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6:16
《走向海洋》是中国第一部全面梳理中国五千年海洋文化和历史的大型海洋文化纪录片。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海洋既是屏障，又是通道，人类曾经因为大海的阻隔而各自独立，又因为大海的联通而相互依赖，或者相互征服。
《走向海洋》由国家海洋局、海军政治部联合摄制，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北京三多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承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协助拍摄，国家海洋局新闻信息办公室、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出品。
海，海洋，时刻都在涌动着魅力和财富，激荡着尊严与沧桑，她日夜牵动着我们无穷无尽的蓝色遐思，她无数次的叩问着我们龙的民族难以释怀的心结。
——总制片人、总编导陈红
失去了海洋，也就失去了家乡；失去了海洋，更将失去了整个世界！《走向海洋》是中国第一部全面梳理中国五千年海洋文化和历史的大型海洋文化纪录片，是国内首部以历史和发展眼光关注海洋文化的大型纪录片。该片以中原地区数千年海洋发展史为纵坐标，以西方大国崛起的海洋探索为横坐标，以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为时代背景，警示国人勿忘“背海而亡、向海而兴”的历史经验，呼吁建立海路统筹、和谐发展的现代海洋战略，为实现华族的伟大复兴鼓与呼。
班师途中，登碣石，居高临海，视野寥廓，即兴赋诗一首……
观沧海
曹操（东汉）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数千年潮起潮落沧海和中华到底又有怎样的交集呢？
文明的走向
“我有点儿金，有点儿银，有几条海船在海里，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我还能再要什么呢？”这是一首西班牙民歌，在西方人的概念里，幸福来自大海，来自贸易和征服。
而表达同样的希望，生存于青藏高原东麓的中国人，用的却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幸福就在脚下，就在心血和汗水的耕耘中。
那么，东、西方的文明差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类素来都是以生存为第一需要。
被群山怀抱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积淀着最肥沃的土壤，它不仅养育了先民，也塑造了华族最基本的品格。
黄土地的物理特性，使定居农业成为中原地区先民的自然选择。土地和耕作经验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正是在创造生活的过程中，家族和血脉被赋予了神圣的情感。
经过两三千年的颠沛流离，到炎帝和黄帝时期，中华民族由漂泊无根的渔猎时代，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
但中华文明真的是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吗？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温暖的季风，中华民族真的就此与海洋彻底隔绝了吗？
公元1899年10月的一天，清末的北京人心惶惶，远处的海边似乎已经隐隐传来八国联军的枪炮声。
国子监内，一灯如豆。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这所皇家路大学的最高长官王懿荣，正全神贯注地端详着一味名叫“龙骨”的中药材。
也许，王懿荣并不清楚他的发现将石破天惊，但作为京城最权威的金石学家，他一定很清楚，这些模糊的刻符对岌岌可危的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3000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19世纪最后一个深秋？”
“乙亥卜，行贞。王其寻舟于河，亡灾。”
这片甲骨记载的，是商王河中泛舟，平安无事的状况。从卜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3000前的“舟”和今天的实木板船非常相似。
占卜是商朝最核心的机密、通过垄断与祖先和上天沟通的权利，商王将政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占卜使用的材料有来自黄土高原的牛骨，更多的是产自南方深海的龟甲，这是不是暗示着在商王朝创立之初，海洋的气息要远远大于内陆的特点呢？
现代世界的雏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在这条通道上往来的，并不仅仅是丝绸、瓷器、香料和贵重金属，更重要的是，它还传递着科学技术、市场观念、宗教平等、尊重法律，以及通过金融手段管制国家等思想意识……
一句话，我们今天熟悉的许多东西，那时，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
富国强兵
开封市，北宋的首都。龙亭位于城市的正中央，它是这座伟大都城为数不多的遗迹。
公元1068年7月，皇帝、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都在翘首企盼着一个人的到来。街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
介甫，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字。
此前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呼吁变法。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引起皇帝的兴趣。先皇驾崩，他的儿子、18岁的赵顼皇帝立刻召见王安石。
神宗不能不急。继位3天，他视察了国库。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100多年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尽！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当时，在中国版图上和北宋并存的政权有三个：辽、西夏和吐蕃。在这种背景下，宋朝的前四位皇帝连年用兵。但是，战争的结局往往以失败告终。
为了安全，宋朝不得不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养兵、再加上巨额战争赔款——岁币，使得宋朝国库空虚。
摆脱“内忧外患”，赵顼皇帝和王安石寄希望于变法。变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富国达到强兵。那么，如何富国呢？
简单地说就是：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来操纵国事。
