1860年改革后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也决定了俄国工人阶级分布的不均衡。俄国资本主义同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并存，带来工人遭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双重剥削，也形成大部分工人来源于农村的破产农民，以及工人同农民的天然联系。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也决定了工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小。
十九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开始传入俄国。1872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由民粹派译成俄文，并在圣彼得堡公开出版。民粹派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卡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随着民粹派的分裂，在其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格·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1881年，普列汉诺夫着手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他在日内瓦创建了俄罗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的宗旨是通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时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劳动人民利益的观点阐明俄国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为俄国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迈出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的同时，俄国工人运动也开始发展。十九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分别在敖德萨和圣彼得堡成立的“南方工人协会”和“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批工人组织。它们尚未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但都提出解放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推动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十九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全国性的潮流。这期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俄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相继成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1887年底至1888年春，尼·叶·费多谢也夫在喀山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1888年，弗拉基米尔州·伊里奇·列宁（1870-1924）第一次参加喀山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889年，列宁迁居萨马拉，并在三年后开始投身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去，在萨马拉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与圣彼得堡、尼日涅-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1893年，列宁来到圣彼得堡并参加了当地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久便成为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人。
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但这些广泛存在于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做好了准备。
1895年5月，列宁在日内瓦会见了普列汉诺夫，与“劳动解放社”建立了联系。同年秋天，列宁回到俄国，把圣彼得堡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组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成立不久，列宁就被逮捕，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但他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主张尽快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在流放期间写了党纲草案。
1898年3月1-3日，在明斯克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流放地，没有参加大会。大会决定把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联盟和团体合并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定名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大会发表的宣言宣布：“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梏，用更大的努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但是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的纲领和章程，没有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夺取政权及同盟者的问题。与此同时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很快被破获，导致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在思想上组织上很不一致。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
1900年，列宁结束了他的流放生涯，迫于国内环境严峻，他到国外致力于创办政治报刊的工作。同年12月，《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党的建设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间题。《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述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列宁等人和《火星报》的努力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顺利于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和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都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列宁关于对俄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及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赞同。
但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列宁是党章的起草人，在会上作了报告。在党章第一条中，列宁提出，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这就是把党看作有组织的战斗整体，党员要有高度的纪律性。而孟什维克的代表尤里·马尔托夫却主张，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这就是把党看作松散的集体、党员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会议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这一条文。但列宁提出的其他条文都以多数票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得到了确认。
大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时，分歧呈白热化。列宁提出选举三人组成《火星报》编辑部，选举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结果，选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进《火星报》编辑部，但马尔托夫拒绝参加。还有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了代表大会。
只是在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时，由于部分反对列宁的代表退出大会，导致拥护列宁的“火星派”代表形成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形成两派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Большевики/Bolshevik）的译音，少数派俄文的译音则为孟什维克（Меньшевики/Mensheviks）。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拒绝执行大会决议和服从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党中央，导致党内分裂加剧。为解决这一危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于1905年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应对已经爆发的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转而在日内瓦召开另一场会议。两派因此在战略和策略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布尔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应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而孟什维克则倾向于资产阶级领导。
在1906年和1907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包括沙皇政府召开的两届国家杜马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布尔什维克主张与工人和农民建立“左派联盟”，而孟什维克则更倾向于与自由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尽管两派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表面上的统一，但各自仍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
到了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举行了第六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近十年的党内斗争的结束，两个组织从此彻底决裂。布尔什维克开始独立运作，并将自己称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直到1917年才彻底决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经济萎缩，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的同时，广大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大大降低，这导致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愈演愈烈。到了1916年底至1917年初，沙皇制度危机四伏，革命一触即发。
1917 年初，俄国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以不可遏止之势迅速发展。1917年3月8日，圣彼得堡的女工们集会以庆祝国际妇女节，并反对战争和沙皇专制，标志着革命的开始。随后3月10日，彼得格勒的罢工升级为总政治罢工，布尔什维克号召士兵与工人联合，沙皇也试图通过武力镇压人民革命。3月11日，数万示威者冲破军警的封锁，尽管遭到军警的开枪镇压，工人和群众仍然保持冷静，并更加明确了对沙皇政府的反抗。而布尔什维克在卫戍部队中的长期工作使士兵日益倾向于人民革命，并在次日加入了革命队伍。
在革命过程中，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发布了《告全体俄国公民书》， 宣布俄国沙皇专制堡垒陷落了，首都已在起义人民的手中： 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保护人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召集普遍选举基础上的立宪会议； 临时革命政府最迫切的任务是同参战国无产阶级联系；反对本国压迫者和奴役者，制止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宣言与布尔什维克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完全一致。反映了俄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3月15日午夜，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让位给弟弟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迫于形势，也拒绝接受最高权力，这标志着封建专制的沙皇制度在俄罗斯的统治宣告结束。
二月革命胜利后，出现了苏维埃（Cовет）政权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而此时由孟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则计划将政权交还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布尔什维克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急需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1917年4月16日夜晚，列宁从瑞士经过德国回到圣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士兵汇集在首都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欢迎列宁的到来。
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列宁指出，战争的性质并没有因为临时政府代替沙皇制度而改变，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性质的。在这点上，不能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的让步。目前俄国革命要过渡到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俄国不要议会制共和国，因为它比工人代表苏维埃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要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将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列宁以其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说服了布尔什维克全党， 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和乌拉尔地区的党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与《四月提纲》相类似的决议。到4月底举行第七次党代表会议时，党已发展到78个组织，达8万名党员。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 并进入第一次选举出的九人中央委员会。这表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党内确立起来。
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担任总理，包括了多名知名的领导人和公众人物，如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可夫和社会革命党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虽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巨大。首先，它必须与新兴的圣彼得堡苏维埃（Cовет）政权进行斗争，同时还要解决土地和战争问题。尽管临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并得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承认，但在处理是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土地和经济等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无力，使得工人、农民和士兵逐渐对临时政府失去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们于1917年7月15日到17日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发起了武装示威，但遭到了临时政府的镇压，死伤四百余人，史称“七月流血事件”。随后，临时政府将矛头对准布尔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发起了抓捕，在这种局势下，列宁等人被迫转移至芬兰。
