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22 14:49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也被称为“慈禧”“西太后”“老佛爷”。她是爱新觉罗·载淳的亲生母亲，同时也是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掌管晚清政权近半个世纪。而“慈禧”这个称号是叶赫那拉氏的徽号。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入宫，爱新觉罗·奕詝赐号兰贵人，次年晋封懿嫔。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慈禧生皇子爱新觉罗·载淳，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爱新觉罗·奕詝驾崩后，爱新觉罗·载淳即位，历史称为“同治皇帝”。慈禧与慈安皇后两宫并尊为太后。
爱新觉罗·载淳即位不久，爱新觉罗·奕詝留下的辅政大臣和慈禧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慈禧联合钮祜禄氏与爱新觉罗·奕訢一起发动辛酉政变。最终，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同时兴起的洋务运动，使近代工商业获得初步发展。史称同治中兴。执政初期，整顿吏治，重用汉臣，获取列强支持，先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使清王朝获得暂时的稳定。同治十四年（公元1875年），爱新觉罗·载淳崩逝，慈禧太后过继爱新觉罗·奕詝的侄子光绪帝，并让他登基，并且和慈安再度垂帘听政。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慈禧开始独掌大权。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为了安抚满洲贵族的愤怒，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软禁光绪帝，并第三次垂帘听政。此外，她还利用义和团运动，向西方各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宫回銮后，相继实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企图挽救王朝危机，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光绪帝去世，慈禧选择溥仪为皇帝。同年，慈禧太后离世，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简称“孝钦显皇后”，葬于定东陵。
慈禧太后掌权期间，不仅严厉处罚贪官污吏，并大肆重用汉臣，还支持洋务运动。此外，她还镇压戊戌变法运动，并在晚年推行新政。当时的大臣恽宝惠曾说，“慈禧太后之为人，阴鸷而多智谋，对满汉大臣能恩威并用，权不旁落，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
爱新觉罗·旻宁十五年十月初十（公元1835年11月29日），慈禧生于北京市。她的父亲是叶赫那拉·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
咸丰二年二月十一（公元1852年2月），慈禧选秀入宫，咸丰皇帝赐号兰贵人。咸丰四年二月初二（公元1854年），慈禧晋封懿嫔。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慈禧生下皇子爱新觉罗·载淳，晋封为懿妃。咸丰七年正月初（公元1857年），慈禧晋封为懿贵妃。
当时，咸丰皇帝身体不好，可当时清代不仅要面临外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入侵，还要应对内部太平天国的叛乱，这些叛乱也让咸丰心力交瘁。恰逢慈禧聪慧，也深受咸丰皇帝的宠爱，于是咸丰教导她处理政事，并让她代笔批阅奏章。有时候，咸丰还允许她发表自己的意见。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准备攻入北京市。为了躲避英法联军，爱新觉罗·奕詝带着慈禧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咸丰皇帝去世。去世前，咸丰皇帝任命大臣富察·景寿、怡亲王载垣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爱新觉罗·载淳处理朝政。为了防止八大臣专权，咸丰皇帝又给皇后钮枯禄氏和皇子载淳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并下令说，以后新皇帝载淳所颁布的诏书，不仅需要八大臣的同意，还需要盖这两个印章，诏书才有效。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即位，他封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因慈安住在烟波致爽殿东室，又称慈安太后；并且封自己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因慈禧住在烟波致爽殿西室，又称西太后。爱新觉罗·载淳年幼，爱新觉罗·奕詝所给的印章就放在慈禧那里代为保管。
慈禧当上太后不久，就接到了八大臣的一封奏章。这封奏章大致是说，谕旨由八大臣拟定，这剥夺了军机处的拟旨权。而大臣们拟定的谕旨，太后只管盖章，不许改动。慈禧知道后十分生气，她认为这份奏章是剥夺了她和慈安太后的权利。因此，在一番争议下，慈禧决定要增强手中的权利。因此，慈禧先让大臣上奏，希望两宫太后可以垂帘听政。但八大臣知道后，以清代无此先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串通钮祜禄氏拒绝盖印，将折旨留中不发。八大臣以“搁车”示威，迫使两宫太后让步。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六日，慈禧和慈安在热河召见了恭亲王奕䜣，并把事先商定的计策相告。商定政变的步骤后，慈禧太后明确告诉奕訢，要他立即回京，皇帝也随后回銮。于是，八月七日，爱新觉罗·奕訢就急匆匆地回京了。
