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2:55
靖康之变，又称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丙午之耻，是指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汴梁，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因发生于靖康年间，故称“靖康之变”，又因靖康年为丙午年，故称“丙午之耻”。
北宋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冬，完颜晟以宋朝未遵守宣和五年（1123）两国订立的“海上之盟”为由，兵分两路进攻宋朝。金朝宗室将领完颜宗翰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包围了太原市，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军跨过黄河，陈兵开封市城下。宋徽宗匆忙禅位于其子赵桓（宋钦宗），为南逃做准备。宋钦宗与金朝签订割地议和协议，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个战略重镇以换取金军退兵。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春，金军北返。然而在三镇民众抗议与朝廷内部主战派的坚持下，宋廷宣布固守三镇，拒绝割让。八月，金人指责宋人违约，再次南侵。九月，太原陷落，金两路军汇聚于宋朝首都开封（东京汴梁）城下。十二月，开封陷落，宋钦宗向金人奉上降表。靖康二年（1128年）二月，金朝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为庶人，北宋灭亡。五月，金人将徽宗赵桓、皇室宗族以及妃嫔宫女、乐师画师、书籍珍宝等都劫掠而去，随军北上。
开封市沦陷后，赵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建都行在所于杭州市(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后晋时期石敬瑭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战略价值极高，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对中原王朝来说，是其在北方的门户，能够保护农业区和抵挡游牧民族南下入侵。为实现恢复疆域、政局统一的目标，宋太祖与宋太宗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不免与契丹产生冲突。
景德元年（1004），辽对宋发起自94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二十万辽军直插河北省，抵达澶州城下。赵恒虽在寇凖力劝之下亲征澶州，但求和心切，最终以每年支付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等条件与辽签订条约，澶州郡名为澶渊，故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一百多年的和平对峙局势，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此后辽朝内部多有叛乱，加上耶律延禧昏庸，辽朝在其统治下日益衰败。而东北部的女真族完颜氏部此时崛起于大兴安岭的白山黑水之间，并迅速统一诸部。辽天庆五年（1115），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即帝位，国号为金，年号为收国，是为金太祖。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辽人马植（赐名“马植”）归宋，告知宋廷金朝造反一事，提出联金复燕之议。政和七年（1117），辽朝苏州（今辽宁大连金州区）人高药师、曹孝才等人为避战乱乘船逃往高丽，中途因风浪漂到宋朝驼矶岛（今属烟台市），由此宋廷得知金国所占领的辽朝土地已达辽河之西。重和元年（1118）二月，宋廷便以买卖马匹为名派出使臣马政、呼延庆等人，由山东省渡渤海国至辽东，与金人联络，相约夹攻辽朝，将燕、、云、朔州市等旧属汉地归还给宋朝。经双方使者多次往返磋商，最终在宣和二年（1120）签订盟约，史称“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的具体内容包括：宋金两国以平等关系结盟，互致国书，互称兄弟，制定联合灭辽的计划；由于当时林东镇临潢府（辽朝皇都，辽五京之首，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东京辽阳府（今辽阳市）已被金占领，故约定金朝攻取辽中京遗址大定府（今宁城县西），宋朝攻取辽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今北京）；灭辽之后，宋朝收回五代十国时被辽朝夺取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宋朝将每年给予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转送给金；事成之后，在山海关区以东设置榷场以供双方互市贸易；盟约一成，双方都不可与辽朝讲和。