以金融管制的方式操纵国事，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但是，900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可谓开天辟地头一遭。
那么，为什么北宋的官员们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北宋时，中原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发达的世界经济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城市化水平很高，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在宋神宗毫无保留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强力推行新法。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赵顼曾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中国……”
公元1080年，宋元丰三年，朝廷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即便如此，并不是人人都满意新法。变法之初，王安石就曾和另一位朝廷重臣——司马光发生过争论。
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将民间的财富聚敛到了国家。王安石反驳说：“真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变法的倡导者。为此，他曾专门给赵顼解释通过加快货币周转，来增加社会财富的道理。
围绕变法，统治阶层分裂成了“新”“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北宋的国策，就在这种争斗中摇摆不定。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女真铁骑兵临城下。应验了他们之前对宋朝使臣所言：“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
“靖康之变”，是一个王朝的结束，同时，它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的开始。
公元1129年，中原地区农历己酉年。南宋王朝的命运正漂浮在这片海面上。
金朝军队在完颜宗弼的统率下，追击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为了避敌从台州市入海，大约有半年时间，赵构的御船就在温州市一带徘徊。。。
听起来，这更像一个传奇故事。
公元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停靠在东非港口马林迪。船队由3艘帆船组成，目的地是印度。作为第一个开辟东方航线的欧洲人，达·伽马向当地居民夸耀了自己的船，然后，急不可待地提出了贸易要求。
看着葡萄牙人拿出的小玩意——玻璃珠子、铃铛、珊瑚项链、洗脸盆……非洲人的脸上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接下来，村中的长老向达·伽马展示了精致的丝绸、瓷器和一顶镶着金边的乌纱帽。他告诉目瞪口呆的葡萄牙人，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人驾着数不清的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那些船很大，葡萄牙人的船看上去像座房子，那些人的船，看上去超过了整个村庄。
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将信将疑的欧洲航海家询问了村中的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朱棣的雄心
600多年前，繁忙的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四川省、江西省深山密林中砍伐的巨木，在广东省打造的铁钉，来自江南省的棉布，以及全国各地征集来的棕绳、胶、瓷器、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
那是明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中原地区，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船厂，正在日夜赶制即将“出洋”的巨舰。
这样的繁忙景象也不仅仅出现在帝国的首都南京，设在福建省、苏州市等地的船厂，也在做着相同或类似的工作。几乎整个帝国都被卷入了造船的计划，而计划的制订和组织者正是当朝的皇帝——朱棣。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朱元璋的眼中，他，是最有才干，也许还是最有野心的一个。于是，他被派往北平市去对抗帝国的最大威胁——蒙古骑兵。十多年的大漠征战，不仅将朱棣塑造成一名杰出的领袖，同时也给了他维护领袖地位的力量——一支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军队。
公元1895年2月，北洋水师危在旦夕。
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威海城、南邦、北邦炮台相继陷落。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的劝降书。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打开东方的大门
清代乾隆五十八年，即公元1793年，经过一年的海上颠簸，英国勋爵马嘎尔尼率领一个超过700人的使团来到中原地区。
这是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为了这一天，欧洲的航海家已经在海上搏击了近300年。正是在寻找中国的过程中，欧洲人发现了世界，并掀开了轰轰烈烈的工业文明全球化的大幕。
9月14日，秋高气爽，爱新觉罗·弘历在热河省接见了马嘎尔尼和他的随从。
马嘎尔尼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在中国增开舟山市、宁波市、天津口岸，减免英商关税，设常驻外交使节，并开放租界等通商请求。
但令英国人意外的是，这些他们认为并不过分的要求，却被乾隆皇帝一口拒绝了。
对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英国人艳羡不已。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
而对于英国人精心准备的礼物，天文望远镜、船只模型、钟表和武器等，爱新觉罗·弘历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
因为在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以上，即便是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也对中国推崇有加。
