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8:19
通过历史的各大名著了解室韦以及室韦人的居住地和生活特点等，以及对室韦人与鲜卑族、突厥人、日耳曼人做出比较，阐述室韦人与他们之间的异同和存在的关系。
《新唐书·北狄列传·室韦》称室韦“地据黄龙北，傍越河，直京师东北七千里，东黑水靺鞨，西突厥，南辽朝，北濒海。……峱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其北有东室韦，盖乌桓东南鄙余人也。”峱náo泥豪，金尼阁记音为nâo（浊平）。越yuè于月、匣末，越南语việt；安世高译（v）pat、康僧会译（v）pāt、康孟祥、竺大力译vas、支娄迦谶译rāt、（v）va、、（v）vat、var、vara、vart、支谦译ja为越。峱越可拟为*Naovat、*Naovar、*Naovart、*Naovas、*Naopat、*Naorat等。
中原地区历代民族史丛书之一杨绍猷莫俊卿著《明代民族史》（第173页）称：
“据锡伯族民间传说以及何秋涛《朔方备乘》、李文田《元朝秘史注》等称，锡伯族来源于古鲜卑族。东晋南北朝时，鲜卑慕容姓、拓跋姓、宇文姓等部南下中原建立政权，吸收汉文化，逐渐融入汉族。留居深山密林的部分鲜卑人入于室韦，元朝称为失比，明清时称西、西北、席北、锡伯等。
明代锡伯族的分布，以伯都讷（今吉林市扶余市）为中心，东自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市，北起嫩江市，南抵辽河。绰尔河（今绰尔河）、嫩江（今嫩江）和松花江（今第二松花江）流域是其主要游牧渔猎区。”
《新唐书·室韦》提到室韦的最强部塞曷支部“居啜河之阴”。啜chuò禅祭、知祭、穿薛；戳chuō《字汇》侧角切，越南语trốc；绰chuò穿药，越南语xước。啜戳绰三字的现代读音相同或相近。十箭突厥中“五咄陆部各自的首领均享有‘啜’（čor）的尊号”（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第273页），啜可还原为čor。啜čor即戳儿/绰尔，啜河当即绰尔河（今绰尔河）。绰尔河为嫩江支流，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源出大兴安岭火燎沟附近，东南流入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附近入嫩江市；长470公里，流域面积1.72万平方公里。脑温江则是峱越河之音转，脑nǎo和峱náo读音相近、对译的是同一音节，而越*var音转为wēn即是温。由于脑温江即今嫩江，峱越河当即今嫩江。嫩江东南流入松花江。水：古英语waeter，古弗里斯兰H₂O、weter，古撒克逊语watar，哥特语watō，古北欧语vatn；可比较立陶宛语vanduō。越*vat、温wen与古北欧语vatn‘水’最为接近，当是北欧语‘水’的音译。作为河名尾缀的“越”表明了日耳曼人的存在，“黄头室韦”无疑是日耳曼人。《汉书·西域传》译Kabul为“高附”，Ka译为高（见豪）；闽语讹豪韵为歌韵；泥豪之峱的原音很可能是泥歌之那。峱越实即那水。峱越河是另一条嫩江，此那河即今嫩江。嫩江在《魏书》作“松花江”。《魏书·乌洛侯国传》“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支娄迦谶译nan、nā、ni、康僧会译na为难（泥寒、泥翰），迦叶摩腾、竺法兰译nā、支谦译na为那（泥歌、泥、泥）；那和难可互相音转。冯承钧云：“蒙古名称N字的尾音，增减无常。例如合失（Qasi）可变作合申（Qasin），札答剌（Djadara）可变作札答阑（Djadaran），阿勒赤（Alci）可变作按陈（Alcin）等等。”那*na缀加无厘头词尾-n即是难nan。难nan中的元音a音转为e即是嫩。难nan中的元音a亦可音转为o，如石勒喀Shilka河上游之鄂嫩Onon河原称鄂嫩河（拉施特作ānan），其中的难nan已音转为嫩non；non和嫩nen的读音相近，因此non直接音译为嫩。嫩江之嫩毫无疑问是松花江之难的音转。
《辽史·地理志》言临潢府有乌州，云：“乌州静安军刺史本乌丸之地，东吁王朝之种地。辽北大王拨剌占为牧，建城。后官收，隶兴圣宫。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统县一，爱民县。”乌州有乌桓川和乌丸山。山川皆以乌丸为名，可知古代的乌丸人即分布于此。乌州的位置，按《辽志》在长春州与永州之间。长春州是辽代皇室鸭子河春猎之地。鸭子河指今松花江将入于嫩江的一个段落。《辽史·圣宗纪》太平四年二月“诏改鸭子河曰松花江，挞鲁河曰长春河。”挞鲁河一作陀喇河，即今之洮儿河。长春州在松花江下游以西、洮儿河以南甚明。永州市在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之处。然则乌州在松花江下游以西、洮儿河以下、西拉木伦河以北之地。《辽志》中之辽河指西辽河，即今西拉木伦河。乌桓川即归喇里河，今名归流河。清末曹廷杰在《东三省地图说录》云：“陀喇河，旧作陀罗河，亦曰洮儿河。有二源：北源即陀喇河，古名崛越河。……南源曰归喇里河，古名完水，发源乌珠穆沁右旗东云瑚苏图山。东北流数百里，会陀喇河入嫩江。《寰宇记》：完水在乌洛侯国西南，其水东北流，合于难水（今嫩江）。《蕃中记》云，完水即乌桓水是也。查乌桓本据今西辽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方。归喇里河出其境内，故称乌桓水，又称完水。”“崛越河”之-越*vat亦是哥特语watō、古北欧语vatn。完wán匣桓，越南语hoàn。完的反切读音和桓完全相同。室韦“和解部”分布在归喇里河也就是今归流河流域。乌罗护即乌洛侯，《文献通考》称乌洛侯亦曰乌罗浑。《魏书》卷100《乌洛侯传》称：“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袭之。其俗绳发，皮服，以珠为饰。……好射猎。”“绳发”应即《魏书·失韦传》中的“丈夫索发”。《旧唐书·室韦传》云：“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桓之遗人，今亦自称为乌丸国。”《魏书·礼志》记载北魏真君年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乌洛侯国在今黑龙江省嫩江流域。《魏书·乌洛侯国传》：“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松花江即今之嫩江。“西北有完水”应作“西南有完水”。完水即归喇里河，今名归流河。《魏书·礼志一》、《乌洛侯传》和《帝纪·序纪》都说在乌洛侯国西北，其地有大鲜卑山和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一九八○年八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族族自治旗首府阿里镇西北十公里处大兴安岭北段一个名叫嘎仙洞的石壁上，中原地区学者米文平发现了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遣中书侍郎李敞赴该洞祭租时所刻的祝文。