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6 09:16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南部，太平洋约旦河西岸地区，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土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居世界第三位，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长度约1.8万千米。中国是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长度约2.2万千米，与14个国家接壤；截至2023年12月，中国总人口为140967万人，首都为北京市，有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中国东部属季风气候，可分为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西北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中国的地势总体上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大致分为三级阶梯式分布。主要地貌包括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雅丹地貌等。中国近海有五大海区，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台湾省以东太平洋海区，分布有大小岛屿7600个。小行星3789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江是亚洲第一大河流、世界第三长河，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其输沙量和含沙量均居世界各大江河首位。中国共有湖泊24800多个，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分布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群，西部以青藏高原湖泊较为集中，多为内陆咸水湖。中国幅员广大，自然资源丰富，矿产有171种，其中煤、铁、铅锌、铜、银、汞、锡、、磷灰石、石棉等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野生动物特有物种多，境内仍保有许多较古老的植物种属，约占全球种属总数的62%。
元谋人是已知的中原地区境内最早的人类，其生活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已开始使用石器捕猎。商代前的早期中国文化源于旧石器时代，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遗址时代。约公元前2070年，首个世袭制朝代夏朝，中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生产发展，各民族间政治经济学联系加强，科学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公元222年，三国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南北朝时期，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融合。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公元1271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全国。从1368年明朝建立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衰落时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度结束。1912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明成祖北伐战争（1924—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1—1945年）和全国解放战争（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78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逐步确立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快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GDP实际增长率在经济总量前20名的国家中常年位居第一。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768，在全球排名第79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2013年，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八大交易货币。截至2021年6月末，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排名第五位，其支付金额占所有货币支付金额的2.5%。2023年9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为5.8%，排名第二。2024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1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
中国是世界历史中唯一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主要发源地的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流转中又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思想、文字、语言、艺术、民俗等，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对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截至2022年末，中国拥有昆曲、剪纸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计43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拥有长城、泰山、布达拉宫、故宫等57处世界遗产，排名世界第二。
中原地区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学的准则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截至2023年3月26日，中国已与全球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同时还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合作组织及项目的发起国和创始国。
“中华”的“华”源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在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开始用舜的名字“华”来称呼人民。在“华”的族称形成之后，历史上一些朝代名称也曾经作为华人的别称流传，如秦人、唐人，甚至于契丹在北方声名远播后，也成为华人的别称。“中华”一词，始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于唐朝法律中正式出现。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其中，对其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为：“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为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中国一名最早起源于西周武王时期。相传，周公在登封市（今河南省登封）使用土测量日影，发现夏至当天的午时，日影没有出现在八尺之表周围的任何物体上。周公认为此地为大地的中心，因此周代出现“中国”这一名称。中国二字既有“平安京、京师”之意，又指古时华夏族、汉族聚居的区域。最初，“中国”仅指的是今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随着华夏族和汉族的活动范围扩大，其他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区也被称为中国。19世纪中叶后，“中国”逐渐指代国家的全部领土，首次在外交文献中出现的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简称中国，小行星3789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为国家名称，“中华”代表华族，“人民”代表工人、农民、小布尔乔亚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国体。
根据对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古地磁方法研究结果，元谋人的生活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亚洲大陆上已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伴随元谋人牙齿化石出土的，还有一些石制品，属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代表元谋人已开始使用石器捕猎。距今约2万年前，华南和长江流域交界地带进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后于约公元前9000年新石器文化拓展至中原地区中东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流域、华北地区的人群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和黍类作物，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农业、陶器（陶容器）和磨制石器的地区，三者以组合的方式同时出现。