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肯定地说：“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区都富强。”
没有人能预料到正在萌芽的工业革命，会有如此巨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也没有人能相信，那些在海上搏命的洋人们，最终能够成长壮大，并为全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的坐标。
事实上，清朝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帝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原地区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
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论道：“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但闭关锁国，真的就能保障清代的江山永久太平吗？
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嘠尔尼不得不离开北京，在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半个世纪后，1840年，马嘎尔尼的话变成了现实。
农历八月十八日，海宁市人头攒动。
1916年，刚刚粉碎了袁世凯的复辟梦，孙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和蒋介石等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市赶到盐官镇，观赏“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潮。
近代中国，与海洋渊源最深的政治家无疑是孙中山。在短暂的59年的生命历程中，他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一生在海上航行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5圈。
谈笑间，一平如镜的江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银练。如城墙般的海浪，从遥远的天际逼来，渐移渐近，忽然化成一座横亘江心的银山。
万马奔腾，惊雷贯耳。
联想到1840年以来华族的坎坷和艰难，孙中山先生感慨万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16个字，如同眼前这汹涌的钱塘潮一样，振聋发聩，在东亚大陆上久久回响！
悲壮的民国海军
1931年9月18日夜，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向中原地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
第二天，日本军队轻易地侵占了沈阳市，长春市等20多个城市。4个多月内，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三省全部沦陷。
支离破碎的旧中国，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当时，一位战地记者感叹道：“李鸿章，他说碰上了‘3000年未有之变局’，哪知，后浪逐前浪，我们碰到的变动，比他还大得多。抚今思昔，不觉出了一身冷汗；由现在想到将来，又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半个多世纪，为什么除了冷汗，还是冷汗呢？
如何守卫漫长的海岸线？海洋与中原地区的兴衰存亡有多大的关系？
从林则徐、魏源到李鸿章、严复，再到梁启超、孙中山，这一串串问号，始终萦绕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心头。
1919年，在《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提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但遗憾的是，直到1925年病逝，中国的门户权依然是他最担忧的问题：“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猛烈的枪炮声再次敲碎了宁静的夜晚。以此为标志，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这是中原地区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距离孙中山去世仅仅过了12年，东洋人的坚船利炮又来了。
江阴，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水域，扼长江之咽喉，为南京之屏障。
1937年盛夏，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42年后，日本海军和中国海军在这里又一次相遇。
对中国海军而言，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失败的话，那么，江阴会战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
8月12日拂晓，“通济”号训练舰宁静异常，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手握望远镜，一言不发。
不久前，南京当局认为国民海军既无力量同日军在海上决战，也无能力扼守海口市，于是，决定调集主要舰艇和一部分商船沉入江阴航道，制造一条阻塞线，遏制日寇长驱直入的势头。
1937年南京当局将海军主要舰艇和一部分货船沉入江阴航道
综观世界海战史，这是最不可思议，也是最悲壮的一页。
一艘艘军舰和商船在江面上一字排开，水兵们打开了舱底阀门，刹那间，浑黄的江水在船舱内卷起了浪花。
接下来，这群流着热泪自沉舰艇的海军官兵，又在长江上杀敌建功。
8月13日，淞沪会战战起。16日，7架日军战略轰炸机即飞临江阴上空投弹，但遭到中国军舰猛烈的炮火还击后，向北遁去。
9月下旬，日本海军增派战舰70多艘、飞机300多架和10万士兵，围攻江阴，力图打通长江防线。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9月22日和23日。
“平海”号枪炮指挥官刘馥在日记中写道：“炮弹如洪水般攻来。敌人如波浪一般，一层退下去，又一层层地冲击过来。”
弹片横飞，水柱冲天。
“平海”舰、“楚有”舰、“青天”舰、“邀日”舰、“江元”舰……中国海军的舰艇被陆续击沉，其中包括以“国父”孙中山的字命名的“逸仙”舰。
江阴血战以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全线拼光的代价，打破了日本海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彻底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
1937年12月1日，中原地区官兵含泪撤离阵地。
