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4 14:23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著作之一，易经包括三部用以占卜的易书：《连山》《归藏》《周易》。前两部据传是由开天辟地后的第一代君主天皇氏所作，历代典籍鲜有记载，一说均已失传，一说为《周易》前身。今本《周易》分为“经”与“传”两个部分，经的部分相传由上古时期的君主伏羲以及周代的周文王、周公所作，主要记录了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传的部分据说成于秦汉、战国中晚期，相传由孔子及其弟子编而成，是对经的部分的诠释，共有十篇文章，“翼”有“解释、辅佐”之义，因此这十篇文章也被统称为“十翼”。
易经于三皇五帝时期在宗教神学体系下萌芽发生，是古人问吉凶的卜之书，用来阐述天地世间的万象变化，为《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乐经》六经之首。易经除了作为占卜用书，拥有较为全面的卜问吉凶的理论系统之外，还提出了“变易”“阴阳”等基本哲学思想和概念，对后世哲学影响较大。
易经被奉为儒门圣典，群经之首，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易经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著作都与易学紧密相关；易经主张的变易、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变化不离其宗等哲学原理，曾一度指导君王对社会的治理；易经中的阴阳两仪动静观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测量分析。易经中传递的思想观念对人类生活、社会治理、文化研究等均具指导意义，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对后世影响较大。
易经包括三部易书：《连山》《归藏》和《周易》，合称三易。 《连山》和《归藏》均已失传，《周易》是唯一流传至后世的文献，所以现在所说的“易经”，通常指代的是《周易》。“经”有“法则”、“经典”之意。
东汉人郑玄在《易赞》中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其是以艮卦开始，如山之连绵，故名曰连山。”意思是说《连山》以艮卦开始，艮的卦象是“山”，如山般连绵，是名《连山》。
《归藏》以坤卦为首卦，坤表示地，郑玄说：“《归藏》言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意思是万物以土地为生养的根基，最后又回到地中去，故名为《归藏》。
“周”有三种说法，一指周普、普遍。东汉郑玄在《易论》中说：“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二指周代。唐代孔颖达注疏《周易正义》，认为《周易》称周，是取岐阳地名，当时周国就是在岐山县。
“易”，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蜥易，又叫守宫。蜥蜴能够变色，故“易”引申“变”之意。《书》上说，日、月二字合成“易”，象征阴阳的变易。郑玄在《易论》《易赞》中提出，易有三义：易简、变易、不易。“易简”是指宇宙本体具有至易至简的本性。“变易”就汉儒而言，指形而下的“气”变，气被认为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孟喜“卦气说”是表示具体天气之变的学说；就宋儒而言，“变易”是指形而上的道理，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不易”有两种性质，从宇宙论上讲，是指宇宙秩序的恒常性；从价值论上讲，指道德价值的恒常性。易简、变易、不易，三者互显互用，不可或缺。
据宋罗泌《路史·前纪二·天皇纪》记载，《连山》《归藏》是上古时期第一代君主天皇氏所作，另有传《归藏》系上古时期另一位部落首领黄帝所作，这两部易书因文字记载极少，也无片段流传，已成为学术史上难解之迷。今传本《周易》是一部包含经文与传文两部分的书，经文部分包括八卦、重卦、卦辞、爻辞等内容，传文包括十篇解释经文的文章，亦称《十翼》。这些内容由何人所作，历来众说纷纭。可以确定的是，今本《周易》中的内容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完成，经多人之手，时间跨度极大。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中的六十四卦及卦辞、爻辞为周代人所作，易传十篇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出自战国至西汉期间不同人之手。
八卦，即三爻经卦，分别为乾、坤、震、、坎、离、艮、兑，传统说法认为伏羲作八卦。这一说法直到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后才有疑义。欧阳修认为伏羲画卦与河出图相冲突，既然伏羲授到了河图，又何必观天地鸟兽，从大自然中取法画八卦呢；如果八卦是由伏羲所作，又何必说取法于河图呢。八卦究竟由谁所作，并无定论，伏羲画八卦至今仍是无法考究的传说。
重卦，即由三爻经卦两两相重得出的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亦称为“别卦”。重卦由谁所作，众说纷纭。王弼认为是伏羲自己作的重卦；郑玄提出炎帝重卦；孙盛提出大禹重卦；司马迁认为是周文王重卦。由于史上并无明文表示重卦作者，因此也无定论。
卦辞、爻辞，即对每一卦、每一爻的说明、诠释性文字。影响较大的说法有二，一是司马迁、郑玄主张卦辞、爻辞是周文王所作；二是认为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但两种说法都没有证据支持，无法指定为何人。
