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16
捻军起义是太平天国时期，1853年到1868年期间由捻军领袖张乐行、赖文光、张宗禹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因起义军被称为“捻军”，故称“捻军起义”。
清朝末年，沉重的赋税及土地兼并，加上两淮地区洪涝灾害，导致北方大批农民破产，形成“流民”，他们通过民间结社组成“捻党”，开始劫掠豪绅、贩运私盐，逐步发展成反击清军的民间武装。太平军起义后，农民起义的浪潮鼓舞了“捻党”。在首领张乐行、苏天福等人的率领下，皖北、豫东、苏南等地的捻党响应太平军，发起反清起义。咸丰四年（1854年）年底，各方捻党势力在雉河集举行会盟，推举张乐行为盟主，组成松散的联盟军队。此后，捻军在安徽、河南省、江苏省等地辗转作战，攻打城池，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咸丰七年（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军天国领导，配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河南省、安徽省等地与清军作战，因鄂东战役失利，捻军分裂为淮南捻军与淮北捻军。淮南捻军继续配合太平军作战，逐渐转衰，安庆市陷落后，陈玉成决定让淮南捻军与西太平军北上发展。咸丰十年（1860年）年底，清廷命科尔沁区亲王僧格林沁率清军征剿淮北捻军，淮南市、淮北捻军及西太平军互相配合作战，抵抗清军。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陈玉成被俘，西太平军与淮北捻军合兵救援失败，撤往西北。次年三月，淮南捻军孤立无援，最终在雉河集被僧格林沁围歼，张乐行被杀，前期捻军覆灭。
同治三年（1864年），西太平军东进救援天京（南京），湖北、山东省、河南省等地残余捻军在将领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下，前来与西太平军会师，两军推举太平军赖文光赖文光为首领，组成新捻军，并改为流动作战。同年年底，新捻军击败僧格林沁所部清军，并杀死僧格林沁。清廷随即增兵征剿，新捻军在清军围剿之下，损失惨重。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赖文光决定分兵，张宗禹等率领西捻军前往陕甘地区发展，赖文光则率东捻军留在中原地区，继续抗击清军。清军很快切断东西捻军之间的会和之路，东捻军试图转入湖北，前往川陕地区，遭到清军阻击，被迫转入山东省，被困山东半岛，在同治七年（1868年）被清军剿灭，赖文光被杀。张宗禹率西捻军进入陕甘地区后，与当地回民起义军联合，力量不断壮大。由于东捻军告急，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主力回师救援，一度攻入河北省。但彼时东捻军覆灭，西捻军孤军深入，遭到清军强兵合围，被迫转入山东滨海地区，在同年八月被剿灭，张宗禹不知所踪。
捻军起义从爆发到被镇压前后持续了十五年时间，捻军曾攻克过70个府、州、县城，占领过广大乡村和许多集镇，斗争波及至安徽、河南省、湖北、山东省、江苏省、陕西省、山西省、直隶等8省。捻军的长期斗争，消耗了清朝大量人力、财力与物力，造成清朝政府国库空虚，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清朝的统治地位也在捻军的长期斗争中被动摇。此外，捻军起义过程中打击富豪、保护穷人，一定程度上给北方地区广大群众带来了益处。捻军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等鼓舞了清末农民起义，为后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推翻清代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积蓄了力量。
“捻军”的说法，最早见于历史学家罗尔纲《捻军的运动战》一书。在皖北地区口语称一部分、一股、一支为“一捻”，指的是一部分人聚集起来，组成一群人，便称为“捻”。清朝末年，在安徽省、河南省两省边界地区，不少百姓依靠宗族关系结合成一个个集团，这些集团都是“你一捻”“我一捻”，自然而然形成了“捻子”的名称。河南《郏县志》记载：“贼多南阳人，自名其党曰捻子。”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御史陶澍的奏折中说：“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捻子”的称呼因此出现在官方文献的记载中。爱新觉罗·颙琰二十年及二十一年（1815年到1816年），颍州区知府张贴的官方布告中，将那些反抗清代统治的民间社团称为“捻匪”，其领袖称为“捻头”。而这些民间组织内部，他们自称为“捻党”，即“捻军”的前身。咸丰初年，太平军起义爆发，势如破竹攻占安庆府，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受此影响，皖北等地纷纷掀起农民起义，原有隐秘进行的“捻党”活动逐渐公开化，并吸引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的加入，正式发展成为反抗清朝统治的捻军起义。