宋金海上之盟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当时宋、辽、金三个政权之间的格局。其最终导致辽与北宋两大帝国之衰亡，而金朝成为凌驾于南宋以上的最强国，东亚秩序由此巨变。
相比辽朝，宋朝对党项族的态度较为轻视，称之为“西蕃”“西戎”“西狄”。党项李姓政权处于宋、辽两大政权中，宋、辽对其争相拉拢，助长了其建国称帝的野心。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元年，1038），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即帝位，国号西夏，史称西夏。
宋徽宗登基后，宰相蔡京与宦官童贯勾结，实施开边政策，在宋崇宁三年（1104）至宣和元年（1119）年间，不断对西夏发起进攻，虽然摧毁了西夏在西北边境的优势地位，但是由于宋军战线的拉长，最终反胜为败。作为边境六路军队最高指挥官的童贯缺乏战略能力，使得宋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这场战争使宋朝损失了巨量的财力与人力。
当宋朝与邻国外战不休时，内部也爆发了大量的民众起义，其中规模最大是两浙路的方腊起义。宣和二年（1120），方腊利用摩尼教等秘密宗教组织起义，自立政权，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云集响应，起义军在两个月内成功攻下了几乎整个两浙路。
方腊起义迫使宋徽宗将原本准备进攻辽朝的军队调往南方镇压叛乱，致使宋朝无法如期完成与金合力攻辽的契约，损害了宋金联盟的稳定性。除此之外，两浙路是宋朝商业最发达的地区，而在方腊起义与朝廷镇压之后，被严重摧毁破坏。正如南宋黄度所说：“昔方腊反虽即减，而天下之势遂动，中原地区由此不能立。”
宋金海上之盟签订之后，完颜阿骨打率军进攻辽朝洛阳市。当时宋朝境内方腊叛乱，童贯的十五万精锐将士本应袭击辽明朝大同府（今大同市），但却从边境被调往两浙镇压叛乱。金军势如破竹，于金天辅六年（1122）攻占辽中京大定府，而宋军在四月与十月两次进攻辽南京，都惨败而归，主帅刘延庆甚至自烧营寨而走。最终西京与燕京都由金朝出兵攻破，宋人没能兑现在“海上之盟”中的承诺，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其在与金的谈判中居于不利地位。
宋宣和五年（1123）四月，宋朝以每年二十万两白银、三十万匹丝绸的岁币和补偿燕地税收的一百万贯钱，从金朝取得了燕京以及周围六州（涿、易、檀、顺、景、蓟州）。此外完颜阿骨打承诺在宋出犒军费的条件下，将辽西京之地归给宋朝。五月，金许诺将朔州市（今属山西省）、武州城遗址（今山西神池）、蔚县（今河北蔚县）三州归宋，但归还进程因金太祖之死而中止。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后，其弟完颜晟登基，即金太宗。
宋收回燕京及六州之地后，又向金索要大同市之地（即云、寰、应、朔、蔚、、儒、新、武等九州），金朝应允，但平州（今卢龙县）坚持不还给宋朝，强调平、营、三州，虽然是宋人攻打收复的，但不在盟约规定之中。
宋宣和五年五月，张觉（本作张，又作张珏，因避讳改为张觉）叛金。张觉本是辽将，金兵破辽南京时投降金朝，金朝升平州为南京，以张觉为南京留守。张觉心存不满，据平州反叛，欲以宋朝为援，秘密联系王安中，获得宋徽宗密诏册封。金朝出兵讨伐张觉，张觉落败逃往宋朝，而宋朝暗中支持张觉一事也被金朝获知，双方联盟彻底破裂。张觉的反叛最终成为了完颜晟入侵宋朝的借口。
在对宋发动全面战争前，金解决了自己的边境纷争。金天会二年（1124年），金与西夏缔结合约。次年（辽保大五年，1125）三月，耶律延禧被俘，辽亡。十月，金太宗召集诸将准备伐宋。
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金兵分两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以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为统帅，从西京大同府南攻太原市，东路军以多伦路都统完颜宗望、六部路都统完颜昌（女真名挞懒，金朝宗室将领，完颜阿骨打堂兄弟）为主将，从平州西攻燕山（今北京北部）。
十一月，东路军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二月进军三河市（今属河北区），战胜降宋辽将郭药师，郭药师以燕山府（今北京、天津武清、宝坻区、固安县、永清、安次区、三河等县）降金。金占据燕山州县，并借郭药师提供的情报了解宋军虚实，以之为前锋继续深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统帅完颜宗翰先派使臣前往太原市与童贯沟通，要求宋朝割让山西省（今山西）、河北省（今河北一带）两路，以黄河为界两分天下，童贯逃往开封市。于是宗翰挥军南下，朔州市（今山西朔州）、武州城遗址（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忻州市代县）、忻州（今山西忻州）均开门投降，军队围攻太原。
当宋徽宗得知金朝已占领燕山府、包围太原，才下诏废止“花石纲”，并封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有禅位之意。宋徽宗发布罪己诏，并下诏令朝廷内外直言进谏，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十二月下旬，宋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自称“道君皇帝”，退居龙德宫，而后又与其宠臣童贯、蔡攸等一同逃往南方的镇江市府。太子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