奕䜣回到北京市后，就开始拉拢同盟，并大肆传播对八大臣不利的言论。此时，慈禧也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八大臣之一载垣领卫戍军兵权；十月二十六日，慈禧带着爱新觉罗·载淳和八大臣也开始回京。不过，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先提前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而让八大臣中最有权力的爱新觉罗·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十一月一日，慈禧回到北京，就立马接见了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等。十一月二日，奕訢在慈禧的授意下，颁布圣旨，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并当场逮捕了爱新觉罗·肃顺、爱新觉罗·端华；又命令将富察·景寿、托和络·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此外，爱新觉罗·奕訢还下令抓捕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十一月八日，慈禧发布诏书，不仅否认爱新觉罗·奕詝遗诏，还数落八大臣等人的罪状。最终，慈禧下令将爱新觉罗·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十二月初二，爱新觉罗·载淳正式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禧还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1862年改为同治元年。此外，慈禧还让恭亲王奕䜣辅政，这也形成了“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统治局面。
听政初期，慈禧就推行两项执政主张。第一是破格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和其他地方的汉人军事集团。当时，太平天国来势汹汹，慈禧为了消灭太平军，继续沿用爱新觉罗·奕詝的政策：重用汉族。朝中大臣纷纷反对，认为汉人将颠覆满族统治。可慈禧太后力排众议，就在湘军攻占安庆市之后不久，她就授权给曾国藩，让他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而曾国藩为了感恩慈禧的重用，先后向朝廷推荐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人后来也成为抵抗太平军的重要力量。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慈禧以爱新觉罗·载淳的名义颁发上谕，正式宣布了“借师助剿”的政策方针。其实，“借师助剿”这个方针是没那么容易敲定的。早在太平军打到长江边上时，有人就建议过朝廷请求洋人军舰担任助攻。但大部分官员是反对的。迫于形势的发展，最终英、法等国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坚决拥护大清国“攻剿发逆”。同年3月，原由美国华尔统带的“洋枪队”改名为“洋枪队”，扩编为5000人，7月，在宁波市组建3000人的“常捷军”，这些军队都由洋人担任军官和教练，装备当世最先进的洋枪洋炮。不光如此，列强还提供洋枪洋炮给各路清军，帮助清军打败太平军。
在镇压太平军的同时，慈禧还不忘发展国力。当时的大臣意识到国家的落后，因此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轮船、火车等，并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因此他们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
在洋务运动初兴时，为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设备，兴办军事工业，购买洋枪、洋炮，不得不依靠外人。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淸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北京设京师同文馆，又在上海市、广州市设方言馆。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要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于是派遣人员岀国留学便摆上日程:1872年派遣人员去西方各国学习，八十年代在国内创办了许多专业性的学堂，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公元1866年12月11日）爱新觉罗·奕訢上折，请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学到对制造机器、火器起到关键作用的根本知识。慈禧认为可以，便以爱新觉罗·载淳的名义批示:“依议，钦此。”。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867年1月28日）爱新觉罗·奕訢再上一折，明确提岀“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这道奏折又得到了慈禧的批准。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867年2月25日）又上折蔫从三品太仆寺卿徐继畬为总馆京师同文馆事务大臣，以提高同文馆的地位。慈禧当天便予以批准，不仅同意奕 的举蔫，还指示徐继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此外，慈禧在正月二十三日还发布懿旨，表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
然而，正月二十九日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反对，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慈禧明确地表示，张盛藻的奏折毫无价值，不用讨论。二月十五日（3月20日）爱新觉罗·载淳的师傅、大学士乌齐格里·倭仁却上折支持张盛藻，反对设天文算学馆，提岀“何必师事夷人”、“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一时京城内外诋毁爱新觉罗·奕訢的谣言四起，妄图挑拨慈禧和奕訢的关系。而大臣杨廷熙也认为天文算学馆会影响清代国运，上奏请求停止洋务运动，言语还十分激烈。慈禧十分生气，当场要逮捕杨廷熙。但最后听人劝诫，放了他一马。而慈禧也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称杨廷熙的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此外，慈禧一直关注天文算学馆，她借同治名义，先后发岀十道谕旨，表明自己支持洋务运动的决心。
不过，慈禧太后贪恋权力，她一直拖延爱新觉罗·载淳亲政时间。直到同治皇帝十七岁，慈禧才为他举行大婚典礼，并让爱新觉罗·载淳亲政。同治十四年（公元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慈禧立咸丰帝的侄子，年仅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为帝，改年号为“光绪”。由于光绪帝年幼，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虽然清朝和法国在军事上各有胜负，但慈禧却认为应该“乘胜即收”，最终清朝和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光绪十年（公元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以爱新觉罗·奕訢为首的军机处不愿轻易开战，这也引起其他大臣的弹劾，并追究奕䜣的责任。因此，慈禧和醇亲王奕譞合作，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自此，慈禧正式开启了独裁之路。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光绪大婚。从名义上看，皇帝大婚也意味着可以亲政，但慈禧不愿放下手中权力，决定训政数年。直到训政结束，朝廷的大小事务，依然由慈禧管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的六十大寿快到了，慈禧想好好庆祝一下，因此，她下令模仿康熙帝、乾隆的情况，在经过的路上修建彩棚经坛，并举行庆典。可当时国库没钱，慈禧决定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