祝文说：“皇天之神，启辟之初，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据此知此山洞即文献所载的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帝纪·序纪》所说的大鲜卑山当指嘎仙洞附近之大山，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乌洛侯国当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族族自治旗首府阿里镇之东南。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族自治旗阿里河镇和首府阿里镇之阿里当是乌洛侯之乌洛、乌罗护之乌罗的音转。支谦译na为那，安世高译ri为替（透霁）；齐荠霁为同一韵的平上去；礼（来荠）可还原为ri。那礼可还原为*Nari。纳累喜人Narisci中的-sci即斯拉夫语之斯克（或斯基），室韦那礼部可比对为《日耳曼尼亚志》中的纳累喜人（Narisci）。诺敏河可能是那礼部留下的河名：诺为那之音转，礼（实即蒲类之类）和敏（实即汉语之民）相当。诺敏河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源出大兴安岭龙头嘴山西南麓；东南流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辉龙图附近入嫩江市；长466公里，流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岭西部“直北曰讷比支部”，讷比支部位于讷谟尔河流域，室韦岭西部应位于讷谟尔河之南的小兴安岭西部。
室韦为鲜卑之音转。室shì审质，越南语thất。东汉三国时期，审母对译梵语ś、ṣ；室可还原为*śit、*ṣit、*śat、*ṣat、*śir、*ṣir、*śil、*ṣil等。唐僧译梵文Śrāvastī为室罗伐悉底，室对译梵文Śr；梵语Śrī‘吉祥’通常音译为“室利”。韦wéi于微，越南语vi；支谦译ve为韦;安世高译（v）pat为越（于月、匣末），支娄迦谶译（v）pan为垣（于元）、（于元、匣桓）、译paś为卫（于祭），于微之韦亦可还原为*pe/*pi。室韦可还原为*Sirve、*Sirpe、*Sirvi、*Sirpi等。马克（Maack）氏曾于松花江与黑龙江省汇流之处，见锡耳比（Silbi）村落男女皆文身。此Silbi即室韦也。闵宣化（J.Mullie）《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称：“发源于毛金坝，流经科尔沁右旗，至赤峰市注入英金河之河流，实为锡伯河”这个锡伯应即室韦之音转。鲜xiān心仙、xiǎn心獮，越南语tiên、tiển，王力《同源字典》sian；卑bēi帮支、bǐ《集韵》补弭切，越南语ty。维祇难译kar、安世高译gan为乾（群仙、见寒），康僧会译kaṇ、支娄迦谶译gal为揵（群仙、见阮），支谶译can、cān、tyāyan、康僧会译ciñ为（照仙），支谦译（v）jan、yan、yāt、竺律炎译yān为延（喻仙、喻），康孟祥、竺大力译rañ为连（来仙）；鲜可还原为*san、*sar、*sal等。支谦译（v）pi、pra为卑，支谶译（o）pa、支谦译（v）ba为陂（帮支、帮寘），卑可还原为pi、bi、pa、ba等。鲜卑可还原为*Sanpi、*Sanbi、*Sarpi、*Sarbi、*Salpi、*Salbi、*Sarba、*Sarpa、*Sinpi、*Sirpi等。四川省读‘鲜’为xuān，在崇州市仅在姓中读为‘县xiàn’；而在成都，即使在姓氏中，也读xuān。师shī审脂，越南语sư；支娄迦谶译ś、siṁ、康僧会译śi为师，安世高译śe、si为尸（审脂）；师可还原为*se、*si。胥xū心鱼、心语，越南语tư，王力《同源字典》sia；支谦译sa、（v）sa为车（穿麻、见鱼）；胥可还原为*sa。犀xī心齐，越南语tê，可还原为*se。支谶译śahri、（v）si、康孟祥、竺大力译sya、支谦译ś、帛延译se为斯（心支，越南语ty、tư，王力《同源字典》sie），支谶译ṣṭḥi、siṁ、竺律炎译（v）si、支谦译se为私（心脂，越南语tư）；斯、私可还原为*se、*si。鲜*san（或*sar）中的尾音-n（或-r）脱落后即是胥*sa；胥*sa中的元音a音转为e、i即是犀、斯、私。《诗经·小雅·瓠叶》：“有兔斯首，炮之之。”郑注：“斯，白也。今俗语斯白之字作鲜，齐鲁之间声近斯。”斯*si加上古英语形容词变格后缀-an即是鲜*sian。比bǐ帮旨、并至、帮至、并质、并脂，越南语tỷ。迦叶摩腾、竺法兰译bhi、支娄迦谶译（v）bhi、bṛ为比，支谦译bi、vāi为比、译bhī、pe、vi、（v）vi、vāi为（并脂）、译ve为毗（并脂）、译（v）vi为鼻（并至），支谶译（v）pi为毗、康孟祥、竺大力译为毘。比可还原为*bhi、*bi、*vi等，毗可还原为*pe、*ve、*pi、*vi等。比、毗、卑为同一音节的不同译音。保罗·伯希和认为鲜卑一名与后来的室韦对音相同，因此他将鲜卑拟订为Särbi、Sirbi、Sirvi。伯希和、白鸟库吉将师比拟作*serbi。满州语谓麒为sabi-tun、麟曰sabin-tu，白鸟氏将师比和现代满州语的sabi“祥瑞，吉兆”牵合。卜弼德（Peter Boodberg）将师比*serbi比对为蒙古语serbe。按Kovalevskij的《蒙俄法词典》serbe的意思是“小钩，V形凹入口”、serbe-ge是“V形凹入口，小钩，鳃，顶饰，钩扣”。Otto Maenchen-Helfen认为师比出自印欧语，他将师比*serbi“带钩”和印欧语指“钩，镰”的单词相比附：古教堂斯拉夫语（OCS.）srъpъ，立陶宛语（Lett.）sirpe，希腊语（Gk.）apπη，拉丁语（Lat.）sarpio和sarpo，古爱尔兰语（O.Irish）serr。