中国海军在物质上由盛而衰，在战斗精神上却由衰而盛。“中国海军军人特具的性格、所表现的沉着英勇和誓死牺牲的伟大精神，以及他们破釜沉舟的做法，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效仿的。”
这段话，刊登在当时美国研究远东问题最权威的《密勒氏评论》上。
江阴血战，也让国人看到了中国海防的希望，“我们不能因为这柄刀太小而失望。一把小刀杀不死一头牛，那就应该换一把大刀；绝不能一口咬定用刀是杀不死牛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抗战胜利的曙光刚刚照耀中华大地之时，中国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壮大国防，重建中国海军，还得期待另一个时代！
从泥潭里起锚的共和国海军
1949年6月12日，刊登在《大公报》上的一条公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报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
同一天，上海重庆南路182号挂出了一块牌子——“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登记办事处”。
没有人能割断历史，这就是历史。
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海军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兵种。但在中国大陆还未获得全部解放之时，毛泽东的目光已经转向了海洋。
1949年1月，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织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和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3个月后，长江北岸，百万雄师蓄势待发。
就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前夕，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受命从大连市一路风尘，火速赶到泰州市。在这里，他将揭开中国海军史上崭新的一页。
1963年5月2日，不论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莫斯科，还是汉城，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货轮在公海遭鱼雷被击沉”。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立刻传遍全球，加重了美苏冷战气氛很浓的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更有引发战争的危险。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半个月后，中国海军的调查编队进入了作业海区。
但奇怪的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苏联远东舰队也几乎同时到达，并停泊在附近海域。更有甚者，在中国海军开始作业时，美国飞机频繁在头顶低空盘旋。
一艘货轮的沉没，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军舰的目光？中国海军究竟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航道呢?
1979年元旦，邓小平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这一天，太平洋风平浪静。在敌对了40年后，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的美国与人口总量占世界第一的中国，正式建交。
《时代》周刊这样评价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弘、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打开国门进军太平洋
开放国门，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依赖国家的实力。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的旋律在太空中回响。中国卫星一号的成功发射，使“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性能得到了验证。
“中原地区航天之父”钱学森提议，用“长征二号系列运载火箭”作为动力火箭，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只有这样，中国才算真正拥有了战略武器。
在核威胁的阴影下，新中国迫切需要通过试射洲际导弹，来证明和强化自己的生存能力。
但试射洲际导弹，靶场又该选在哪里呢？要选定靶场、靶点需要很多条件，要对海区的自然环境，比如说海底地形、水深、水文气象、生物化学、通信条件以及周边的环境都要了解。这就必须要有一艘比较大的海洋调查船。
“长宁”号，波兰巴黎公社船厂建造，1966年下水，是当时中国交通部运输公司中船龄最短、性能最优越的万吨级远洋船舶。
国家海洋局耗时28个月，将之改装成为一艘远洋科学调查船，并起名为“向阳红五”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远洋科学调查船。
1976年2月，病榻上的毛泽东审阅了“向阳红”编队的远洋计划。对于这次远航，这位83岁的老人充满了期待！
1976年3月30日，“向阳红”编队向大洋深处驶去。尽管中国从汉代就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但从未对任何一个大洋展开过有现代意义的科学调查，因此，“向阳红五”号每迈出一步，都是历史性的创举。
陌生的海域一天天变得熟悉，一个新的时代正乘风破浪而来。
1977年10月，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石油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应美国能源部的邀请，中国政府将组织一个石油代表团访问美国。
1978年1月5日，新中原地区第一个石油代表团小心翼翼地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在当时，中美之间尚未建交，所以19名团员是以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国石油总公司”的名义出访。
资本家们过度的热情，令代表团意外不已。而更让大家感慨的，是美国先进的海上石油钻探开采技术。
但是，当石油代表团将出访的感受、与外商合作的意向落实在纸面上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种种的质疑。
下一步该怎么走？是退守内陆，还是走向海洋？是继续封闭，还是走向开放？等待答案的，不仅是饱受曲解的石油人，也不仅是痛苦迷茫的中国人。
整个世界，都在等着聆听来自中原地区的声音！