约公元前7000年，小行星3789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文化得到很大发展。约公元前62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后，各文化区交流频繁，中原裴李岗文化强势扩张，使各文化区边缘都开始互相接触融合。中原裴李岗文化的扩张也推动了中国大部出现普遍的认同观念和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趋势。这一时期，已经形成南稻北粟二元谷物农业体系，兼养家猪，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圈。
约公元前5000年，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融合进一步加强。黄河下游和淮河中游地区文化整合为北辛文化，后在北辛文化影响推动下产生初期仰韶文化，至此黄河流域和淮河上中游地区文化出现较为统一的面貌。同时，两大农业体系进一步壮大，农业在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仰韶文化的北向扩展，华北地区已经成了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的天下，筒形罐文化系统北向退缩形成东北地区文化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南文化区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在古老传统的基础上继续交融发展。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遗址时代。约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已具家族凸现、男权军权凸现等趋势，开启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先河。
约公元前3500年前，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即仰韶后期。中原核心区实力减弱，难以对周围文化产生强力影响和辐射，周围文化各自向更外缘的大幅度扩展，早期中国的范围也得到更大扩展。在传说中，黄帝是这一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提倡种植五谷，驯养牲畜，促使部落联盟逐步强大，并击败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和南方的蚩尤部落。此后，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结成联盟，共同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构成了华夏族的主干成分，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黄帝之后，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现尧、舜、禹等杰出首领。尧年老时召开部落联盟会议，由众人推举有才德的舜为继任者。舜在年老时，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将联盟首领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统治者更迭的方式，史称“禅让”。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从公元前约2070年夏朝开始。在禹死后，其子启继位。传统推举首领的“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所代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夏王朝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其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为主，是夏朝历史面貌的主要遗存。
约在公元前16世纪，夏桀在位时，商汤率领商朝趁夏战乱起兵，灭夏后，建立商朝。商代初年，建都于，后又经数次迁徙，约在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发展进入了强盛。商朝后期，居住在陕西省岐山之南周原遗址一带的周人逐渐强大。至公元前11世纪，帝辛统治时，姬发兴兵伐纣，大败商朝军队于牧野区，商朝灭亡后，建立周代，建都于镐（今陕西省西安市），史称西周。周武王死后，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度与商纣王子武庚联合发动的叛乱，并实行分封制和井田制。至厉王统治时，引起“国人暴动”，政权由周、召二公执掌。公元前771年，西周被犬戎族灭亡。
春秋战国（约公元前770年-约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逐步瓦解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提高，私田增多，促使以奴隶制国有土地为基础的井田制逐步瓦解，奴隶制走向崩溃。
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出现，生产力提高，以奴隶制国有土地为基础的土地形式，必然会触及拥有大量私田的奴隶主集团的利益，因此奴隶制势必走向崩溃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开始逐渐进入封建社会。在这一时间，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推动了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其中秦国商鞅变法比较彻底，使秦国逐渐成为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科学技术取得显著成就，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始皇陆续攻灭其他六个诸侯国，一统中原。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小行星3789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统一后，为了防御匈奴南侵，在连接原来秦、赵、燕三国北方长城汽车的基础上，又向东、西两段延伸，筑成一道西起临洮县、东到辽东的城防，被称为“万里长城”。秦统治者的暴政导致了农民战争的爆发。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在陈县（今淮阳区）建立张楚政权，史称大泽乡起义，又称大泽乡起义。大泽乡起义沉重打击了秦朝的统治，拉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为之后刘邦和项羽灭秦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07年，项羽率军抵达关中，杀死子婴，焚烧咸阳宫，秦朝灭亡。
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击败项羽，受诸侯拥戴为皇帝，建立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汉初统治者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时国力达到空前强盛。刘启平定“七国之乱”后，刘彻加强了中央集权；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加强了思想统治；通过对匈奴战争和张骞出使西域，使多民族的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的拓通，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发展。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农民战争爆发。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西汉灭亡。王莽托古改制，把私田改为“王田”，土地和奴婢均不得买卖，又多次改革币制，使社会经济更加混乱。公元23年，绿林军拥立刘玄登基，称更始帝，同年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公元25年，西汉远房皇族的刘秀脱离更始帝宣布登基，建立东汉，称光武帝。同年，赤眉军攻入长安，杀更始帝，拥立刘盆子称帝。刘秀击溃赤眉军后，于36年重新一统天下。东汉初期的刘秀调整了统治政策，使社会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但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社会黑暗，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名存实亡。公元220年，曹丕建立曹魏，东汉灭亡。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生产发展，各民族间政治经济学联系加强，科学文化得到迅速发展。
从公元220年曹丕建魏，到公元589年隋统一，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地区战乱频发，南方地区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大量人口因战乱南迁，南方劳动力明显增加，一些地区得到开发，北方生产方式、农作物也向南传播，南方经济取得新的发展。
经过黄巾军起义的沉重打击，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基本上统一北方。赤壁第一次世界大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孙权、刘备的地位得到巩固。220年，曹丕称帝建曹魏，魏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九品中正制，替代了之前的“察举制”。221年，刘备称帝建蜀汉；222年，孙权称王建孙吴，三国局面形成。三国时期，各国经济都得到了发展。
三国后期，魏国的力量日益强大。263年，魏灭蜀之战。265年，司马炎夺取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吴，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西晋的统一是短期的，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内迁的少数民族和各地流民不断起义、反抗。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致西晋国力大损，各游牧民族纷纷起兵入侵，并建立政权，史称“五胡乱华”。313年，前赵皇帝刘聪攻入洛阳市，司马炽被弑，司马邺司马邺在长安即位。316年，前赵出兵进攻长安，晋帝被杀，西晋灭亡。