政治危机频繁发生，表明俄罗斯社会矛盾一步步激化。到1917年秋，临时政府对俄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对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灾难问题， 一直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猛烈发展，向资产阶级统治发起总攻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这样的局势下，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8月8-16日（俄历7月26日-8 月3日）在圣彼得堡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71人，代表162个组织、24万党员。列宁被推举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提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认为“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来到“ 并为实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1917年10月，列宁从芬兰返回彼得格勒，以领导即将爆发的武装起义。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大多数人支持列宁的决议，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对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反对这一决议，并在第二天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列宁对此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叛变行为。临时政府得知起义即将发生后，采取了紧急措施，但已为时太晚。
11月6日晚，列宁亲自指挥起义，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成功占领了重要的战略据点。到11月7日早晨，几乎整个首都已经落入起义者手中。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交给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同一天晚上，起义军成功攻占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标志着起义的成功。
11月7日晚，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解决了俄国人民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大会还决定成立人民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直至立宪会议召开。这标志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改变党的名称的决定，党开始称作“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代表大会还决定”在已经开始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修改党的纲领。
同时在本次大会上，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主要聚焦于“内部组织任务”。这包括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组织、贸易垄断和有计划的分配等。然而，列宁和党中央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计划，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列宁后来通过口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造，同时强调对产品生产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该大会还讨论了如何吸引有知识、有经验和能干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参与这一新阶段的工作，对这一问题，虽然党内存在一些分歧，但经过多次会议和讨论，列宁主张团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得到了会议的认同和接受。
总体而言，第七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俄共（布）从夺取政权转向内部建设和组织的新阶段。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成为了这一阶段的行动指南，虽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细节还不够明确，但这一总方针经过党中央的反复讨论和一致认同，已经成了俄共（布）建设新国家的大致方向。不过随着苏俄内战的爆发，俄共（布）不得不将原本七大定下的经济改造任务搁置，转而执行日后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苏俄内战期间苏俄政权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首先，粮食问题是最早受到重视的，由于战争和灾荒导致粮食短缺。列宁主张用严厉手段解决，包括通过法令实施粮食垄断和硬性价格，以及动用军队进行粮食征集。这一政策不仅导致了与农民的冲突，还使得粮食分配变得高度集中和军事化。
其次，工业方面，列宁主张企业的国有化和集中管理。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大到中型的工业企业基本完成了国有化。这一过程是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主要集中在军火和军事物资的生产。与此同时，企业管理也实施了军事化，所有事务都由国家派出的代表全权管理。
最后，由于粮食和日用品的短缺，国家对所有产品实施了统一分配，基本上是按照维持生存最低限度的需要进行的。这也导致了货币贬值和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同时，为了维持生产，国家对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实施了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大批企业工人参加征粮队，有些上了前线，有些为自己的生计到农村奔波。这一系列政策最终造成了劳动纪律松弛和无产阶级的非阶级化现象。
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共（布）七大后修改的新党纲。该纲领由第七次代表大会党纲修改委员会起草。新党纲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理论部分和具体任务部分。理论部分对当时的历史时代进行了全面评价，强调了十月革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基础。具体任务部分则详细列举了党在政治、民族关系、军事、司法、教育、宗教、经济等多个方面的任务。
新党纲的制定受到了列宁的重大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几乎原封不动地被采纳。该纲领还涉及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帝国主义的本质、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列宁关于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常态化的观点最终在代表大会上占了上风。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强调了民族自决权的重要性，并认为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是吸收俄罗斯所有民族的劳动者捍卫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在当时的国内战争条件下，代表大会还特别关注了农民，尤其是中农的问题。列宁在会上强调，党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要照顾到他们的特殊需要。这一决定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工农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具有特别的时效性和重要性，但因为在推行余粮收集制的过程中并未贯彻此原则，也导致了农民的不满。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一个党纲，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二个党纲，前后历时16年时间；而从1919年通过第二个党纲，到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三个党纲，前后历时40多年时间。所以第二个党纲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草案时，虽然尼古拉·布哈林等人在时代特征的表述和民族关系方面发表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间题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宣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而撰写的小册子《共产主义ABC》，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出版。这本小册子曾得到列宁的好评。小册子中所反映的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有关商品、货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思想，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否定。但是俄共（布）第二个党纲所起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战时共产主义下的余粮征收制本意是解决粮食问题，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导致国家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最终导致了农民和工人的广泛不满，并且集中表现在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军队里，最终爆发了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这一事件使列宁开始意识到国家政策的问题，进而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修正和调整。
1921年3月8日-3月16日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开始反思七大、八大及九大确定的“战时共产主义”路线，并对余粮收集制做出了改革，用新的粮食税取代了余粮收集制，目的是保护农民利益，恢复农业生产以及维护工农关系。
而除了粮食税之外，俄共（布）和苏俄政府还通过土地使用法和土地法典来明确土地所有权，以鼓励农业生产和土地使用的多样性。让农户的实际耕地和耕畜数量都有所增加，粮食总产量和商品粮的比例也在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支付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此外，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私营商业的发展，包括组织工业托拉斯和辛迪加，以及在信贷和税收政策上对私商提供方便和优惠。
在工业方面，新经济政策也推动了非国有化的进程。列宁解释了租让的十条主要原则，目的是吸引外资和国外的技术力量。多项法令和指令被颁布，以废除或修改之前的国有化法令，允许企业被出租给合作社、联合体或私人经营。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工厂的开工率和工业产量，还部分地解决了失业问题，并确保了人民对粮食制品和日用工业品的需求得到满足。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民族问题，通过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强调从沙俄独立的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才能使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存下来。决议指出，对于一个多民族并且已经建立了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盟来说，联邦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国家组织形式。
在酝酿和准备成立苏联的过程中，俄共（ 布）党内在成立苏联的方案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俄共（布）中央，约瑟夫·斯大林曾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波兰、芬兰、乌克兰、立陶宛和高加索以自治州的名义加入俄罗斯的主张。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布）十大上，斯大林同样作了民族问题的主要报告，强调俄罗斯联邦是正在寻找的建立各共和国国家联盟的最现实的形式。对于斯大林的方案，各民族国家共产党看法不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批准了斯大林的方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则表示反对。
列宁则旗帜鲜明的反对斯大林的方案和俄共（布）党内的大俄罗斯主义，强调各独立民族国家与俄罗斯是平等地位，应该以在此平等关系之上组建新的苏联。最终列宁的方案得到全党以及各民族共和国的拥护，在1922年10月6日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俄共（布）上围绕着苏俄工会的地位出现了多个纲领派别，包括以列宁为首的“十人纲领派”，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以及其他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这些派别围绕工会在经济建设和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党的统一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而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在会议上发表了多篇演说和著作，强调工会应作为共产主义学校来教育工人，并批评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观点。他认为，工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强调党对工会的领导和统一，否认工会的独立性。并最终推动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决议。
《关于党的统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党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是党内生活不可违背的准则，是党的革命改造活动赖以取得成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决议要求解散所有小集团，而且今后也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这项决议的，就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尽管“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在短期内实现了党的统一，但它也带来了一系列长期问题，包括权力集中和缺乏民主监督，这在后来被约瑟夫·斯大林等人滥用。
1924年1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在他逝世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列宁病重和逝世后，苏俄党和国家权力结构发生失衡，导致党内多个派别集团浮出水面。这些派别包括以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派，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另一派，以及以斯大林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为首的一派。这些派别因各种历史背景和个人关系而相互竞争或合作，形成了复杂的权力斗争局面。
1923年秋至1924年上半年，出现了“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的斗争，随后“三驾马车”分裂，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联合反对斯大林。这些党内斗争主要是权力斗争，而非路线斗争。斯大林因掌握党的机关而在这些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
这些党内斗争不仅加剧了权力斗争，还破坏了党内民主和正常生活。每次斗争结束后，反对派都会被贴上“反党”的标签，并受到各种处罚，包括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流放和驱逐出境。这种做法严重限制了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表达，导致党内出现极端紧张局面。
1925年12月，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并且修订了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
与此同时，在1922年苏联成立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俄共（布）需要做出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各加盟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在本次代表大会上，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也顺应形势变化，将其更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其下属包括了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与此同时，该时期的联共（布）还禁止了俄罗斯作为加盟共和国成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即将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与苏联内的省级党组织并列。 这一局面要持续到1990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立才得到改变。
