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59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上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也被称为正史。清朝时，爱新觉罗·弘历下诏将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称为“正史”，并规定不经皇帝批准，不再列入其他史书，标志着二十四史这一特定名称最终形成。
二十四史分别是汉司马迁的《史记》、汉班固的《汉书》、刘宋班超素有大志的《后汉书》、晋陈寿的《三国志》、唐房玄龄等编修的《晋书》、南梁沈约的《宋书》、南朝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唐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唐李百药的《北齐书》、唐令狐德棻等编修的《周书》、唐魏徵等编修的《隋书》、唐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后晋刘昫等编修的《旧唐书》、宋欧阳修等编修的《新唐书》、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元脱脱等编修的《宋史》《辽史》和《金史》、明宋濂等编修的《元史》、清张廷玉等编修的《明史》，总计3250卷，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末共4000余年的史事。二十四史最早的版本为武英殿刻本，刊刻于乾隆四年（1739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间。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衲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
二十四史被认为是研究明朝灭亡以前历史的基本资料，是中原地区古代历史学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二十四史被视为后人研究历史最好的读本。
西周末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历史，形成如实记录君主言行的制度。西汉时，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人先后担任太史令，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理想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问世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时，班固为总结西汉的历史，效仿《史记》的体例，撰写了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纪传体断代史这一修史体例，便于总结一代兴亡，特别适合政权屡屡更迭的中原地区古代，后世的官修史书基本都仿照了这一体例。自汉代后，就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惯例。《隋书·经籍志》中，将主要由前代官方修撰的一些重要史书称为正史，宋代官方将十七种正史陆续刻印，就有了“十七史”的称呼。宋朝后，元明清三朝按照惯例修撰了前朝史书，最终在乾隆，共完成了24部正史，人们将其合称为“二十四史”。爱新觉罗·弘历特别重视历史的教化作用，他认为学习历史可以惩恶扬善，在他的主导下，编辑《四库全书》的馆臣站在官方立场最终规定了组成“二十四史”的史书。
东汉末年，已经有了“三史”的概念，“三史”最初指《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后汉书》问世后逐渐取代了《东观汉记》的地位成为三史之一。
《三国志》问世后，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前四史”。
宋代时，人们将“前四史”与《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统称为“十七史”。
明朝时，国子监在“十七史”的基础上增加了《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一并刊刻，称为“二十一史”或“监本”。
清代时，《明史》修成后，“二十一史”扩充为“二十二史”，后来，编撰《四库全书》的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旧五代史》，加上《旧唐书》，经乾隆下诏将这二十四本史书合称为“二十四史”，并明确规定以后除非皇帝下令，不再列入其他书籍，“二十四史”最终形成。
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将柯劭忞所著《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了“二十五史”之名，《清史稿》问世后，又有了“二十六史”的说法。
二十四史在体例上都采用了纪传体，即以人物为核心记录相关历史事件的发展和转变。各史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本纪”“世家”“列传”“志”和“表”。
“本纪”以年月为顺序，记录君主的言行和政绩，同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外交等重大事件。
“世家”主要用于记录贵族和封国的历史，二十四史中，仅《史记》和《新五代史》包含世家。
“列传”主要记载人物生平，同时也包含了我国少数民族和与我国有交往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状况。
“志”主要是关于各种规章制度的专题性记载，内容涵盖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重要领域。有些史书中，“志”被称为“书”或“考”。
“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按照特定的顺序，列举人物和事件。
通常在每一篇“本纪”“列传”和“志”的结尾，编撰者会通过“论”、“赞”、“评”或“史臣曰”等方式，对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述。