室韦的得名可能源自室韦人以猪皮为衣。室韦养有巨豕供其食用和“韦其皮为服若席。”因围（韦）豕皮为服，所以叫豕韦（围）。豕（豕shǐ审纸，越南语thỉ）、室（shì审质）同为审母三等字，豕缀加-r（古北欧语与古英语比较，古北欧语好在词尾缀加-r尾）后即是室也，室韦即豕韦也。徐中舒在《夏史初曙》中说：“夏朝属国中的韦、顾、昆吾三族：韦在《国语》、《左传》皆作豕韦，韦即豕韦的省称。今河南滑县东南有废韦城，当即古代豕韦所在之地。顾，《古今人表》作鼓，鼓即春秋时代的白狄之鼓，其地在今灵寿县。《左传》称卫为昆吾之虚，其地在今河南阳。此三族在殷、周时代只豕韦人口众多，逐次北迁，远及于黑龙江省与内、外兴安岭一带，鼓及昆吾则仍留居河北省、河南省诸地。”豕韦，上古部落名，彭姓，为商所灭。《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汉郑玄笺：“韦，豕韦，彭姓也。”彭péng并庚、páng《集韵》并阳‘旁，近’，越南语bành。韦之古音为*bi或*be，缀加词尾-m后即是彭*bem。汉班固《白虎通·号》：“大彭氏、豕韦氏霸于殷者也。”故地在今河南滑县东南。夏末与己姓的顾（今山东城东北地区）、昆吾（今濮阳市）助桀为虐，为商汤所灭。《国语·晋语八》：“在周为唐杜氏”韦注：“唐、杜，二国名。豕韦自商之末，改国于唐，姬诵灭唐而封弟唐叔虞，迁唐于杜，谓之杜伯。”。“在商为豕韦氏”韦注：“商，谓武丁之后为豕韦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杜注：“豕韦复国，至商而灭。累之后世复承其国为豕韦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注：“豕韦，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史记·夏本纪》：“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索隐”引《世本》：“豕韦，防姓。”这里的防姓即郑玄笺所称之彭姓。彭*bem为防（fáng并阳、并漾）*bam之音转。《国语·郑语》载祝融之后八姓，其中，“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彭姓篯铿、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韦注：“彭祖，大彭也。豕韦、诸稽，其后别封也。”《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殷末豕韦徙国于唐。姬诵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豕韦即韦，从豕韦=韦可推知这里的豕为虚词，豕在这里应是英语定冠词the（古英语单数阳性主格sē、单数阴性主格sēo、单数中性主格ƥæt，复数阳性、阴性、中性主格和宾格均是ƥā）的音译，这个音译字同时表明韦是养豕之族群。“豕韦北迁后又称室韦或失韦。豕、室、失皆审母三等字的声转。豕韦以养猪食其肉、并以猪皮为衣得名。”（徐中舒《夏史初曙》）家豕的蓄养在中国存在由东向西的传播。安特生《甘肃考古记》曾引高本汉的意见称：“甘肃长方式石镰之存在，家豕之蓄养，及葬埋之习惯等事，此种文化上之迁移，实由河南省而至甘肃。”夏*gal（即*Car）族中的一支豕韦被商灭亡后，开始了向北和向西的迁徙，一部进入辽宁省，一部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另外的则经过漫长的迁徙通过中亚进入莱茵河流域。这些向外迁徙的豕韦人亦将他们“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的习俗以及饲养的巨豕品种带到了他们的新居地。他们在游牧化浪潮中受到赤狄（雅利安Aryan、蒲类*Bar、乌桓*阿瓦尔语=阿跋）游牧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挤压。骑射方式的机动性和在速度上的巨大优势迫使他们中的一些群体接受了游牧生活方式，成为了游牧民。在中原地区历史上，鲜卑由北向南迁徙，豕韦则由南向北迁徙。鲜卑和豕韦的经济形态完全不同。可以假设迁徙到中亚和东北地区的豕韦人在游牧化后被称为Sarmatae人、Sarmadana（即且末）人和鲜卑*Sarbi人，而在东北未被游牧化的豕韦人被称为室韦*Sirvi。
室韦和鲜卑都是东胡，两者读音相近，人种相同，分布地域重叠，室韦和鲜卑关系特别密切。鲜卑是白色人种。《晋书》载秦人呼鲜卑为白虏。《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録》：“秦呼鲜卑为白虏。”《世说新语》第27《世说新语·假谲》载王敦骂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注引《异苑》所载王敦语作“黄头鲜卑奴”，并解释到“帝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五胡十六国”时期，燕为鲜卑族建立的，所谓南燕人不过是鲜卑人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晋书》卷6《明帝纪》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并称“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明确指出晋明帝黄胡子的长相与其外祖父家相同，也就是与鲜卑人相同。唐朝诗人张籍《永嘉行》：“黄头鲜卑入洛阳市，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宋代苏轼在观赏唐人韩干的画时赋诗“赤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书韩干二马》）鲜卑当是黄发碧眼的白色人种。室韦亦是白色人种。被称为黑鞑的成吉思汗皮肤一点都不黑。蒙古族传说成吉思汗所在部落是孛儿帖·赤那即“苍狼”和豁埃马阑勒即“白鹿”的后裔。它们的儿子名巴塔赤罕，为成吉思汗王朝的第一代祖先。巴塔赤罕Batatchighan，tchighan（赤罕）的字源为Tchaghan(察罕)意为“白色”；巴塔赤罕意义为“健步的白人”。成吉思汗的第二子叫察合台汗国Djaghatai（这是后来的突厥-波斯形式）。察合台Djaghataï在蒙古文中应该作Tcha'adaï或Tchaghadaï。现在人们还可以在鄂尔多斯市人中找到这个名字，作tchaghadi，此言“白色的人”。成吉思汗所在的氏族为蓝眼睛。拉施特在《史集》中多处提到“孛儿只斤氏”意为“蓝眼睛”。“乞牙惕-孛儿只斤成了成吉思汗之父孛儿只斤·也速该把阿秃儿子孙的称号；他们既是乞牙惕，又是孛儿只斤。‘孛儿只斤’在突厥语中，[意谓]蓝眼睛的人。他们的[肤]色微黄。他们很勇敢又极大胆，因此他们的英勇受到传诵。”（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53-254）“乞牙惕-孛儿只斤，意即蓝眼乞牙惕”（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0）“第三个儿子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乞牙惕-孛儿只斤出自其后裔。‘孛儿只斤’意为‘蓝眼睛’，真是奇怪，直到现在，出自也速该把阿秃儿及其诸子与兀鲁黑的后裔，大部分都是蓝眼红发的。”（第一卷第二分册第61页）。肤色微黄、蓝眼红发的乞牙惕-孛儿只斤氏显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蒙瓦室韦当是印欧人种。