这时，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光绪和慈禧都“主战”，可有人提出停止修建颐和园工程的时候，慈禧却大发雷霆，并坚决反对这个提议。由于缺少军费，清代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十大寿，慈禧还希望列强干涉日本，让日本尽快结束战争。甚至，为了尽快结束，慈禧不惜牺牲清朝的利益，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甚至想办法用各种借口坚决反对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日本水军攻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面对日本的不断炮轰，慈禧决定向日本求和。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3月，慈禧派李鸿章去日本求和。4月17日，清朝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并没有停下进攻中国的脚步。为了让国家避免灭国的风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维新变法。康有为先后上书光绪帝。光绪皇帝读后，十分兴奋，吩咐将康有为所说的变法的九个条陈，立即交部商议。随后发表了震动朝野的变法圣谕。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帝和改良派经过商定后，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实行变法。
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每隔几天就要赴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并询问慈禧对于变法的懿旨。可是，光绪帝急于求成，变法伊始，就接连发布数十道革旧维新诏书。这场变法活动，直接冲击了运转了二百多年的清代制度，让许多既得利益者失去了一切。许多贵族会集到慈禧太后的身边，哭诉他们的际遇，表达他们的忠心，陈述他们的失落。
而慈禧也感觉光绪帝不像原来那么听话，很多事情都自作主张。特别是光绪帝还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守旧官员，重用支持变法的人。这一切，都让慈禧决定不再装聋作哑。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的第四天，慈禧却逼迫光绪帝颁发圣旨：免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著回江苏省原籍。紧接着，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光绪皇帝任命直隶总督王文韶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直隶总督一职，一直由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担任，而直隶总督兼任户部尚书，军、政、财权集于一人，为清代第一次。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9年）9月，光绪帝想开懋勤殿并设顾问官，命谭嗣同拟旨，并决定自己在9月13日这一天亲自去颐和园请示慈禧。但慈禧并不允许，因此光绪帝召集康有为商量对策。9月14日，光绪帝召见杨锐，并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
为此，谭嗣同等人决定联合袁世凯救出光绪帝。谭嗣同还对袁世凯说，光绪帝希望他可以起兵勤王，诛杀瓜尔佳·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但袁世凯却把和谭嗣同等人的密谋告诉大臣荣禄。荣禄知道后，下令封锁进京的重要道路。随后，他还连夜进京把此事告诉慈禧。当慈禧知道这件事后，立刻回到了南京故宫，并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她还下令关闭北京市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3000军士在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最终，慈禧处死了与变法有关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
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慈打算立即除掉光绪帝，另立新帝。因此，她先制造谣言，宣称光绪皇帝病重。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直隶总督瓜尔佳·荣禄献计，改立端王爱新觉罗·载漪之子溥为帝，继为同治皇帝之嗣。荣禄还建议，端王载漪之子溥儁直接改称大阿哥。
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御前会议，并要求所有王公大臣和满汉尚书都参加。慈禧没有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而是直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以爱新觉罗·雅尔哈齐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立为皇储大阿哥。同时，慈禧太后宣布：预定第二年，庚子年（公元1900年）元旦，举行光绪帝禅位典礼，正式扶立大阿哥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保庆。