《史记》，西汉司马迁著，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共一百三十篇，《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被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出生。司马迁在幼年时期便开始接受父亲的教导，并跟随董仲舒学习《春秋》。二十岁起，司马迁开始游历四方，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和当代人物事迹，这些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父亲去世后，司马迁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并按照父亲的嘱咐继续撰写历史。天汉三年（前98年），由于为李陵兵败辩护，司马迁被处以腐刑，但他忍受痛苦，继续撰写历史。太始元年（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全身心投入到撰史工作中。他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结合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他亲身考察所得的资料，最终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起至刘彻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十二本纪记录了历代帝王的世系、大事。十表以时间为主线，记录了帝王、诸侯、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及其事迹。八书记述了典章制度的沿革和兴废。三十世家记录了诸侯与贵族的历史，司马迁将孔子和陈胜也放入世家之中。七十列传是对除帝王外各阶层历史人物、少数民族及邻国的记载。全书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和创作意图。
《史记》的主要特点是记事真实准确，司马迁结合先秦以来的书籍、档案以和他自己的调查，力求撰写真实的历史，因此被称为“实录”。司马迁在《史记》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历史观，他认为天道、人事各有自己的规律，他强调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主张人类命运由人类自身决定，而非天或鬼神。《史记》取材广泛、记载翔实、内容丰富。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纪传体及正文篇末议论（即“太史公曰”）的体例。《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汉书》，东汉班固著，班固死时未能完成全书，由其妹妹班昭续作，东汉史学家马续也参与了续作。全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字孟坚，生于32年，班固在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23岁父亲去世后返回家乡，由于觉得父亲班彪所撰写的《史记后传》叙事不够详细，他决定续写此书。刘庄永平五年（62年），班固因被人告发私自修改国史而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向皇帝上书辩护，汉明帝在阅读了班固的著作后，对班固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释放班固并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参与编修东汉国史。后来，汉明帝又命他完成西汉史书。建初七年（82年），《汉书》主体完成。刘肇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窦宪出击匈奴，担任中护军，次年，他被任命为中郎将。永元四年（92年），由于窦宪失势自杀，班固也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并被捕，最终在狱中去世。班固去世后，班昭、马旭续写了《汉书》未完成的部分。
《汉书》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与《史记》相比，《汉书》以“志”替换了“书”，取消了“世家”，并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以及《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内容。这些变化被后世史书所沿袭。《汉书》的“志”历史价值很高。《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题的文献，包含了丰富的先秦至西汉的地理资料。《艺文志》吸取了西汉学者刘歆《七略》的学术成果，并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基本情况，是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之一。《律历志》《五行志》和《天文志》收录了许多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重要资料。
《汉书》在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比较客观，但也存在强烈的美化封建统治者的倾向。《汉书》宣扬了天人感应说，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这反映出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影响到历史学。尽管《汉书》文句深奥，但是行文平实，用词典雅，得到了刘宋史官范晔的赞扬。
《后汉书》，纪、传的作者是刘宋范，志的作者是西晋司马彪，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共一百二十卷。
班超素有大志，字蔚宗，生于398年。他出身于官僚世家，祖父范宁曾任东晋豫章知府，父亲范泰曾任御史中丞。范晔在年幼时被伯父范弘之收养，继承了武兴县五等侯的封号。在东晋和刘宋时期，范晔历任高祖相国掾、徐州市王义康冠军参军、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等职务，元嘉九年（432年），因为与刘义康发生冲突，范晔被贬为宣城市太守。政治上遭遇挫折后，范晔转而投身于历史学研究，撰写了《后汉书》。数年后，范晔被调任为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并被加封宁朔将军，后来又升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因被人告发参与拥立刘义康为帝的阴谋，被以谋反罪名处死。