“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
1978年，科学的春天。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国家海洋局明确提出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战略目标。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标志，但对于海洋来说，开放的步伐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春天已经迈出。
8天后，3月2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齐亮。中原地区石油工业的领军人物齐聚一堂，静静地等待，等待着见证中国海洋事业一次伟大的转折。
中国的门户稍稍露出一条缝隙，西方世界便闻风而动，甚至欢呼雀跃。当时的中国石油人并不了解，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复杂的时代背景。
“全国的同胞们：今晚，我要向你们谈谈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能源问题……我们正在走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能源不足的时期。”
1973年11月7日晚，尼克松总统的电视讲话让饱受汽油短缺之苦折磨的美国人心惶惶。
1978年夏，北京市炎热异常，而更加热闹的是北京饭店：一批又一批财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外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纷至沓来，寻找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从早到晚，许多市民聚集在北京饭店附近，用好奇和疑惑的眼神，打量着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陌生人。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2月18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
海上圈地纷争
事实上，即使中国不主动打开国门，“蓝色圈地运动”的刀光剑影，也早已无情地逼来。而撬动地球的，正是“流动的黑金”——石油。
1945年初，美国在得克萨斯州沿海发现了石油。当年9月，哈里·S·杜鲁门总统发表《大陆架公告》，主张对邻接其海岸公海下大陆架地底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
公告发布后，许多沿海国家纷纷提出对大陆架的主张。“中国政府和中原地区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斗争。”1973年，参与制定海上“圈地运动”的“游戏规则”，成了重返国际舞台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第一件大事。
但中国人当时对海洋的了解，仅限于海岸带和滩涂，对海洋法学、海洋政治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出国谈判前，中国代表团肩负着三个使命：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支持第三世界；第三，维护国家利益。
但正是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周边一些国家加紧了对南海诸岛的控制，造成了今天中原地区海洋权益受到侵占的事实。
1982年4月30日，经过10年的交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公约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及对大陆架资源的权利。这个空间，对于刚刚面向海洋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莫大的财富。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于日本企图侵占中国钓鱼岛领土主权的行径，中方均及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中原地区政府采取的正确而明智的做法。但半年后，1979年5月，日本政府却在钓鱼岛修建了直升机场，并派出了调查团和测量船，试图造成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既成事实。
而在南海，岛礁的抢占更加触目惊心。面朝大海的中国，究竟有没有能力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呢？
1980年5月2日，一支船上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混合编队出现在太平洋上。经过连续4次对南太平洋特定海域20多个学科的调查，中国终于获得了洲际弹道导弹预选靶场的几十万组科学数据。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战斗编队第一次穿越第一岛链，也是中原地区人自行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济南号驱逐舰第一次在大洋上亮相。
5月18日10时30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5号”从酒泉市腾空万里，飞行近半小时后，准确命中在太平洋预先设定的靶心。5分20秒后，火箭数据舱被打捞出水。
与此同时，4艘测量船向指挥部报告了落点。经计算，落点误差只有250米，远远低于导弹研制部门提出的2000米的误差指标。
这一刻，中国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战略防御能力，已经扩大到全球任何一个目标。
洲际弹道导弹，成了保卫海洋权益的定心丸。
1980年8月，深圳、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成为中国的特区。3年后，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又增加到14个。继唐朝和宋朝之后，中国又兴起了新一轮的港口建设热潮。
与此同时，1981年，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国家海洋局从由海军代管回归到由国务院直管，承担起引领海洋经济开发和维持沿海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