而本次大会对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做了许多修订，使得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增加，使得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身开始扮演“党内议会”的角色；二是将党代会从十月革命后每一年召开一次修改为了每五年召开一次；还将党的执行机构的职权移交给苏共中央书记处，以加强苏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的权力。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并且在组织上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反对派。但在大会结束后，苏联社会立即爆发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而对于这一局面，斯大林决定以强硬手段征收粮食，还首次提出“展开集体农庄建设”，但斯大林的这一举措遭到了农民的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战时共产主义”卷土重来，并且这种思想也反映到了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联共（布）高层。
正在这时，报上揭露了发生在顿巴斯矿区的“沙赫特事件”，仿佛这是由资产阶级专家和外国间谍相勾结，为制造煤炭危机、引发群众不满而进行的“阴谋破坏＂案件，但其实这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制造的一桩假案。围绕“沙赫特案件”，当时的许多报刊按照约瑟夫·斯大林对它的解释，掀起了一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宣传浪潮，导致苏联城乡阶级斗争空前严重起来。其实这与当时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实质上是斯大林在利用该事件，将矛盾引至国内富农阶级身上，从为解除新经济政策而寻找社会支持。
自然，当时的人们并无从得知“沙赫特事件”的真相，就连布哈林也是相信其存在的。但是，尼古拉·布哈林在相信这一事件存在的前提下，却对它作了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解释。他认为这反而反映了在对待工农关系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等问题上，联共（布）在工作中存在一些过于急躁的缺点和错误。
以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为导火线，围绕着对这两件事的不同解释和对策，发展到对解决粮食危机和整个农业问题的出路、工农业投资比重、工业化速度、工农联盟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全党发生了分歧和斗争。这就引发了联共（布）党内1928-1929 年的反“右倾”斗争。并且最终以布哈林“右倾”少数派的失败而告终。
1929年，在斯大林战胜党内反对派后，开始了对苏联党和社会的全方位大改造。包括了政治上的反“右倾”扩大化、经济上的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运动、以及意识形态上打压其他意识形态和塑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1930年夏天，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始了经济上的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改革，同时决定消灭富农阶级以推动全盘集体化，还宣布了消灭该国所有资本主义分子的道路。
在大转变之后，新经济政策被叫停，对待中农富农、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小布尔乔亚中间派的态度也再度恶化，同时苏联党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趋于僵化。
1934年初，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确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方向。决定改变工业管理：经济委员会的领土生产体系被人民委员会的垂直管理所取代。
1936年，约瑟夫·斯大林宪法通过，其中指出，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且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正在消失。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建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阶段。然而，二战的爆发打乱了和平发展的计划，直到13年后才召开了下一届党代会。
在大转变之后，虽然苏联社会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得到充足发展，但因为其工业化政策是建立在工农业剪刀差之上，导致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加之约瑟夫·斯大林在掌权后开展的党内外斗争使其树敌众多，所以大转变的相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和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也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这使得斯大林希望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对反对派进行打击。其次大清洗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复杂性缺乏正确认识的结果。由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主张发展为尖锐的党内斗争，加上对社会矛盾认识的片面性，这些动因引发了“大清洗”运动。再有，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大清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导致了多种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斯大林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的清洗和打击来寻找出路。最后，战争危险的逼近也是“大清洗”的直接原因。在国内外压力下，斯大林选择了一系列极端手段来维护其政权，这包括了多次的党内和社会清洗。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大清洗”的复杂背景和多元原因。
整个"大清洗"运动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虽然该运动确实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和阶级敌人，但其打击面过于广泛，导致大量无辜的党内同志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据官方数据，仅在1937-1938年的高潮期间，就有超过130万人被判刑，其中约68万人被枪毙。总体而言，至少有250万人受到了政治迫害。
这场运动不仅在各个层面、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精神损失，而且对苏联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破坏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宝贵干部资源，摧残了科学文化资源，更严重地影响了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和思想资源。
这场运动的长期后果是多方面的，包括苏德战争初期的惨重失败、社会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兴起、苏联党和国家形象的严重受损，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乏吸引力。所有这些因素最终都与"大清洗"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导致苏联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约瑟夫·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亲自领导编写的，于1938年9月在《真理报》上连载发表。该教程的出版是斯大林意识形态和体制的最终确立，也是为了统一苏联全党全国的思想。斯大林在教程中对党史进行了特定的解释和说明，明显违背了历史真实，如将布尔什维克作为政党存在的时间由1903年推迟到1912年的布拉格会议，以及对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的不实评价。这部教程后来成为了苏联理论思想的唯一标准，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僵化和停滞。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过程是一个灌输约瑟夫·斯大林意图及其指导思想的过程。教程几乎将全部篇幅都用于叙述同反对派的斗争，而对于党的整个活动和党的建设，则没有着笔或着笔甚少。教程出版后，联共（布）中央通过专门决议，在全党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使该教程成为了衡量苏联理论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尺和法绳。
苏德战争爆发后，联共（布）立即开始改组苏联党、政、军领导体制，这其中确立和保障战时党的领导最为重要。而党在战争年代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是仿照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建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方式，由1941年6月30日成立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来实现的。该机构由约瑟夫·斯大林担任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贝利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等为主要成员。
国防委员会集中了苏联党、政、军的全部权力，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战时国家事务的领导，包括武器和弹药供应、军事运输等多个方面。
国防委员会的运作方式相当灵活和高效，通常采用书面表决或由主席和副主席独断决定。斯大林对所有重要决策都进行亲自监督，包括部队结构的变动、新武器装备的使用和干部的任命或更换等。该机构还设置了多个临时委员会和全权代表机构，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战时需求。
国防委员会没有在各地设立地方分支，而是通过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机关，以及各级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行使对全国的领导。在其存在的四年零两个月中，该机构通过了9971项决议，其中三分之二涉及军事经济和组织军事生产，还包括了一些直接发布的不经法院审理的判决指令。
国防委员会在战争期间具有无限的权力，但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也存在着无人监督、主观武断和无法制约的风险。但是该机构克服了此种风险，并在战争期间完成了极为艰巨和复杂的任务，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轴心国。
在整个苏德战争中，共产党员自始至终是苏联人民的战斗先锋。联共（布）80％的党员都在武装力量和游击部队的行列里战斗过，或在敌后进行过地下斗争。其中共有300万党员阵亡，合计每两个里面有一个或在战斗中阵亡，或在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中丧生。但是党员的总数并没有减少。在战争时期，共有将近330万人入党，近51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党的这些新生力量的主要部分被充实到了苏联红军和红海军的队伍中。联共（布）的队伍在战争年代一天天壮大，党员总数从战争开始时的380万人，发展到战争结束时的570万人。
但与此同时，为了巩固同英美的同盟合作关系，并促使英美开辟欧洲战场，联共（布）在国际革命战略问题上作出让步，于1943年5月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一措施主要是适应发展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需要而采取的。
在二战胜利后，约瑟夫·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达到巅峰，这与苏联战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战后苏联未能及时从战时状态转向和平建设，反而在多方面回归到了30年代的模式。这种回归并非单纯的历史重演，而是深受战争影响的结果。斯大林作为战争胜利者，其个人声望和地位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为其个人崇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胜利的光环使他开始忽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贡献，过多地将胜利的功劳归于自己。这种个人崇拜不仅与战争胜利紧密相连，还与战争历史的美化和粉饰有关。官方对战争历史的美化，尤其是对斯大林的过度赞美，进一步加强了其个人崇拜。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权力体制也得到了加强。战后，他不仅在军队、政府和党内担任多重要职，而且几乎单独掌握了所有最高权力。这种高度集权的个人权力体制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与战时体制的影响密切相关。斯大林几乎成了一个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权力中心，这对苏联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个人崇拜和权力体制加强的基础上，约瑟夫·斯大林开始在多个方面越来越偏离列宁的思想遗产，先是把苏联最高国家机构“人民委员会”更名为”苏联部长会议”，各部人民委员更改为部长；工农红军改称为“苏联武装力量”；1952年，又把联共（ 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这样的更名同列宁时期相比，多了一些沙俄和大俄罗斯主义的色彩，少了一些“人民”“工农”的革命色彩。
与此同时，战后的苏联及苏共与战前相比，国际主义的色彩更淡，民族主义的色彩更浓。除了更名外，斯大林把沙俄时代进行拓疆掠土、镇压少数民族的将领，也列入爱国英雄之列作为人们效仿的范例，这就不能不导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战后在苏联官方宣传及一系列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都贯穿着一条十分突出的主线，即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使苏共在30年代本已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变形，向着更加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演变。
1952年10月，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更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1953年3月1日，约瑟夫·斯大林突发脑出血。3月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全国沉痛宣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已于5日晚9时50分与世长辞。故去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没有对接班人问题作具体安排。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党政人事安排上。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在3月21日，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使马林科夫只保留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苏联总理一职。在赫鲁晓夫等人组成新的书记处里，赫鲁晓夫因实际上成为了第一书记，为其权力的增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苏联总理马林科夫和苏联国安部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之所以支持赫鲁晓夫主导党的工作，一方面是希望与他建立默契，另一方面是为了对付他们认为在党内有很高威信的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但这一策略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扳倒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的权力开始崛起。
1956年2月14-25日，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以及五年后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大张旗鼓地通过“秘密报告”批判个人迷信和约瑟夫·斯大林，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等新的理论观点，并提出“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冒进口号。所有这一切，对苏联国内政局、世界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两个高潮，分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苏共二十二大。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标志着第一次高潮，尽管在大会的正式议程中并没有明确批判约瑟夫·斯大林，但赫鲁晓夫在凌晨的“秘密报告”中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和个人迷信。这场批判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和文艺“解冻”运动，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然而，这场批判在苏联国内和各国共产党内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混乱，包括格鲁吉亚的群众性示威和波匈事件。这些事件迫使赫鲁晓夫暂时收敛，他在后来的发言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有所改变，甚至否认了“秘密报告”的存在。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态度在“反党集团事件”后又迅速恢复。
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则是第二次高潮，大会不仅全面批判了斯大林，还将马林科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人与斯大林捆绑进行批判。大会甚至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并火化，这一行为象征着对斯大林历史地位的全面否定。