《后汉书》主要记载了从汉光武刘秀建武元年（25年）到刘协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间近二百年的历史。《后汉书》记人叙事喜欢按类别记述，不考虑人物所处年代的先后。《后汉书》新创了《党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其中，《文苑传》是首次专门设立用来记录文学家生平事迹和重要著作的传记，为研究东汉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列女传》开创了为妇女立专传的先例。
《后汉书》继承并发展了《史记》和《汉书》的传统，通过文学艺术手段描绘人物形象、叙述历史事件，并对许多历史现象进行了中肯的议论和深刻的剖析。
《三国志》，晋朝陈寿著，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以及《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
陈寿，字承，生于233年。陈寿年少时，师从蜀汉史学家谯周，学习《尚书》《史记》《汉书》。在蜀汉时期，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由于宦官黄皓专权，陈寿不善于巴结黄皓，遭到排斥。西晋建立后，陈寿在司空张华的推荐下被举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并出任平阳侯相。司马炎泰始十年（274年），陈寿向皇帝进献了自己编写的《诸葛亮集》，并再次被任为著作郎。他的著作《三国志》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后来，陈寿被调任为长广知府，但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没有赴任。在《三国志》问世百余年后，刘义隆嫌它太简略，让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
《三国志》主要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部分，分别记述了220年至280年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陈寿在编排上把魏国置于正统地位，用“纪”来记述魏国君主的历史，而对蜀、吴两国君主则使用“传”来记述，显示出封建正统观念对本书的影响。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严格取材，避免采用不真实的说法，所以他被称为“良史”。《三国志》在叙事艺术上娴熟，文笔简洁，剪裁适度，被誉为可以与《史记》《汉书》相媲美的作品，
《晋书》，唐房玄龄等人修撰，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写成，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李世民贞观十八年（644年），《晋书》开始编修。房玄龄是《晋书》名义上的主编，但他并未参与实际的编撰工作，而是以宰相的身份领导修书工作。《晋书》的实际编撰负责人是令狐德棻。令狐德生于周静帝大定三年（583年），死于李治乾封元年（666年），曾任国子祭酒。《晋书》仅用了三年就完成了编撰。《晋书》开创了我国官方编历史书籍的先河，自此以后，我国几乎所有的历史书籍都是由官方编纂，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晋书》记载了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间156年的历史，修撰时主要参考了臧荣绪的《晋书》，并参考了其他人编撰的《晋书》，因取材充分，撰修人数众多，三年就完成了修撰。《晋书》的体例学习《宋书》，“志”都从汉朝末年开始叙述，《天文志》《律历志》受到后人推崇。《晋书》新设了“载记”，记载非正统君主，十六国中前赵、后赵等十四国载入“载记”，因最高统治者原来是晋臣或唐朝宗亲，前凉、西凉列入列传。《晋书》还新设了《忠义》《孝友》和《叛逆》三种传记。
《晋书》在后世因为取材不严，喜欢引用小说笔记中的奇闻轶事，过于追求词藻华丽遭到了批评。
《宋书》，南梁沈约著，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
沈约，字休文，刘义隆元嘉十七年（440年）年生。历经齐、梁两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封建昌侯。《宋书》的成书过程中，有多人发挥过作用。何承天是最早着手撰述《宋书》的人，他完成了纪传、天文和律历志的初始部分。何承天去世后，山谦之继续他的工作，但因病死去。之后，苏宝生撰写了元嘉名臣的诸传，苏宝生被处死后，徐爱接替了他的工作。后来，沈约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整理，总结大成，并且补充了从永光到亡国十五年的历史事件，完成了《宋书》。
《宋书》主要记载了刘宋政权60年（419年到479年）的历史。《宋书》中志共有三十卷，分为八个类别。其中《律历志》详细记录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志》和祖冲之的《大明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乐志》详细描绘了传统乐器的流变。《百官志》系统记述了三国至刘宋时期的官职演变。《宋书》增设了《恩幸传》，主要记载由寒门登上统治阶级上层的人物。《宋书》列传在叙事方法上，常采用“带叙”法，能在不增列传数量之前提下，记载更多历史人物事迹。
《宋书》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但《宋书》也有一些缺点，如成书仓促，文献引用有疏漏，叙事中也存在许多的刻意回避现象，遭到了清朝学者赵翼的批评。
《南齐书》，南梁萧子显著，原书六十卷，现存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共五十九卷。原名《齐书》，宋代时为了与李百药的《北齐书》区分，改称《南齐书》。
萧子显，字景阳，生于南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年），死于萧衍大同三年（537年）。萧子显是南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豫章王萧嶷的第八子。南齐灭亡后，他在梁朝任吏部尚书。他主动请缨撰写了《南齐书》。
《南齐书》主要记载了从齐高帝萧道成建国（479年）到齐和帝萧宝融被废（502年）的历史。《南齐书》的体例与《宋书》相同，但舍弃了《律历志》而增加了《舆服志》。