清朝中叶，自乾隆、嘉庆两朝以来，统治者及各级官僚奢靡之风和贪污腐败盛行，而朝廷及官府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百姓生活艰难。久而久之，整个清王朝朝政废弛、吏治败坏，清朝国力由盛转衰。与此同时，清代八旗军和绿营兵逐渐腐化堕落，将士投机钻营、冒领军饷、开设赌场等，造成军纪废弛，战斗力低下。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年到1842年），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清政府战败而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背上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些战争赔款，最终以税务等形式摊派大普通百姓身上。随着鸦片输入，白银外流，清政府财政濒临崩溃，于是更加急迫地向民间敛财。清代各级官吏趁机巧立名目，搜刮民财，以致于旧税加重，新税又征。沉重的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与清政府的横征暴敛相互联系的，还有地主豪绅对底层民众变本加厉的剥削。
地主豪绅将自己负担的赋税，通过地租的形式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很多贫困农民无法负担，被迫向地主、商人借债，因为无法偿还，他们的土地被地主、商人等兼并，其他生产资料也被抵押没收。很多的小产农民或佃农在层层盘剥之下赤贫如洗，最终沦为没有任何资产的“流民”。同一时期，安徽、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等省又频发旱涝等灾害，但是各地官吏既不治水，也不救荒，无数农民在破产后只能被迫结伴逃荒，成为流民。此外，由于清廷改河运为海运，当时黄淮两岸还出现看大批船夫、水手、运输工人失业，沿河城镇的工商业也萧条衰落，一批中小商人、手工业者相继破产，这些人而后也加入了游民之列。适逢清廷遭遇盐务危机，大批贪官不断哄抬官盐价格，从中牟利。于是一些无业游民、贫苦农民为维持生计，开始集结成“捻党”，在清廷统治相对薄弱的皖北地区（俗称“三不管”地区）从事一些劫掠商铺、贩运私盐的活动。期间，捻党为了应对清廷的查禁与打击，逐渐发展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武装力量，直到爆发反清起义。
捻军前身称为“捻党”。清代爱新觉罗·颙琰年间，以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白莲教起义反清，引起巨大反响。白莲教起义被清军扑灭后，残部在黄河、淮河地区隐蔽起来，分散活动。同一时期，除白莲教起义之外，河南省、山东省、直隶等地爆发天理教起义，福建省、陕西省、湖南省等南方地区爆发天地会起义，这些起义活动被扑灭后，残部同样转入隐蔽，成为随时可能被唤醒的民间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在皖、豫、鄂、鲁、苏等省的交界地区，由于官府管辖治理的缺失，逐渐形成了以宗族、村寨等形式组成的各种结社团体，他们以每一股称为一捻，秘密从事一些贩运私盐、劫掠富户的活动，统称为“捻党”。最初的捻党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处于一种零星、隐蔽状态，他们各自为号，缺乏系统组织，但由于其从事的活动能给宗族及村人带来实际利益，因此逐渐得到这些人的拥护，并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得到进一步滋长。而淮北市一带自古强悍好斗的风俗民情，与起义斗争迭起的抗争历史，又正好为捻党扩充实力提供了相宜的社会氛围。