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苏联进一步加强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包括改名、拆除纪念碑和停售斯大林的著作。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标志着苏联对斯大林和个人迷信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是在苏共二十大上首次系统提出的，主要包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三个方面。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系可以和平共存，并通过和平竞赛来展示各自制度的优越性。赫鲁晓夫强调，这些观点不仅决定当下的国际局势，还将影响未来的发展。
赫鲁晓夫进一步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和平力量的增强，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他提出“和平共处”不仅是一种策略性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框架下，他还讨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竞赛，即通过和平手段而非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
除了“三和”理论，赫鲁晓夫还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观点。他认为，全面的裁军是实现长期和平的关键，而苏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能够合作，将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这些观点不仅体现了赫鲁晓夫对和平与合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他试图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新的外交路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两全”理论，即“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标志着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观念的重大修正。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后，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必要，因为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观点进一步得到了苏共于二十二大上通过的第三份党纲的支持，宣称苏联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国家和党。
除了“两全”理论，赫鲁晓夫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观点，包括否认苏联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以及提出“国家消亡”和“国家职能转变”的理论。他强调，在社会主义的胜利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同时，他还提出了“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认为这是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赫鲁晓夫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引发了苏联国内外的广泛的争议和批评，尤其是他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曲解。他还鼓吹“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抽象人道主义口号，这实际上成为了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和肯定“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思想基础。这一系列观点在后来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错误，。
在文学领域，赫鲁晓夫在批判约瑟夫·斯大林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推动“解冻”思潮，这一思潮首先在文艺领域兴起，以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判个人迷信为主要特点。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小说《解冻》成为该思潮的代表作，引发了社会上的激烈争论。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间，“解冻文学”成为苏联文学的主流，得到了苏共领导层的支持。
然而，到了1957年，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复杂局势，特别是“波匈事件”和赫鲁晓夫在党内外的困境，苏共领导开始加强对文艺界的控制。赫鲁晓夫在多次会见和讲话中批评了文艺界的“不健康倾向”，要求文艺工作者成为党的“忠实助手”，并开始对一些具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和作家进行点名批评。这标志着“解冻”思潮开始受到限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1958年至1962年间，在苏共的推动下，开始再度对文艺界采取“放”的方针，“解冻”思潮再度兴起。赫鲁晓夫鼓励作家和艺术家更为勇敢地面向现代生活，探索社会“阴暗面”，并对一些突破性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然而，这一时期也并非完全放任自流，对于过分出格或与党的意识形态不符的作品，如《日瓦戈医生》，仍然采取了压制的措施。
到了1962年底至1963年，苏共领导开始对“解冻”思潮进行再次“刹车”，主要是出于对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出现的泛滥和失控的担忧。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开始在文艺界开展批判运动，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和控制，对一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理人”的作家进行了批评和压制。这导致“解冻”思潮再次陷入低落，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转为一种潜流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期。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间，苏联党政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目标和手段。第一阶段从1953年3月至7月，主要集中在重组约瑟夫·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庞大的中央部门。拉夫连季·贝利亚负责这一阶段的改革，他迅速地将51个部减少到25个，并特别关注与军工和“特别工程”有关的部门。这一阶段的改革不仅加强了贝利亚的权力，还导致了大量的中央官员处于闲置状态，从而增加了他们对新领导层的不满。
第二阶段从1954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在贝利亚被清除后开始，主要集中在党的领导机构和内务部的改组。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挑选支持自己的年轻领导人并加强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他大力改组内务部，并创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接管其部分职能。这一阶段的改革反映了赫鲁晓夫对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个人领导地位的力量的深切担忧。
第三阶段从1957开始，到1961年结束。主要关注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改革。赫鲁晓夫试图通过下放中央权力来重组中央的权力结构，但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一阶段的改革揭示了赫鲁晓夫在权力结构中的困境：他无法完全依靠党的官僚体制来推动自己的改革议程。
第四阶段从1962开始，到1964年结束。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他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反对。在这一阶段，他试图通过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和创建党政监察委员会来稳固自己的权力。然而，在这种对党组织的大改组中，最终获利的还是被赫鲁晓夫认为是官僚主义者的那些领导干部。许多年轻的领导人迅速上升，成了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成员，成了赫鲁晓夫身边的人； 一些新人掌握了重权，如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新上任的苏联党政监察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和时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尤里·安德罗波夫等人，都成了苏联政局演变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赫鲁晓夫的对党组织的改组为自己设下了陷阱，正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人们在1964年10月把他从苏共中央里永远地“改组”了出去。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标志着赫鲁晓夫执政时代的终结和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时代的开始。在这14日的全体会议之前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在10月12日和13日分别举行了两次会议，密谋推翻赫鲁晓夫。这两次会议准备得非常周密，第一次会议甚至是在赫鲁晓夫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第二次会议上，主席团成员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迫使赫鲁晓夫“自愿退休”。而14日的苏共中央全会只是将这一局面向全党公开。
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集中在他没有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批评，以及在实施苏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决议所制定的路线中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这些错误主要体现在内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工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党组织改革等方面。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尽管他在内外政策上特别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思路，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于其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实践中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使得改革并未取得实际的成果，反而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出现困难，苏共党内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非常不满。而在思想理论领域的“解冻”，虽然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引起了群众中的思想混乱和苏共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抬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共中央选择让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接手，所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政策调整主要集中在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和稳定国内政治、经济状况，这也为他后来长达18年的执政奠定了基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些错误，并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但这种稳定逐渐转化为停滞。他和他的领导团队没有抓住机会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反而将维持现状视为目标。这种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尤为明显，导致了管理体制的僵化和权力的过度集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老化和官僚化。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导致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与此同时，国家机构和机关人员数量急剧增加，导致决策过程缓慢和低效。这种权力集中和机构膨胀进一步加剧了体制的僵化，使得领导层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
勃列日涅夫及其团队对时代和社会变化视而不见，固守原有的观念和教条。这种思想僵化不仅忽视了社会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也未能适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尽管社会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却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加剧了整个体制的僵化和落后。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表面上看似正常，但实际上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虽然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等政治活动定期举行，但这些会议更多地是一种歌功颂德的仪式，缺乏实质性的政策讨论和批评。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通常都是空洞和表态性的，没有对中央工作和方针政策进行深入的审查和批评，这反映了党内民主的流于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停滞。
普通党员和干部的民主权利也受到了忽视。党内选举通常是等额的，候选人由上级组织预先确定，没有经过充分的协商和讨论。对于批评党和国家领导的声音，通常会被忽视或打压。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央层面存在，地方层面也是如此，导致了民主权利在实际操作中被削弱。
在苏维埃方面，尽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一系列法律和宪法修订，旨在加强苏维埃的立法作用和明确代表的权利与义务，但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状。苏维埃作为劳动人民代表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而是被党的机构和决策所主导。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形式主义倾向。
苏共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最终形成，主要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虽然表面上看似加强了党政机构的监督，实际上这些监督机构对于高级领导干部及其保护的违法乱纪者几乎无能为力。勃列日涅夫与各级党政机构领导存在一种“君子协定”，即只要支持他，就可以在各自的地区为所欲为，这进一步加剧了腐败和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共特权阶层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思想上的蜕化和道德沦丧。由于长期的稳定和缺乏有效的社会主义教育，许多领导干部不仅在工作中安于现状、不思改革，而且在思想上越来越追求物质享受。他们不仅满足于政府规定的各种特殊待遇，还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如贪污、受贿和非法经营，来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
苏共特权阶层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包括各级党、政、军机构的高级领导干部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苏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个特权阶层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和解体。
1982年11月12日，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逝世的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生于1914年， 1954-1967年曾先后担任驻匈牙利大使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从1967年起长期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也有机会接触大量人民群众来信，能对国内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比较清楚。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安德罗波夫开始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停滞的苏联社会进行改革。