萧子显在编撰时参考了檀超、江淹、沈约、吴均等人的论著。由于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作为当代人撰写当代历史，他记录了很多原始材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但他过于回护他的祖先，遭到了后世批评。
《梁书》，唐姚思廉著，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共五十六卷。姚思廉的父亲姚察曾奉命编写梁、陈两个朝代的史书，还未完成便去世了，姚思廉在父亲遗著的基础上完成了《梁书》。
姚察，字伯审，533年生，先后在南梁和南陈两朝任官，最高官至秘书监、吏部尚书。陈朝灭亡后，他在隋朝任秘书监，并在隋开皇九年（589年）受命撰写梁、陈二史，但在完成前死去。姚察的儿子姚思廉，字简之，在唐朝历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他在父亲去世后，根据父亲的遗愿，上书请求继续撰写梁、陈二史，贞观三年（629年）得到李世民允许，完成了两部史书的编修。
《梁书》主要记载了502至557年的后梁历史。《梁书》特别重视对史学家的记载，当时有贡献的史学家如沈约、任昉、王亮、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都有详细的列传。
《梁书》文字简洁，叙事精炼，但这两本书存在考证不足、记载前后不一的缺点，个别篇章由于收录了过多诏书、奏章，略显臃肿。
《陈书》，唐姚思廉著，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
《陈书》与《梁书》同时修撰，其修撰历程见上文《梁书》的相关内容。
《陈书》记载了从陈霸先即位至陈叔宝亡国间三十三年间的历史。《陈书》是二十四史中份量最少的一部，虽然它和《梁书》同出于姚氏父子，但质量不及《梁书》，姚思廉在为其父亲姚察所作的传记中，赞美的话有三千多字，遭到了清代学者赵翼批评，赵翼还认为《陈书》荒诞的话太多。
《魏书》，北齐魏收著，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三十卷。
魏收，字伯起，507年生，北魏骠骑将军魏子建之子，曾任北魏太学博士，负责编修国史。后来在北齐担任中书令、著作郎、尚书右仆射。高洋天保二年（551年），以中书侍郎的身份奉命著《魏书》。北魏的史书最早由邓渊撰写，他写了《代记》十余卷。后来崔浩主持修史工作，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等人继续修订北魏历史，但未完成。元恪时期，邢峦撰写了《孝文起居注》，记载了从拓跋宏到太和十四年的历史，后来又由崔鸿、王遵业等人续写。在前人的基础上，魏收率领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最终完成了《魏书》。
《魏书》主要记载自北魏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年）至元善见武定八年（550年）间165年的历史。《魏书》在体例上做了创新，在“本纪”前设置了序纪，系统记载了拓拔的祖先。《释老志》是记载佛教、道教发展进程的重要史料。
《魏书》是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资料，后世有批评者将《魏书》称为“秽史”。
《北齐书》，唐李百药著，包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
《北齐书》署名李百药，实际由李德林和李百药父子共同撰写。李德林，字公辅，生于北魏孝庄建明元年（530年），死于杨坚开皇十年（590年），先后在齐、周、隋三个朝代为官。李百药，字重规，李德林之子，生于高纬天统元年（565年），死于李世民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官至中书舍人、宗正卿。李德林在北齐时就开始编修国史，他先完成了二十七卷，隋朝时又写了十一卷。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编撰梁、陈、齐、周、隋五朝的历史，并命令李百药在他父亲撰写的底稿基础上继续编写北齐历史。李百药参考了各类著作，将他父亲的底稿扩充到了五十卷，最终在贞观十年（636年）完成全书。
《北齐书》主要记载东魏（534年到550年）和北齐（550年到577年）的历史。《北齐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科技发展状况，如信都芳复刻浑天仪、地动仪，綦毋怀文改进炼钢技术。《北齐书》的缺点是过于迷信，认为人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天命。
唐中期后，《北齐书》逐渐散佚，北宋初，原文仅存十七卷，剩余多为后人补辑，所以存在体例混乱、记事矛盾的不足。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著，包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
令狐德棻，生于周静帝大定三年（583年），死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曾任国子祭酒。唐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了编撰梁、陈、齐、周、隋五朝历史的建议。第二年，朝廷下诏修编魏至隋六代的历史，令狐德棻被任命为《周书》的主编。然而此书历经多年未能完成，七年后的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再次下诏修编梁、陈、齐、周、隋历史，令狐德棻继续担任《周书》的主编，岑文本和崔仁师也参与到编写工作中。贞观十年（636年），《周书》最终完成。
《周书》记述了从元宝炬大统元年（535年）到杨坚灭周建隋（581年）的历史。《周书》的《异域传》史料价值较高，介绍了唐朝之前与国外的商业、交通的概况。《周书》规模在二十四史中体量较小，仅略大于《北齐书》。本书对北周统治集团的回护较少，大量披露了宇文赟宇文赟的暴政、荒淫的事实及许多宫廷内幕，对杨坚的篡政也直言不讳。
《周书》在处理某些具有亲属关系的人物列传时，未能将他们的事迹一并叙述，这是《周书》的明显不足。唐代学者刘知幾批评《周书》写作有很多地方不真实。
《隋书》，唐魏徵监修，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执笔，包括纪五卷、志三十卷和列传五十卷，共八十五卷。