无论从地域的分布还是读音上看，室韦*Sirbi都和东胡鲜卑*Sarbi关系密切。室韦*Sirvi显然是鲜卑*Sarbi的音转。但我们不能称室韦是鲜卑的苗裔。室韦的生活生产方式比游牧的鲜卑更为古老。可以设想，当鲜卑还在大兴安岭时，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室韦相同。鲜卑无疑是放弃了古老的生产方式而采用游牧生产方式的室韦。走出大兴安岭并且采用了游牧生产方式的室韦被称为鲜卑。《新唐书·室韦》称“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不税敛。” “逐水草而处”说明室韦以畜牧业为主。《魏书·失韦传》载室韦“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室韦在夏天“城居”。《新唐书·室韦》“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领，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魏书·失韦传》所载室韦丧葬习俗有所不同，《魏书·失韦传》称室韦“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室韦早期“尸则置于林树之上”的习俗和辽朝相同。《北史》卷94《契丹传》称契丹“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这种葬俗是先天葬后火葬（焚骨）。《图书集成》卷一二九《边裔典》云契丹：“以车载尸入山，以尸置于山树之上。”此种风俗不特契丹为然，中国西南之黑苗、天苗，堪察加边疆区之流鬼国，风俗亦同。室韦和契丹的相同葬俗可印证《北史·室韦传》认为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之说。室韦和辽朝葬人的林树或山树当不是任意的，而是特定区域的林树、山树。这个区域可能类似于斯维比人中最古老和声望最高的塞姆诺内斯人（Semnones）献给神祇的丛林。塔西佗称：“每逢一定的时期，所有属于这种人的各个部落都派遣代表聚集在一个丛林之中，一方面由于祖先的兆迹，一方面由于丛林所引起的原始恐怖，因而将这座丛林献给了神祇。在这里，当众杀一个人作为牺牲，这就是举行他们野蛮仪式的恐怖开端。对于这丛林的崇敬还不止此一端。他们进入丛林的时候，必须套上锁链，以表示属下对该处神力的皈依，如果不幸跌倒了的话，不得站起来或由人扶起，而只许匍匐爬行出来。所有这些迷信都是由于他们相信他们种族就起源于此、并且相信万物之主的尊神就住在这里的缘故。”（《日耳曼尼亚志》39节）室韦的葬俗在后来稍有改变。《北史》卷94《室韦传》称室韦“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室韦将死者“置于林树之上”改进为置尸于每部共构的大棚之上。辽朝后染中国之风，酋长亦有坟墓。鲜卑的葬俗与室韦不同，鲜卑实行土葬。《宋书·索虏传》：“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1960年在呼伦池北面的札诺尔木图雅那河的东岸发掘了三十一座墓葬，这些墓葬的特点：多是木棺，有盖无底，由没有去掉树皮的木板制成；男女皆以马、牛、羊殉葬；随葬品有铜牌、铁矛、铁环首刀、铁镞和骨镞、骨质鸣镝、皮弓囊和木弓等。最为奇特者为妇女的发辫，虽不甚长，但有辫有结。马长寿将其定为鲜卑墓葬。蒙古族的葬俗亦与室韦的葬俗不同。《伯郎嘉宾蒙古行记》第三章12节：“当病人死后，如果他官居上品，便把他秘密地埋葬于田野中人们所乐意的地方。届时还要用他的幕帐之一陪葬，使死者端坐幕帐中央，在他面前摆一张桌子，一大盆肉和一杯马奶。”端坐幕帐中央可能要接受人们的礼拜。这种住着的姿势应是地位、身份、威严的象征。保持坐姿埋葬，其双腿是弯曲的，在今人看来就是屈肢葬。希罗多德在其《历史》（Ⅳ，190）中提到利比亚地区“除去纳撒摩涅司人之外，游牧民是用和希腊相同的办法来埋葬死者。因此他们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时候坐着而不是仰卧着。”这暗示着希腊人同样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时候坐着而不是仰卧着。坐着当然也就造成双腿的弯曲。《魏书·高车传》称其殡葬“掘地作坎，坐尸于中”“无异于生，而露坎不埋”这是游牧民的埋葬方式。新疆出土的雅利安老妇木乃伊就是坐着的，当是铁勒人。
《新唐书·室韦》“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其语言，渤海国也。”不用是不食用而非不使用。《魏书·失韦传》载室韦“唯食猪鱼，羊牛马，俗又无羊。”第一个羊应为羊。无羊而养豕是室韦和牧羊的游牧民族的重要区别。室韦“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的习俗和“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的挹娄相同。室韦或即迁徙到北方的豕韦。《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则称鞑靼（蒙古）“在牲畜方面，他们都非常富有，因为他们拥有骆驼、黄牛、绵羊、山羊，至于牡马和马，据我看来，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地区都不会拥有他们那样多的数量。他们不养猪和其它牲畜。”（第二章第7节）相比室韦的无羊养豕，蒙古族的生活生产方式已发生重大改变。柏朗嘉宾又说：“他们的食物是用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组成的。实际上他们烹食狗、狼、狐属和马匹的肉，必要时还可以吃人肉。”（第四章第7节）柏朗嘉宾的食物清单中未提及牛肉，无法判断蒙古人是否象室韦人一样不食用牛肉。“他们还用水煮小米饭，但由于煮的稀薄得只能喝而不能吃了。他们每人每天清晨喝一、两碗，白天却什么也不吃，晚上再向每个人分食一点肉，喝些肉汤。但在夏季，由于他们拥有充足的马奶，所以很少吃肉，除非别人赠送或猎到几种禽兽。”（第四章第8节）蒙古地区大概也出产小米。志费尼说：“他们（蒙古族）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第23页）。《鲁布鲁克东行纪》第三章“鞑靼人的食物”称：“他们不加区别地吃一切死去的动物，而那么多的羊群牛群，必然有很多牲口死去。然而，在夏天，只要有忽迷思即马奶子，他们就不在乎其他食物。所以在这时如碰巧有牛马死去，他们便把它切成细条，挂在太阳下通风的地方弄干，因此肉很快失去水分而变成没有怪味的干肉。……他们拿牛皮制成大壶，用烟把它熏干，形状美观。他们用马臀部的皮制成极漂亮的鞋。一头羊的肉可供五十或一百人食用；他们把肉切得很薄，放在盘里用盐水浸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佐料。”按鲁布鲁克的这一记述，蒙古族要食用牛肉。