尤里·安德罗波夫首先对政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整顿社会纪律和调整不称职干部为中心。他对前任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劳动纪律松弛、社会风气败坏和党内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批评，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以加强纪律和监督。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需要进行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的认识，而且也显示了他对改造政治体制的决心。在干部队伍整顿方面，他处理了一系列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并在短短的时间内撤换了大量不称职的高级领导干部，显示了他在治理党和政府内部的决断力。
在经济方面，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路主要集中在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两个方面。他强调了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批评了以前在推进“集约化方针”方面的不力。为此，他颁布了一系列决议和措施，旨在通过改革经济体制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同时，他也对企业扩权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减少国家给企业规定的不合理指标，提高企业在各方面的自主权等。
安德罗波夫还强调了改革措施应该是综合和配套的，他提出要将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他注意到了苏联前几次改革收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即只注意经济方面的改革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以及只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发展而忽视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因此，他提出了综合改革的新思路，强调在制定经济计划时要全面地考虑和反映社会发展的各种重要因素。
虽然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因为执政时间仅有十五个月而无法展开，但也对“停滞”的苏联社会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因病逝世； 13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契尔年科已经73 岁，且重病缠身，其在位期间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替去世的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就任后，继承并发展了安德罗波夫时期的经济改革路线，正式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并强调“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这一战略方针不仅涵盖了经济领域，还扩展到了政治、社会和对外政策等多个方面。
苏共在1986年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将“加速发展战略”正式确定为当前阶段的总路线，并详细阐述了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具体内容。例如，在经济方面，战略目标是实现向具有全面发达的生产力和成熟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过渡；在社会领域，关注劳动者福利和实现社会公正；在政治方面，扩大民主和公开性，进行全面变革。
苏共在实施“加速发展战略”过程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加入了自己的“创造”，包括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显著加快”和将改革目标扩大到政治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一战略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在发展机器制造业、整顿纪律和干部调整等方面。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改革设计者也承认，他们在改革初期并没有详细的计划，很多问题没有预见到，特别是低估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1985年，随着“加速发展战略”及改革的推进，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改革产生的不同评价，而反映到苏共内部对改革的态度则就呈现出明显的分歧。苏共内的激进派，以鲍里斯·叶利钦为代表，主张迅速和激进地进行改革，特别是在改革速度和顺序上。叶利钦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提出，应首先从改变党的思路开始，对现有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而传统派则持相反观点，以叶戈尔·利加乔夫为首，他们主张谨慎和渐进地进行改革。利加乔夫认为，过于急功近利的改革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他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持有不同意见，主张在保留传统苏联经济政治体制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主流派则位于这两极之间，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他们既不支持过于激进的改革，也不支持完全保守的立场。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团队内部也存在分歧，如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人倾向于更激进的改革，而以尼古拉·雷日科夫为首的人则主张更为审慎和渐进的改革。
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成为这三派分歧的集中爆发点。鲍里斯·叶利钦在大会上公开批评了中央的改革政策和戈尔巴乔夫，而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则反驳了叶利钦的观点。这次会议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让整个苏联社会和全世界见证了苏共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这对苏共及其改革进程造成了很糟的影响。
而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社会于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逐步陷入危机。1989年春以后，在社会政治危机迅速发展，改革路线面临调整的关口，苏共召开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会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选择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合流，放弃了苏共一党执政的法律地位，继而实行了总统制，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作出了加速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抉择。苏共的政治危机发展演化为政权危机。
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内部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思想的发展，俄罗斯的苏共党组织也同样受到影响，开始谋求成立独立的俄共组织。1990年春，超过65%的俄罗斯党员同意建立独立的俄共组织，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自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将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更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来，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俄罗斯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党、团组织。虽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初不愿意成立独立的俄共组织，但由于激进派在俄罗斯地方苏维埃选举中的一系列胜利和分离势力的增长，苏共中央最终决定成立俄联邦共产党。
1990年6月19-2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在会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大会最终以压倒多数选举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为俄共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当选后明确表示，俄共将忠于十月革命的主张，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反对苏共党内的激进派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
苏共二十八大于1990年7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代表达到4657人。大会的核心议题围绕着苏联改革的方向和未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报告《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报告主要探讨了三个方面：评估过去的改革是否正确，分析当前的危机原因，以及制定未来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强调，苏联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要么继续深化改革，要么面临反改革势力的威胁。
苏共二十八大上，激进派和传统派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以鲍里斯·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出了更激进的改革方案，包括将苏共转变为议会党，解散在军队和其他国家机构中的党组织。而传统派则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一路线导致了政治混乱和社会不稳定。
苏共二十八大最终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声明和新的“苏联共产党章程”。这些文件明确了苏共的新方向，即建立一个以社会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以及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制国家。然而，这些改革计划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反而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也反映了党内深刻的分裂。根据新党章的规定，大多数原政治局委员未能入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更引人注目的是，叶利钦在大会上高举代表证宣读了退党声明，紧接着，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宣布退出苏共。
尽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苏联面临的危机，但他的改革路线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有效的执行。苏共二十八大后，苏共党内出现了退党狂潮，最终加速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
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到来的退党狂潮下，苏共基层组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退党人数从1990年上半年的37.1万人增至全年的180万人，导致全苏20%的基层党组织和50%的党小组停止活动。到1991年7月，苏共党员人数降至1500万，几乎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
与此同时，苏共党员和干部也面临不公正的待遇。例如，一些党委书记被剥夺了了解企业活动的权力，甚至被逐出劳动集体委员会。工厂精简职工首先从辞退党员开始，一些工厂党委被迫退出办公地点，迁出工厂。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苏共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批评和改革下，苏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严重冲击。基层组织开始各自为政，不再服从党的区委、市委的领导，而上级党组织对此无能为力。这种现象进一步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弱化，例如一些被开除党籍的人仍然能够担任党委书记。
最后，随着苏共指导思想的转变和“民主化”“公开性”的影响，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茫然和缺乏信心。这导致了基层组织出现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混乱和失控。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降低，导致其在苏联解体时几乎无法发挥任何作用。
1991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联盟”计划，旨在通过与加盟共和国签订条约来改革苏联的政治结构。这一计划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反对，苏共保守派成员认为这将削弱苏联共产党的权力，并导致苏联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国家。就在新联盟条约即将于8月20日签署之际，一场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动的政变突然爆发，这一事件被称为“8•19事变”。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成功控制了俄罗斯境内的武装力量，而戈尔巴乔夫则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并要求苏联共产党中央自行解散。
在“8•19事变”失败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联手，对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和清洗。戈尔巴乔夫解除了与政变有关的高级官员的职务，并任命了叶利钦的亲信来接管关键的权力部门。同时，苏联内阁和最高苏维埃也经历了重大改革，包括不信任和解职现有的领导人。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加速了苏联政体的解体，也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弃了社会主义道路。
除了清算“8•19事变”参与人员之外，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联手对苏共进行了全面的打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一开始还声称自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但很快就公开表明了他对共产党的背离态度。他辞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声称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8•19事变”，并要求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各级地方党组织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行为得到了叶利钦的支持。
叶利钦进一步通过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在8月25日宣布停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这一系列行动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默许，甚至苏共中央书记处也发表声明，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苏联议会也通过了决议，暂停苏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并开始对其进行调查。
除了政治打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还在政治军事领域对苏共进行了全面的“非党化”。叶利钦签署了俄联邦总统令，宣布苏联武装力量中的苏共基层组织为非法，并禁止其在俄联邦境内的活动。戈尔巴乔夫也发布了苏联总统令，停止苏共在各权力部门的活动，并查封其财产和档案。
在文化和社会层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消除苏共的影响。包括拆除与共产党历史有关的纪念物，更名以共产党历史人物命名的城市，以及停止苏共相关的出版物。这些行动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也得到了广泛的实施。
最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还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广泛的迫害，包括逮捕和刑事起诉。这一系列行动导致了大量共产党员，尤其是机关干部，加入了失业大军。这些迫害行为不仅针对与"8•19"事件有直接关联的人，甚至许多没有牵连的共产党人也受到了影响。这一切都标志着苏共的彻底崩溃和解体。