徽宗的内禅在北宋皇家礼仪中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他也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徽宗虽贪生怕死，但对统治权极为眷恋。宋徽宗所南逃的淮、浙是其宠臣蔡京、朱勔、童贯等人党羽遍布、根基最深之处，追随而去的官员数量颇多。徽宗在东南建立起了自己的小朝廷，刚到东南不久就连发“圣旨”，截留东南送往开封市的公文、勤王军队和粮食。赵桓为维护帝位，处死了“六贼”中的王黼、李邦彦、梁师成，将徽宗身边的童贯、蔡攸以及南逃的蔡京贬官，并下诏禁止徽宗干预政事。徽宗被迫写密信表示愿意放弃权力，回到开封。其宠臣蔡京死于贬途，童贯、蔡、朱相继被处死。
宗望率领金朝东路军连克庆源府（今赵县）、信德府（今邢台市），恰逢宋朝派遣通直郎、陕西省转运判官李邺以给事中的名义出使金朝求和，告知他宋徽宗已经禅位，请求两国修好。宗望担心宋朝已有防备，本想退兵，叛将郭药师却说“南梁（指宋朝）未必有备，不如姑行”。赵桓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宗望占领相州、濬州，黄河南岸的守军望见金军旗帜便烧桥而逃，滑州也“望风迎溃”。宗望率军渡河，逼近开封市。钦宗效仿真宗在澶州之战时的举动，下诏亲征。在亲征行营使李纲（两宋之际抗金名臣，后官至宰相）的带领下，开封军民击退了金军的多次进攻。
在郭药师的指导下，金朝遣使提出退兵要求：割让中山、太原市、河间三镇；金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奉金帝为伯父；放归在宋境内的燕、云人士；以宰相和亲王为人质，送大军过河。李纲认为条件太苛刻，请求出击，最终赵桓还是听从李邦彦等人求和意见，答应金人全部要求。少宰（次相）张邦昌与赵构赵构（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被送往金军为质。
正月下旬，马忠、种师道、姚平仲等宋军将领率领勤王军赶到开封市。李纲上书建议称：城下金军六万，宋军二十余万，可以先围困金军，取回誓书收复三镇，再趁其北归一举击之。钦宗急战，催促臣下出兵，姚平仲自请出战。二月一日，他率步兵万人夜袭敌营，想生擒宗望，迎回康王赵构。刚一出发就被金朝发觉，姚平仲兵败逃走，李纲率领诸将出救，用弩枪箭射击退了金人。
宗望叫来宋使，谴责宋人违背盟约，张邦昌恐惧落泪，赵构不为所动。金人便派出王去宋问责，并要求更换别的亲王为人质。赵桓推卸责任，称出兵是李纲、姚平仲的个人行为，与朝廷无关，并罢免李纲、种师道、姚平仲以示诚意。
二月五日，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千余人上书抗议，要求罢免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奸臣，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议和，其主张反映了当时京城军民的愿望，前来声援的军民多达十余万。这场请愿最终演变为暴乱，愤怒的群众冲击宫门、殴打宰执、逼迫枢密、残杀内侍，直至见到李纲和种师道复出，百姓才散去。
赵桓虽然将李纲复职为京城防御使，但仍继续割地求和。钦宗亲笔御书割让三镇地界，并让肃王赵枢（宋徽宗第五子，钦宗之弟）代替赵构，升张邦昌为太师（首相），将二人作为人质。当时宋朝各地勤王军不断抵达开封市，金西路军却因久攻不下太原市而未能与东路军汇合，二月九日，拿到割地诏书的宗望不等宋朝备足金币，便率东路军从开封退兵，肃王也被带走。二月十九日，完颜宗翰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留下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太原，主力部队南下攻克威胜军（今沁县）、隆德府（今长治市）。至泽州（今晋城市）时，遇到北上的宋朝割地使，得知宋已割让三镇，便返回太原，暂时居住在太原城外的旧城，号称这里是“元帅府”，准备为攻城做长久打算。
开封之围的危机解除后，种师道请求半路截击退回北方的金军，赵桓不许。吕好问认为秋冬之时金朝必会卷土重来，宋朝要做好应战准备，钦宗不听。朝廷之中，大臣意见不一，始终无法有所作为，钦宗甚至再一次罢免了种师道。
割地之约虽已签订，但中山、太原市、河间三镇的军民不接受此诏书。考虑到三镇的重要战略价值，以及在李纲等主战派大臣的坚持与三镇军民的反抗下，至靖康元年（1126）二月下旬，钦宗罢免了主和派的大臣，并以完颜宗翰在协议达成后仍进攻隆德府、先违盟约为由，废除了割地协议。复命种师道为河北省、山西省宣抚使，驻军滑县（今河南安阳滑县），宣布固守三镇。
宋廷在宣布固守三镇的同时，以姚古（姚平仲之父）为河东制置使，领兵六万自河东援救太原，以种师中（种师道之弟）为副官，率兵九万从河北支援真定、河间诸郡。三月末，姚古收复隆德府、威胜军，与金朝交战，互有胜负，但直到四月仍无法解救太原市。五月九日，种师中在榆次区（今山西晋中榆次区）与金军将领完颜银术可（金朝开国大将）展开大战，被金军铁骑冲散，种师中死战不敌而亡。金军又乘胜进兵，击败姚古。宋朝这一次入援太原的行动宣告失败。
金军击溃宋军入援后，加强了对太原的围攻，太原守臣张孝纯向朝廷求援，于是宋廷命李纲为宣抚使，统军共二十二万于七月底进兵太原。但大小数战都只是“望尘而走，或交锋而退”，前锋不胜，后方军队便都退缩不前。本次入援也失败了，宋军元气大伤。恰逢此时，金军再次大举入侵，太原市危在旦夕。