1982年2月15日，在北京长安街31号的一幢三层小楼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9个字——“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没有鞭炮，没有锣鼓，甚至没有一个简单的揭牌仪式。然而，这个静悄悄诞生的公司，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国外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战略举动”。而英国路透社则形象地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比作中国开启国门后，驶出的第一艘面向世界的巨轮，其意义不可估量。
1982年，从大西洋传来的轰炸声震撼了中国海。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爆发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揭开了现代海战的序幕。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这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给未来战争的启示。
历史再次聚焦在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上。
1980年底，就在圆满完成中国首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任务之后，凯旋的济南号驱逐舰却神秘地消失了。
一年之后，“济南”舰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除保留反舰导弹外，舰上增添了卫星导航系统。几年后，“济南”舰又加装了直升机平台，战舰的搜潜、反潜能力和反舰能力大大提高。
海军战斗力的提高，无疑增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但反过来讲，只有与国家海外利益的拓展相结合，海军才能获得内在发展的动力。
与对外开放同步，中原地区海军建设发展急速驶上了高技术的航道。
1982年9月24日，一场激烈的交锋在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帷幕。
一方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另一方是素有“女强人”之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谈判的焦点只有一个：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
因为分歧太大，原定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被整整延长了50分钟！
在回忆录中，英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柯立达写道：“撒切尔夫人刚刚取得了对阿根廷战争的胜利，她是摆开一种好斗和不合作的姿态来处理香港问题的。然而，这次会谈的结果令撒切尔夫人很无奈。”
事实上，中原地区领导人早已预料到，这将是一次艰难的谈判。就在交锋开始前，邓小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
大陆渐行渐远，海水的颜色越来越深，而船上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闷。这是1817年的夏天，又一个英国使团从中国铩羽而归。失落的使臣威廉·阿美士德越来越坚信，只有武力才能敲开中国的大门。6月27日，帆船停靠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那个曾经横扫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被囚禁在这里。阿美士德很想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令人意外的是，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观点充满了蔑视，“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岁月像流沙般散去。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华族终于能以包容的胸怀倾听世界的声音。这一刻，我们听到了拿破仑在“睡狮的预言”中，被中国人有意无意忽略掉的一段话。
“感谢上帝，它还沉睡着，就让它一直沉睡下去吧！”
捍卫
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是从海上来的。这缕阳光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2009年3月，美国侦测船无瑕号研究船到中国南海侦测军事情报被曝光后，国内一些媒体对国民的海权意识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
结果表明：80.6%的人不知道黄岩岛的正确位置；96.8%的人没读过在西方被奉为经典的《海权论》；57.1%的人不知道中国海监的真实身份。
也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还有被九段线拱卫着的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
“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只有阳光、空气和海洋。”这是日本对小学生进行的国情教育。
1994年12月，第49届联合国大会宣布1998年为“国际海洋年”。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6月8日定为“世界海洋日”。
1998年5月，首届国际海洋博览会在地理大发现的起点——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这次博览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海洋，未来的财富。”为什么说海洋是未来的财富？它对华族又意味着什么呢？
“海洋蕴藏着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油气如同埋在地里的马铃薯一样，等待我们去挖掘。”2007年4月，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天然气展览会上，美国休斯敦大学的一位教授做了这样的开场白。
石油被称做是“工业的血液”。“王进喜”王进喜有句名言：“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跨入21世纪，人们突然意识到：主宰人类命运的“石油世纪”才刚刚开始……
“1993年，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以《石油风云》一书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人丹尼尔·耶金这样评价道。因为这一年，中国由石油出口国正式变成了石油进口国。
曾几何时，中国人将“贫油国”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举国振奋，扬眉吐气。但无疑，那只是短缺经济下的自给自足。