1991年11月5日至6日，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下令禁止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自此这个列宁亲自缔造的、具有90多年历史的苏共正式停止存在。
在“8•19事变”失败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被迫解散。直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后的1993年2月14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才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并宣布该党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继承者。并于次月完成了在司法部的登记，成为俄罗斯合法存在的政党。而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是经过重建和恢复后的俄共的力量顶峰，党员达55万人之众，在当时小党林立的俄罗斯是最大的政党；仅在重建成功两年之后1995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就由第三位攀升至第一位，1999年优势虽然缩小，但仍然是国家杜马第一大政党。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弗拉基米尔·普京组建的统一俄罗斯党得到俄联邦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在2001年12月成立后便随即成为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大政党，并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手中夺走了相当部分怀念苏联时期的保守派选民群体；再加上俄共组织自身的分裂和党员流失，造成俄共的力量不断衰落，到 2005年俄共党员已经降至不足 19 万。
在经历了跳崖式流失之后，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俄共力量总体上发展趋于平稳，党员人数稳定在16万人左右，也稳固了其作为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二大党的地位，成为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反对党地位的共产党。
2022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纪念苏联成立100周年的节日音乐会。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在音乐会的致辞中高度肯定了苏共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领导地位，并且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1918年7月，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保留自己名称和组织的前提下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此次大会标志乌克兰共产党正式诞生。
到了苏共二十八大后的退党狂潮里，乌克兰共产党于1991年7月22日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在乌克兰注册，但在在“8•19事变”失败后，乌克兰共产党也同样被迫解散。而原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莫罗兹则在1991年10月组建了新的乌克兰社会主义党以重建乌克兰共产党。在乌克兰社会主义党以及原乌共党员的努力下，乌克兰共产党于1993年6月19日成功在顿涅茨克州召开了重建大会，恢复了乌克兰共产党的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存在。
然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乌克兰的反俄、反苏、反共情绪明显升温。2015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一系列“去共产化”法律，这些法律不仅要求更名所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地名和组织，还规定了使用共产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符号的政党或社会团体将被拒绝注册或终止活动。这一系列法律对乌共及其他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加剧了乌克兰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紧张局势。
2022年7月5日，乌克兰利沃夫法院作出裁决，永久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没收该党的所有资产。
马克思列宁主义（俄语：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英语：Marxism-Leninism）简称为马列主义或马列，严格的说是指由列宁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并以此作为此党理论体系的根本理论，绝大多数共产党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尊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尽管其中有许多政党根据政治环境的新需要而对此主义进行了补充工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一样，如采取暴力形式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等。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列宁主义”一词始见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1924年约瑟夫·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列宁主义，并把它定义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是很丰富的。构成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虽然俄共（布）和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却是重视民主的。他主张党内民主和集中制的辩证统一，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在不同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都尽力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写入党的组织章程，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
在党内生活中，列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为自己的观点进行斗争。他认为，党内可以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争论，要在争论中辩明是非，认识真理。同时，列宁强调党内要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所绝对必要的。
列宁认为，党内实行民主，首先要求创造条件使党员群众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意志，监督党的工作。他反对任何对少数人采取的暴力形式和多数人的胡作非为，认为必须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
苏共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苏共各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基层党组织是党员大会、在省级党组织是代表会议、在各加盟共和国党委和苏共中央是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各自党组织的支委会或党委会，以领导党组织的日常工作。党的组织系统经过几次调整后定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成为党的所有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
苏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必须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制定、审查、批准、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决定党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的路线，并选举出中央委员会等机构。1917-1925 年间，党代表大会严格按党章的规定，每年召开一次，在国内战争期间也没有间断过，党代表会议也经常召开。但列宁逝世以后，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制度逐渐被丢弃，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召开的次数越来越少。从1927-1953年，二十五年间只召开过五次党代表大会，而且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从1939年的十八大到1952 年的十九大竟然间隔了十三年之久。此后，从赫鲁晓夫时期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期，党代表大会每四年或五年召开一次，较为正规，直至1990年苏共召开的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苏共党章规定，在前后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中央委员会可以召集各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由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选出，代表会议有权撤换一部分中央委员。在列宁时期，苏共比较频繁地召开党代表会议，但在约瑟夫·斯大林时期，却很少召开这种会议。从1941年的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召开过党代表会议。而苏共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条文，尽管苏共二十三大修改的党章中重新规定，“中央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召开全苏党代表会议来讨论巳经成熟的党的政策问题。”但从1941年的第十八次代表会议算起，只是在间隔了47年之后的1988年，苏共才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这也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布）、联共（布）和苏共的中央委员会是党最具权威性的政治机构，它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和地方党机关的全部活动， 代表苏共同其他党进行联系。
苏共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在党和国家进行重要决策和开展重大活动之前通常会召开全体会议的机构。这些全体会议可能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之前、在制定新的经济计划或修改宪法之时，或者是为了决定如国际局势或农业等重要问题而召开的。尽管全体会议的召开次数有所减少，中央委员会仍然具有特定的职能，包括对最高层拟定的重大政策和决定进行权威性的认可，以及作为一个论坛进行广泛的讨论。
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理论上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权力的党的权力机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通常是由政治局来运作和实施的，一旦政治局作出决议，中央委员会通常不会有所违背。大多数的中央决议由中央书记处草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批准，然后提交给中央委员会进行审议和通过。
在一些特定的关键时刻，中央委员会能够发挥其特定的党内权威，解决政治局中出现的冲突。例如，在1957年的“反党集团事件”中，赫鲁晓夫通过中央委员会成功地粉碎了主席团中多数反对他的阴谋。这表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能起到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共中央委员会作为常设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作用逐渐被削弱。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党内民主和监督的重要机构。其主持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职责已经转移到了更小的机构，如政治局和书记处，但它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权力和影响。
俄共（布）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上设立了政治局，标志着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政治决策机构。根据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所有其他中央委员有权参加政治局的会议并享有发言权。政治局负责对紧迫问题做出决定，并且每两周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其全部工作情况。
政治局的决策过程是通过协商一致和讨论来进行的。如果出现意见分歧，政治局会议将持续进行直至达成一致意见，投票表决仅作为最后的手段。团结一致被视为政治局的核心活动原则，只要政治局保持团结，其决议在中央委员会中通常不会遭到反对。
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约瑟夫·斯大林掌权的末期，即1952年10月，进行了重大的组织改革。这次改革宣布取消政治局和组织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规模更大的主席团。然而，这一改变并没有持久，因为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将主席团重新命名为苏共中央政治局。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明确了政治局的新职权。根据新的规定，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其主要职责是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工作。这一变化进一步确立了政治局作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地位。
中央书记处在十月革命前的形成阶段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机构。然而，随着1917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会议）的召开，列宁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书记处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发生变化。以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负责从工人和士兵中吸收党员的运动，并下设军事组织局和出版局两个辅助机关。1917年8月党的六大之后，书记处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开始负责与各地党委保持通信，并发挥了某种独立的作用。
到了1919年，俄共（布）八大决定设立书记处作为常设机构，与政治局和组织局并列。书记处由三名中央委员组成，负责处理组织性和执行性的日常问题。这标志着书记处从一个技术性的机构转变为一个实际上独立的政治机构。三名书记各自主管中央委员会的几个部门，并在需要作出决定但不需提交给组织局的重要事务上，基于三名书记的商议来处理。
约瑟夫·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书记处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它不仅在机构和人员上急剧扩大，而且在性质和作用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书记处从一个纯粹的执行机构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决策权的领导机构，几乎完全取代了组织局的职能，与政治局并驾齐驱。
在后斯大林时代，书记处的性质、职能和作用相对稳定。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明确了总书记职务的地位，使其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一变化进一步确立了书记处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甚至设立了副总书记的职位。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党章中得到了新的规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由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而书记处则由苏共中央副总书记领导。这一规定反映了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党内组织结构和决策过程中持续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下。
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两个最高决策机构，它们在权力结构中几乎是平行的。虽然按照党内规定，政治局在形式上拥有更高的地位，但实际操作中，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几乎与政治局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政治局的某些成员。这主要是因为中央书记处手中拥有更多可以运用的权力杠杆，使其在党和国家事务中具有全权支配的地位。两个机构各自独立通过决议，并共同管理着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所有事务。这些决议都被视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反映了两者在苏共最高政治决策层面的共同重要性。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19年的八大上设立了组织局，组织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每个委员负责领导一个相当的部门。组织局至少每周开会三次，并负责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一次报告。