八月上旬，金朝以宋不遵守割地和议为理由，派出宗望、完颜宗翰分别率领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再次入侵宋朝。宗翰军队猛攻太原，太原城在坚持255天以致矢尽粮绝、九成居民死于饥饿或疾病后，于九月初三终被攻破，指挥官王禀自尽。
太原沦陷，山西省被占，使得金人达成了南北合围开封市之势，得以攻陷首都，灭亡北宋。正如陈规（南宋军事家）所论：“京城之难，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
太原沦陷是宋金战争的转折点，宋廷中的主战派下台，主和派重新掌权，但与金朝的割地议和沟通遭到对方拒绝。十月初，战略重镇真定府（今河北石家庄市）以两千人顽抗金东路军主力四十余天后被攻陷，两路金军迅速南下。赵桓派出赵构赵构与刑部尚书王云为使，想与东路军统帅宗望议和，再次同意割让三镇。此时东路军已渡河南省下，金使提出划河为界，钦宗立即同意，并派耿南仲、聂昌分别去往宗望、完颜宗翰军前议和。赵构、王云至磁县（今河北省磁县）时，王云被磁州人民杀死，赵构退还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耿南仲与聂昌也都未完成割地议和使命。
闰十一月初，东西两路金军先后抵达开封市城下，多次攻城未果。但钦宗与右相何听信郭京“六甲神兵”可胜金军之说，让他招募年命符合六甲者为兵，结果只招来了一群市井混混。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声称出城而战，实际弃城而逃，反令金朝攻占开封城墙。十二月二日，钦宗亲赴金营奉上降表。四天后，山西省路与河北路被完全割让给金朝。靖康二年（1127）二月六日（3月20日），金废宋徽宗、赵桓二帝为庶人。北宋灭亡。
靖康二年（1127）二月与四月，宗望、完颜宗翰分别押送徽宗、钦宗二帝北行，连同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掳走。赵构的即位册文称之为“金贼乱华，二帝北狩”，由此“北狩”成为皇帝被掳到北方的婉词。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二帝被迁往上京，素服拜金太祖庙，宋徽宗被降为昏德公，钦宗被降为重昏侯。宋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1135），赵薨逝于五国城。绍兴三十一年（1161），赵桓薨逝的消息传到南宋。
除了二帝与宗室，金朝将其“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司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全数掳走。。开封市城内惨遭纵火、屠杀，金人还利用宋廷中的投降派勒索百姓财物，最后连带城内一切壮丁妇孺、财物图书都挟而北去，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所载：“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营中遗物甚众，秘阁图书，狼藉泥土中，金帛尤多，践之如粪壤，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以去。”
不仅开封，金朝在整个中原杀戮百姓，掠夺财物，霸蛮妇女，焚毁产业，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
金人大肆劫掠之后，面对已经占据的土地，担心直接统领不被民众接受，也不愿再立赵姓宗室，于是决定在中原扶持一个异姓王登基。宋廷遗留的臣子无人愿意逆，金人便选择了一直留在金军中为人质的前太师张邦昌。张邦昌自靖康元年正月被派往金营为质，至次年正月从燕京被押回开封市登基，在金军中停留一年时间。期间他沿途劝说宋朝守城军民投降，惟金朝指令是从，又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是金人可选的最佳傀儡。
靖康二年三月七日，张邦昌被立为皇帝，国号伪楚。当时金人正在讨论是否要留兵保卫张邦昌政权，宋臣吕好问便推脱说北方将领与军队在南方久留恐怕水土不服，有害身体。四月一日，金人北归，未在开封留兵。
张邦昌登基后，不敢真以皇帝自居，册封百官都加“权”字，百官也不以君臣之礼对待他。吕好问、马伸等劝其迎回元祐皇后（即宋哲宗废后），并请赵构赵构登基。张邦昌被形势所迫，四月十日还政于元皇后，“伪楚”政权仅存在三十余天。同年六月，张邦昌被贬往潭州（今湖南长沙），九月下旬，张邦昌被处死。他的死也成为金朝再次进攻宋朝的理由之一。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军进攻开封市时，赵桓派遣康王赵构与王云北上与金人谈判，但在途中被磁州（今磁县）人民扣留，王云被杀，赵构返回相州，他也由此成为了唯一未被围困在开封城内、逃避了金军抓捕的皇子。闰十一月，钦宗从被猛烈围攻的开封城中传诏，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令其即刻起兵勤王。十二月一日，赵构在相州建起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各地勤王之师纷纷汇集麾下，但赵构并未驰援开封。他命令宗泽（宋朝抗金名将）打着大元帅赵构旗号南下向开封进发以吸引金军，自己则率主力逃往东南。伪楚建立后，赵构准备自建朝廷，没有追击北撤的金朝，任其顺利而返。张邦昌自愿让位称臣后，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市古城）即皇帝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建都临安区（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北宋灭亡之后，河东、河北路被割让给金朝，但两路军民群起反抗，抗击金军。宋廷向两路提供钱粮支持其抗金活动，广大军民屡挫强敌，收复部分失地，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军大举进攻的势头，使之无法完全占领黄河以北地区，也无法实现短期内攻占开封城的计划。