《辽史》记载“室韦人制牛车如突厥人，但不居毡帐，平时修树枝为庐舍”。蒙古人则住蒙古包。柏朗嘉宾称：“他们的住宅为圆形，利用木桩和木杆而支成帐篷形。这些幕帐在顶部和中部开一个圆洞，光线可以通过此口而射入，同时也可以使烟雾从中冒出去，因为他们始终是在幕帐中央升火的。四壁与幕顶均以毡毯覆盖，门同样也是以毡毯作成的。有些幕帐很宽大，有的则较小，按照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而有区别。有的幕帐可以很快地拆卸并重新组装，用驮兽运载搬迁，有些则是不能拆开的，但可以用车搬运。对于那些小幕帐，只需在车上套一头牛就足够了；为了搬迁那些大幕帐，则需要三、四头或更多的牛。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去进行征战还是到别的地方，他们都要随身携带自己的幕帐。”（第二章第6节）这种幕帐在中原地区古代叫穹庐，在现代则称为蒙古包。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都住穹庐。斯奇提亚人则以车为家，希罗多德称斯奇提亚人“他们的家就在车上”（《历史》卷四46）“用来作为住宅的车子”（《历史》卷四121）。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人称蒙古包的子为“乌尼亚”，围墙为“哈拉”；蒙古包椽子、围墙均因乌族而获名。刘非刘建的女儿细君“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穹庐的发明者可能是大量饲养马匹的乌孙。室韦人并不是游牧民族，这是室韦人和蒙古族的重大区别。斯特拉波称：“斯维比人是最大的一个民族，因为它分布在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其他的一些部落都被驱逐到易北河的彼岸去了。这片地方的百姓的共同特征是都易于迁徙，他们物质极度匮乏，而且不知耕作积蓄；住着极为简陋的临时棚舍，今日不愁明天的事情；与游牧民族一样，他们食用的都是牲畜之所出，还仿效着游牧民族用车辆载着家私，驱赶牧群四方漫游，哪里好就到那里去。”盖乌斯·恺撒这个曾和斯维比人打过仗并越过莱茵河深入斯维比人领土的罗马统帅对斯维比人有着更为直接和更为准确的了解，他讲到：“苏威皮（Suebi）族是所有日耳曼人中最大、最骁勇善战的一族，据说他们有一百个部，每年都从每一个部征召一千名武装人员到境外作战，其余留在本土的，即从事生产，以维持自己和那些出征者的生活。同样，下一年就轮到他们出去参加战争，再由上年服役的人回家生产。这样，无论是种地还是作战的方略和技术都不会荒疏掉。他们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他们不大吃粮食，生活中大部分都依靠乳类和家畜，特别着重打猎。因而，由于食物的特点、日常的锻炼，再加上生活的自由自在——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不曾受过责任心和纪律的束缚，无论什么违反本性的事情都没勉强做过——使他们既增强了筋力，又发育得魁梧异常。他们就在河里洗澡。”卷四3“就国家而论，他们认为如果能让自己的领土外围有一圈愈大愈好的土地荒芜着，是一件极可赞扬的事情，这表明有许多国家抵挡不住他们的威力。”（《高卢战记》卷四1）虽然“所有日耳曼人都不重视农耕”（卷六29），但日耳曼人并不是游牧民族。日耳曼人“他们的全部生活只有狩猎和追逐战争。”（卷六21）狩猎在日耳曼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大比重。
日耳曼人中的斯维比Suebi/Suevi人是从中国迁徙到欧洲日耳曼尼亚的室韦*Sirvi人。斯维比Suebi/Suevi和室韦*Sirvi都出自鲜卑*Sarbi：鲜卑*Sarbi中的a音转为i、b音转为v即是室韦*Sirvi，鲜卑*Sarbi中的a音转为u、r音转为y之*Suybi即是斯维比Suebi/Suevi。室韦*Sirvi和斯维比Suebi/Suevi除了在名称上同源外，两者之间还有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这些相同或相近之处使人不得不相信斯维比Suebi/Suevi就是迁徙到西方的室韦*Sirvi。首先，斯维比和室韦同属一个人种。斯维比人作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自然具有日耳曼人金发碧眼的特征，室韦作为东胡同样具有胡人长鼻深目的典型特征。更有甚者，黄头室韦多黄发绿眼（即金发碧眼）。作为蒙瓦室韦后裔的成吉思汗所属乞牙惕-孛儿只斤氏族，“大部分都是蓝眼红发的”。这些都昭示出室韦的日耳曼人种特征。拉施特一再声称“‘孛儿只斤氏（būrǰqīn）’意为‘蓝眼睛’”孛儿只斤（būrǰqīn），L本作b（？）ūrqḥī（？）n，S本作būrqǰīn，I本作nūrqǰīn，B本作nūrčīn，贝书作būrǰiqīn。蓝lán来谈，越南语lam，英语蓝色，突厥语kök‘蓝；青；天’，蒙古语kok‘蓝；青’，波斯语克卜得kabūd‘蓝色的、蔚蓝的、深蓝的、青紫的、青色的’；支娄迦谶译ram、rām、laṁ为蓝。眼yǎn疑产，越南语nhãn，金尼阁ièn、hèn，英语eye，古英语ēaġan，波斯语彻深chashm；安世高译gān为颜（疑删），眼可拟为*赣语；古英语ēaġan‘eyes’中的ġan无疑就是汉语的眼*gan。ġan前的ēa当出自粟特语名词前的ā（可能是不定冠词或定冠词）；ġan前的ēa和哥特语['ahwa]‘江河’中hwa（即汉语河）前的a是同等性质的；古诺斯语auga‘eye眼’（对应于古英语ēaġe‘eye眼’）之词首au同样出自ā，同时它还将眼的词尾-n丢失；古法语在借入的拉丁语词前亦时有加词头e-的现象，如拉丁status‘state’\u003e古法语estat（现代法语état）\u003e中古英语staat‘state国家’、希腊skiouroV (skioyros)\u003e拉丁sciūrus\u003e通俗拉丁*scūriōlus\u003e古法语esquireul、escureul、escurel（现代法语松鼠科）\u003e中古英语squirel‘squirrel松鼠’，这个词头e-同样为词头a-之音变。古英语ēag亦和汉语的目*muc同源：目mù明屋，越南语mục，王力《同源字典》miuk；支娄迦谶译muc、maud（g）=P.mog为目，支谦译muk为目；目*muc之m-脱落或音转为w后之*uc（wu=u）可音转为古诺斯语之aug（a），而古诺斯语之aug（a）和古英语ēag同源；比较古英语ēag、古诺斯语之aug（a）和古汉语之*muc，原始姬语的目当是*māc。睛jīng精清‘眼珠’，越南语tình，金尼阁çìm、çīn；支谶译cak为作（精箇、精铎），睛可拟为*cim。būrǰqīn/būrqǰīn可能是一个渤海国语词。būr与英语的蓝色较为接近：blue中的l换到词尾后之buel当即būr。英语blue‘蓝色的；蓝色’和汉语的蓝*lām同源：汉语蓝*lām中的词尾m置换到词头之*mlā经b/m置换和歌韵向豪韵的音转（《汉书·西域传》译Kabul为高（见豪）附，a被译为豪韵；闽语讹豪韵为歌韵。