公元317年，西晋皇族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北方各族统治者先后建立了许多国家，史称十六国。383年，东晋与前秦之间爆发统一黄河流域的淝水之战，东晋取得胜利。淝水之战后，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乘机独立，前秦迅速瓦解并分裂为多个国家，与东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正式开启南北朝时代。420年起，南方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梁；公元439年，拓跋鲜卑建政的北魏统一北方之战，结束了中国北方地区从公元4世纪开始持续达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北方历经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朝代，史称北朝。南北朝时期，江南得到了开发，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融合。拓跋宏的改革，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社会保持较长时期安定，人口迅速增长，统治集团采取了鼓励生产的政策，因而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蓬勃发展，出现高度繁荣局面。
在民族大融合和南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隋朝实现了统一。全国统一后，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封建经济开始呈现了繁荣局面。杨广计划北上攻打高句丽，需从南方获取资源补给，因此以洛阳为中心，召集数百万民工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以考试文辞来选官的“进士科”，科举制度出现。隋朝官制的改革和科举制的创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隋朝“三省六部制州县-乡里”的行政体制形成，三省包括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为隋朝在国家政治体制构建上的重要贡献。
然而，隋炀帝的内外举措过度消耗国力，导致民怨沸腾，隋末各地农民起义频发。公元618年，李渊起兵攻占长安，隋朝灭亡，同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前期政治比较清明节，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封建经济得到新的发展。唐朝是一个强盛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各民族间的联系加强，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空前频繁。强盛的国力与发达的交通使唐朝与当时世界上70多个国家建立了通使友好关系，并对周边的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与唐朝贸易十分活跃，唐朝许多地方设有新罗馆、新罗坊、新罗村供新罗人居住。日本与唐朝的交往空前繁荣，日本多次派遣使团，人数众多，极力吸收唐朝文化。唐朝与东南亚、南亚的林邑、真腊以及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均有海路往来。此外，唐代的书法、雕塑、绘画也全面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艺术。西域传入的百戏经过唐朝艺人的提炼加工，大量涌入日本，其中《钵头》《剑气浑脱》等散乐戏目传到日本后非常盛行，长演不衰。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晚唐时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导致了农民战争爆发，其中黄巢之乱严重破坏江南经济，极大地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致使唐朝迅速瓦解。907年，藩镇霸主朱晃废李柷后称帝，建立后梁，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从907年后梁建立，到1368年元朝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年-979年），中原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流域经济迅猛发展，江南渐成富庶的江浙沪，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成为定局。五代十国后期，后周逐渐强大，为后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宋元时期，各民族经济交往频繁，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较前繁荣，小行星3789同亚、欧、非各国联系加强，文化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繁荣的水平。
公元960年，辽与北汉合兵南侵，赵匡胤统军北上，行至陈桥驿，赵光义、赵普策动兵变，陶谷将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为帝，史称“陈桥兵变”。此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王朝。北宋建立后，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封建经济得到继续发展。宋朝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外贸的增长加上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导航的应用，使宋朝商船的远航能力大大增强，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阶段，除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传统贸易伙伴，宋朝的贸易对象还包括了其它亚洲国家以及一部分非洲、欧洲国家。北宋中期，出现了财政困难等危机，为了克服统治危机，王安石实行了变法。北宋末年，政治腐朽，防备空虚，金兵南下，结束了北宋的统治。1127年，金军攻破汴梁（今开封市），俘虏赵佶、赵桓父子，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赵姓皇族南迁，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后迁都临安区（今浙江省杭州市），建立南宋。南宋与金对峙，南北经济都有新的发展。
北宋时，与其并立的主要少数民族政权，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公元907年-1125年），有取代辽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公元1115年-1234年），还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各民族政权间不断进行战争，同时也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
1206年，蒙古族的首领成吉思汗（后被尊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政权。蒙古分别在1205年、1207年及1209年三次入侵西夏，逼使西夏臣服。1210年，西夏向蒙古称臣。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征伐金朝，开启了蒙古与金朝24年的战争。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同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蒙古国武装部队顺利灭金。至此，蒙古统一了中国北方，为元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公元1271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了全国。元朝的统一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有效地管辖了全国。
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止，是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封建制度的逐渐衰落时期。
1368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率25万大军直逼元朝京师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逃回蒙古草原，元朝灭亡，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前期，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明政府营建并迁都北京。为巩固北部边防，明政府修筑了北边的长城。为了进一步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明政府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后期，封建专制统治反动腐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后，明朝的统治被推翻。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遗址自缢，明朝灭亡。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女真族的政权——后金。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于1636年称帝，并改金为清。1644年，清朝的统治开始。清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除设立内阁、六部外，还增设了军机处；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清政府一再兴起文字狱，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