可慈禧的旨意遭到所有人的反对。维新派代表人物蔡元培和海外保皇党华侨数十万人，纷纷致电清廷，反对废黜光绪帝。上海绅商经元善等人，联合各方人士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上书，反对立嗣废帝。驻京各国公使知道后，也联合起来向慈禧太后提出警告。最终，废黜光绪帝的事情不了了之。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通过同清政府签订条约，让大批传教士自由地进入了中国。这些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大肆侵占土地，甚至欺负民众。在这种情况下，以义和拳、大刀会为首的诸多民间组织开始在山东省、直隶等地率领百姓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不法教民。义和团本来起源于白莲教，而白莲教在清政府看来是“祸端”。但随着“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他们发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也从本来的大肆镇压，转变为支持。针对如何处理外国人和义和团的问题，清朝内部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而对于慈禧来说，她本人也不满外国人欺负百姓的事情。因此她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杀和安抚并用的策略。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这也让当地的外国人感到威胁。为此，各国公使发布声明：限令清朝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随后，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现了英、法、美、俄等国前来“示威”的军舰。
与此同时，大批的义和团团民开始涌进北京市，很快就达到了数万人。6月12日，进城后的义和团团民们只是在北京各处建立坛口，聚众练拳，外国人所担心的恐怖事件一直也没有发生。直到在北京出现了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况后，外国人才开始受到攻击。
6月13日，慈禧发布系列上谕，一面备战，一面为求得列强谅解、镇压义和团。14日，外国联军途中受到义和团与清军聂士成部的阻击，和外界联系中断。接下来，中外各方均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各国大使馆卫队继续主动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八道上谕，加紧镇压义和团。16日，得知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慈禧决定派兵到京郊阻拦联军将领西摩尔，“不服阻，则决战”。此时，她阻止联军入京的态度非常坚决。当时，因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慈禧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6月20日，德意志帝国公使克林德意外被清军击毙，引发列强的不满，决定攻入北京市。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此后，慈禧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国入侵，于是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发展，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和抵抗侵略的行动，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到了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针对“宣战”一事向驻在国进行解释；四天后，慈禧又以光绪帝的名义给出兵最多的英、日、俄三3国元首发出了国书。
7月14日下午，八国联军完全占领了天津市。消息传到北京市后，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急忙下令暂停对东交民巷的大使馆进攻。16日，身在广州市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接到了慈禧任命，让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在这场事件中，李鸿章从开始就向朝廷表达了坚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但未引起重视。《宣战诏书》发布后，慈禧也数度催他北上勤王，他虽然回复“立刻遵旨北上”，但却没有离开广州一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获悉了李鸿章的态度后，也共同抗旨求东南互保。
8月1日，慈禧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当美国公使从北京市发来密信说“已经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来救援”时，西方列强正在兵力对比问题上发生争执。收到北京密信后，列强达成暂时妥协，同意日本增兵。8月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市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一路上、清军的防线纷纷崩溃。9日，清代大臣李秉衡的队伍与联军遭遇，很快陷入被动，部队四散溃逃。联军占领北京的门户通州区后，清朝调动约7、8万人仓促地部署在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14日凌晨，联军发起对北京市的进攻。当晚，北京外城、内城攻防战结束，联军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皇城和紫禁城。15日凌晨，美国军队率先对皇城发动进攻，随后，联军其他部队一拥而上。8月16日，清军在京城各处与联军展开巷战，死伤惨重，战至晚间、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
8月19日，慈禧在逃出北京第五天后，发出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了军机大臣瓜尔佳·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明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第二道上谕发给上海市的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爱新觉罗·奕劻爱新觉罗·奕劻一起主持议和。最后，李鸿章、奕代表清政府与11国代表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
此外，为了安抚联军，慈禧还迅速撇清了和义和团之间的关系。她称：“奸民不得逞。联军入都，溃兵南下，楷创议守河。自汜水迄兰仪，严稽渡口，凡持械之士，悉阻之不令入城，属境安堵。论者谓微楷之坚定，中原祸未艾也。”同年10月6日，慈禧的逃亡生涯结束，最终她从西安市出发，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1月8日回到北京市。