十翼即《系辞上》《系辞下》《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序卦》《说卦传》《杂卦传》。关于其作者问题，自汉代以降，多认为是孔子所作，司马迁、班固皆认同此观点。宋代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初次对孔子作传提出质疑，他认为只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出自孔子之手，《彖》《象》言简意深，其它诸篇文辞“繁衍丛脞”、“自相乖戾”、文辞不一，当出于众人之手。自欧阳修以降，对《易传》作者问题的讨论均未超出宋人所言。
直到清代崔述作《考信录》，提出具体的怀疑孔子作传的论据，甚至提出怀疑的方法、步骤以及限制等详细内容。其后康有为、冯友兰、钱穆、李镜池等学者都对《易传》的作者问题做出深刻的讨论，对孔子作传提出质疑。《易传》作者问题已经争议余千年，学者多认为《彖》《象》是孔子所作，也有观点认为《十翼》皆非孔子所著，但尚且未能明确地表明其中篇章分别出自何人之手，难下定论。
中国早期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畏惧自然，认为背后由神操控一切，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宗教神学成为解释世间变化的主要手段。在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观察实践中，人们逐渐发明了种种人神沟通的预测方法，通过占卜向神卜问吉凶祸福，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据传，《周易》最早是由伏羲所创。伏羲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被认为是“三皇”之一，他画出了八卦图，用以解释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后来又经商朝国君周文王、西周开国君主周公为卦撰写卦辞、爻辞等内容，《周易》古经的部分得以发展完全。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不同的政治观点、文化派别大量涌现，在这种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孔子将《周易》奉为圣典，孔门弟子及其他思想派别均对《周易》展开研究。战国末至西汉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有了更加科学的解释，朴素辩证法思想萌芽，大量学者研究《周易》，以更为思辨的理论为其注疏，《易传》十篇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由不同的人写成。
古书的产生过程十分复杂，《连山》《归藏》均已失传，已无所考。《周易》的成书和编次在古代十分混乱。据已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西周初期《周易》一书已包括六十四卦以及卦辞、爻辞、卦序等部分，此时《周易》分为上经三十卦和下经三十四卦，卦辞、爻辞是对每一卦的解释。战国末至西汉初，一些研究《周易》并为其作注的作品逐渐出现，目前一般列为以下十篇：《系辞上》《系辞下》《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序卦》《说卦传》《杂卦传》，统称“十翼”，被归纳到当时的流行本《周易大传》《易传》中。至西汉，人们将西周初期已形成的《周易》古经称为“经”，将为经作注的文章称为“传”，此时经与传尚且分开。至东汉人郑玄将《易传》拆分，附到《周易》古经相对应的位置，连于每卦的卦辞、爻辞之后，此时“经”与“传”合于一书，这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通行的编次。至汉代，人们将《周易》称为《易经》。
所以今天的《周易》一书实际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周朝已经形成的经文部分，一部分是战国至西汉初形成的《易传》十篇，这十篇文章已经拆分到具体的经文下，作为对经文的注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版是目前最早的《周易》文本，对于我们理解《周易》的卦爻辞和《周易》的源流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楚竹书《周易》共58支简，涉及34个卦的内容，由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共1806字。有25个卦画，以“八”表示阴爻，和今本易经阴爻作“－－”不同。楚竹书易只有经没有传，说明古时经传分离，各自独立成篇。2004年发行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可见目前最早的《周易》文本。
郭店楚简版出土于1993年，在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而出，共804枚，为竹质墨迹。其中没有专门易学文献，只有关于易的只言片语。汤一介认为郭店楚简中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命题，刘大钧教授认为郭店楚简中的《大一生水》论述了卦气说的主要内容。
西汉马王堆帛书版《周易》于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有《经》有《传》，帛易目前在出土易学文献中是份量最重，研究最多的一种。经文在1984年发表在《文物》上，题名为《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帛本易经不分上下，六十四卦次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完全不同，以八卦相重的方式成卦，共分八组。帛本没有发现《彖》《象》《文言》《序卦》《杂卦传》，但有今本《系辞》和《说卦传》的前三章内容。对于这一版的研究开始较早且成果最多，不同学者从帛书考察文言，探讨孔子与易经的关系，考证帛书中的卦气思想，为易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东汉熹平石经版刻于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由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书丹，将《周易》等经典刻于石碑，立于太学。熹平石经中《周易》各卦的次序与今本《周易》的经文传本完全一致，但是《彖》《象》没有排在各卦之后，说明东汉末经文和传文依旧独自成篇，经文与传文分开刻录。熹平石经由于年代久远屡经劫难，如今已残存不堪。