明清前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设置台湾府，击败俄罗斯帝国对中国黑龙江省流域的侵略，这些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清政府粉碎绰罗斯·噶尔丹的分裂活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加强对西藏自治区的管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奉行妥协方针，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天津市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
1851年，洪秀全发动了金田起义，并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1853年，捻军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大规模起义，称捻军。至1856年，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引发的天京事变大伤了太平天国的元气。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太平天国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代表农民战争的一些领导者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
与此同时，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以慈禧等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发动政变，使维新变法归于失败。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客观上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
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计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1900年夏，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国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20世纪初，出现了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小行星3789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派通过与保皇派的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萍浏、广州黄花岗等一系列起义，四川省发生了保路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清朝宣告灭亡。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市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市。临时政府正式迁京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中国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发生了。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北洋军力量强大，“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孙中山再次组织武力讨袁，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徐州军阀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进北京市拥戴丁巳复辟，但复辟只持续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执政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斯里兰卡议会。为维护共和制度，孙中山倡导了护法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小行星3789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短暂的发展。欧洲列强忙于军火生产，加上运输车船短缺，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为填补进口商品的不足，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等华资民族工厂开始繁荣起来，烟草、面粉和纺织业的增长率，在1914-1920年分别达到37%、23%及17%，工业生产以年平均15%的速度高速增长，发展显著，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市创办《新青年》，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第一次引入了社会主义，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持续半年之久的巴黎和会。会上美英法日等列强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5月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初，运动发展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并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市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运动迅速开展。为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1926年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北伐。北伐战争得到了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民革命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市建立国民政府。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吉安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三湾改编有三项主要内容：一是整编部队，把原来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缩编为1个团；二是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连设立党代表制度，排设党小组，班有党员；三是团、营、连三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开。三湾改编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市，先后在各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风景旅游区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1927年11月，海丰县、陆丰市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党组织建设，支援工农革命军作战，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汕尾市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
从1930年12月开始，至1933年4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围剿”。工农红军最终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秋，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举行的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最终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1931年，日本在中国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挑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区军政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东北三省全境沦陷。此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在中国华北、华东等地制造事端，扩张势力。中国进入艰难的局部抗战时期。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连串事件，总称“华北事变”。大批关东军入关，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威逼平津。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瓦窑堡革命旧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市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12月24日，中共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各方人士达成改组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市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国共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