古北欧语hār‘high、haugr‘高山或高原’，从hār到haugr显然发生了ā\u003eau音变；古英ā\u003e中古英语南部方言au，如古英tǣċan、ġetāht‘taught’\u003e南部方言y-taught）变为古英语blāw/blāēw、古弗里西亚语blāu、古高德语blāo、古法语blau、blo、bloe，再演变为中古英语bleu/blew（中古英语eu、ew的读音为[ju:]，与诺曼法语ǖ相对应）。蓝*mlā在靺鞨语中的发展大概是：蓝*mlā\u003e*bāl\u003ebūr。ǰqīn/qǰīn大概相当于汉语的眼或睛：眼*gan\u003e*gjan\u003eǰqīn/qǰīn，睛*cim\u003e*qing\u003e*gqin\u003eǰqīn\u003eqǰīn；ǰqīn/qǰīn中的q交换到词尾之*ǰīnq即是汉语的睛经姓。回鹘文存在换位现象如将突厥语的晋国tabgač换位成tabčag。英语也存在换位现象：如拉丁castra‘camp军队的营帐’\u003e古英语ċeaster‘town城镇’，拉丁语stra\u003e古英语ster；拉丁ōrdō‘row行列’\u003e古法语ordre\u003e中古英语ordre\u003e现代英语order‘次序’；拉丁meretrix‘妓女’\u003e古英语miltestre‘随军妓女’，拉丁语ret\u003e古英语lte。汉语和古诺斯语间亦存在换位现象：杀shā审、shài审怪、sà《集韵》心曷，越南语sái、sát；支谦译śal、sal和sad为萨（心曷），心曷之杀可还原为*sal，换位后之*sla即是古诺斯语slā‘to slay杀死’。流音衬音尾-r、-l置换到声母之后便成为郑张尚芳先生的后垫/垫音-r-、-l-。现代英语蓝色读为[blu:]（词尾e表示前面的元音u为长元音），būr置换为brū即是现代英语之blue[blu:]。孛儿只斤氏的原初形式可能是*blūǰīng（即日耳曼语之蓝加汉语之睛），*blūǰīng经换位和音转而成为波斯语būrǰqīn/būrqǰīn。
其次，斯维比人和室韦还有一个重要习俗也是相同的，这一习俗就是斯维比人的髻和室韦的“索发”。塔西佗称：“斯维比人所特有的一个表记是将头发抹在脑后，绾成一个髻。这是他们不同于日耳曼其他部落的标志，也是他们内部自由人不同于奴隶的标志。……在斯维比人中，就是到了头发斑白的时候，还是绾一个蓬松的髻，也往往绾在头顶上。酋帅们则更在髻上加以装饰……他们只是认为在交战的时候，将头发这样装束，可以使自己显得高大可怕一些，所以他们的打扮自己，说来倒是给敌人看的。”（《日耳曼尼亚志》第38节）绾音同挽，意义是‘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绾髻就是把头发挽起来打成结。唐代胡人俑在头顶绾髻。所谓的“索头”是指绾髻在头即将长发索（束）于头上。《魏书·失韦传》载室韦“丈夫索发。”。室韦“丈夫索发。”和斯维比人绾髻是相同的。鲜卑族只有北魏“索头”，其他鲜卑头。《翰苑注》所引《汉名臣奏》应奉云鲜卑“今其人皆髡头、衣，手足库肿”。王沈《魏书》云鲜卑“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东汉书·鲜卑传》亦云“唯婚姻先髡头”以上诸书载明鲜卑髡头。《资治通鉴》“曹丕黄初二年论”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台湾岛。”胡省三注：“索虏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将“索头”解释为“辫发”始于胡省三，不知有何理据。索suǒ心铎、山陌“捻绳使紧”“绞合”，索发可解释为捻绳使发紧、绞合发（将发绞合起来），它和梳辫子的“辫发”“编发”是不同的。南梁史家称系出东部鲜卑者仍为鲜卑，称北魏则为“索头”，这表明拓跋鲜卑沾染了室韦索发的习俗。反过来讲，东部鲜卑被乌桓同化得更为彻底，采用了和乌桓相同的髡头发式；拓跋鲜卑同化程度较浅，仍保留了原来的“索发”习俗。汉王充《论衡·恢国》：“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髻jì古诣切（见霁）一总髪，挽发而结之于顶。髻字古作“结”。“髻”之读音源自绾髻的姬（见之）姓。周人椎髻亦是将长发盘（束）于头顶。1984年陕西省长安区张家坡村出土的西周“玉透雕龙凤人物饰”高6.8cm 、宽2.4cm、厚0.5cm，头顶绾髻，大耳，下巴短而上翘，大眼，大鼻、高鼻梁、蒜头鼻，表情似三星堆巫师，“右侧玉人较高，但比例小，橄榄形眼，蒜头鼻高高凸起，小口，下颔尖且前伸，头顶盘发螺旋状（即绾髻），脑后有钩云纹凸起，左侧玉人眼为目雷形，顶有发冠，长发披肩并向上卷起来，余皆与右侧玉人相似”（《中国历代玉器精品》P54、55）可佐证周人有绾髻习俗。南西伯利亚出土的“匈奴金带鐍”正中拉弓欲射的武士在脑后挽结，旁边的弯角羊应是绵羊（《中国圣火》P32）。从在脑后挽结这一点而论，所谓“匈奴金带鐍”中脑后挽结的武士可视为斯维比人。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透雕铜饰中的两个胡人正在作蒙古式摔跤，他俩在脑后绾髻，当是斯维比（中国称为鲜卑/室韦）人。斯维比人的绾髻就是将头发挽束在头顶或脑后。斯维比人绾髻的习俗应是周人“被发椎髻”起源的发端。蒙古族的发型与上述的绾髻、索发不同，蒙古人剪发并编两根齐耳的小辫子。《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称鞑靼（蒙古）人“他们如同僧侣一样在头顶上戴一环状头饰，所有人在两耳之间都剃去三指之宽的一片地方，以使他们头顶上的环状顶饰得以相接。另外，所有人同样也都在前额剃去两指宽的地方。至于环状头饰与已剃去头发的这片头皮之间的头发，他们让它一直披到眉毛以下，把前额两侧的头发大部分剪去以使中间部分的头发更加伸长。其余的头发则如同女子青丝一般任其生长，他们把这些头发编成两根辫子，分别扎在耳后。他们都长有小脚。”（第二章第2节）鲁布鲁克称鞑靼“男人在头顶剃成一个四方形，从（这个四方形）前角经头的两边一直剃到太阳穴。他们也剃掉鬓角，后颈剃到颈窝上，前额剃到头顶，上面留下一绺头发垂到眉梢。他们留下头两边的发，编成齐耳的辫子。”（第六章第1节）
第三、室韦与斯维比人的居所相似。室韦“为室”或“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蘧蒢覆，徙则载而行。”蘧蒢qúchú，古代指用竹子或苇子编的粗席。《辽史》称：“室韦人制牛车如突厥人，但不居毡帐，平时结树枝为庐舍”。斯特拉波称“斯维比人是最大的一个民族……住着极为简陋的临时棚舍……还效仿着游牧民族用车辆载着家私，驱赶牧群四方漫游，哪里好就到那里去。”（Ⅻ.1.3）斯维比人“极为简陋的临时棚舍”相当于室韦“蘧蒢为室”。
第四、室韦与斯维比人都是猛悍的战士。室韦“猛悍喜战”，凯撒称“苏威皮族Suebi是所有日耳曼人中最大、最骁勇善战的一族”（《高卢战记》卷四1）