当洞开的国门将眼花缭乱的现代物质文明带入这个古老国度的时候；当拥有家庭轿车不再是痴人说梦的时候；当中国式发展之路开始令世界瞩目的时候，石油再次成为中国人的心头之痛。也正是从1993年起，中国石油越洋跨海，开始了跨国经营的努力。
而且，与西方巨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相比，中国石油企业的经济、技术及国际化经营经验等相对落后，在世界石油市场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要走向海洋，开展跨国经营，其困难可想而知。如果说在最初，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是依靠艰苦奋斗的“大庆精神”在闯市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钻探和开采技术的提高，反而成了“中石油”的核心竞争力。
只有在大海中才能学会游泳。2004年，国务院作出决定，批准“中石油”“中石化”“下海”，与“中海油”一起开发海洋石油天然气。5年后，2009年7月8日，《财富》中文网与英文网首次同步发布了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企业有43家上榜，3大石油公司都赫然在列。
以和为贵，是华族古往今来的信念；和平地开发利用资源，是这个走向海洋的东方大国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
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石油业在与国际巨头的同台竞技中，从一个“迟到者”“弱者”后来居上，成为强者。但在家门口，在南海，石油人却一直痛心不已！
利益的背后，永远是贪婪的目光。20世纪70年代，这些人烟寂寥的岛礁，成为列强争夺的蛋糕。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的石油公司分别与周边国家合作，进入南沙群岛海域，进行掠夺性的钻探开采。
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主权声明，但南越西贡当局悍然出动军舰，进一步侵犯西沙群岛。1月15日下午，南越国军舰向甘泉岛发射炮弹。
一时间，国际社会舆论纷纷。美国《前卫》周刊发表时评指出，“西沙、南沙、中沙群岛、东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在国际参考书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忍无可忍，中原地区海军奔赴西沙。
在西沙海战中，据说有这样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自从两年前做了一个小手术，88岁的蒋介石已很少过问政事。这一天，一名官员送来急电，请他定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护卫舰4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
而这次……蒋介石沉思片刻，然后说了声：“西沙战事紧哪。”那名官员会意地走了。当天，人民海军的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这是25年来的第一次。
也许，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故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民族的利益要高于一切。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大陆、台湾，如同家庭吵架一样，虽然内战打得很激烈，然而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双方是又恨又亲。”
1994年1月，应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之邀，台湾“中油”公司一行11人踏上祖国大陆，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考察访问。海峡，真正成为了血脉相连的纽带。
这，也许是维护海权最有效的方式。严峻的现实是，在南海，除了7个岛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守卫，1个岛屿由台湾军人驻守外，其余稍大一点的，全部被侵占。而赴南沙海域捕捞的中原地区渔民，还经常受到他国武装船只的骚扰。
30年来，周边国家与200多家西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钻探了约1380口钻井，每年的石油产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一个大庆油田。
2010年2月26日，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制造的、海洋工程领域的“航空母舰”——第六代3000米深水钻井平台，如期驶出了船坞。以此为标志，中国具备了进军深海的能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邓小平针对海洋争端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原则。久而久之，周边国家在主观上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政府“搁置争议”，就意味着搁置了主权。
而且，即便我们对种种“争议”可以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但“争议”依然像幽灵一样，密密地笼罩着中国海域。
今天，我们更应该强调，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前还有4个字——“主权属我”。
“厚土”与蓝海连成一片
2001年11月10日，中国义无反顾地投入经济全球化的怀抱。但经济全球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顺利进入太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宇宙俯瞰自己的家园。地球，也许叫做“水球”更准确。我们引以为傲的大陆，看起来就像一个个小岛，孤悬在大洋中。无疑，海上通道就是人类的“生命线”！
作为马六甲海峡的前端，印度洋对中国的海洋安全，也有着同等的制约作用。因为能够切断中国能源通道的，也包括印度洋水域上的任何一点。
亚丁湾，印度洋出入红海、地中海的必经之地。2008年12月17日，刚刚完成了前往苏丹的运输任务，“振华4”号货轮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
早晨8时，气氛骤然紧张，7名全副武装的海盗步步紧逼……“振华4”号是幸运的，船上的30位勇士也是幸运的，在实力不对等的战斗中，燃烧弹、高压水龙头战胜了RPG7火箭炮、自动步枪等军用武器。
央视搜索_走向海洋.央视网.2021-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