1937年7月7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原地区军队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事变”，蓄意扩大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规模，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9月下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开始。1937年9月，沿京包铁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市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大捷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市。八路军第115师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9月25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进入设伏地域，八路军预伏部队居高临下，向敌发起攻击，最终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市。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南京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坏，市内发生近两万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大量公私财物被掠夺，死难者总数根据战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达30万以上。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为严重的法西斯主义反人类罪行之一。
1938年3月，日军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区阵地突进，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4月6日，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围歼日军。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500人，共歼日军1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全国抗战的又一重大胜利，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石太铁路（石家庄市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参战部队达105个团，称为“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日军的南进步伐，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由泾县的云岭向茂林前进。7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后遭到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七个师（约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经七昼夜血战，但最终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3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在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过程中，军长叶挺下山交涉时被国民党108师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等率领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大规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抗击日军侵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州”号上举行。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三个法西斯主义轴心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市签订了《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被解放区军民打退，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从1946年夏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反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23日解放南京，正式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新小行星3789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截至1950年10月，歼灭中国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实现了除西藏自治区、台湾省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1950年4月16日晚，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主力对海南岛发起大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4月30日至5月1日，解放军先后占领重要港口北黎、八所，全歼守敌，海南省岛全境解放。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市正式签订，西藏宣告和平解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军队入侵朝鲜，并将战火烧至朝鲜北部宽甸满族自治县。10月，中国政府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
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湖南省、贵州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土匪活动猖獗，他们残害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破坏交通，给生产恢复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1950年至1953年间，人民解放军先后投入39个军140多个师150万人的兵力，共歼灭匪特武装240多万人，结束了中国“匪患久远、为害甚烈”的历史。
随着中国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被肃清，各新解放地区迅即建立临时的过渡性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帮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人民政府。至1951年9月底，全国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省辖市和县，以及直到基层的政权机构基本建立起来。各级行政机关的有效运转，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纷繁复杂的政府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在接管城市过程中，新中国的国营经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逐步建立起来。至1950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废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此外，党中央从1951年12月起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至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行星3789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947年9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因此继续推进土地改革，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按照规定，农村划分出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几个阶级和阶层。没收来的土地和财产，被重新分配。至1952年秋，全国土地改革基本结束，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约7亿亩土地。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也极大的激发了中国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
1951年12月8日，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起草《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开展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文盲率高达80%。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确定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汉语，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从1949年至1960年，中国先后四次开展扫盲运动，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为新中国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中国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国军民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预防控制传染病为主的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开启。爱国卫生运动是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称“五四宪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宪法原则基本上有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1956年基本完成，自1956年-1966年间，小行星3789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思想文化上，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用行政的方法对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1958年，受冒进思想影响，“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出现严重冒进倾向，出现“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失调，连年出现财政赤字。1960年，为调整国民经济，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