宋徽宗即位之后，朝廷中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烈，作为在这两派中摇摆不定的政治投机者蔡京，凭借一手好字获得了喜好书画的徽宗赏识，逐渐升为宰相。蔡京与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等人被当时人合称为“六贼”，他们控制着徽宗时期朝政，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用党争手段排除异己，公然卖官鬻爵，增税加赋、搜刮民财。
蔡京重用苏州市人朱勔主持苏州应奉局、杭州造作局，从全国各地特别是江浙一带往开封市运输民间的奇花异草和怪石，修建延福宫和华阳宫，这一运输线路称为“花石纲”。地方官员在抢夺民间花石竹木时趁机敲诈勒索，使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以至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方腊起义。
在军事上，从南宋时就有人指责童贯作为将领，没有治军能力，屡遭败绩。且据说他主动挑起了边境之乱对辽用兵，因为他在政和元年（1111）以宦官身份出使辽朝时遭到辽帝的羞辱。
正如明末清初著名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谈及北宋灭亡时所评价的，北宋坐拥财富和兵力却不知道如何使用，正是因为用人不当的缘故。
赵煦元祐年间（1086—1093）的元祐新旧党争导致了此后牛李党争的恶性连锁反应。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登上相位后高举“绍述”之旗，在各地立下“元祐奸党碑”，将司马光、文彦博等人打为异党，以此排除异己，实现专权。连绵党争引发了政治腐败，官员唯利是图，以中饱私囊为目标，不关心民生疾苦。异党人士相互倾轧，抓住机会就要致对方于死地。党争之祸起也不乏最高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宋徽宗继承祖宗遗训“异论相搅”，平衡新旧两党势力，令其相互制约，激化了宰执权力之争。党争之祸使得北宋政局紊乱，元气大伤。
第一次宋金战争结束后，金朝退兵，赵桓即位，北宋获得喘息之机，但朝廷内部并未正本清源，而是又陷入党争辩论之中。杨时（程颐弟子，理学大家）攻击蔡京等“六贼”，要求废除王安石之学，并为元祐党人正名。虽然驱逐了蔡京、王黼等人，但杨时仍未跳脱出党争视野，在官员任免时，起用元祐党人后代，而不是以能力强弱为标准。如抗金忠臣李纲和许多有才行的官员，就因为曾被蔡京举荐而遭到排斥。这些矛盾与斗争造成了频繁的人事变动，影响了对军国大计的决策，朝廷中主战主和争论不休，难以达成一致，使得北宋终至覆灭。
北宋末年，统治集团的统治政策是“防内甚于防外，防民胜于防敌”。对女真统治者，宋徽宗、赵桓一再递交投降书与割地书，并将其掠夺行为美化为保存人民生命的义举。开封城破之后，甚至令全城军民到金军军营前感谢其不杀之恩，并且协助金朝搜刮财富、劫掠妇女。
北宋政府对于主战派的将帅朝臣和主动抗金的人民都采取了镇压态势，如在开封市第一次解围后，以年老为借口解除种师道的兵权，数月之后，以主战消耗兵力财力的理由放逐了李纲。主和派丞相耿南仲当政时，将李纲等主战将领搭建的开封防守设备全部拆除。北宋政府还杀害了自发抗金的爱国官兵，镇压自行组织起来的抗金人民武装，使得人民力量难以得到团结。
宋朝建立之后，为确保政权稳固，避免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王朝短命的情况出现，宋初统治者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这一政策最终成为了赵宋王朝一脉相承的“祖宗家法”。宋朝统治者从多方面限制武将，以文臣任知州、设置转运使，使得中央、地方的政权和财权都归于文官，由皇帝直接领导，实现军政分离，军不代政，发展到文官领军的地步，又时常调动将帅，导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宋徽宗统治时期，河北一带军备不振，“将不知兵，兵不知战”。边关守臣如果考虑改革振作军队，便被视为大张旗鼓，不为朝廷所容；如果只是安于现状，那么军队纪律、作战能力便日渐下降。至赵桓时期，军政不修已经三十余年，过半军队缺失部员却不及时补充，剩下的都是些不会作战的残兵败将。而宋朝耗费巨额财力供养的禁军，也多因统治集团的奢靡需要，转而专门研习“奇技淫巧”。宋朝军队战斗力丧失殆尽。
宋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1122）初，金军率先攻下辽中京，四月与十月，宋军两次进攻辽南京都以失败告终。十二月，金军抵达燕京城下，辽人不战而降。由于燕京最终由金朝攻破，所以宋人求取燕云之地时，金人不许，在国书中指责宋人失约，没有按照要求夹攻辽军，宋人不得不在岁币之外另支付一百万贯，以燕地赋税的名义付给金人以换取此地。在联金灭辽的军事行动中，北宋出力很小，但金朝独力作战仍消灭辽朝，暴露了北宋在军事上的弱点，使得金人对宋人十分轻视。北宋要讨回失地，只能接受金人逐渐增加的价码和附加条件。北宋签订“海上之盟”联金攻辽这一行为是引狼入室。