随着清王朝的统治走向衰弱，地方官府在盘剥压迫百姓之余，长期懒政怠政，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秩序失衡，具有影响力的地方捻党首领出面解决百姓纠纷，维护秩序，使捻党获得广泛的民间支持，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爱新觉罗·旻宁年间，蛰伏民间的白莲教、天理教、洪门等残余势力也被吸纳进来，成为捻党的一部分。而清代后期，大量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灾民、裁汰兵勇、小偷盗匪，以及下级知识分子等，由于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也相继加入到捻党的组织中。从爱新觉罗·颙琰十三年（1808年）到咸丰三年（1853年），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捻党从最初的隐蔽状态逐渐公开化，最后发展成反抗清朝统治、进攻地方官府的民间武装。初期的捻党主要以生存为目标，他们攻打地主乡绅，夺取粮食财物，避免与清军直接交战。后期捻党发展壮大后，他们开始攻打城镇，与前来镇压的清军短暂交战。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的捻党势力在太平军的影响之下，由原来的小股捻党逐渐集结为成千上万人的大股捻党，乘势在各地发动反清起义。
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太平军攻占安庆府后定都天京（今南京），建立政权，又迅速出兵攻占镇江市、扬州市。受此鼓舞，皖北、豫东、苏北、山东省等地的捻众和其他农民会党等闻风而动，自发集结起来响应太平军，发动反清起义。亳州市捻众数百人在永城市击败清军，同时蒙城县一带的“十八铺”捻众起义，遭到阜阳市知州毛含煜出兵镇压，后在首领张乐行的召集下，起义军控制了涡河、北淝河一带。与此同时，江苏萧县、安徽灵壁、安徽临淮、虞城县、安徽定远等地也爆发捻众起义。同年五月到六月期间，太平军从江苏扬州出发，展开北伐，以锐不可当之势攻进安徽，迅速占领滁州市、临淮等地，转入河南省。太平军的节节胜利，直接推动了当地捻众反抗清代的斗争。随着太平军北上，河南东南部、山东省西南部，以及安徽阜阳、霍邱县等地的捻众以及其他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聚集成上百或数千人的队伍，攻打州县。
起义军劫掠地主豪绅，杀死官吏，分发粮食财物等，得到贫苦百姓的拥护，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咸丰四年（1854年）年初，太平军攻占安徽庐州（今合肥市），安徽捻军得知太平军北上，立刻派人邀请，并联合太平军攻克六安市；寿州、凤台县、定远县等地捻众也积极响应，欢迎北伐的太平军。永城市人苏天福聚集捻众四千人，协助太平军攻打永城；夏邑县人王冠三也聚众响应，协助太平军进占夏邑；太平军进入山东省后，菏泽市的捻众三千余人也聚众响应。同年三月到四月期间，永城、亳州市、蒙城县与其他地方的捻军合成大股，人数近万，由首领张捷三带领，以毫州义门集为基地，树起“太平天国金四正将军”的旗号，在临湖铺、义门集、武家河集等处与清军作战；河南光州、固始县、息县等地的捻军数万人，设立旗帜，攻打固始、商城。同年六月，首领张乐行、苏天福等率毫州捻军将近万人，进占永城市、城。此后，淮北市一带的各路捻军与清军交战不断，期间，部分捻军队伍日益壮大，部分捻军溃败被歼，也有捻军在受挫后接受清朝的招安。
咸丰四年（1854年）年底，亳州市、蒙城县一带由张乐行率领的捻军，与河南永城一带苏添福率领的捻军多次联合抗击清军。皖北一带龚得树率领的捻军进入河南夏邑，与当地王冠三率领的捻军结合一起，共同作战。各地捻军势力的联合，为后来的会盟奠定基础。恰逢负责征剿捻军起义的清军将领袁甲三要更调淮北市官吏，同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出现矛盾。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袁甲三遭革职查办，清军对捻军的镇压松懈。各路捻军将领于是在雉河集聚集，举行会盟。此次会盟，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并规定了每支捻军队伍的旗帜、军纪，达成互相救护、一致抗清的约定。捻军也自此从互相独立的民间武装，转变成较为松散的联盟军队。
同年九月，张乐行率领捻军从雉河集出击，在永城市境内击败清军，进占会亭集和夏邑城。随后，捻军东出江苏山，西攻商丘市马牧集（今虞城县），进逼归德（今商丘），南围亳州市，占领蒙城县，并分兵攻打颍上县和河南鹿邑。同年十二月，河南省按察使余炳焘指挥清军偷袭雉河集，使捻军遭受很大损失。捻军被迫回师救援，重新夺取雉河集，并向北进攻，进围永城，并在永城附近击败湖南提督武隆额率领的清军。武隆区额兵败后逃往夏邑县、虞城，又逃往归德。捻军一路追击武隆额，进取夏邑，攻下虞城，包围归德。武隆额被撤职，清廷改派河南巡抚赫舍里·英桂镇压捻军，英桂随即调集清军一万余人驰援，解围归德。