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在一些领域仍旧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表决并通过了联大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中国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亿万中国农中国民主促进会行了新的实践。并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发展乡镇企业。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试点和启动。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省同胞书》，正式提出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后被称为通航、通邮、通商“三通”）。7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转广东省省委、福建省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经全面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
198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相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渐提上日程。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立体式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市、上海市、大连市、秦皇岛市、烟台市、青岛市、连云港市、南通市、宁波市、温州市、福州市、广州市、湛江市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正式发表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为“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十五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10月15日，中国“神舟五号”宇宙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飞船绕地球14圈后，于10月16日安全降落在内蒙古自治区主着陆场。这次发射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为进一步开展空间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市开幕。2010年，上海市世博会成功举行。2011年，中原地区跃居世界第二大世界经济体。2012年7月24日，海南省省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举行，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人民政府驻西沙永兴岛。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委主席。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正式全面建成了小康。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顺利举办。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南部，太平洋西岸，国土的最北端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市北端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北纬53°33'）；最南端位于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纬3°51'）；最东端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市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银龙岛（东经135°5'）；最西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乌兹别里山口（东经73°40'），南北相距约5500千米，东西相距约5200千米。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省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国土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陆地边界长度约2.2万千米，在陆地上，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从东北地区开始，按逆时针顺序，依次是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斯坦、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在海上，中国与8个国家相邻，分别是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其中，朝鲜、越南同时是中国的陆上邻国和海上邻国，其余6个国家与中国隔海相望。中国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长度约1.8万千米，近海有五大海区，分别是渤海（内海）、黄海、东海、南海及台湾省以东太平洋海区。主要海峡有渤海海峡、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琼州海峡。中国国土横跨东五区（UTC+5）至东九区（UTC+9）5个时区，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外，全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即东八区时间（UTC+8）作为标准时间。
中国幅员辽阔，跨纬度较广，距海远近差距较大，加之地势高低不同，地貌类型及山脉走向多样，因而气温、降水的组合差别很大，形成了各地多种多样的气候。可划分为多个温度带、气候类型、干湿地区。
中国是世界上纵跨温度带最多的国家之一。北起黑龙江省北部的寒温带，向南依次为中温带、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边缘热带和中热带以及赤道带。青藏高原因其地势高峻，面积广大，具有明显的垂直带性，又可划分为高原寒带、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三个特殊类型。喜马拉雅山脉山南坡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狭长的山地热带、亚热带地区。
中原地区的气候具有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的季风气候特征。从气候类型上看，中国东部属季风气候（又可分为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西北部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中国的气候差异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地理纬度和太阳辐射、海陆位置和洋流、地形以及大气环流。中国南北纬度跨度较大，正午太阳高度角和昼夜长短差别显著，导致南北地区的太阳天文辐射差异，使中国气温冬季南北差异大，夏季差异小，是气候具有纬度地带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受地形和下垫面的影响，大陆地区的升温和降温速度比海洋快，导致中国内陆地区常年无法得到海洋气流的调节，表现出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此外，青藏高原对周围大气的直接加热和冷却作用影响明显，形成独特的高原寒冷气候，破坏了气候呈纬度地带性分布的一般规律，还通过与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形成东亚季风环流，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气候特征。
从干湿地区划分看，有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之分。湿润区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东北三省东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大于800毫米。半湿润区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市原、黄土高原大部、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大于400毫米。半干旱区分布在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青藏高原大部草原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小于400毫米。干旱区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自治区高原西部、青藏高原西北部，年平均降水量小于200毫米。