北宋还违反了十分重要的一则盟约条款，即“不得容纳叛亡”。在宋辽与宋金的盟约中，都包含了此则事项，北宋从未对辽违反这一点，却接纳、支持了叛出金朝的张觉，给金人入侵的口实。
后世学者对造成靖康之变的主要原因存在诸多观点，比如“命定论”、投降政策、违背盟约、新旧党争、宋徽宗用人失察等等。
许多人用“命定论”解释靖康之变的发生，如南宋人强调天命，把国家的安危归咎于“天意民心”，认为北宋灭亡是因为“天实恶之”。游彪认为北宋开国以来重文轻武、文人统兵的祖宗家法，注定了北宋灭亡的事实，北宋军备废弛的军事背景使其注定难敌金人。
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则在《宋论》中反驳了“命定论”，他从财力、兵力、将相三方面分析了北宋实力，认为在靖康之变前夕，北宋无论从军事实力、财力还是人民的抵抗情绪来看，都不至于遭致灭亡。臧嵘同意其观点，并将原因归为北宋统治集团的投降政策。
宋亡以后，宋徽宗的昏庸奢侈与朝政混乱，逐渐被视为靖康之变的主因，如《宋史》卷一四九评价：“迄于徽宗，奉身之欲，奢荡靡极，虽欲不亡得乎？”
陶晋生认为宋朝没有固守盟约是引发靖康之变的主因，同时认为相比君臣议论不定和新旧党争，徽宗用人不当是更直接的原因。
还有一些学者的假设为靖康之变的结果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如张邦炜认为如果不是北宋末年宋徽宗与赵桓内讧，北宋或许可以延续。王曾瑜提出应对开封之围的新方法：金朝不耐炎热，不擅雨战，如果守城得当，拖延到夏天，金军只能无功而返。
张邦昌被金人推为“伪楚皇帝”，其政权只延续数十天，便让位给肃王赵构，但对于张邦昌是否自愿让位的问题存在着争议。
《宋史纪事本末》中既记载张邦昌心中不安，不敢使用皇帝专有称呼，“见百官称予，手诏曰手书”，拜百官皆加“权”字，显现其不愿为帝之意。又记载他“凡言事皆用君臣之礼”，监察御史马伸称呼他为“太宰相公”时，张邦昌为此感到气馁，似乎对皇位有所眷恋。《伪楚录》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均认为张邦昌摇摆不定，有异心。学者张伟则认为张邦昌登基是被金朝胁迫，登基后拒绝金人留兵护卫、致书金人祈求归还宋朝旧臣被拒绝等事，足以证明其没有僭越之心，一些看似背叛的举措只是为掩人耳目。
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宋徽宗与蔡京等“六贼”总是被认为是导致金国入侵、北宋颠覆的罪魁祸首。而（英）崔瑞德（又称杜希德）和（美）史乐民主编的《剑桥中国宋代史》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剑桥中国宋代史》认为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说，中国传统史学在文献编中存在着道德褒贬的偏见。徽宗朝的文献始终用负面手法书写蔡京与其同党，与这种谴责史观立场不同的史料几乎没有能够幸存于世的，现存的文献都受到南宋以及之后史家的谴责态度影响。北宋末年的历史叙述由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目的论影响，后世史家极易以上帝视角把徽宗朝描绘为必然衰落和灭亡的时代，任何行动都被视为王朝灭亡的先兆。这会使读者忽略导致北宋突然灭亡的随机和偶然因素，以及其中不断出现的稳定平衡阶段。
宋室南渡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东南地区成为新的政治重心、经济重心与文化重心地区。
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后，赵宋政权便开始一路南逃。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攻占扬州市，高宗逃往杭州市（今浙江杭州），金军撤退后，南宋政权迁都江宁区（后改称建康，今江苏南京）。金军再度南侵后，南宋军队望风溃败，高宗南逃以至于乘船入海暂避。追击高宗的金军被南宋军民的反抗击退，高宗从海上归来之后，在临安区与建康之间反复变换驻地，最终在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
经济重心的转移源于北方资源配置的落后与南方经济实力的上升。金朝对黄河流域的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省、陕西省等地蹂躏颇多，造成了城市经济的残破、劳动力的缺损与农村生产力的凋敝，同时对北方进行土地掠夺、政治压迫、赋役剥削等，削弱了北方地区的经济实力。宋室南渡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之一，靖康之变造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高潮，向南方输入了大量劳动力。再加上经过开发的南方水热条件比北方更适宜进行农业生产，于是南方逐渐成为经济重心。
金军占领中原，破坏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导致其衰落为传统文化的荒漠。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接纳了大量逃亡的北方贵族、官僚、文人世族，这群文化精英将发达的文化传播到南方各地，使南方整体文化水平提高，为其文化之兴盛奠定基础。政治重心的转移由此带来文化重心的转移。