第五、室韦与斯维比人的穿着相同。室韦“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室韦的猪皮衣服犹如席子一般；既同席子，显然没有袖子。凯撒称苏威皮族“养成一种习惯，即那怕在最寒冷的地方，除了兽皮之外，什么东西也不穿，同时又因兽皮的稀少，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身体的大部分都裸露在外面。”（《高卢战记》卷四1）日耳曼“男男女女同样都在河中洗澡，身上掩遮的同样只是一片兽革或一块鹿皮遮布，身体的大部分都听其裸露在外面。”（《高卢战记》卷六21）塔西佗称“在衣服方面，他们都披上一件外衣，用钩子束紧着，要是没有钩子，则用荆棘代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衣服，终日围在火炉边。最阔气的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另穿一件内衣……妇女们的服装和男子们是一样的，不过她们经常穿一种亚麻布的衣服，缀以紫色的边，而它的上部并不放宽使成为袖子；因此她们的胳臂、肩和胸部附近都裸露在外面。”（《日耳曼尼亚志》第17节）室韦与斯维比人都是皮服之人，所穿衣服没有袖子。
第六、室韦与日耳曼人的渡水工具相同。室韦“度水则束薪为，或以皮为舟”。桴（滂母虞韵），用竹或木编成的小筏子。筏：木筏，竹排。《方言疏证》卷九：“筏，秦晋之间通语也。”《广韵·月韵》：“筏，大曰筏，小曰桴，乘之渡水。”又，海中大船。《集韵·月韵》：“橃，《说文》：‘海中大船’或作‘筏’”筏fá房越切（并母月韵）、北末切（帮母末韵），在王力“先秦音系”和“汉代音系”中“月”的拟音均为[iuɑt]、“末”的拟音是[uɑt]，北末切之筏的先秦拟音是*buɑt。英语称小船为boat[bəut]，boat即是汉语之“筏”，这反映了古日耳曼人的渡水工具也是筏子。四川话称筏子为“爬pá子”大概是并母月韵之筏的读音；也可能是因为筏子紧贴水面，其运行与人的爬行相似之故；或者与“排”有关，因为筏子是由成排的木头或竹子捆绑在一起而成的，筏与排是有关联的。现代英语boat，古英语作bāt。东汉三国时期，安世高译（v）pat为越（于月、匣末），支娄迦谶译gar、gat（v）和gadh为竭（群月）、译var、vara、vart、rāt和（v）vat为越（于月、匣末）、译bhad为（并末、帮月）、译haṭh（或ḍ）为曰（影月），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译ghāt为竭（群月），支谦译kar和gad为竭（群月）、译gul（v）为掘（群月、群物）、译hul为越（于月、匣末）、译gat（v）和kap（+ph）为揭（jiē见月、薛，群月、薛，溪月，qì溪祭）、译bat为颰（bá并末、帮月）、译vat为曰（影月），康僧会译（v）pāt为越（于月、匣末），康孟祥、竺大力译vas为越（于月、匣末）。从筏（并月）的古英语读音bāt来看，上古月韵实为āt。汉语的舟和英语的keel也是同源词。舟zhōu照尤‘船’，康僧译cu、康僧会译cyu为周（照尤），舟在后汉三国时期的读音可拟为*cu、*cyu；舟和周同音，舟很可能是周人发明的。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出现在青海乐都（1974-1978年在青海乐都区柳湾齐家文化墓葬群出土距今约4000年的独木舟棺180余件），这里应是周人的发源地之一。诺斯人入侵大不列颠岛后，古英语ċēol‘龙骨，平底船，驳船’被古诺斯语kjóll‘keel船’取代。去掉古英语ċēol、古诺斯语kjóll的流音衬音尾，词根ċēo、kjó显然就是汉语的舟*cyu。“以皮为舟”应是一种皮囊筏子，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皮划艇或中锋舟。伊朗人将皮囊筏子称作客列克kalak，表明这种皮囊筏子为鬲*karak人发明的。
第七、室韦、日耳曼人的妇女只能有一个丈夫的习俗相同。”室韦的这一习俗明显不同于匈奴等草原民族“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的普遍习俗。塔西佗称日耳曼人“他们大概是野蛮人中唯一以一个妻子为满足的一种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就将她的头发剃光，剥去衣服，当着她的亲戚将她赶出家门，穿行全村将她苔打一遍。”“她们只能有一个丈夫，犹如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次生命一样，因此她们不会三心二意。”（《日耳曼尼亚志》第19节）
第八、室韦与日耳曼人都有啸聚的习俗。室韦“每弋猎即相啸聚”。塔西陀称日耳曼人“在临阵之前，总要首先唱着赫尔丘力士的赞歌。他们还往往发出一种呼啸的声音，他们把这种呼啸称为‘拔力吐barritus’”（《日耳曼尼亚志》第3节）
第九、室韦与日耳曼人都养猪和食猪肉。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并未记载日耳曼人养猪和食猪肉。现代作家或者是根据古人的记载或者是根据考古发现，称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有养猪和吃猪肉的习俗。这种习俗正和室韦、豕韦的习俗相同。将来或许会证实豕韦的巨豕和日耳曼人猪豕是同一品种。是否养猪是一个具有重要区别意义的习俗。阿拉伯人、犹太人和穆斯林不仅不养猪，而且禁食猪肉。古代的斯基泰人也没有养猪习俗，希罗多德称：“斯奇提亚人是完全不用豚类作牺牲的。而且他们国内是绝对没有养猪习惯的。”（《历史》Ⅳ63）室韦无羊并非当地环境不适宜羊的生长，而是因为室韦绝对没有养羊习惯造成的。房山区出土的鞘罩上的高加索人种或即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的马匹也隐约透露出他们曾在蒙古大草原或甘青地区生活过的信息。日耳曼人骑乘的是矮种马（可能是蒙古马），而不是古罗马人骑乘的欧洲高头大马。如果考古遗传学能够证实日耳曼人的马匹确实是蒙古马，那么可以肯定日耳曼人曾在蒙古草原或者甘青地区生活过，并且将这一地区的品种带到了欧洲。波士顿凯尔特人的白桦斗篷似乎也印证着他们曾在中国生活过。
室韦与日耳曼人在习俗上的较大区别是：两者的葬式不同。室韦“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日耳曼人则火葬：“在他们的葬礼中，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对于有名望的人，专用某几种木材来焚化他的遗体，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仪节了。在火葬的柴堆上，并不堆积寿衣和香料，只是将死者的甲胄、有时连他的坐骑，投入火中。坟墓就是一个小草坡。”（《日耳曼尼亚志》第27节）但近代考古发现表明日耳曼人的葬式并不完全是火葬。在塔西佗较熟悉的莱茵河下游地区曾发现过许多骨灰，埋葬处的明器较少，属于火葬。但在日耳曼尼亚其他地域所发现的坟墓中，其在公元以前者即已不是火葬坟而是尸葬坟，不过明器较简陋；至于公元一世纪以后者，明器也逐渐讲究起来，其中发现许多由罗马进口之铜器、玻璃瓶及少数银器。另外室韦的早期葬俗同辽朝相同，而契丹在将尸体置与山树上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火化骨头也是火葬之一种。