魏徵，字玄成，生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死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唐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建议朝廷修梁、陈、北齐、北周、隋历史。次年，朝廷命令史臣修撰，几年也没有修成。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令重修五朝史，魏徵担任监修，并主编《隋书》。参加编写《隋书》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贞观十年（636年），《隋书》完成。
《隋书》记叙了隋朝三十八年的历史。《隋书》的“志”被称为“《隋书》十志”，这十篇志涵盖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法制、天文、历法、地理、文献多个方面，《隋书》中“志”的作者普遍是知名学者，写的特别成功。《经籍志》对汉至隋六百年间的书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著录，是对我国古籍的第二次大总结，对后来的图书分类学发展有重要影响。
《隋书》有叙事简明、文风严谨的优点，但个别事件前后记述存在矛盾的不足。
《南史》，唐李延寿著，包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
李延寿，宇遐龄，生卒年不详。历任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符玺郎。李延寿在撰修《南史》《北史》之前，就参与过《五代史志》《晋书》的编写。李延寿的父亲李太师曾仿照《春秋》写过编年体南北史，但没有完成。李延寿以他父亲的草稿为基础，把编年体变为纪传体，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完成了《南史》《北史》。
《南史》记载了宋永初元年（420年）至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间宋、齐、梁、陈四朝170年的历史。《南史》将不同朝代的相同类型传记放在一起，实现了编排体例的创新，也体现出当时历史发展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
《南史》对《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谬误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大量史实，删除了大量诏、奏、表、疏、文赋，全书简洁易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南史》的不足是对鬼神、灾难、异象的过度关注。
《北史》，唐李延寿著，包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
《北史》与《南史》同时修撰，其修撰历程见上文《南史》的相关内容。
《北史》记载了从北朝拓跋珪元年（386年）到杨侑义宁二年（618年）间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六朝兴亡共230年的历史。李延寿在编写时主要参考了《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他删减了冗长的内容，使得《北史》具有文字简练、条理清晰，易于阅读的特征。李延寿在编撰时，还注意搜集口述材料，使人物形象丰满生动。
《北史》与《南史》一样，也过度关注了鬼神、异象，这是其不足之处。
《旧唐书》，署名后晋刘昫撰，实际是张昭远、贾纬等人编撰，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和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卷。
刘昫，字耀远，生于李儇文德元年（888年），死于后晋开运四年（947年），官至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梁和后唐曾计划编撰唐朝的历史，但由于缺乏历史资料，计划并未实现。后晋天福六年（941年），石敬瑭下令编撰唐代历史。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后来赵莹被调任为节度使，刘昫接任了宰相职务并负责修史。在张昭、贾纬、赵熙、王伸、吕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旧唐书》在开运二年（945年）完成，由刘昫作为监修领衔献给皇帝，故署名为刘昫。《旧唐书》原名《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就加了“旧”字，称为《旧唐书》。《新唐书》问世后，《旧唐书》逐渐不被人重视，在清朝编修《四库全书》时，被列入二十四史。
《旧唐书》记载了李渊武德元年（618年）至李柷天祐四年（907年）的历史，这部书主要是对已有的唐史文献进行抄录、重写，所以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初稿。《旧唐书》对原始资料的删改较少，收录了大量的实录及档案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旧唐书》成书于众人之手，所以存在校对不严谨，存在漏记、重复记载的不足。
《新唐书》由宋代学者欧阳修和宋祁在《旧唐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和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五十卷。
欧阳修，字永叔，生于赵恒景德四年（1007年），死于赵顼熙宁五年（1072年），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宋祁，字子京，生于赵光义至道二年（996年），死于赵祯嘉祐六年（1061年），曾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宋仁宗认为《旧唐书》比较粗糙，在1044年命令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重新撰写唐朝历史。宋祁负责编写纪传，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150卷。但是纪、志、表无人撰写，也没有人总体负责。后来，宋仁宗命令欧阳修负责全书修撰。欧阳修接手后，在嘉佑五年（1060年）完成。