靖康之变后，迫于宋金战争的严峻形势，北宋政权原本文臣掌兵的祖宗家法遭到挑战，以文制武的体制难以维持。在内外战争中，因为文臣不善战，武将的实权得以逐渐增加，南宋进入了武将掌兵时代。
宋高宗即位后，金朝于天会六年（1128）再次南侵，准备一举消灭宋朝。高宗本在扬州市，听闻金军到来，弃城逃往江南，江北之地都被金军占据。建炎四年（1130），金军途经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率军八千阻击，回程又被岳飞等部追击，南侵失败，从此退出江南。此次出征江南失利之后，金朝转而主攻陕西省，结果绍兴元年（1131）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惨败。此时秦桧等人仍主张议和，但次年由于主战呼声甚高，高宗不得不罢免秦桧相职。与此同时，金朝放归了扣押六年的宋朝使臣王伦，有议和之意，迫于主战之声，南宋并未回应。
绍兴三年（1133），金军与伪齐（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以刘豫为“大齐皇帝”，坐拥中原）联军再度南侵，在陕西败于吴玠，在江淮败于韩世忠，在襄阳市败于岳飞。金朝意识到南宋难以轻易击败，连年战争损耗了金朝国力，恰逢绍兴五年（1135）完颜晟去世，完颜亶即位，双方使臣都传达了和议态度。绍兴八年（1138），南宋大臣群起反对和议，史称“戊午谠议”。
金朝忌惮岳飞武力，将杀害岳飞作为和议的前提。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与秦桧合谋，杀害岳飞，迫害主战派官员，并向金朝纳贡称臣，以此达成了“绍兴和议”。“绍兴和议”前，金朝对待南宋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采取的策略一直是追捕赵构、歼灭北宋政权、建立新的异姓政权以统治汉族。“绍兴和议”后，金朝认可了南宋作为从属藩国的地位，南宋得以与金并存。但“绍兴和议”相比隆兴二年（1164）宋金达成的“隆兴和议”，后者虽也是不平等协议，但是南宋以武力迫使金朝作出一定让步的结果，使双方正式进入了相持阶段，更具积极意义。
靖康之变催生了一批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满怀抗战救亡、恢复中原情怀的文学作品。
代表北宋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原本以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为功，遭逢靖康之变后，多创作以爱国、抗金为主题的诗歌，表达对沦陷山河的怀念、抗击金军之志和忧国忧民之情等等。
靖康之变后，以李清照、朱敦儒、李纲、陈与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登上词坛。原本吟风弄月的雅词，在山河破碎、民族屈辱下，转变为贴近现实生活，表达民族、社会苦难与个人理想破灭的压抑苦闷。南渡词拓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使之更具时代感与现实感。
经济、政治融合。靖康之变后，女真、辽朝等族大规模移居中原屯田，与汉族错居，逐渐接受以土地租佃和买卖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关系，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融合。在礼乐、刑法、官制等方面也接受汉族影响，实行重大改革。
文化融合。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宋徽宗被掳到金朝的五国城或韩州时，遇到各种吉凶、丧葬、节气之事时，金人都会给他赏赐，有赏赐便要写谢表，金人将宋徽宗的谢表集成册子，在榷场中售卖。为巩固统治，早在完颜亶（1135-1149年在位）时期，就开始以孔子为尊，在金上京建立孔子庙。金人在黄河流域推行女真化的尝试失败后，更倡导尊孔、读经，程朱理学也在金朝得到发展。
语言风俗融合。金人进入中原之后普遍改说汉语，宋人说胡语，女真歌曲也在中原广泛传唱，形成了“女真风流体”。开封市舞女在金朝长期统治后，已不记得北宋时期的“宣和妆”。
北宋末，金军第二次包围开封城时，宋廷试图通过协议保留政权，犒军费筹措不齐，便以上万名宫廷、宗室、京城妇女抵债。这些妇女在金军中遭到蹂躏，北宋灭亡后，又被金军押送随同北迁。到达金朝首都上京后，被遣入洗衣院、金军营寨等供金君臣享乐之地，甚至流落民间为奴为娼。
赵构即位后，金人大肆宣扬其妻母被辱之事，这段历史让南宋君臣人民痛入骨髓。同时也让南宋道学家关注到在战场失利后妇女贞节受到的威胁，于是他们提倡妇女舍弃生命保重贞节，北宋末以后有记载的烈女节妇数量激增。靖康之难并未提升士大夫忠君报国境界，却让为父献身、为夫献身的观念深刻烙印在女性心底，贞节观由此强化。女性承担的道德压力增加，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序：“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厥造端，误国首恶，罪有在矣。至临难，无不恨焉。当其两河长驱而来，使有以死抗敌：青城变议之日，使有以死拒命，何可挫其焰而折其锋，惜乎！仗节死义之士，仅有一二，而媮生嗜利之徒，虽近臣名士，俯首承顺，惟恐其后。文吏武将，望风降走，比比皆是，无人焉故也，尚忍言之哉！”