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张乐行与义军首领夏白、任乾等率捻军主力围攻安徽宿州，遭到清军将领塔思哈率军阻击，进攻受挫。从宿州市撤围后，张乐行调集捻军四五万人，兵分五路大举进攻河南省东部，在太丘集、樊家集、枣子集等地屡次击败清军。随后，捻军进围归德，将征剿捻军的清军统帅英桂包围在城中。清军援军六千余人赶来，张乐行只得撤退。与此同时，包围永城市的捻军遭到清军内外夹击，也被迫撤退。捻军主力返回安徽蒙城一带，同年三月到四月期间，张乐行率领捻军向东进入江苏砀山、萧县，与清军多次交战，互有胜负；夏白、任乾等率所部捻军在宿州一带与清军交战，几番失利。张乐行指挥捻军再次攻打宿州市，进占怀远，但是都宣告失败，捻军主力退回雉河集。期间，捻军队伍迅速扩充到十余万人，实力雄厚，随后捻军以雉河集为据点，四处出征。为了消灭捻军，清廷起用左副都御史袁甲三，会同与河南巡抚赫舍里·英桂率部进攻捻军大本营雉河集。同年六月，清军攻占雉河集。张乐行等捻首被迫率部南下，在三河尖建立临时基地，但是仍受清军的威胁，捻军又向淮南市进发，准备联合太平军作战。
在捻军与清军征战之时，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天京变乱，实力大为削弱。在江南太平军与淮南捻军都势单之际，天王洪秀全改变策略，转而谋求与捻军合作。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捻军在淮南与太平军会师后，接受太平军的领导，而后配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河南省、安徽等地作战。同年四月到五月期间，捻军与太平军首次联合，攻占了霍邱县、正阳关镇等地，接着又发动上战役，试图向西北扩张，未能成功。而后由于太平军陈玉成部抵抗自湖北东犯的湘军，李秀成部又要向东援牵制天京外围的清军，淮河两岸的捻军只能独自奋战。清军将领瓜尔佳·胜保趁机进攻分化，失去外援的捻军连战受挫，三河尖、霍丘、正阳关等地也先后失守。
捻军与太平军合作后，一方面在淮河流域与清军作战，一方面也协助陈玉成、李秀成两部太平军分别在鄂东战场与天京外围与清军战。然而随着太平军在鄂东战役失利，淮河流域的捻军不断受到清军的冲击，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同年十二月，蓝旗捻军将领刘永敬、刘天台不愿与太平军合作，遭到处死，蓝旗捻军刘永信、刘天福等其余将领不服，率部北归，脱离张乐行的指挥，捻军自此分裂为淮南捻军与淮北捻军两个部分。淮北捻军向山东省和河南省远征打粮，留在淮南市的捻军则继续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淮南捻军配合陈玉成所部太平军攻打河南固始以回援天京，战败后回到六安市。不久，捻军在六安的基地被清军攻占，张乐行转而率部北上，攻占怀远、临淮、凤阳等地，并于同年八月配合太平军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危机。随后，捻军与太平军联合，在三河镇击败清军，进占桐城市、天柱山、太湖县。
咸丰九年（1859年），怀远捻军在太平军的协助下攻克定远县，并继续扩张，逐步控制了淮河中游，使捻军控制区与太平天国辖区联结。然而捻军南下之际，清军攻占了北部防御空虚的怀远，此后又攻占临淮、凤阳县。次年五月，清军将领袁甲三围攻淮南捻军控制的定远城。期间，捻军发起滁州之战、全椒之战，与清军苦战数月，直至到太平军将领韩奇峰等率兵来援，定远之围才解除。此后，捻军将领龚德树等所部捻军又南下六安市、舒城县，参加了太平军为进攻武汉市、保卫安庆市而举行的二次西征。期间，捻军与太平军的联合部队从桐城市、枞阳县方向进攻清军，试图救援安庆未果。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再次配合太平军解围安庆，与清军展开拉锯战，伤亡惨重，同年九月，安庆还是被清军攻陷。安庆保卫战失败后，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鉴于淮南市战局恶化，而淮北捻军尚且强大，陈玉成于是让张乐行率所部捻军北上颍州区，另谋发展。同年十一月，张乐行率淮南捻军离开太平军，从定远县北上，到达安徽颍上。
淮南捻军配合太平军作战之际，淮北捻军则以雉河集、州、蒙城县、永城市等为基地，与清军持续战斗，攻占宁陵县、睢县、桃源、淮安市等地。淮北捻军将领张敏行等率部进入山东，在济宁市、宁阳县、郓城县、曲阜市接连挫败清军。咸丰十年（1860年）年底，为剿灭淮北市地区的捻军，清廷命科尔沁区亲王僧格林沁率清军一万二千余人，开赴山东征剿捻军。僧格林沁率军抵达巨野县，遭到捻军四万余人围攻，伤亡惨重。僧格林沁撤退到济宁，淮北捻军乘胜追击。咸丰十一年（1861年）年初，淮北捻军联合当地长枪会起义军直逼曹州城，而后南下河南。僧格林沁为阻止捻军进攻，派人在河南考城至鱼台县南阳湖一带筑起四百七十余里的长堤。捻军破堤而入，在菏泽关李家庄再次围攻僧格林沁部，僧格林沁战败溃逃。随后，淮北捻军进入山东腹地，在汶上县北面的杨柳集设伏，第三次包围并击败了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后又攻陷曲阜市、鱼台，进逼济南市。与此同时，河南境内的捻军自亳州攻陷归德，逼近开封市，而后西至中牟县，南下许州，攻南阳市，困邓州市，声势浩大。