《辛丑条约》的签订，对清政府影响很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元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随后，慈禧太后又下令成立了以爱新觉罗·奕劻爱新觉罗·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瓜尔佳·荣禄、爱新觉罗·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张刘二人联名三次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8月20日，清政府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发文告，表示清政府立意“变法”的决心。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
除了立宪以外，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并在12月4日设立练兵处。此外，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建陆军”的机构。在商业方面，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在教育方面，清朝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京师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10月，清政府还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鼓励学生去国外游学。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光绪帝去世。由于光绪帝没有儿子，慈禧便将光绪帝的异母弟弟，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年仅3岁的儿子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而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次日，慈禧在北京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七十四岁。2008年，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专家通过研究光绪帝的头发发现光绪帝死亡的原因是中毒，之后，他们还将结论发布在《光绪的死因研究报告》中，确定光绪帝不是正常死亡，而是死于砷中毒。结合晚清大臣恽毓鼎后来在《澄斋日记》中写的：“清之亡，虽为隆裕太后，而害先帝、立幼主、授爱新觉罗·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慈禧）也。”部分人认为，光绪帝的死亡很可能与慈禧有关。
慈禧死后，她的丧礼按照清朝皇帝的规格举行。而她的徽号，除了生前已经有的“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还额外增添了九个字。因此，她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一共二十五字，长度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之最，也超过入关后清朝所有皇帝的谥号。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初四，慈禧葬于河北省遵化市定东陵。
《鱼藻图》轴，清光绪，慈禧绘，绢本，设色，纵124厘米，横61.5厘米。 本幅有题：“海国春深乐有余。光绪甲辰嘉平月中浣御笔。”后“含和履中”白方印、“利居贞”朱方印，上方正中钤“慈禧皇太后之宝”朱文方印，右侧为“大雅斋”朱长方印。
此画作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慈禧时年58岁。画中以没骨技法描绘数株牡丹，后有松枝、松果点缀，相映成辉，其中1朵盛开的牡丹犹如月光之下，花仙子般亭亭玉立，旁边还有含苞欲放的花苞。右上款署：“光绪癸巳季冬上浣，御笔”，旁边附有当时3位大臣的敬词，其画风颇为抒情写意。
慈禧统治晚清的时候，清朝已经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国力每况愈下。外有列强大量输入鸦片，腐蚀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内有广大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起义。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巅峰时期。因此，评判慈禧也应从功过来看待。
慈禧支持的洋务运动是中原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慈禧垂帘听政后，清政府开展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改革运动。清政府开始向正视西方，积极地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引进机器，准许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华传授一些技术，办合资企业，建立外语学校，派遣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购买军舰和洋枪洋炮，建设新式海军。如此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清末新政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促进作用。首先，清末新政军事改革，建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军队，还建立了一些新式的军事学堂，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军事人才，对中国的军事早期现代化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其次，清末的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政策，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这些做法，为中国的市场提供了经济自由，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再次，清末新政中的废科举、兴教育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最后，清末新政的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皇权至上的统治形式，采取了西方的政治结构，为中国进入早期现代奠定了政治基础。使中国开始进入到了早期现代化的时期。