今本《周易》是经由王弼注释过后流传至今的版本，也是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其文本在战国时代完成。今本《周易》包括卦象、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等显性内容，同时也包含经卦、筮法、占法、卦序等隐形结构内容。西汉时刘向校皇家书籍时所校《周易》以及晋朝发现的汲冢书《周易》，均与今本文字基本相同。这表明《周易》自成书以后，在流传的过程中内容和结构都无甚变动。
今本《周易》分为经与传两个部分，经指西周即已形成的六十四卦，包括每一卦的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卦象等内容。传指战国末至西汉初期间形成的解释古经文本的十篇文章，传共十篇：《系辞上》《系辞下》《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序卦》《说卦传》《杂卦传》。
《周易》古经用于占卜，以特定的方法推测人事吉凶。古经分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分别为：“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卦、贲、剥、复、无妄卦、大畜卦、颐、大过、坎、离。”下篇三十四卦，分别为：“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卦、小过、既济、未济。”总共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古经文本共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相应的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卦象等内容组成。
古经中的每一卦都由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卦象内容组成等。卦画也即卦符，指卦的符号，每一卦由六爻组成，阳爻“—”为九，阴爻“--”为六。具体的卦画结构将在下一小节详细展开。卦名即每一卦的名字，如“乾”、“坤”、“屯”、“蒙”等。卦辞是对一卦六爻总的诠释、说明。如“元亨利贞”。爻题是用来表示某一爻在六爻中的位置以及奇偶性质，由爻名和爻位名组成。爻名分阴阳，“阳爻“—”题为“九”, 阴爻“- -”题为“六”。爻位名从下向上，分别为“初、二、三、四、五、上”六爻卦位自下而上数起。爻题一般有“初六”“九三”“六五”“上九”等。爻辞是对某一卦中某一爻的说明、描述。一卦有六爻，每卦有六条爻辞。
以《乾》卦为例，乾卦的卦画由六条阳爻组成，卦辞为“元亨利贞”，六爻对应的爻题和爻辞分别为，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是乾卦特有的爻题：见群龙无首，吉。
古经中常用的卦爻辞断语有吉（善，福祥）、利（顺利，适合）、吝（很难）、厉（危险）、悔（悔恨，穷困）、咎（灾患）、凶（祸殃，大的灾难）等，用来表示占卜的吉凶祸福。
卦符是用来表示卦的符号，也称为卦画，由爻组成。爻是卦符的基本单位，分奇画与偶画，奇画称为“阳爻”，由 “—”表示；偶画称为“阴爻”，由“--”表示。古经中的卦都由六条爻组成，六爻卦由三爻卦两两相重而来，这一过程称为“重卦”。三爻卦指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三爻卦符号两两相重，8x8=64，从而演变出六十四卦。古人称三爻卦为“经卦”，称六十四卦为“别卦”，六十四卦由经卦演变而成。因此古经中的六十四卦的卦画可以分解为上下两部分，上卦三爻下卦三爻，可以用经卦的卦象来解别卦。
《易传》指战国以来系统地训解释《周易》古经的著作，共十篇：《系辞上》《系辞下》《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序卦》《说卦传》《杂卦传》。东汉经师又称之为“十翼”，“翼”是辅助之意，表示用来解释《周易》古经的。《易传》从整体上对《周易》古经中的六十四卦加以说解，把具体的卦爻辞上升到抽象的阴阳关系，使《周易》理论变得博大精深。至东汉郑玄将《易传》拆分，附到《周易》古经相对应的位置作为注释后，“经”与“传”合于一书，“十翼”便成为今本《周易》的一部分。
《彖传》分为《彖传》上与《彖传》下，主要解释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和卦辞，不及爻辞。《周易》古经中含有六十四卦，共有六十四个卦辞，因此《彖传》中也记载了六十四条。《彖传》对古经的诠释以卦象为先导，通过诠释卦名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进而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
《象传》亦随经文分上下篇，如今通行的《易传》中的《象传》分为《大象传》和《小象传》。《大象传》用以解释《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卦名与卦义，共有六十四条。《小象传》用来解释《周易》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和两条用辞，共三百八十六条。《大象传》用取象的方法来解释别卦的卦体和卦名，先讨论别卦卦体的组成，再点出卦名，通过卦象来解释卦义。《大象传》的思想是纯粹的儒家思想，可以划分为民本论的政治观与反省自身、自强不息的人生观两部分。《小象传》从取义说和爻位说来解释爻辞，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为亲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在人生观上主要体现男尊女卑的家庭观念，“修身”的道德观念。