《新唐书》记载了李渊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的历史，其中其中本纪、志、表由欧阳修撰写，列传由宋祁撰写。《新唐书》与《旧唐书》所记年代基本相同，但《新唐书》参考了一些新的资料，如《通典》《唐会要》《贞观政要》，因此内容比《旧唐书》更为丰富。《新唐书》还新增了《宰相世系表》《宗室世系表》《方镇表》《兵志》《选举志》，为研究唐朝政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新唐书》编写较为严谨简洁，但也删去了一些重要史料，有过于简略的缺陷。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监修，包括本纪六十一卷、列传七十七卷和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
薛居正，字子平，生于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死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赵匡胤下诏撰修五代史，薛居正任监修。次年闰十月，全书完成，只用了二十个月。《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被称为《梁、唐、晋、汉、周书》。后来为了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在原名前加了一个“旧”字。宋代时，新、旧《五代史》并行于世。完颜璟泰和七年（1207年），皇帝下令学官只能使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逐渐被人们遗忘。明朝时，《永乐大典》收录了大量《旧五代史》的文字。现在流传的《旧五代史》是清代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版本。
《旧五代史》记录了从后梁到后周53年的历史，此书原名《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刊行后逐渐散佚，清乾隆，邵晋涵在《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今本《旧五代史》。此书在记叙历史事件上比较详尽准确，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旧五代史》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过于维护统治集团上层，二是编撰遇到矛盾之处时不核对事实，而是将错就错，存在一些与历史不相符之处。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著，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和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原名《五代史记》。
欧阳修，字永叔，生于赵恒景德四年（1007年），死于赵顼熙宁五年（1072年），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欧阳修用了约十八年的时间，独自重写了薛居正的《五代史》。欧阳修去世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这本书才被上奏献给皇帝，并开始在社会上流通。为了和薛居正的《五代史》区别，此书称为《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记载的时间与《旧五代史》基本相同，欧阳修对《旧五代史》进行了删改、增补。《新五代史》的编撰方法改变了《旧五代史》的按政权分为若干“书”的方式，而是仿照《史记》的通史体例，把五代十三个皇帝时期的事迹前后连接起来。在列传部分，也改变了《旧五代史》的写法，将只在某一朝为官的人物归入这一朝，在多朝为官的人物则另归入“杂传”中。此外，还将忠臣分为两节，列入《死节传》和《死事传》。
《新五代史》文笔优美、流畅，但欧阳修在修撰时过于强调义理，这是其不足之处。
《宋史》，署名元朝脱脱等撰，实际撰修者为张起岩、欧阳玄等人，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和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
脱脱，字大用，生于延祐元年（1314年），死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丞相。《宋史》署名脱脱，这是因为当时脱脱任右丞相，但他只是挂名的监修，没有参与实际撰修。至元十六年（1279年），孛儿只斤·忽必烈想要编修宋、辽、金三朝历史，由于当时对修宋史采取的体例主张不一，最终未能成书。至正三年（1343年），元顺帝决定为宋、辽、金三朝各自编修一部史书，并任命脱脱总体负责。《宋史》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始编修，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完成，耗时近两年半。
《宋史》记述了宋朝（960年到1279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宋史》在修撰时，大量参考了宋代官方历史学机构编写的实录材料，所以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内完成了编写。《宋史》详细记录了宋朝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纺织、盐业、制茶、酿酒、冶金、商贸、钱币、赋役制度，官吏选拔考课制度，是了解宋朝的重要资料来源。
《宋史》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北宋内容远远多过南宋，比例不协调，二是存在一些记述错误。
《辽史》，由元朝脱脱负责编撰，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和国语解一卷，共一百一十六卷。
《辽史》与《宋史》同时开始编修，其修撰历程见上文《宋史》的相关内容。《辽史》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始编修，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全书完成，仅耗时一年。
《辽史》记录了记载上自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下至耶律延禧耶律延禧辽朝历史（907年到1125年）的历史。《辽史》的特色在于其志、表部分。例如，《营卫志》是诸正史中独有的，保存了契丹早期宫帐（斡鲁朵）、捺钵（行营）及部族组织沿革等重要史料。《仪卫志》中舆服分为“国舆”和“汉舆”，“国服”和“汉服”，仪仗分为“国仗”、“渤海仗”、“汉仗”；《礼志》分别记载契丹与汉族礼仪；《乐志》分叙“国乐”、“诸国乐”；《百官志》分纪北、南面官制。《辽史》反映出辽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各方面日趋汉化的特点。