慈禧也犯了许多错误。慈禧太后掌权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更加严重。此外，她生活奢靡，每年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在慈禧的统治下，各种反清运动不断涌起，使得清政府处在了灭亡的边缘。不仅如此，在对待百姓方面，她还采取了过分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异见和反抗。
曾担任陆军部大臣穆尔察·铁良师爷的恽宝惠曾说：“慈禧太后不仅阴鸷还有许多智谋，对满汉大臣能恩威并用，权不旁落，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
爱新觉罗·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记述，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
美国人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描述了近七十岁的慈禧的模样，他称：这位端坐在朝堂之上的容貌威严的女人，全身都透露着一种帝王之气，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命运，都掌握在她一个人的手中。那双睿智的眼睛，仿佛把这些公使夫人们的心思，一眼看穿。她只需一眼，就可以把她眼前的人一一看透。
专为慈禧太后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女士，是这样描述这位太后的：太后全体各部位，极为相称。面貌之佳，适与其柔荑之手、苗条之体、黑漆之发，相得益彰。太后广额丰颐，明眸隆准，眉目如画，樱口又适称其鼻。下颌虽极广阔，而不带有一毫顽强态度。耳官平整，牙齿洁白如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太后精神焕发，神采照人。可知其平日居气养体之安适，绝非寻常人所及。
《慈禧外纪》的作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评价慈禧：“此非常之太后，实与其他英君明辟同于世界史上占一重要之位置也。”“太后以此而操无上之大权，宰御地球上三分之一之人种至半世纪之久，其治绩则美恶参半、功罪不掩，亦以此而得中国最勇毅特出之才而用之。虽既没之后，人民皆深念之而不忘，至今太后之名已成历史上超越之人物。”
裕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称慈禧：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集团追求，对青春的渴望。
学者李英庭评价慈禧：“（慈禧）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和大卖国贼。······在她执政期间，对内疯狂镇压人民革命，残酷榨取民脂民膏；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把中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之中。”
历史学家沈渭滨评价慈禧：“慈禧这个女人，一生三次垂帘听政，掌权长达四十七年。她主政时，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也实施过不少有利于爱新觉罗氏皇朝长治久安、有利于晚清中原地区社会进步的举措。”
历史学家徐彻评价慈禧：“慈禧太后是中国晚清史上争议最大、迷案最多、评价最难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世界级的历史人物。”“慈禧太后做过一些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她做的坏事我们要批判，她做的好事我们要肯定。”
台湾学者捧秀才评价慈禧：“这位举足轻重的女性，为了巩固政权、大逞私欲，不但滥杀无辜，更直接颠覆了大清帝国的基业，下开外族侵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给数亿中国人带来水深火热的苦难。”
《政治通鉴》作者俞可平认为：慈禧作为晚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不排除采取了某些对国家百姓顺势作为的良美善政。但整体考量，更多的却是面对列强侵略时的茫然无措，要么盲目排外，要么一味媚外；面对百姓苦难日深时的毫无顾惜，要么加紧勒索，要么无所作为；乃至为了私利反对改革进步。
学者左书谔评价慈禧：“慈禧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暴君、昏君，她是一个非亡国之主而当亡国之运的悲剧人物。与众多的亡国之君昏庸无能、荒淫无耻、残暴多疑、不理朝政等特点相比，慈禧还算得一个比较有才能，不那么荒淫、残暴而又勤理朝政的人。”
《风华绝代——慈禧太后》一书中评价慈禧：“在慈禧执政的四十八年中，她始终严于政务，自己不敢有丝毫怠慢，即使是在病中，也依然尽心尽力于朝政，她努力维系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也正是因此，近代中国才得以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慈禧陵墓坐落在清东陵的阳瑞山南面，与慈安陵墓并排。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慈禧派周祖培、英元、全庆等大臣带领张元益、高士龙、宽惠三位风水官前往清清东陵为慈禧、钮祜禄氏两位太后选择陵址。最初挑选出来的地方有普陀山、平顶山市、羊肠峪、成子峪、松树沟等五处。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初五日，慈禧再次派爱新觉罗·奕訢、周祖培、英元等官员去东陵堪舆。经过对地理位置的考量后，选定了普陀山、平顶山、羊肠峪和顺水峪四处。之后，又排除了山势不佳的羊肠峪和已经建有定陵妃园寝的顺水峪。剩下了平顶山和普陀山两处。其后，慈禧又先后派遣亲近大臣带领风水官员，奕訢会同周祖培、全庆、英元等官员，奕訢带领德馨、奎斌等官员分三次对平顶山市和普陀山两处堪舆、相度。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初九日，慈禧、钮祜禄氏两位太后利用清明节谒陵的机会，亲自到这两处阅视了一遍。三月十五日，爱新觉罗·载淳下旨，将平顶山市改名为“普祥峪”，将普陀山改名为“菩陀峪”。三月十九日，同治帝下旨，正式公布普祥峪和菩陀峪分别为慈安和慈禧的万年吉地，同时任命了两陵的承修大臣。四月十七日，在风水官员解决了两陵穴位不平列及地势低洼、沼泽遍地的问题后，历时多年的两位太后陵寝选址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选址和准备工作结束后，承修大臣和工程人员经过反复设计、推敲，最终确定两陵建筑总体仿泰东陵规制，定陵地下宫殿仿清慕陵，陵寝门仿昭西陵，仿昭西陵建神道碑亭，两陵东西并排的建筑方案。