《文言传》专释乾、坤两卦卦爻辞，阐发天地阴阳变化之理。《文言传》解释卦辞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对卦辞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如《乾·文言》中，则是对“元、亨、利、贞”四字进行逐一的解释，再分别从中引申出四德，用四德来阐释卦辞。第二种方式是运用卦辞的大义，不对卦辞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而是抓住卦辞的特点来进行阐述。对于爻辞的解释有四种方式：一、问答法。先引出爻辞，再以“子曰”作答。二、定义法。先引出爻辞，再用简短的字为其下定义。例如“潜龙勿用，下也。”三、引证法。先正面立论，再引用爻辞证明其论点正确。四、重点阐释法。抓住爻辞中重要的辞、字进行解释说明。在爻位解释方面，《文言传》又有上中下位、当位、相应、重刚、天地人位的思想理念。《文言传》中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自然观和人生观两个方面，自然观思想提出“阳气说”，在人生观方面提出人具有天地化育、与天地合德能力的思想。
《系辞传》分为上、下两篇，此传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是陆续编纂而成的。此传以阴阳之说解释《周易》体例和筮法的原理，提出若干范畴、概念。对卦爻辞的意义以及卦象爻位的解释，《系辞传》中主要采用取义、取象、爻位三种说法。对于爻象的解释，《系辞传》中有阴阳说和三才说的方法。对于爻位说，又有上中下位、当位、相应等观点。
《说卦传》又称为《说卦》，其内容主要是解释八个经卦的，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说卦》一般被分为十一章，前半部分讲八卦的产生、性质、功用等，后半部分解释卦象和卦义。第一、二章主要专论六画卦的象数和义理，其中蕴含着顺于天地人的哲学道理，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学习方法。其余章节主要讨论八卦的取象、关系以及卦位，认为八卦所代表的八种自然事物各有特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反相成、两两构成对立面的统一的。
《序卦》旨在从卦名的含义上找到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的规律，是分析《周易》六十四卦顺序，解释卦与卦之间起承转合意义的论述。其对卦名的解释多取自《彖》《象》，以因果联系、相生相成等观点解释卦与卦之间的关系。
《杂卦传》是《易传》中篇幅最小的一篇论传，杂揉六十四卦，将六十四卦分为三十二对立面，按照相错或相综的关系重新编排了《周易》的卦序，言简意地说明每一卦的含义、主旨。《杂卦传》用“以易相明”的方法论述了《周易》用矛盾对立的观点解释世界的意义，提出“刚”“柔”的概念，说明刚柔消长决定事物不同的发展趋向。
《易传》讲宇宙生成：“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段话是用来解释占筮方法的，但同时赋予了占筮过程以宇宙生成的意义。“太极”是阴阳未分的本然状态，是宇宙最初的状态，万物之本原；“两仪”指从太极中分化出的阴阳二气，再由阴阳二气演化出春夏秋冬四象，或曰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象生天、地、山、泽、风、雷、水、火八物，八物在占筮系统中是为“八卦”。八卦种最根本的是乾坤二卦，乾为纯阳，象为天，坤为纯阴，象为地。宇宙万物在阴阳二气的交合变化中生化，永不止息，一切都是有规则可循的。《系辞上》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变化的规则即是“道”，是自发行动的、自然化生万物的，道没有形迹，不可把捉，但其生化的万物是有形迹的。《易传》的气化流行观体现“生生之德”的基本精神，显示着农业社会普遍流行的思想与信仰。
在宇宙论形态上，《易经》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认为阴阳生化万物。阴阳二气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对立双方相互交感、相互转化，在对立转化中生化万物。《易经》中大量使用了天地、寒暑、刚柔、动静、屈伸等矛盾概念，矛盾统一为宇宙间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体现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人世间的生活是流变的，吉凶祸福皆可转化，如泰卦的卦辞“小往大来，吉亨”，强调小往大来的运动，表示的是阴阳相交，吉祥通达。《易经》之“易”，在《易传》看来也包含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其中变易是最根本的一义，变化是绝对的，无一成不变的道理。《系辞下》中提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理念，人们要追随变化，选择适宜的做法，唯变所适。
天道指自然现象，卦爻辞中表示自然现象的文句往往预示了人事的规则，天道与人事具有同一性。如小过卦辞：“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句是说，飞鸟声音向下，对应的人事活动也应当向下，向下是吉利的象征，不宜向上。又如乾卦的爻辞，初九为“潜龙勿用”，九二为“见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五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些爻辞意味着龙由潜伏到腾空，预示人的政治生涯从不见用到飞黄腾达的变化。诸如此类将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联系起来考察，通过自然现象反应人事活动的规则，是《周易》世界观的体现。