同治元年（1862年），张乐行率淮南捻军北上，陈玉成命太平军将领马融和等率部跟随捻军一起出发。两支部队跨过颍上县，随即投入淮北捻军发动的颍州区战役，将安徽省布政使贾臻围困在颍州城中。与此同时，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率领西太平军抵达新蔡县，联合河南捻军攻城，后进兵陕西省南部，联合张宗禹所部淮北捻军攻打洛南县、西安市。清军进攻庐州，西太平军与张宗禹所部捻军东返，转而占渭南市，过华阴，攻潼关县。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军与川滇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在渭南、华州一带起义响应，从四川进入陕西，联合西太平军与捻军抗击清军。河南地区的捻军在同年二月攻打周口市、杞县，被僧格林沁所部清军击败，随后西进进开封市、尉氏县，同样遭遇失败，只得退回亳州。在颍州战场上，由于军阀苗沛霖团练部队叛变，接受清军将领胜保的招安，配合清军袭击捻军和太平军，捻军和太平军随之失去颍上县，败于太和县，接连受挫。
同年五月，庐州危急，陈玉成北上寿州，被清军俘虏。马融和率太平军与张乐行所部捻军前往救援，被清军击退，张乐行转而率部返回雉河集。扶王陈得才、赖文光赖文光所部西太平军也从陕西省回师河南省，联合当地捻军搭救陈玉成。而彼时清廷招降陈玉成未果，已将其杀害。西太平军与捻军的联合部队转而南下围攻泌阳县、桐柏县，并在南阳市与陈大喜所部捻军会师，部队扩增到十多万人。由于清军在湖北、安徽边境阻击，陈得才率领西太平军与捻军分兵，远征西北，攻入汉中市。此时，皖北地区的捻军遭遇巨大危机。僧格林沁率领清军发起攻势，联合苗沛霖团练大举进犯亳州市。张乐行所部捻军在清军的围攻之下，腹背受敌。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军大军压境，张乐行聚集二十万捻军主力，决定在雉河集郊外与僧格林沁所部清军决战，结果尹家沟、雉河集相继失陷，捻军大败。张乐行也因为战败，被清军捕杀于亳州，前期捻军的主力自此覆灭。而后张宗禹与陈大喜率所部捻军转移到湖北境内，与西北的太平军继续维持着在北方的抗清斗争。
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天京告急，西太平军从汉中市兵分三路东进，增援天京。西太平军进军途中，活跃在湖北、山东省、河南省等地的残余捻军部队，在捻军将领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人的率领之下，前来与西太平军会师，两军部队迅速增加到十几万人。陈得才重新整编队伍，将捻军与太平军联合在一起，整编成四路大军，与清军进行了几个月的战斗。同年七月，清军攻陷天京，天平天国政权覆灭。捻军余部与西太平军继续与僧格林沁所部清军激战。同年十一月，扶王陈得才与将领蓝成春等率领西太平军进入安徽，在霍山黑石渡同僧格林沁等所部清兵决战，由于太平军将领马融和投降，结果西太平军大败，损失惨重，陈得才自尽，蓝成春也战死。失去西太平军的支援后，赖文光所部捻军与任化邦所部捻军汇合，向京山市、应城市和德安、随州市转移，并陆续集合了从霍山县突围的残余部队，前往枣阳市、襄阳市一带，随后在襄阳大败追击而来的僧格林沁。从安徽突围后转战河南省、湖北边界的张宗禹、陈大喜等所部捻军，也相继赶来会师；各地一些零散的捻军和其他太平军残部，也前来投奔。捻军与太平军余部汇集，组成了一支新的武装力量。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将领愿意与太平军合作，并推举遵王赖文光为首领。同年十二月，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下，捻军和太平军余部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新捻军。
经过整训的新捻军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随即在邓州市唐陂击败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同治四年（1865年）一月，新捻军在鲁山再次击败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斩杀清军护军统领恒龄等人。不久，新捻军又以诱敌战术，在鄙陵附近击败僧格林沁，而后佯攻湖北、北上山东省，诱使僧格林沁率部追击，疲于奔命。同年五月，僧格林沁所部清军追击到菏泽市县北的高楼寨。新捻军早已在此设下埋伏，从四面包抄围攻，清军大败，主帅僧格林沁在数次突围失败后，被捻军斩杀。高楼寨大捷，新捻军歼灭清军万余人，还缴获了大批战马与武器，兵力更盛。清廷担心新捻军北渡黄河，直捣京津，急命湘军统帅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湘淮军北上征剿捻军。