组织局的等级相对于政治局较低，它主管中央宣传鼓动部、登记和分配部、新闻部等多个部门。列宁认为，组织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组织局和政治局的工作难以截然分开。总体上，组织局负责调配人员，而政治局负责处理政治问题。
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由于党内生活日趋不正常和个人集权加剧，组织局的功能逐渐被削弱。到了1952年，组织局被正式取消，其职能完全由书记处来承担。这一变化标志着组织局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赫鲁晓夫在解释组织局被取消的原因时指出，由于书记处职能和权力的扩大，组织局已经不再起作用。这意味着组织局的消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其主要职责已经被书记处所取代。这一变化也反映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
《真理报》（俄语：Пра́вда，罗马化：Pravda），创刊于1912年5月5日，前身为托洛茨基于1908年10月3日在维也纳创办的同名报纸，是1918年至1991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真理报》被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查封、关闭并出售，其所有权几经转手后辗转落在一个希腊家族财团手上；最终在1997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收购了这份报纸，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
在地方上，各省、边区、共和国的党组织的最高机关是省、边区党代表会议或加盟共和国党代表大会。在前后两次会议之间，是省边区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的省边区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书记处，处理日常问题和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书记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设有专区的省、边区、共和国应在专区设立党的专区组织，其最高机关是党的专区代表会议。党的市、区代表会议由市、区委员会召集，市、区委员会建立和批准企业、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机关中的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它们的工作。在大城市，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成立隶属于市委员会的区组织。
苏共的基础是党的基层组织。党章规定，在工厂、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和其他经济企业中，在集体农庄、苏联陆军和海军部队中．在乡村、机关、学校等单位· 凡有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党员不满三人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等， 成立预备党员小组或党员和共青团员混合小组，由区委员会、市委员会或政治部委派一个党组织来领导，基层党组织的最高机关是党员大会。凡是整个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和预备党员超过一百人的企业、机关和集体农庄等单位，经过区委员会、市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批准，可以按车间、工段、部门等成立党的组织，党员和预备党员超过三百人的大企业和大机关， 经过党中央委员会个别批准，成立党的委员会，这些企业和机关中的车间党组织具有基层党组织的职权。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在于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群众同党的领导机关联系起来，党的基层组织选出支部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的组织结构进一步系统化。据苏联官方1987年对外发表的《苏联各族人民数字与事实》中公布的统计资料，执政后苏共党员数量的变化情况如下：
苏联社会的共青团，全称全联盟列宁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联盟（Всесоюзный Ленински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ёжи），是苏联共产党的下属青年组织，成立于1918年10月29日。苏联共青团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培养未来的共产党员为宗旨。共青团的各级组织的构成与苏共的组织相当，作为苏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在向青年人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是向苏共输送年轻党员的一个组织。积极的成员会得到各种特权以及提升的选择权。在苏联社会中，共青团员在就业、奖学金等方面常常比非团员享受优待。积极参加共青团也被认为是取得共产党员资格的重要条件。
苏联共青团在8·19事件失败后认为共青团“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并于一个月后，即1991年9月27日至28日的第二十二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
苏联社会的少年先锋队，全称全联盟列宁先锋队（Всесоюзная Пионер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мени Владимира Ленина），存在于1922年至1991年，其成员年龄为10-15岁，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青团的下属少年组织。其红领巾规格为100x30厘米，最初为深红色棉质，后期改为偏红橙色的化纤材料。红领巾的三个角象征苏联共产党、苏联共青团和苏联少先队，打成的结象征这三代人的团结。
与苏联共青团一样，在1991年9月27日至28日期间的苏联共青团第二十二次特别代表大会上解散。
布尔什维克党歌（俄语：Гимн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是由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所创作的歌曲，其歌词由瓦西里•列别捷夫•库马契所撰写。此曲创作于1938年，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这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非官方党歌。在1943年时此曲的旋律被用在苏联当时正在创作的新国歌，党歌也被正式替换为《国际歌》，1944-1991年的苏联国歌《苏联颂》和2000至今的俄罗斯国歌《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都与此旋律一致。
苏共党章主要分三份，分别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族主义工党二大、1919年的俄共（布）八大和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通过。
该章程是苏共历史上的第一个章程，于1903年7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章程共有十三条，涵盖了党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会议召开、财务管理等多个方面。
第一条定义了谁可以成为党的成员，即那些承认党纲、物质上支持党并在一个党组织领导下工作的人。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了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条件和哪些组织有资格派代表参加大会。第四条和第五条则涉及党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
第六条至第十三条进一步细化了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党内组织的职责，包括财务管理、决策机制和与国外组织的关系等。特别是第十三条，明确了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是党的唯一国外组织，并规定了其职责和权限。
这份章程全面地规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活动，为党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制度保障。
苏共历史上的第二份章程于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该章程于1919年3月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章程分为多个章节，涵盖了党员资格、预备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机关、区域组织、省组织、县组织、乡组织、党支部以及党的纪律等方面。
在党员资格方面，章程进一步明确了成为党员的条件，包括承认党纲、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和缴纳党费；同时清晰了入党程序，明确预备党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期，以确保其了解党的纲领和策略。
组织机构方面，章程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详细列出了党的组织层级，从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到区域、省、县、乡和企业等各级组织。
纪律方面，章程强调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并列出了对违反纪律的各种处分。
与1903年的第一个章程相比，这份章程更为详细和系统，涵盖了党的组织、运作以及参与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全面的组织法规。
苏共历史上的第三份章程于1961年10月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在这时候，苏共已成为一个执政理念、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都相对成熟的大党，这一点在第三份党章的相关规定也能看出。
这也反映在了新党章丰富的条目数量和内容上。苏联共产党章程的一到三章内容主要集中在党的基础理念和组织结构上。它从总体上规定了党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提供了行动指南。这一部分强调了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忠诚，为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到五章的内容则更侧重于党的内部管理和决策机制。它详细描述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党的全体大会以及其他决策体的组成和职责。这一部分还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内的纪律和处罚措施。这些内容使得党的运作更加规范和高效，也为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而第六到第十章则对苏共党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项活动进行了规定，内容涵盖基层组织的建立、专区、市、区委员会的活动、与党外组织的关系、以及党的经费等多个方面。这些章程明确了基层组织的建立、运作、权责、活动频率、以及党与其他组织（如共青团、苏联军队和党外组织）的关系。
与1903年及1919年通过的党章相比，1963年的新党章更加详尽和具体，无论是在条目数量还是内容深度上都有明显的提升，也显示出在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共产党积累了大量的执政经验，并在1961年章程中正式形成并确定了完整而全面的社会主义执政体系。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镰刀锤子的符号起源自俄国革命，由俄罗斯艺术家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卡姆佐尔金（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золкин）于1918年创作，最初是为了1918年5月1日苏俄的五一劳动节游行而设计的，但很快被苏维埃政府选为国家的主要象征，并被纳入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和国旗。镰刀代表农民阶级，锤子代表工人阶级，两者结合在一起象征着工农团结、合作及反抗反动运动与外国干涉。这一图形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和象征意义，表达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和目标，也展示了苏维埃政权的团结。
共产国际（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缩写为Коминтерн），通称第三国际（Трет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也称赤色国际或红色国际，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相关人员和组织转入随即成立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
在1947年，为了加强对东欧的政治控制，约瑟夫·斯大林通过波兰工人党发起了一个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并最终建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个组织不同于全球性的第三国际，而是一个专门针对欧洲的共产党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同时也是苏联为了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而设立的政治机构。
然而，这个组织在成立不久后就因为苏联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恶化而出现了分裂。苏南关系的恶化主要源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立探索，以及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高压政策，包括撤走军事顾问、中断贸易和友好合作关系，甚至在情报局的会议上公开批评和排斥南斯拉夫。
苏联的对南政策不仅导致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也暴露出苏联领导层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这种思想倾向并没有因为赫鲁晓夫的上台而得到纠正，反而在后来的苏波、苏中和苏捷关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最终成为了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对抗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层面，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构建了一个集体安全体系。经济方面，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济贸易协定，被西方国家称为“莫洛托夫计划”，旨在加强苏联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
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共同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明确表示反对侵犯各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的马歇尔计划。这一行动标志着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建立。在军事方面，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军事援助，并开始扩大常规军事力量的编制。
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和在亚洲挑起战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苏联因此加强了国防力量，并准备对任何侵略者进行致命打击。而根据约瑟夫·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两个阵营”的理论，苏联不再满足于东欧国家之间的双边军事互助条约和通过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所确立的关系，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
1955年，苏联与东欧国家共同签署了华沙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这一组织是针对北约的反措施，旨在通过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等机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和集体安全。这一系列行动展示了苏联在冷战期间如何通过多方面的合作和组织来维护其在东欧和全球的影响力。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共产国际迅速关注到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出吴廷康等全权代表来到中国，与正在筹备建党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进行了多次座谈。维经斯基在了解了中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状况后，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速了建党进程。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此后，该组织通过多种方式与各地共产主义主义知识分子进行联系，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建党工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新一轮代表抵达上海，与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充分准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同年7月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共二大后，国共合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方针。同时共产国际代表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也支持孙中山的建议，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并在1922年的中共中央执委会议中被正式接受。这标志着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重要转折。