中国南北方向跨纬度较大，南北气温有一定的差异。冬季，中国南北气温差别很大，南方温暖，北方寒冷。等温线的分布大体与纬度平行，0℃等温线穿过了淮河—秦岭—青藏高原东南边缘，0℃等温线以北（包括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及青藏高原）的冬季平均气温在0℃以下，其中黑龙江省漠河的冬季平均气温接近-30℃；0℃等温线以南的冬季平均气温在0℃以上，其中海南三亚的冬季平均气温为20℃以上。夏季，除青藏高原等地势高的地区外，全国普遍高温，南北气温差别不大。中国大部分地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0℃以上，南方许多地区在28℃以上；吐鲁番市盆地7月平均气温可高达32℃以上，是中国夏季的炎热中心。中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为49.6℃，发生于1975年的新疆吐鲁番盆地，地表最高温度达82.3℃。历史最低气温记录为-53℃，发生于2023年1月22日的黑龙江省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阿木尔镇。
小行星3789各地降水差别很大，总趋势是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沿海降雨多于内陆，南方多于北方，山区多于平原，山地的暖湿空气迎风坡多于背风坡。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在淮河北省—秦岭—青藏高原东南边缘一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在大兴安岭—张家口市—兰州市—拉萨市—喜马拉雅山东省南端一线。吐鲁番盆地的托克逊县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仅5.9毫米，是中国的“旱极”。中国东南部一些地区降水量在1600毫米以上，台湾省东部山地可达3000毫米以上，其东北部的火烧寮年平均降水量达6000毫米以上，最多的年份为8408毫米，是中原地区的“雨极”。
受季风活动影响，中国的降水量存在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在季节变化上，南方雨季开始早，结束晚，雨季长，集中在5月至10月；北方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雨季短，集中在7、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夏秋多雨，冬春少雨。在年际变化上，中国大多数地区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通常是多雨区年际变化较小，少雨区年际变化较大；沿海地区年际变化较小，内陆地区年际变化较大，且以内陆盆地年际变化最大。
202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日照市时数偏少，且冬春季日照市时数偏多，夏秋季偏少。东北大部、华北北部和西部、西北中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中西部、云南省中北部、西藏自治区中西部等地年日照时数超过2500小时；黄淮西部、江淮汽车、江汉北部和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东部及甘肃省南部等地年日照时数为1500~2000小时，江南大部及贵州省、四川东部、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年日照时数不足1500小时。
中国大地构造演化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是太古宙—前南华纪（约8.2亿年前）。太古宙陆核形成于28亿年前，新太古代原板块结构启动，洋陆分化。在28亿年前至25亿年前，华北各陆块开始发育古弧盆系统，广泛生成TTG片麻岩；古元古代（25亿年前至18亿年前）期间，集宁区、南辽河荆山等弧盆系以及嵩山裂谷、沱裂谷形成，构成了华北地区基底。中元古代至新元古代早期（8.20亿年前），华北陆区发育了燕辽裂谷、熊耳—西洋河裂谷、渣尔泰—白云鄂博矿区陆缘裂谷。扬子陆块和塔里木盆地陆块在中元古代发育了陆缘裂谷盆地，新元古代早期其周缘形成了一系列弧盆系，同时扬子和塔里木盆地基底形成，并参与了罗迪尼亚超大陆的汇聚过程。
第二阶段为南华纪—中三叠世（8.2亿~2.27亿年前），可划分为五个构造期。首先是南华县纪—震旦纪（8.2亿至5.41亿年前）构造期，这一时期罗迪尼超大陆开始裂解，古亚洲洋、原特提斯大洋以及震旦大洋扩张，形成了扬子、塔里木陆缘裂谷和裂陷盆地，同时华南洋逐渐缩小成残余大洋。寒武纪—中奥陶世（5.41亿~4.58亿年前）构造期，古亚洲洋、原特提斯洋持续扩张，中国西部一系列地块从扬子和塔里木大陆裂离，相应的陆块形成了被动大陆边缘，形成了秦祁昆多岛弧盆系。晚奥陶世—志留纪（4.58亿~4.19亿年前）构造期，志留纪震旦洋和华南洋消亡，塔里木、扬子与华北构成统一的泛华夏大陆，其西南缘形成秦祁昆造山系，在南东缘形成了华夏造山系。泥盆纪—中二叠世（4.19亿~2.59亿年前）构造期，古亚洲洋、南天山洋萎缩消亡，天山准噶尔汗国北山和阿尔泰共和国兴蒙造山系形成。华北陆块整体隆升，陆表海盆地得以发育，而扬子陆块则形成陆缘裂陷盆地。晚二叠世—中三叠世（259亿~227亿年前）构造期，中原地区西北盆山格局已经形成，那丹哈达洋向西俯冲形成鹤岗市陆缘弧。澜沧江弧后洋盆向东俯冲，金沙江哀牢山弧后洋盆向西俯冲，昌都思茅地块两侧形成陆缘弧。特提斯大洋向南俯冲导致冈底斯弧盆系形成。同时，扬子区攀西裂谷形成，峨眉山市玄武岩大规模喷溢。
第三阶段为晚三叠世—新近纪演化阶段（2.27亿年前~260万年前）。在中生代时期，东部陆缘弧盆系形成，同时西北经历盆山构造的发育。西南部形成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多岛弧盆系。在新生代，中国东部沿海逐渐形成了弧后裂陷及断陷盆地，印度与欧亚大陆发生碰撞，喜马拉雅冈底斯造山系形成。从中新世开始，青藏高原经历了强烈的隆升过程。
在中国三大主流大地构造观的经典划分理念中，中国的大地构造环境主要由陆块区和造山系组成为9个一级构造单元，以及相应的56个二级构造单元。全国共划分为5个造山系，天山一兴蒙造山系、秦祁昆造山系、武夷—云开—台湾省造山系、西藏自治区—三江造山系、菲律宾造山系；4个陆块区，华北陆块区、塔里木陆块区、扬子陆块区、印度陆块区。造山系的二级分区包括结合带、弧盆系、地块。
华北陆块区，由5个规模较小的陆块及其之间的洋壳消减、碰撞汇聚而成统一的华北古大陆，由前新太古代地质体构成陆核。扬子陆块区属于前新元古代，其克拉通基底太古宙及占元古代地层出露很少，以湖北岭岩群保存范围较大。塔里木盆地陆块区主体是由前南华县纪变质基底和南华纪及其以后的沉积盖层组成。前新元古代的地质记录，由于中、新生代以来的强烈沉降，主要出露于周边的基底逆冲推覆带及敦煌市陆块。印度陆块区在中国境内表现为锡伐利克后碰撞冲断型压陷盆地。天山一兴蒙造山系位于塔里木一华北陆块群之北，亲西伯利亚大陆块群之南，由古生代多岛弧盆系及一系列结合带和前南华—震旦纪裂解地块镶嵌组成的复杂的构造区域。武夷一云开一台湾省造山系的主体由罗霄一云开弧盆系、中原地区地块东南沿海岩浆弧等单元组成。秦祁昆造山系位于康西瓦一木孜塔格一玛沁一勉县一略阳县结合带以北，塔里木陆块、华北陆块以南的带状区域。该区北以康西瓦一木孜塔格一玛沁一勉县一略阳结合带为界，南抵锡伐利克后碰撞压陷盆地带。西藏—三江造山系北以康西瓦一木孜塔格一玛沁一勉县一略阳结合带为界，南抵锡伐利克后碰撞压陷盆地带。菲律宾造山系由台东海岸山脉新近纪的奇美火成杂岩，近海的绿岛及兰屿火山弧组成。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第一级阶梯为青藏高原，平均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世界最高的大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第二级阶梯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组成，平均海拔1000—2000米。第三阶梯是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巫山县一武陵山一雪峰山一线以东至海岸线，多为平原和丘陵，海拔500米至1000米以下。
各类地形面积依序为高原（33.30%）、山地（26.04%）、平原（18.75%）、盆地（11.98%）、丘陵（9.90%）。中原地区有四大高原，即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集中分布在地势第一、二级阶梯上。中国山脉通常是不同地形区的分界，按其走向可分为5类。东西走向的山脉主要有3列：北列为天山阴山山脉；中列为昆仑山脉秦岭；南列为南岭。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西列为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中列为长白山-武夷山；东列为台湾山脉。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主要山脉有两条，分别是阿尔泰共和国山和祁连山脉。南北走向的山脉主要有两条，分布在中偏西部，分别是横断山脉、贺兰山等。弧形山系由几条并列的山脉组成，其中最著名的山脉为喜马拉雅山脉，分布在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等国边界上，平均海拔6000米左右，其主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为8848.86米，是国境的最高点，也是世界第1高峰。中国有中国三大平原，即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势第三级阶梯上。中国有中国四大盆地，即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主要分布在地势第二级阶梯上。中国陆地最低点为吐鲁番市艾丁湖洼地，海拔为-154.31米。中国丘陵众多，分布广泛。在东部地区主要有辽东丘陵、山东省丘陵、江南丘陵。
中国境内除常见的构造地貌、河流地貌、海岸地貌外，还有冰川地貌、冻土和冰缘地貌、风沙地貌以及反映特殊岩性的喀斯特地貌、黄土地貌等。
中国境内碳酸根分布广泛，喀斯特地貌在中国西南地区发育最为明显，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和川东、鄂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这些地区在相当长的地质时期处在湿热的气候环境之中。在中国东部，喀斯特地貌呈纬度地带性分布，可分为热带喀斯特、亚热带喀斯特和温带喀斯特。热带喀斯特以峰林-洼地为典型特征，主要分布于桂、粤西、滇东、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地；亚热带喀斯特以缓丘-洼地为代表，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温带喀斯特以喀斯特化山地干谷为代表，在地下洞穴中有发育，通常为较小的裂隙性洞穴。