从易学发展史上看，先秦易学发展到孔子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秦始皇焚书，不焚《周易》，使易学得以传授。至汉代，统治者提倡经学，易为六经之首，易学盛极。
汉代对《易》的解释最重要的学派有三。一是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也是官方易学，其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经传文，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利用《周易》讲灾变。二是以费直为代表的义理学派，此派以《易传》文意解经，注重义理，其对易学经传的理解多取道德教训之意，继承《彖》、《象》、《文言》解经的传统。三是以严君平为首的黄老学派，以黄老之学解释《周易》，将易学与黄老学说结合，讲阴阳变易之学。这三家最重要的是孟、京一派的易学，此派提出卦气说和纳甲说，将《周易》的卦与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物候相配，和天干地支、五行相配，将《周易》置于定型的框架内解释，对后世易学影响极大。
魏晋时期老庄学说盛行，两汉易学转向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理。王弼即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其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前者是对《彖》《象》的注释，后者是讲《周易》的体例。王弼易学注重义理，以《易传》解释《周易》经文，排斥今文经学和《易纬》的解易学风。在解易体例上主取义说、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辨位说等。王弼以玄学观点解易，主要有一些几点：自然无为、乾坤用形、动息则静、得意在忘象、释大衍义等。王弼易学开创了解易的新风气，将易学哲学推向一个新阶段。
唐代易学主要是总结前人成果，表现为资料整理和科考应用，代表人物是唐初孔颖达和唐朝中后期李鼎祚。孔颖达主持编撰《周易正义》，对《周易》的性质、作者、各家的注释都做了评论。孔疏对《周易》理解主要采用王弼、韩伯的学说，既讲取象，也讲取义，偏重玄学派的义理。孔疏不仅罗列各家说法，也提出自己的易学观，对后世影响深刻。李鼎的《周易集解》主要汇集汉易系统，推崇郑玄之学，以纠正孔颖达推崇玄学之偏，但也对王弼、韩康伯学说兼有采纳。《集解》更偏向于汉代的象数之学，主要是对各家的注释，自己的论点较少，是资料性的汇编。
北宋时期，《周易》原理高度哲理化，图书之学流行，以图式解说《周易》原理，陈抟作先天太极图、龙图、无极图，是象数之学和图书学派的创始人。宋中期的道学家周敦颐、邵雍，都是从图书学派分化出来的哲学家。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将道家无极观念引入解易系统，易阴阳动静解释太极和两仪的关系，创建一个完整的体系论天地万物的形成。邵雍作《黄极经世》，他将易学分为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他的兴趣在于先天易学，即伏羲所画图示，后天易学指卦爻辞之易。
程颐易学著作是《程氏易传》，主要注解《周易》经文及《彖》《象》《文言》。程颐认为，《周易》并非简单的对世间万物的摹仿，更是一部用来表示道理和法则著作，可以六十四卦解人类的无数境遇。程颐在解释《周易》原理时，提出不少哲学问题，如：“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所以阴阳者是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这些问题发于《周易》，成为程颐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程颐对《周易》的诠释，也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他自己的哲学，明确了一条非常可行的实现“内在超越”之路径。
朱熹解易著作丰富，有《周易本义》《启蒙》《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朱熹易学主要站在义理派的立场，吸收各家观点，将《周易》卦爻辞抽象化，丰富程颐的体用一源说，完成理本论体系。他用体用一源说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完成本体论的体系建设。
元代，图书之学发展为易图学，注重以图解易，义理学相对薄弱。明末清初，王夫之受程颐易学观的影响，以《周易》为道德训诫之书，重点强调《周易》的卜筮结果给人的启示，试图从卜筮结果中挖掘道德教训和为人出事之方，从而规避祸端。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清代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很多学者转向训诂考据，形成以考据学为中心的汉易学术。整体看来，清朝易学发展少有建树，古代易学逐渐衰落。
1931年著名学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对《周易》、《易传》有非常清晰的介绍，从中抽象出宇宙万物变化之原理，从易象看人事，表明《周易》的重要性。近现代易学著作有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易学基础教程》，南怀瑾的《易经杂说》、《易经系转别讲》，成中英的《易学本体论》，刘大钧的《周易概论》等，这些著作非常细致、全面地总结了以往易学的研究成果，补全了现代学术界易学研究的缺口。