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二十九日辰时，两陵破土；八月二十日未时，两陵同时兴建；到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二十二日，两陵同时竣工。两陵的修建共计耗银四百九十三万五千两。两座陵规制大小相同，每座陵建筑面积都有两千二百六十五平方米，分别建有下马牌、神道碑亭、神厨库、三孔神路桥、东西朝房、隆恩门、沈阳昭陵隆恩殿、东西配殿、明楼、方城县、宝城、宝顶、地宫等建筑。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十四日，清东陵守护大臣溥龄、麟嘉和马兰镇总兵文瑞等人奏报：慈禧地宫建筑多处出现渗漏、糟朽、爆裂、酥碱等情况，需要迅速查勘、修理。朝廷派出勘估大臣进行查勘，决定将慈禧陵的方城、明楼、宝城、三殿等一律拆除重建，其他建筑揭瓦大修。并在东砂山外面增建两座值班房，拆建三座值班房，揭瓦一座值班房，添建豆渣石护脚泊岸一道。慈禧亲派爱新觉罗·奕劻爱新觉罗·奕劻和兵部尚书瓜尔佳·荣禄担任承修大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二十五日动工，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竣工。重修工程历时十三年之久，是初建时的用时的两倍。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未时，慈禧病逝。当天下午，掌仪司的首领太监用吉祥轿将慈禧遗体从西苑仪鸾殿抬到皇极殿，将遗体安放在回床上，完成小殓。第二天上午八时五分，在裕隆皇太后、溥仪、端康皇贵妃等敬视下，将慈禧遗体殓入棺内，完成大殓。自此，一直到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9年11月9日），近一年的时间为慈禧的停灵期。在此期间，皇极殿慈禧的梓宫前，进行了名目繁多的丧仪活动，如：每日都要举行三次祭礼；每逢重要活动都要进行一场祭礼；每逢满月都要进行祭礼；每逢重大节气、节日都要进行祭礼。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9年11月9日），在举行完最后一次祭礼后，慈禧的灵柩从南京故宫出发送往一百多公里的清东陵。慈禧灵柩于十月初二日到达定东陵，十月初四日正式葬入定陵地下宫殿。
清朝灭亡后，清东陵的“护陵大臣”毓彭串通驻守东陵的“内务府郎中”博尔庄武等监守自盗，大量盗卖东陵金、银、铜器。当地居民见状，也任意拆毁陵寝物品变卖。盗卖物品车辆途经蓟州时，被当时驻扎在此的孙殿英部发现，于是，孙殿英便想找一个时机盗掘清东陵。1928年6月，奉系岳兆麟部新收编的土匪马福田军进入马兰峪镇；孙殿英便借口剿匪带兵进入马兰峪镇。在赶走马福田军后，假称在当地搞军事演习，乘夜盗掘慈禧地宫，将慈禧尸身搬出棺椁，盗走大量随葬宝物。7月，孙殿英部撤离清东陵，开往热河。不久，参与盗掘的几名士兵因形迹可疑被警探逮捕。在他们供认出罪行后，孙殿英盗掘慈禧陵之事才大白于天下。之后，因孙殿英将盗陵所得的部分珍宝赠送给了国民党的要员，这个盗案首犯保全了自己，一直逍遥法外。
1947年4月，人民解放军进攻汤阴县，孙殿英率部踞守。5月2日，孙殿英城破被俘；同年冬，病死于狱中。
慈禧是个戏迷，特别爱看京剧。官内设有“升平署戏班”专为她娱乐消遣。还经常传官外戏班给她演戏。慈禧看戏有个习惯，喜欢拿着本子一边看戏一边看词，谁唱错了谁倒霉。一次，唱青衣的孙怡云进宫唱《苏三起解》，出场散板有一句“鱼儿落网有去无还”。他却按老路子唱“羊入虎口有去无还”，气得慈禧怒发冲冠。原来，慈禧属羊，羊入虎口，意味着羊被老虎吃掉。孙怡云犯了“圣讳”被驱赶出宫，以后再也不传他进宫唱戏了。
清末的时候，山东省有个画师，名叫李奎元。有一年，慈禧太后为了修建颐和园，传圣旨把他召到京城，要他画一个大中式屏风，放在仁寿殿里，好为自己歌功颂德。李奎元心里恨死了慈禧，可是又不能违抗，只好答应了。献画的那一天到了，慈禧带了文武百官来看画，只见屏风上画了一个胖小孩，跪在午门前，手里托着一个大寿桃，后面飘着各国国旗，排列着各国军队。官员们都拍马屁说：“这是仙童祝寿，万国来朝!”慈禧开始还很得意，突然她想到了什么，大声骂道：“他好大的胆子，竟敢骂我!”她马上派人抓李奎元，李画师却早已经逃走了。原来，各国军队列“阵”，“托桃”寓意“脱逃”合起来就是讽刺西太后当年“临阵脱逃”跑到西安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北京市有几家有名的商号，一家名为“万元号”，是北京最早开办的一家经营洋货的商店。还有四家大钱庄，因为店名第一个字都是“恒”，故合称为“四大恒”。慈禧是个好财的人，到了晚年尤其厉害。当时各地官吏和海关以进奉的名义贿赂慈禧，这些进奉之物都瞒不过万元号和四大恒的耳目。因此，慈禧决定自己开办银号和商店。但是碍于皇室不得经商的规定，于是以李莲英的名义开办了泰源银号和泰昌洋货绸缎店。由于有慈禧这个后台，这两个买卖不仅经手所有的进奉物品，还承接了朝廷的捐纳和汇兑业务，买卖也就越做越大。后来，庚子国变期间，泰昌洋货绸缎店被义和团烧毁，泰源银号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尽管如此，慈禧还是通过这两个买卖赚了一千二百万两白银。
清代皇帝的陵墓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皇室每年清明节要拜谒清清东陵，农历七月十五要拜谒清西陵。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明，慈禧带着光绪帝去拜谒东陵。这日，慈禧在进食烧鲶鱼时被鱼刺扎了牙龈，便大发雷霆，传谕把做鱼的厨师打了一顿。到了清东陵后，由于怒气未消，慈禧不愿按照祖训行跪拜之礼。尚书延树南跪在地上，向慈禧大声喊道，太后来到这里就要依这里的礼法，向列祖列宗跪拜的规矩是爱新觉罗·奕詝（乾隆）定下来的。并说如果太后不按祖制行礼，自己就死在这里。慈禧怕他真的因为自己不守祖训而死，只好按祖训向列祖列宗行了跪拜之礼。
慈禧专权跋扈人所共知。但是，慈禧也有惧怕之人，一个是和硕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誴，另一个是丽妃他塔喇氏。
惇亲王奕是咸丰的异母弟，爱新觉罗·奕訢爱新觉罗·奕訢的异母兄，排行第五。他作风正派、治事严谨，在宗室中很有威望。同治八年（1869年），受宠于慈禧的太监安德海自称钦差大臣，出宫到山东省任意敲诈勒索。恭亲王奕訢在钮祜禄氏的默许下将安得海杀了。慈禧便找到慈安大闹，谁也阻止不了。奕訢只得请来奕誴解决此事。奕誴见到慈禧后，便说因祖制规定，宫中太监不许私自出京城一步，若有违制者，定斩不赦。慈禧见到爱新觉罗·奕誴，虽心中愤愤不平，也只得作罢。
丽妃是咸丰的妃子，长公主荣安固伦公主的生母。至光绪朝，已经晋封为丽皇贵太妃。她与慈禧同辈，且年龄还比慈禧大。因丽妃为人正派又是长公主的母亲，所以慈禧也惧他三分。一日，太监李莲英来丽妃宫中拜见。丽妃见了李莲英帽子上有红珊瑚顶（清制二品官员帽子上的顶为红珊瑚所制），便大加责备。并且，马上去见慈禧，告诉她此事有违祖制，不能赏赐太监二品顶戴。慈禧因为对丽妃有所惧，且此事违反祖制，只得让李莲英将红顶摘去。直到丽妃去世，李莲英也不敢再戴此红顶。