《辽史》修纂时参考的文献资料较少，成书又过于仓促，所以存在着许多前后矛盾、纪年错误、译名混乱的地方，这是《辽史》的不足之处。
《金史》，由元朝脱脱负责编撰，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和列传七十三卷，共一百三十五卷。
《金史》与《宋史》同时开始编修，其修撰历程见上文《宋史》的相关内容。《金史》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始编修，至正四年（1344年）十一月，全书完成，耗时一年零八个月。
《金史》主要记录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再到金朝灭亡（1115年至1234年）的历史。《金史》主要有两个优点：一是记事详尽，尤其是各皇帝本纪部分，材料充实具体。二是注重反映金朝历史特点，志、表部分详细叙述了金代制度，为研究金朝的制度和当时的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金史》的不足首先体现在修史者过分依赖《实录》而忽视私家笔记，导致某些记载不客观，其次是列传部分的取舍有所不当，一些重要人物未被列传，而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却被列入。
《元史》，明朝宋濂等撰写，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共二百一十卷。
宋濂，字景濂，生于孛儿只斤·海山至大三年（1310年），死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修《元史》，由李善长监修，宋濂和王袆总裁。同年二月，《元史》开始撰修，188天后，就完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计一百五十九卷。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明政府再次设置史局编写《元史》，用了143天完成了元顺帝一朝的本纪、志、表、列传，共计五十三卷。《元史》撰修一共用时331天，是二十四史中用时最短的。
《元史》主要记载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间的历史，详细记述了元朝的兴衰，保存了大量原始材料。《元史》的优点在于其编纂体例吸收了前代正史之长，本纪仿《汉书》，事实与言论都收入其中；志书仿《宋史》，条理清晰；表仿辽、金二史，列传则是将同一类人放入同一传记。
《元史》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编写过程仓促，存在许多记载错误的地方。其次，由于未利用蒙文《蒙古秘史》等重要资料，对蒙古初兴、蒙古军西征和西北四大宗藩汗国的事情，都没有记载。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历代史书中，《元史》质量最差。
《明史》，清朝张廷玉等撰，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共三百三十二卷。
张廷玉，宇衡臣，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死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官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设明史馆，命令冯铨撰修《明史》，未能成功。六年后，命令各省搜集与明朝相关的史料送到北京。康熙四年（1665年），清政府再次下令修撰《明史》，仍未成功。14年后的康熙十八年（1678年），清政府又一次下令修《明史》，徐元文任监修，最初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官，其后汤斌、徐乾学、陈廷敬、张英、王鸿绪相继担任总裁官，博学鸿词科的五十人参与编修。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王鸿绪向康熙帝献上了列传二百零五卷。雍正元年（1722年），史官又献上了纪、传、表、志共三百一十卷，命名为《明史稿》。第二年，雍正帝下令将明史修完，并任命张廷玉为总裁，最终，全书在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明史》修撰前后共用时95年，是二十四史中修撰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主要记载了明朝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二百多年的历史。该书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编修，到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并刊行，历时95年，是官修正史中历时最久的一部。《明史》的优点在于其编纂体例严谨，材料翔实，行文简洁。该书对历史人物评价公允，在材料引用上，态度非常严谨。
《明史》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涉及清代与明朝关系的问题，往往语焉不详，如明设立奴儿干都司、册封努尔哈赤。二是对于元末反元斗争，因其中涉及“夷狄”“华夏”问题，书中也未曾记载。
下表详细介绍了二十四史所包含史书的具体情况。
毛泽东认为，要了解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当代历史学家王健群认为二十四史是我国两千多年来积累而成的一套有系统的珍贵的史书，是我们祖先两千年来留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中国历史知识的宝库。
当代历历史学家陈高华认为“如果不认真研究二十四史，那么对中国传统史学、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认识”。
当代历史学家来新夏认为“‘二十四史’是我国通贯古今的一套史书，也是传递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
当代历史学家瞿林东认为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
美国汉学家魏鲁男（JamesR.Ware）认为“在巨大的中国文献宝库里，最广为人知也最具价值的是二十四史。它是中国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史料来源，所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都必须将其置于手边以备不时查阅”。