《宋史·宋徽宗纪》史臣赞：“宋中叶之祸，章、蔡首恶，赵良嗣厉阶。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辽天祚之亡，张觉举平州来归，良嗣以为纳之失信于金，必启外侮。使二人之计行，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以是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斥正士，近奸谀。……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王夫之《宋论》：“靖康之祸，自童贯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于必亡之辽朝，而授国于方张之女真族。”“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故当靖康之初，欲靖内以御外，追其祸本，则蔡京、王黼、童贯、朱勔乱于朝，开衅于边，允当之矣。”
谢桃坊：“靖康之变是宋代历史转折的关键，成为宋人的奇耻大辱。”
刘扬忠：“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是宋朝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王永年：“发生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导致徽钦二帝被俘北国。这使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的最大城市（指开封市）顷刻间覆灭。'靖康之变'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角是中原民族历史，即汉族历史占主流。即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南北自治，没有产生从属王朝关系。而到了宋朝，面对北方少数民族辽朝、女真等民族强劲崛起，致使中国历史格局发生了变化。'澶渊之盟''海上之盟''划淮而治'，大致内容都是宋朝对契丹、女真'称臣纳贡'，历史的主角变为以契丹、女真族为主了。'靖康之变'后，金王朝政权扩大到了秦岭、淮河，南宋'偏安'江南。而元、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地位。”
指靖康之变。出自宋·岳飞《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元·李濂《水调歌头》：“谁雪靖康耻，千载恨无穷。”
清·方孝标《于少保墓》：“焉知北狩车，不踵靖康耻。”
清·席佩兰《德风亭 其二》：“天宝流离靖康耻，晚年俱作上皇奔。”
本指到北方去狩猎，又作为皇帝被掳到北方去的代称。出自赵构即位册文：“金贼乱华，二帝北狩。”最早使用这个词指代皇帝被掳，就是在宋徽宗和赵桓被金朝掳走之时。
王明清《挥后录》卷四：“逮二圣(宋徽、钦二宗)北狩，彭以无名位，独得留内庭。”沈德符《野获编·科场二·内官子弟登第》：“英宗北狩不返，徐埕辈议南迁，于谦等争之不能得。”
宋·李纲《靖康传信录》
宋·陈东《靖炎两朝见闻》
宋·确庵、耐庵《靖康史》
宋·王若冲《北狩行录》
游彪《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张吉寅《汴梁悲歌 靖康大变局》，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位于铁岭市，据考为金朝韩州城旧址。《金史·太宗本纪》记载，金天会六年（1128），宋徽宗与钦宗被迁往韩州城羁押，曾居住在此处。八面城城址为土筑方城，面积66万平方米，大部分被夷为平地，仅有城东墙墙基幸存。
辽宁省博物馆藏上京款大晟南吕编钟，出土于金上京一带，青铜铸造，形制古雅。全高27.9厘米，开口长18.4厘米、宽14.9厘米，厚0.7厘米。以双龙钮悬挂钟体，钟面铸有虺纹，属于椭圆形甬式钟。钟身正面铸“大晟”器名铭文，背面铸“南吕中声”律名铭文，钟唇沿下有金朝“上京都僧录官（押）”验刻款。
北宋崇宁三年（1104），应天府崇福院挖掘出了六枚古钟，被视为祥瑞之兆，宋徽宗因此制作新乐市以及礼乐仪器，赐新乐名为“大晟”。目前世界范围内至少有25件大晟钟实物被发现，应该是靖康之变后流落各地的。辽博藏上京款大晟南吕编钟，在靖康之变后，流入金上京的一处寺院用作佛教法器。
辽宁省博物馆藏卤簿钟，全高1.84米，钮高0.74米。圆桶形，钟身六层，由五道弦纹分隔，第二至四层为卤簿图。钟身有两处刻款，分别为金朝验刻款“右街僧官（押）宛平街道仰山院官（押）”铭文和清代追刻的“大清乾隆年造”铭文。
据考证形制和纹饰，此钟应为宋徽宗时期的宫廷遗物，铸造于北宋末期、政和八年（1118）以后，可能是作为北宋首都的朝钟使用。靖康之变后，此钟被掠运至燕京，成为金皇家寺院仰山院的佛教法器。
宋元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出自冯梦龙《喻世名言》卷二十四）
王曾瑜《靖康奇耻》
《开封府》（2015）
导演:梁伟 编剧:王樱澄/徐洁勤
《追寻宋金时代的别样生活》（2018）
导演:张馨尹
射雕英雄传.豆瓣读书.2023-06-02
靖康奇耻.豆瓣读书.2023-06-02
大金王朝.豆瓣读书.2023-06-02
开封府 (2015).豆瓣电影.2023-06-02
追寻宋金时代的别样生活 (2018).豆瓣电影.2023-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