光绪中期，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大字。女画家缪嘉蕙说过：“太后是了不起的人！画画，自然不是她专门做的事，不过是空下来弄弄罢了。她要是把整个心思全扑上去，肯定会有很高的画名。太后作画时，运笔准确有力。只有那些有天分的人，经过训练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清类钞·艺术类》记载慈禧擅长书画。在书法方面，“孝钦喜作大字，用丈余库腊笺，书龙虎松鹤等字，岁多至数百幅。宫中及西苑、颐和园，均喜以大圆宝镜四字为匾额”；在作画方面，慈禧太后“尤喜绘古松，笔颇苍老，每画一幅，辄为近侍乞取”。
李鸿章为了讨得太后欢喜，在一次生日宴上，送给了太后一列花巨额定制的小火车。并且，还耗时两年，专门定制了一条“皇家铁轨”。但是，问题是，司机却是坐着在前面开，作为一个“服务人员”，是断然不能与主子平起平坐的。因此，慈禧让司机站着开车，这也让司机叫苦不迭。
慈禧还十分喜欢用照相机拍照。不仅如此，她拍照的时候，还有许多要求。首先，要注意光线，一定不能阴阳脸；其次，一定要拍下整个人的身子，不能有从中间截断。此外，慈禧也对外国舞蹈感兴趣，当她吃饭的时候，她曾让女官裕德龄在一旁跳西洋舞蹈。
慈禧的具体姓名并无详细记录，据慈禧家族后人叶赫那拉·根正称，慈禧的乳名叫“杏儿姑”，“姑”是满族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是因为当时家中庭院种有几颗杏树。因此，慈禧的爷爷给她起名叫“杏贞”，小名“杏儿”，取义“忠贞”之意。
关于慈禧的出生地，有六种说法。分别是出生北京市的西四辟才胡同、长治市的西坡村、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安徽省芜湖、浙江乍浦和兰州市。其中，北京为传统说法，山西长治市则来自当地的民间传说，并称慈禧本为当地汉族王增昌之女。其他四个地方是根据慈禧的父亲叶赫那拉·惠征的任职地提出来的。
内蒙古自治区说，是指慈禧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源于呼和浩特市的一个民间传说。据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经担任山西归绥道的道员。传说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条街道的道员府中。还传说，慈禧年幼时，有个乳母叫三娘，是个回族，她曾领着慈禧到归化城边玩耍。
安徽说是流传最广的说法。《满清外史》说慈禧因为擅唱南方小曲，意外地得到了爱新觉罗·奕詝的青睐，并受到宠幸。因此根据其父惠征当时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员，道员的衙署在安徽芜湖，因此断定慈禧出生在安徽芜湖。
浙江省说是在1993年8月22日，有报纸发表了一篇报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这篇报道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爱新觉罗·旻宁十五年（公元1835年）至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恰恰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甘肃说指的是，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担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在此期间，惠征就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传说慈禧就出生在其父惠征在兰州担任笔帖式的时候，并且就出生在这个院落里。慈禧出生地是长治市，是长治当地人士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慈禧不是满族，而是华人。还出版了一本书《慈禧童年考》。
慈禧出生北京是有明确记载的。据叶赫那拉·根正的口述记载，慈禧出生于北京市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
据《清史稿》记载，慈禧入宫时封号为懿贵人，之后封懿嫔、懿妃、懿贵妃。但学者余炳坤在查阅故宫博物院所藏总管内务府、宗人府的档案后发现，慈禧初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而非懿贵人。其查阅的“宗人府全宗”咸丰时期修订的满文玉蝶中的相关记载，文言文译文为：“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徵之女，咸丰四年甲辰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由此可证，《清史稿》记载有误。
关于慈禧的入宫时间，《清史稿》记载是“咸丰元年（1851年）”。而据内务府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记载，慈禧是咸丰二年五月初九日（1852年6月26日）入宫的。节取奏折原文如下：“兰贵人、丽贵人著于五月初九进内”。学者余炳坤据此得出，对于慈禧的入宫时间，不是《清史稿》记载的咸丰元年，而是一年后的咸丰二年。
关于慈安太后的死，大体有三说：第一种，是正常死亡说。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公元（1881年4月8日）当天发下上谕：初九日，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痰壅气塞，遂致大渐，于戌时仙驭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第二种，被人害死说。被人害死说中的凶手，指的就是慈禧，说慈禧害死了慈安。这种说法又有两说。其一，毒饼害死。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其二，是错药致死。《清朝野史大观》记道：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第三种是吞物自杀说。《清稗类钞》说：慈禧诬称钮祜禄氏贿卖官爵，干预朝政，语言严厉刺激。慈安感到很委屈，不能容忍，但自己又言语木讷，不会申辩，十分愤怒，于是就吞鼻烟壶自杀了。第三种，清史专家徐彻先生经过深入研究考证，并做了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慈安患的是脑血管疾病，很可能是脑出血。这种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是疲劳过度。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就在这时，珍妃去世。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自杀说。《清宫吏略》中说珍妃“以随扈不及殉难宫中”，《清列朝后妃传稿》中记录“妃有宠于帝，光绪二十六年各国师入京师，帝西狩，妃仓猝不能从，于宫中殉焉。”第二是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谈起往事时说崔玉桂回忆当时的情形，是慈禧太后让他把珍妃强行推入井中。
1997年《中华小当家》
2007年《神厨小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