《周易参同契》是道家养生经典，是一本阐述内丹、外丹思想的著作，全书6000余字。对于该书的真伪、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神仙传》中最早提出，《周易参同契》系东汉魏伯阳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易参同契》是由魏伯阳、徐从事、淳于叔通三人所作，此观点最早由李隆基时期刘知古提出。《周易参同契》是一本讲述如何炼制丹药以及炼制丹药的原理的道教著作，之所以被冠上“周易”二字，因其所讲述的炼丹过程以及原理与易学，尤其是两汉象数易学有紧密的联系。《周易参同契》将汉代象数易学中的纳甲说、卦气说、爻辰说等加以改造，融入到炼丹之术当中，提出了月体纳甲说等学说。《周易参同契》吸收《周易》中的“变易”思想，将易道与丹道相融，对于在中国的道教、易学以及科学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通书》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著作，今本有40章，共2601字，是一本主要论述《周易》《中庸》的书，也涉及《论语》《春秋》。《通书》阐释了宇宙生成过程背后的“神”的推动作用，提出了“以诚为本”的道德修养论和“礼先乐后”的礼乐政治论，强调天人合一。《通书》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表现，其思想内容对于当今人类社会仍具有意义。
《周易注》，魏晋时期王弼著。此书既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作，也是易学史上的名著。《周易注》包括《经》及《传》的《文言》《彖辞》《象辞》等。此书跳出汉代以象数解易的臼，开辟了后世以义理解易的先河。
《周易正义》又名《周易注疏》，唐孔颖达著，系在正经注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证，并对注文加以注解，相关群经注疏之写本、刻本流传甚多。此书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长期立于学官，也是易学史上除《经》《传》以外的重要典籍。
《周易集解》，唐李鼎祚著。此书共十七卷，为研究唐以前易学万基，是汉代象数之学的必读之书。书中博采汉魏晋唐三十五家的易说，使濒于失传的汉代象数学及诸家易说得以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汉代易学的十分珍贵的资料。
《周易本义》，南宋朱熹著。易经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来源，而朱熹注解的《周易本义》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诠释和升级。此书中，朱熹在提出的“《易》本卜筮之书”这一论断，《本义》卷首的九图，至今仍是学者热议的话题。可以说，不读《周易本义》，就无从了解易学在宋明以后直至当代的发展源流与脉络。此外，此书是易学史上继王弼注、孔颖达疏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皆奉为正宗，对后世影响极大。
《周易尚氏学》，近代学者尚秉和著。作者继承象数学的传统，针对前人之误解重新注释《周易》，包括对《周易》包括《易纪》全文的注释。难能可贵的是，文中详细指出了易经之卦爻辞由何象而来之经过，是象数派易经学的经典著作。
《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现代学者高亨著，专以《易经》《易传》为研究、注释对象。两书相辅而行，经注用文言文写成，传注也用文言书写，但力求浅近明白。几十年来两书多次加印，在海内外流传甚广，成为现代易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
“太极”二字见于《周易·系辞上》，其文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对“太极”的传统解释是“气化论”，认为太极是天地未形成之前的气，太极运动而产生阴阳二气。宋朝人周敦颐作《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中心，创立一个宇宙模型，认为太极的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五行和宇宙万物。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黑白互回，阴阳相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交合，变化无穷。
中原地区古代最早将阴、阳两字解释为背日和向日，后来又将其解释为两种相反的气或气的两种状态，阴阳二气相交而成万物。《周易·系辞传》中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表示事物相互对立的方面，阴阳交替转化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此即“道”。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所有事物皆有阴阳两个属性，他们相互依靠、相互制约、相互转化。
四象从阴阳中衍生出来，指少阳、太阳、少阴、太阴，是阴阳相重、阴阳交合而成。两个阳爻相重为太阳，阴爻在上、阳爻在下为少阴，阳爻在上阴爻在下为少阳，两个阴爻相重为太阴。四象表示阴阳的相互递进、转化，进而表示事物的一般运动规律。可以用来表示春夏秋冬、生长老死等四类事物现象，也可以表示四个方位，是古人用来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五行概念始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五种常见的自然物质材料。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对其做了更为抽象的思考，添加了五行相生相克的论述。春秋战国至汉，在相生相克的基础上，五行与阴阳、四时、五方、五德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五行系统模型，其理论广泛应用于自然、社会、人身等方面。