近代政治家、历史学家梁启超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根据章太炎的描述，民国时期，出现了不看二十四史的现象。。
当代历史学家王健群认为二十四史存在封建统治思想浓厚、部分记载失实、存在迷信神怪、存在大民族主义思想、存在保守没落思想的不足。
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二十五日，《明史》修成，乾隆下诏刊刻《明史》，加上明代监本“二十一史”，就成了“二十二史”。后来，乾隆决定在正史之中同时采纳《旧唐书》和《新唐书》，这样就成了“二十三史”。乾隆三十八年，福建省学政朱筠建议在《永乐大典》中整理散佚图书，获准后，四库馆臣整理出《旧五代史》等图书200余种。乾隆四十九年，乾隆认为《旧五代史》记述详备，也命令将其刻入正史，二十四史最终形成。伴随着二十四史形成的过程，从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1739年到1784年），二十四史各书在负责内府刻书的武英殿逐渐刊刻完成，史称“二十四史武英殿刻本”。
商务印书馆投资人张元济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前，正史的汇刻主要有汲古阁本“十七史”、南北监本“二十一史”、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汲古阁本和北监本因为审校不严谨，存在大量的错误。虽然南监本主要基于宋元的旧版刻本，比北监本的质量要好，但仍然有很多错误，而且它的传播较少，获取困难。武英殿本是后期被广泛使用的版本，影响力大，尽管经过校勘，但因参考的宋元旧版刻本不够多，仍然无法避免出现错误和遗漏，也有篡改的嫌疑。于是张元济决定搜集质量更高的底本辑印二十四史。
为了寻求更好的底本，张元济在海内外四处找寻，北京、日本都曾是他访书之处。每次找到善本，张元济都拍照留存，遇到更好的版本后，再替换更新。但有些史书在流传过程中已经散佚，很难找到一部完整无缺的善本，张元济不得不有把分散在各处的同一版本重新合并，有的甚至要用几个不同的版本配补成书，再三审定以确保质量。由于这套二十四史的许多部分都是配补而成，就像僧人的打满补丁的百衲衣一样，所以定名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后人一般称为百衲本。
1930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校史处，人员最多时有20余人。他们主要从事校勘和描润两项工作。工作人员每天要进行“死校”和“活校”，“死校”是校对搜集到的善本与殿本间的区别，“活校”是比对各种善本上的不同文字，确定正误。描润是把底稿上的污点用白粉修饰。
“百衲本二十四史”原定四年出齐，出版五种后，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军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大批底稿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为了节约经费，校史处被迫撤销。1933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恢复“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出版工作，1937年，终于全部出版，张元济认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扫除了学术史上二百余年来的阴霾。
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出齐后，张元济开始着手对校勘记进行整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出版工作被迫搁浅。1938年，张元济精选出164则有代表性的校勘记，编撰成《校史随笔》一书。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原稿丢失了7种，只剩下16种（《明史》无校勘记）。自20世纪80年代起，顾廷龙和王绍曾两位学者的多次倡议出版《校勘记》，最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在2001年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
近代学者刘节在《中国史学史稿》中称“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保存宋元以来所刻正史之大结集”。
近代学者张舜徽认为“它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
近代学者王绍曾认为“无论从《衲史》校勘的规模，或者从校勘认真的程度来考察，都是明清以来汇刻全史所从未有过的”。
当代学者李春光认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一部我国空前完备、版本精良的正史丛书。它所采用的影印技术对史书善本的保存和流传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版本价值和校勘价值是以前的同类丛书无与伦比的。它的出现把对二十四史的整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以后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部丛书对于整理古籍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于1956年提出了整理二十四史的倡议。1958年，中华书局组织启动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工作，顾颉刚等知名历史学家参与了点校工作，1959年9月，《史记》最先完成点校。60年代，点校工作遭到冲击，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8年1月，《宋史》点校本出版，二十四史全部点校完成，同年，《清史稿》全部出齐，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终于完成，共3785卷，约5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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