1923年，共产国际进一步明确了中共与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合作关系，并强调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应保持独立性。这一决议对促进国共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同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市召开，经过与共产主义国际代表的多轮讨论，最终决定采用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合作。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工农运动的高涨。然而，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分歧逐渐显现。
尽管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早期对中国革命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但在面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共活动”时，其妥协退让的态度导致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加剧。这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决策和妥协态度，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的指导起到了重要但复杂的作用。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共产国际成为中国共产党寻求指导和支持的重要外部力量。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随后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等，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某种程度的支持和指导，这些起义和战争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奠定了基础。
然而，共产国际的指导并非一直是准确和有益的。由于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不足了解和自身的意识形态偏见，共产国际多次给出了“左”倾的指导意见。这些错误的指导，如强调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大城市公开红色工会，或是过早地推动进攻大城市等，导致了中共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损失。
1930年代初，共产主义国际的指导更加“左”倾，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这一时期，中共内部出现了李立三的“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等一系列错误，这些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直接关系。这些错误导致了红军和根据地的严重损失，甚至间接造成了红军开始长征。
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共才在与共产国际断开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纠正了这些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一转折不仅标志着中共政治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进一步凸显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双重性。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针对全球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进行了策略调整，这一转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强调停止内战，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这一宣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发了强烈反响。
1936年，共产国际再次发电给中共中央，要求与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开始停战谈判，这一电报促使中共中央发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倡议。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决定和平解决，共产国际也给予了支持。这一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
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开始担忧中共是否能适应新的国共合作环境。1938年，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进行说明，成功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全面支持。同年，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点在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得到了传达和执行。
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为支持中共的自主决策，特别认同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推动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在关键时刻为中共提供了有力的国际支持，进一步统一了党内观点和策略，为后续的抗战和党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全联盟共产党（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转为直接往来。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在联共（布）和苏联红军的配合下，成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了东北地区，并与由美军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展开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东北局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有计划地将工作重点转向广大农村，建立了巩固的东北解放区。该解放区不仅成功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还在1948年冬通过一系列战役彻底解放了东北全境。
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和巩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战略优势和政治影响力的确立。这一地区最终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对全国解放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诸多内外挑战，中原地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决定与苏联结盟，并借鉴联共（布）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这一战略选择基于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作用，以及当时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毛泽东等党领导人从整体国际战略格局出发，提出了“一边倒”于苏联的外交方针。
1949年10月和1950年2月，中苏两国先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同盟关系，两党之间的往来也愈发频繁。这一同盟不仅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力量，也有助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足。毛泽东明确指出，中苏结盟有助于中国进行国内建设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
在经济援助方面，苏联的支持为新中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为其初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1953年5月，中苏签署了多项经济援助协定，包括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多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后来成为了中国“一五”时期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
在学习借鉴方面，毛泽东多次强调苏联的经济、文化和其他各项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尽管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其自身的民族特点，但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苏联的丰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苏论战的根本起因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其中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冲突和两党历史积怨是最为关键的三个方面。
从意识形态上看，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约瑟夫·斯大林进行了批评，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巨大震动。毛泽东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赫鲁晓夫的处理方式不当，过分否定了斯大林。这一分歧不仅在党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国家利益角度看，中苏两国在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上的分歧逐渐加大。特别是在1958-1959年间，苏联在一系列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倾向，如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建立共同舰队等要求，以及对中国炮击金门县、马祖的行动的态度等，这些都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矛盾。
除此之外，历史积怨也是中苏论战爆发的重要动因。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联共（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多次出现错误，如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苏联的不作为等，都为两国关系埋下了隐患。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中苏论战的爆发。
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率先对中共进行尖锐批评。苏联随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单方面召回在华专家和撕毁多项合作协议，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这一系列行动不仅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在两国人民之间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分歧，尤其是苏共提出的“两全”“三和”理论和对斯大林的批判，被中国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随后的几年中，双方在多个国际和内部问题上的分歧逐渐加深，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等，使得中苏矛盾和对立更加尖锐。
为了反击苏联的指责和立场，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当代世界的矛盾、战争与和平、国家与革命等多个方面。这一系列文章不仅是对苏联观点的反驳，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多个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表达。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曾试图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但由于苏联新领导层的态度未变，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到了1966年，中国正式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从此断绝，两国关系也走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多维度的影响。首先，这场论战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瓦解。各国共产党因支持中或苏而分裂，甚至出现军事紧张和对抗，这不仅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力量，也为未来留下了诸多问题。然而，这也间接推动了共产主义实践的多样性。
其次，论战加速了“左”倾思想的膨胀。这不仅未能削弱“左”倾倾向，反而使其更加扩张。这场论战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判断，如将苏联的经济改革批判为修正主义，以及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上的过度强调对抗而忽视共处。
第三，这场论战有助于打破对苏共和苏联的一种迷信，促使各国共产党开始更加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重要学说和论断，如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防止和平演变等。
综上，中苏论战虽然在短期内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弱化，但在长期内却推动了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多样性和自主性探索，从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论战也成为了各国共产党反思和调整自己路线和政策的重要契机。
在中苏论战后，中苏不管是两国关系还是两党关系都陷入低谷。然而，随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和中方的外交策略调整，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戈尔巴乔夫在权力不稳定和面临国内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尤其是在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越南柬埔寨问题上表现出诚意。
1985年底，中苏双方的高级会晤开始增多，包括戈尔巴乔夫与李鹏的非正式会谈。这些会谈虽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表明双方都有解决问题和改善关系的意愿。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的召开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巩固了权力，并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这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越南的行动也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催化剂。越南同意在1990年前从柬埔寨撤军，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并进一步拉近了中苏关系。1988年，中苏双方就东段边界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协议，西段边界也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进展为两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通过多年的外交努力和相互妥协，中苏关系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正常化，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两党，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标志着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及其执政党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对立和疏远，开启了新的合作与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