《易经》对儒道哲学影响极大。先秦儒道思想都蕴含着“天人合一”这一基本观念，旨在把自然规律运用到社会规律中，以自然比附社会人生。这一思想源于《易经》的象征系统，《易经》的取象方式和象征意义为传统哲学提供了“师法自然”的哲学起点。《易经》的符号传统是对天地万物生成模式的模拟，阴阳二气交融变化可以表示四季和各种物质。儒家学习这种思维方式，取象天地之分，表示社会地位高低贵贱。道家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创生万物，万物由阴阳二气交合而生。
中国历代学术思想大多基于易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等，无《周易》则难立。《周易》蕴含着哲学思维的萌芽，其中提到的阴阳、太极等概念，对后世哲学影响极大。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王夫之的气本论等，他们的哲学思想都离不开易学。宋明哲学中五大流派都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思考、解答的哲学问题几乎都来自于易学。
《周易》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也产生极大的启发。例如“天人合一”的观点一直贯穿于《周易》之中，这种思维虽然本身不是用来说明美学意义的，但对中国美学、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意境理论典型地表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路径，“法天贵真”的美学追求也同这一思想相呼应。其次，阴、阳是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阴阳和谐”思维对于中国美学影响也极其深远，例如中国音乐十二律分为阴阳两类，中国绘画讲究的构图关系也反应了阴阳对立转化的特性，中国古典美学常将艺术美的形态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再次，“象”贯穿于《周易》整本书中，而其所象征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世间万物。除了象征外，隐喻也是《周易》所体现的美学思维。
《易经》对古代数学家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式都有着深远影响。魏晋时期著名数学家刘徽认为，古代数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易》，自刘徽之后，大部分数学家都认同数学源于《周易》的说法。除了探讨数学的起源问题，古代数学家也常用《周易》的有关概念来解决数学难题，也对《周易》中的数学问题展开研究。
《易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第一部真正从哲学意义上阐述法治思想的著作。《易经》提出以下法治观点：一、明慎用刑，及时果断。意思是运用刑罚要明察和慎重，不可滥用刑罚，既要准确，又要及时、果断。二、中正判讼，惩小戒大。裁判诉讼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惩罚小罪可以及时纠正，避免犯更大的错误。三、安于“正理”,失律则凶。在不能胜讼时要及时回头，安于正理，不要再逞强争讼。行军作战不能失去纪律，否则将十分凶险，丧失战斗力。《易经》的法治思想对历代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仍具有借鉴意义。
《周易》作为六经之首，其中的思想内容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如《象传》对履卦的注释：“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意思是君主要明辨位分高低，依循尊卑之礼，端正民众的意志，对皇帝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周易》中的哲学思辨以及占卜手段也在政治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成为国家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周易》中的阴阳二气理论是中医阴阳学说的根源，中医以“阴”“阳”二气为理论基础，借由阴阳二气的交合分离等理论解释人的身体状况，从而达到治病的效果。《黄帝内经》认为阴阳是万物之纲纪，人具有阴阳的属性，可以通过阴阳关系来判断人的生理功能是否正常，阴阳平衡是中医的治病原理。《周易》中的阴阳互藏思想用以阐释脏腑之间的关系。《周易》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阴阳交感、阴阳和合等思想为中医提供哲学支持。
《周易》中的八卦图式对传统建筑的模式、布局有一定影响。阴阳五行家将八卦分配于四方四时，形成一种空间时间一体化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法天象地地设计建筑的理论基础。以故宫为例，其中的建筑布局依循阴阳分区思想，阳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布置了太子的宫室；西方为阴，布置了皇后、宫妃居住的宫殿。八卦的阴阳观使得古代建筑多有明显的中轴线，形成对称格局，其中建筑群多按阴阳交替的过程布局。
随着近代对《易经》文本的研究和传播，作为“大道之源”的易经走出中国，在东南亚、欧美等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易经》成为全球读者关注的重要中国文本之一，也成为全球各个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
朝鲜王朝理学家徐敬德和思想家李滉受我国宋朝哲学家邵雍、朱熹的影响，最早对《易经》进行诠释。此后朝鲜发展出一种基于民族主义视角解读《易经》的方法。目前丁若镛等人编译的《周易四笺口诀》是全球馆藏数量最多的韩译本《易经》。