同年六月，赖文光、张宗禹等率领捻军南下安徽，进攻雉河集，包围了安徽巡抚萨尔图·英翰所部清军，试图重新占据皖北。但是不久，曾国藩就率领湘军主力抵达临淮，清廷又不断加强皖北的驻防，而彼时新捻军在南面又无太平军作为依靠，张宗禹、赖文光于是撤围离去，转而在豫西南和豫东南一带活动。同治五年（1866年）一月，赖文光和张宗禹在进兵湖北后，兵分两路在安徽、山东省一带作战，而后在菏泽市会师。同年五月，新捻军在巨野县被淮军将领刘铭传、周盛波率领的清军击败，而后新捻军兵分两路，分别转战皖北、豫东、江苏省一带。同年六月，新捻军两路军队在徐州市会师之后，又兵分两路在河南省、皖北作战。为了应对新捻军“飘忽不定”的作战路线，曾国藩制定了重点设防、修筑圩寨、建立马队等迎战措施，还拟定了河防计划，在沙河、贾鲁河一带设置防线，试图要将新捻军围而歼之。但是曾国藩的方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同年九月，赖文光、张宗禹指挥捻军突破清军沙河、贾鲁河防线，成功从曾国藩的包围中撤离。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新捻军在冲破清军沙河、贾鲁河防线后，进入山东省境内。赖文光率领一部捻军进军菏泽市、巨野县、郓城县，张宗禹率领另一部捻军进军曹县、金乡县。捻军转战途中，遭到清军追击，被迫转移到河南省境内。赖文光担心新捻军遭到清军聚歼，于是做出决定，将新捻军分为两股：一股为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等率领前往陕西省、甘肃省，联合当地的抗清回族起义军；另一股为东捻军，由赖文光自己率领，在中原地区继续与清军作战。东西两股捻军在军事上互相应援。然而事与愿违，同年十月，赖文光率领东捻军三万余人越过黄河故道，直入鲁西南，打算抢渡运河，在较为富庶运河以东地区筹集粮草，扩大力量。但是由于清军在运河东岸严加设防，东捻军遭到清军阻击，在曹县、巨野县一带来回奔走，始终未能渡过运河，只得放弃东进计划，随即西去河南省，打算进入陕西与西捻军会合，但又遭到清军所阻，最终只得折向皖北。
同年十二月，东捻军到达湖北东北部后，计划挺进四川省，留下部分兵力驻守湖北，再以余部进攻河南、陕西省交界的荆紫关镇以迎接西捻军，而后以四川为中心，以陕西、湖北、云南省等为外围扩展力量，重建一个像太平天国的农民政权。此时清军方面，曾国藩围剿捻军失利，调回两江总督任上，清廷改派李鸿藻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淮军，专办征剿捻军事务。李鸿藻调集大军，集结在湖北境内。同治六年（1867年）一月，东捻军攻占云梦县、应城市，进军抵达德安县，在罗家集击败提督郭松林所部湘军，不久又在杨家河东岸全歼淮军总兵张树珊所部追军。二月，东捻军在尹隆河附近与淮军将领刘铭传所部、湘军将领鲍超所部发生激战，在淮军与湘军的配合下，东捻军军心动摇，被清军击败，损失惨重。
尹隆河之战后，东捻军向北撤走。随后，清军在钟祥丰乐河设伏，再次击败东捻军，捻军战死近七千人，撤退途中又损失四千余人。赖文光指挥向东北地区转移，从随州市、枣阳市退往河南唐县、泌阳县。同年三月，东捻军进攻浠水县，准备重入湖北，在浠水县附近与清军遭遇，两军激战，东捻军取得胜利，杀死湘军将领彭毓橘。随后，东捻军打算转向西北，打算进入川陕地区，与西捻军汇合，然而由于清军阻击，未能成功。由于山东省沿海地区粮食充裕，赖文光转而决定率部东进。同年六月，东捻军从戴庙渡口过运河，杀知县周南，屯军东平县，后攻泰安市，进逼烟台市。山东巡抚丁宝桢带兵赶来，英法联军也以洋枪大炮援助清军，东捻军被迫后撤。与此同时，李鸿藻调集大量淮军，打算以胶莱河为内围防线，运河为外围防线，黄河为北面防线，江苏省境内总六塘河为南面防线，将东捻军围歼于山东半岛。东捻军得知清军围歼意图，紧急向西面突围。
同年八月，东捻军自海庙口北冲破清军防线，渡过潍河，进抵潍县、昌乐县。此后，东捻军打算再渡运河，进入河南省、陕西省，再同西捻军会师，但是李鸿章已将河防线移至西岸，并加强防守，东捻军往返抢渡运河受阻，加之清军的不断阻击，东捻军粮食缺乏，逐渐失去战场主动权。同年十一月，东捻军自青州市，经寿光市进抵潍县，打算就地筹集粮食衣服等物资，以抵御饥寒。清军将领刘铭传随即率军追到，兵分三路发起进攻，东捻军接连遭到挫败，由于叛徒潘贵升勾结清军，趁乱杀害了捻军将领任化邦，东捻军军心大乱，随即溃败。十二月，赖文光指挥残部捻军再次进入山东诸城，遭清军将领潘鼎新击败，刘铭传等率军赶来，再次在寿光击败东捻军。在清军多路围攻之下，东捻军或死或降，损失尽。赖文光率残部欲南下江苏省，突过总六塘河防线，但兵力弱小未能成功。同治七年（1868年）一月，赖文光率部南下抵达扬州市东北的湾头和瓦窑铺，试图再次抢渡运河返回皖北，遭到了清军北洋水师与陆军的围攻。由于兵力悬殊，东捻军战败覆亡，赖文光也在此战中被清军俘杀。