室韦讲的语言是靺鞨Malgal语。《魏书·失韦传》记载：“……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木奈]水。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这条记载是今日将古代室韦与鲜卑各遗族归属于蒙古语族的依据。
靺鞨语和夷语（可能还有突厥语）的混合形成了通古斯语族。靺鞨语和突厥语的混合形成了今蒙古语，蒙古语中有大量的突厥语借词。蒙古族和回鹘人一样，在突厥人的铁蹄之下被迫突厥化。作为靺鞨人后裔的满族，他们的祖先讲的当是靺鞨语。靺鞨语应是满-通古斯语族的祖语之一。在满-通古斯语族中我们仍能见到个别的日耳曼语词汇，如锡伯语sun‘太阳’和英语sun‘太阳’完全相同，满语shun‘太阳’亦与英语sun非常相近。锡伯语nan‘人’（越南语nhan）可视为日耳曼语man的音转（m\u003en）。满-通古斯语族的人称代词和古英语人称代词同源。我：鄂伦春族bii、鄂温克bii、赫哲族bi、锡伯bi、满bi，它们与古英语第一人称与格、宾格单数me接近。我们：鄂伦春buu、鄂温克buu、赫哲bu、锡伯bo、满be，满语之be与古英语第一人称主格复数we特别接近。你：鄂伦春ʃii、鄂温克ʃii、赫哲ɕi、锡伯ɕi、满si；它出自古英语第二人称代词主格单数ƥu（即古汉语汝*ƥu；与格单数为ƥe）：ƥ读[θ]、u音转为i即是满语si，满语si再腭化为ʃii、ɕi。满-通古斯语族的‘二’亦出自古英语：鄂伦春族ʤuur、鄂温克ʤuur、赫哲族ʤuru、锡伯dʐu、满zhuwe；古英语中性数词tū‘two’之声母t音转为照母即为上述诸语言‘二’的词根。满-通古斯语族的‘谁’（鄂伦春nii、鄂温克awʋ、赫哲ni、锡伯və、满we）和汉语‘何’、英语who同源。何hé胡歌切（匣歌）、越南语hà，疑问代词。1、什么。《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2、为什么。《孟子·滕文公上》：“且许行何不为陶冶？”3、谁。《孟子万章下》：“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汉书·嶲不疑传》：“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注：“凡不知姓名及所从来者，皆曰何人。”《说文系传·人部》：“何，谁也。”4、哪里、何处。《史记·张仪列传》：“不之楚何归乎？”又疑问副词：怎么，岂。《论语·公冶长》：“赐也何敢望回？”。何从可得声；可kě溪哿，越南语khả。比较古拉丁语疑问代词qua‘谁，哪一个，什么’，古英语hwā、古弗里斯兰语hwā“谁，什么”，梵语ka-s‘谁’，原始姬语的何可拟作*kha:或*gā。原始姬语何*kha:发展为古英语和古汉语的hwā、中古英语和中古汉语的whō（即hwō）、现代英语who[hu:]和现代汉语hé（金尼阁作hô）。‘何’对应古英语疑问代词单数hwā‘who’（阳性、阴性主格）。何*gā\u003e*ngi\u003eni即是鄂伦春族、赫哲语的谁，何*gā\u003e*vā（支娄迦谶译vā为和（匣戈、匣过））\u003e满we、锡伯və、鄂温克aw（ʋ）。满-通古斯语族的‘那（个，张）’（鄂伦春tarI、鄂温克tarI、赫哲族ti、锡伯tər、满tere）源自古英语定冠词生格复数ƥāra：古英语字母ƥ演变为现代英语的th-，th在现代英语中可读为[t]，因此ƥ可演变为t；*tara可演变出满-通古斯语族的‘那（个，张）’。满-通古斯语族的‘这（个，张）’（鄂伦春əri、鄂温克ərI、赫哲əi、锡伯ər、满ere）和现代英语this‘这个’皆源自源自古英语近指代词中性单数主、宾格ƥis：古英语字母ƥ可比对为汉语日母，古英语ƥi相当于汉语儿（ér日支、ní疑齐，越南语nhi）、而（ér日之，越南语nhi）、耳（ěr日止，越南语nhĩ）、尔（ěr日纸，越南语nhĩ）、二（èr日至，越南语nhị），从古英语ƥi到汉语er发生了ƥi\u003eer音转；ƥis中的ƥi音转为er、-s脱落即形成满-通古斯语族的‘这（个，张）’。满-通古斯语族的‘耳朵’（鄂伦春ʃEEn、鄂温克ʃEEn、赫哲族ɕan、锡伯san、满shan）和汉语‘耳’、英语ear[Iər]‘耳朵’同源：原始姬语耳*ƥar在前英语中发生ƥ\u003ey产生*yar形成古英语中性名词ēare‘ear耳’，原始姬语耳*ƥar音转为日止之耳*ƥi（r）；原始姬语耳*ƥar在满-通古斯语族中发生ƥ\u003es（其实就是ƥ的[θ]读音）\u003esh、ʃ、ɕ、-r\u003e-n以及a\u003eEE从而形成满-通古斯语族的‘耳’。日*ƥar/*ƥat（rì日质，越南语nhật、nhựt；康僧铠译kṛt为吉（见质）、译mit为蜜（明质）、译yat为逸（喻质），支谶译mat和madh为蜜（明质）、译rīt为栗（来质）、译sid为悉（心质）和膝（心质），支谦译kirt为诘（jié溪质）、支谦译（v）jit、（v）ji为逸（喻质）、译mad为蜜（明质）、译tis为蛭（zhì照质、端屑、端质），康孟祥、竺大力译sud为悉（心质））的演变如下：日*ƥar/*ƥat中的ƥ读为[ð]、a音转为i、词尾-r/-t脱落即是汉语的日ri，日*ƥar/*ƥat中的ƥ读为[θ]、a音转为u、-r音转为-n即是英语、锡伯语之sun、满语之shun；日*ƥar中的ƥ音转为n，即是蒙古语之nar（an）；日*ƥar中的ƥ音转为s/ʃ、a音转为i、-r-音转为k/-g即是吴语之食（食shí神职、yì喻志，越南语thực）和鄂温克ʃigun的词根ʃig（词尾-un和蒙语naran中的-an是同一性质的后缀），ʃigun中的音转ʃ为ɕ、g音转为w即是赫哲语之ɕiwun；另外，鄂温克语dIlaʧa中的词根dIl-亦出自日*ƥar。热rè日薛，越南语nhiệt，英语heat[hi:t]；比较锡伯语χalχun、满语haluun，原始姬语可拟为*ƥal。英语land、sand中的-nd显然和古英语hund‘dog’中的后缀-nd是同一性质的，比较吐火罗语ku、汉语狗*ku以及爱尔兰语cū可知这个-nd是没有任何构词意义的衬音尾，于是英语sand和汉语沙shā同源（竺律炎译ṣan为沙），这个衬音性质的-nd就是蒙古语中的无厘头词尾-n；land的词根la显然和赫哲族、锡伯、满语之na‘土’同源。上面所述诸词所显露出的满-通古斯语族和日耳语的同源关系仅仅是对100词表的粗略考证得出的结果，满-通古斯语族和日耳曼语言的同源词显然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