日本江户时代，《易经》的研究盛极一时。日本群岛曾出版过千余部关于《易经》的著作。以朱熹释读方法为正统方法，也从日本本土神道教视角解读《易经》。截至2022年，今井宇三郎等人编译的《新释汉文大系：易经》是全球馆藏数量最多的日译本《易经》。
在越南，自黎朝之后，新儒学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易经》的传播也逐渐广泛。越南文人黎贵惇同时从新儒学及现代性批判的视角对《易经》进行阐释，并由此提出了政治和社会改良建议。目前吴必素翻译的《易经全集》是全球馆藏数量最多的越译本《易经》。
在欧美国家，第一批研究《易经》的是耶稣会士。法国传教士白晋是第一位深入研究《易经》的西方人，尝试从数字、ICON来解释《易经》，试图从中找出《易经》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关联性。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受到白晋的启发，成为了西方知识界第一位正式研究《周易》的学者。他研究过《易经》中的原始符号体系，尝试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
18世纪初，法国传教士雷孝思组织耶稣会士用拉丁语翻译《易经》。19世纪下半叶起，《易经》各种语言的译本开始出现，有英国传教士麦丽芝、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英译本，法国汉学家霍道生、比利时汉学家哈雷的法译本，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译本等。这些译本的出现，象征着西方世界开启了自觉探索东方哲学的进程。在全球的《易经》译本中，馆藏数量最多的是由贝恩斯根据卫礼贤德译本翻译的英语版《易经》。
随着《易经》译本在欧美文化圈的广泛传播，《易经》的影响逐渐涉及文献学、宗教学、哲学、文学、艺术、音乐、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例如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从《易经》中获得灵感，创作了钢琴独奏曲《易之乐》；美国科幻小说家菲利普·迪克在其作品《高堡奇人》中融入了卜卦的方式来推动事件走向；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也从《易经》中借鉴思维方式，将其运用于程序设计等理论中。《易经》对欧美文化的影响已基本覆盖传统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同时也涉及到了诸多自然科学领域。
孔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
朱熹：“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周易本义》）
乾隆在其主编的《四库全书》里指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事业。”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周易》对我国古代的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伦理生活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丰碑。”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然而《易传》也有自己的局限。由于它是对《易经》的传述，不免仍旧带有巫术文化与鬼神信仰的成分；它借推寻天道以论定人间政治秩序的做法 ，如称‘天尊地单，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系辞上》)，不仅明显地带有阶级统治的印记,而且也封杀了它自己原本强调的‘变易’精神。”
北大教研室著《中国哲学史》：“《易经》中所包含的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他把事物的“对立”和转化抽象化，神秘化，认为人们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无法认识和驾驭的，而只能乞求于神的启示，然后再来决定人们的行动。因此，《易经》的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因素，带有严重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著名科学家杨政宁在北京召开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了有关《易经》的演讲，认为《易经》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他说：“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我认为跟《易经》都有密切的关系......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译：天道运行不息，君子当效法天道，要自强不息，努力奋进。
2、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译：地势顺承，君子当效法大地的厚实容纳万物。
3、潜龙勿用
译：像潜伏的龙一样，在能力或时机不到时，需潜伏养精蓄锐。
4、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译：尊卑有别，君子因此辨别上下名分，端正百姓循礼的意志。
5、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译：谦谦君子能够以一颗谦卑之心来自我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