自从东西捻军分兵后，张宗禹、张禹爵等率西捻军西进华州，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军趁势东归，与西捻军一同向渭河平原进军。同治六年（1867年）年初，西捻军击败清军将领刘蓉的军队，围攻西安城未果。三月，西捻军撤围西安市，与回民起义军在汉中市会师，两军联合后再次进攻西安。西安城久攻不下，回民起义军退至咸阳市附近，西捻军则转战三原县、富平等地。清廷令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兵镇压，左宗棠沿渭河布防，从临潼区、咸阳两地进兵，试图将西捻军围歼于泾河、北洛河之间。同年十月，西捻军突破清军包围，转移到陕北地区，与甘肃省东南部回族起义军联合，攻克安塞区、宜川县，在云岩镇建立临时基地，并占领延川县，攻打阳、陇县等地，向北发展。同年十一月，回民起义军攻克绥德县，西捻军前往镇守。不久东捻军告急，张宗禹等决定率部从怀庆、彰德府、大名直入辅，吸引清军主力至直隶以解东捻军之围。西捻军和回族起义军撤出绥德，回民起义军北上米脂县、佳县等地牵制清军，西捻军除留少数部队固守云岩外，主力南下宜川。
同治七年（1868年）年初，西捻军在渡过黄河，攻克吉州，又经怀庆、新乡等地向直隶挺进，一度攻占保定。清廷为确保京师，从山东省、陕西、河南等地大量调兵。西捻军随后回师南下，转战于深州、衡水等地。同年三月，西捻军在饶阳一带遭到清军偷袭，损失惨重，张禹爵战死。四月，西捻军试图南进与东捻军会合，经过封丘、滑县，从山东东昌城南渡过运河，一路北进抵达天津外围杨柳青镇、稍直口等地。清廷调集英法联军的洋枪、火炮等进攻西捻军，西捻军前进受阻，又得知东捻军被扑灭，于是重返山东，到达渤海湾的滨海地区。李鸿章在滨海四面设防，打算将西捻军就地围歼。由于山东海丰、阳信等地补给充足，张宗禹未能指挥西捻军及时渡过运河，跳出清军包围。李鸿藻指挥清军缩小包围，西捻军渡河受阻，被迫沿运河东岸南下山东平原、高唐、清平、博平等地，抢渡运河不成，转而北上，后又南折，不断来回抢渡，都未能成功。同年七月，西捻军在海丰县、直隶吴桥、德州市先后受到清军袭击，遭受重创，处境日益艰难。八月，西捻军再次抢渡运河失败，被迫退往平广平镇，向东北方转移。途中，清军将领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率部追击，西捻军疲于应战，最终败亡，张宗禹也不知所踪。至此，捻军起义彻底覆灭。
关于捻军起义死亡人数，并无明确记载。据郭豫明所著《捻军史》，捻军起义初期，各地捻军人数在千人到万人不等，最多不过万人。咸丰五年（1855年）雉河集会盟时，张乐行所部捻军发展到三万人，全部捻军约五到六万人。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捻军经过两年的四处征战，人数发展到十多万人。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军围剿雉河集，张乐行统率的捻军达二十万人，与清军作战时全军覆没。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捻军残部与西太平军残部组成新捻军，主力约六七万人，后分成东捻军和西捻军。东捻军三万余人，在同治七年（1868年）一月覆亡；西捻军三万余人，在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覆亡。
关于捻军起义的失败原因，学者徐修宜的《捻军运动简史》以及学者徐松荣的《捻军史稿》总结如下：
其一，斗争目标不明确，缺乏政治纲领。捻军作为一支农民武装，其基本成员为一批在思想上保守落后的小农生产者，缺乏一定政治眼光，难以意识到要推翻清代反动统治的历史使命以及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目标，故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纲领，难以广泛团结斗争力量到起义活动中。
其二，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未能建立稳定政权或长期根据地。由于捻军的领导者来自不同阶级，成分复杂，导致组织涣散，内部各集团对立，难以形成高效且有统一指挥的长期联盟。此外，捻军初期没有建立军事根据地，后期虽建立据点却不注重防御巩固，并采取大规模的流动作战，在军事上陷入了流寇主义，导致军队战斗力在消耗之后，难以获得物资上的补充。
其三，缺乏军事化训练，战略战术屡次失误。由于捻军的农民领袖是一批文化修养与军事化训练普遍欠缺的农民，缺乏战略思维，因此他们在战略决策与战争指导上也屡次出现失误，主要表现为将数量上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捻军分开作战，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捻军起义从爆发到被镇压前后持续了十五年时间，捻军曾攻克过70个府、州、县城，占领过广大乡村和许多集镇，斗争波及至安徽、河南省、湖北、山东省、江苏省、陕西省、山西省、直隶等8省。据统计，从咸丰元年（1851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在镇压捻军的战事中，支付军需的银为10797.2万多两，钱为849.1万余贯，钞为700.9万多两，耗费巨大。捻军的长期斗争，消耗了清朝大量人力、财力与物力，造成清朝政府国库空虚，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清朝正统的统治地位也在捻军的长期斗争中被动摇。
在镇压捻军起义的过程中，僧格林沁率领的绿营兵和八旗兵损失惨重，僧格林沁本人也被捻军杀死，清廷被迫调动湘军与淮军两大地方团练武装镇压捻军。在征剿捻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藻为代表的湘军与淮军集团的地位不断上升，不仅掌握了军事权力，而且取得政治实权；不仅控制了南方，而且扩展到了北方；不仅操纵了地方政权，而且影响了中央政权。清代的中央权力从满洲贵族手中向汉族督抚手中转移，向汉族官僚地主手中转移，为后来清末民初地方军阀割据埋下伏笔。此外，捻军起义过程中打击富豪、保护穷人，一定程度上给北方地区广大群众带来了益处。捻军起义有效支援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及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虽然这些反清起义最终因为清廷的镇压都失败了，但却在民间埋下了反抗清朝统治的种子，为后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积蓄了力量。
学者徐松荣在《捻军史稿》中评价：捻军起义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为了跳出苦海，反抗剥削压迫，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农民战争。
学者费正清等人在《剑桥中国史》中评价：捻军起义在政治上对清代的威胁比太平军要小得多；然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却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镇压。其持久性主要应归因于它们与地方社会制度有内在联系。
捻军研究学者江地在《捻军起义概述》中评价：捻军起义产生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初期，上承白莲教的川楚陕起义，下接太平天国革命，是19世纪中叶的农民反清起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捻军起义于华中地区一带，是让农民起义活动迅速发展到华北地区、西北的重要桥梁，也是天平天国在北方的屏障与继承者；此外，捻军作为北方农民起义的中心，是北方农民战争的推动者与组织者，也是西北回族起义的有力同盟军；捻军起义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并将反清战争扩大到十个省，消灭了数十万清军，在政治、经济上都撼动了清朝的统治根基。
关于捻党真正转化为捻军开始起义的时间，后世多有争议。苑书义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以1852年初，张乐行等著名捻首在雉河集号召起义作为捻党正式转化成为捻军的时间分界线；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近代战争史》则以1852年11月，张乐行、龚得树等在雉河集聚众起义作为捻党转化成捻军的标志；而捻军运动最早的研究专家江地经过研究调查认为，1853年太平军攻占安庆市、南京这一时期，是为捻党真正作为捻军，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时间分界线，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与代表性，许多学者均采纳这一说法，如徐松荣所著的《捻军史稿》；此外，还有学者认为1855年，雉河集各路捻军的正式会盟才是捻党转化为捻军的真正标志，代表的论述作品有徐修宜的《论捻党运动开始与结束的时间》。
捻军会盟旧址雉河集山西会馆位于今安徽涡阳城内，始建于明朝，早年为山西商人来皖经商接洽联络之用，后为1855年各路捻军首次会合结盟，正式确立统一武装之地。山西会馆是一个三排两进式院落，内有十余间房屋，为砖木结构，上覆琉璃瓦，明柱走廊，花格门窗，早年为清军焚毁，其旧址仅存“山西会馆”石额一方，石狮、石鼓各一对，解放后被列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62年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了捻军史料陈列馆。
早期捻军领袖张乐行故居位于今安徽省涡阳县西北六公里处的张老家村，为一座三进、两院、两厢的庭院，全系砖基、土墙、木结构、草顶，附近有“民国六年清明节立”碑一方。由于年久失修，先张乐行故居仅存前堂屋五间，西厢房三间。1961年，张乐行故居被列为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其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