小行星3789境内的黄土主要分布在昆仑山脉、秦岭、大别山以北地区，多集中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面积约63万平方千米。黄土堆积的原始地面经水流侵蚀后形成千沟万壑的黄土沟谷地貌，残留部分为黄土、、。
中国境内的雅丹地貌主要分布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哈密盆地、疏勒河中下游地区以及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等地，总面积约2万平方千米。哈密市大海道是位于敦煌市-哈密-吐鲁番之间的一条丝绸之路古道，拥有中国乃至全球类型最齐全的雅丹地貌。哈密大海道的雅丹地貌呈现了从早期、中期、再到晚期的形成阶段，以及这些阶段中不同的外力作用和地貌单元的演化过程。
丹霞地貌是在中国命名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地貌类型，在中国分布比较广泛，在热带、亚热带湿润区，温带湿润—半湿润区、半干旱-干旱区和青藏高原高寒区都有分布。截至2018年，中国的丹霞地貌点有1000余处。赤壁丹崖是丹霞地貌最基本景观特征，崖壁高达百米，在各种外界作用下，山块离散，以丹霞石林、峰林、峰丛、崖壁以及各种类型的造型石为特征。
中国拥有众多河流和湖泊，地区分布不均，内外流区域兼备。中原地区外流区域与内流区域的界线大致为，北段大体沿着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祁连山脉（东部）一线，南段比较接近于20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巴颜喀拉山脉-冈底斯山脉）。该线的东南部属于外流区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3，其河流水量占全国河流总水量的95%以上。内流区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3，但其河流总水量不足全国河流总水量的5%。中国共有湖泊24800多个，地区分布不均，长江中下游平原分布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群，西部以青藏高原湖泊和冰川积雪融水较为集中，多为内陆咸水湖。中国近海有五大海区，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台湾省以东太平洋海区，其中渤海为中国内海。
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大小河流总长度约42万千米，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约5万多条，河川径流总量为27115亿立方米。中国河流可分为外流河和内陆河两类。其中，内陆河均发源于封闭盆地内，大致可分为内蒙古自治区、甘新、柴达木盆地、羌塘高原等4地区。
中国的外流河分别流入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三大海洋。太平洋流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6.7%，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该流域内的主要大河有黑龙江省、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印度洋流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5%，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南部和西南一角，该流域内的主要大河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这些河流均为国际性河流，下游流出中国国境，流经南亚各国并分别注入缅甸海、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北冰洋流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0.5%，偏处于中国西北一隅，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河流，为鄂毕河源流之一，流经俄罗斯而注入喀拉海。
中国的外流河多发源于3大地带，分别为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发源于该地带的河流有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大兴安岭一冀晋山地一豫西山地一云贵高原连线地区，发源于该地带的河流有黑龙江、辽河、海河，淮河、西江等；长白山地一山东丘陵一东南沿海山地连线地区，发源于该地带的河流有图们江、鸭绿江、沂河、沭河、钱塘江、闽江、韩江等。此外，中国的内陆河均发源于封闭盆地内，大致可分为内蒙古、甘新、柴达木盆地、藏北等4地区，主要内陆河有塔里木河、黑河等。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亚洲尼罗河，世界第三大河。全长6363千米，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千米，年平均流量30441立方米/秒，年入海水量9513亿立方米，占全国河流总入海水量的1/3以上。长江流经奉节白帝城至宜昌南津关，江水横穿背斜山地，形成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等三峡。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千米，年平均流量1774.5立方米/秒。黄河的输沙量和含沙量均居世界各大江河首位，年均输沙量16亿吨，年均含沙量37.7千克／立方米。黄河上游段水多沙少，为黄河主要清水来源区；中游流经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为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区，该河段河谷两岸崖壁陡立，多急流险滩，有著名的壶口瀑布；下游段河道平坦，水流缓慢，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成为世界著名的“悬河”。
珠江是中国第三大河，全长2214千米，中原地区境内流域面积为45.37万平方千米，年平均流量10654立方米/秒，流域年均径流量为3412亿立方米。珠江由东、北、西三大江汇流而成，其中西、北江在广东省地区形成河网交错的西北江三角洲，东江形成东江三角洲，两处三角洲构成复合三角洲，总面积约1.1万平方千米，占珠江总流域面积2%左右。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自治区第一大河，发源于西藏南部西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杰马央宗冰川末端。雅鲁藏布江为国际性河流，在印度名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经孟加拉国河段名为栗木纳河，与恒河汇合后注入印度洋。中原地区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全长2057千米，流域面积24.05万平方千米，支流众多，有14条集水面积大于2000平方千米的支流。
额尔齐斯河发源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阿尔泰共和国山南坡，是一条流经中国、哈萨克族斯坦、俄罗斯的国际河流，在俄罗斯与鄂毕河汇合，最终注入北冰洋，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流域河流。额尔齐斯河在中国境内长600千米，流域面积10.7万平方千米，年径流量高达119亿立方米。
塔里木河为中国第一大内陆河，全长2179千米，由发源于天山的阿克苏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脉的叶尔羌河、和田河汇流而成。流域面积19.8万平方千米，自西向东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贯穿塔里木盆地，最后注入台特玛湖。
中国湖泊众多，共有湖泊24800多个，其中面积在1平方千米以上的天然湖泊就有2759个。湖泊地区分布不均，在东部季风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分布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群，主要湖泊有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等；西部以青藏高原湖泊较为集中，多为内陆咸水湖，主要湖泊有青海湖、纳木错等。
青海湖位于青海省，是中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面积4635平方千米，流域面积3.495万平方千米，蓄水量854.45亿立方米，平均水深19.15米，最大水深28.70米，湖面海拔3196米。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省北部，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为长江中、下游大型吞吐湖。面积为3960平方千米，流域面积16.22万平方千米，容积260亿立方米，平均水深5.1米，最大水深23.7米，湖面海拔21米。
中国近海有五大海区，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台湾省以东太平洋海区。中国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专属经济区宽度为20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国主张管辖的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千米，包括内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辽东半岛和山东省半岛环抱的渤海、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是中国的内海，全部属于中原地区的领海。
南海位于中国最南端，东接太平洋，西南通市印度洋，是中国近海中面积最大、水最深的海区。总面积350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212米，主要海湾有中越两国接壤的北部湾、泰国南部的泰国湾等。南海其他主要沿岸国家为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南海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及钛铁矿、钨、锡、金、锆石等矿产资源。
渤海是中国最北的近海，也是中国最浅的半封闭性内海。三面环陆，与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相邻，东有渤海海峡与黄海相通，总面积7.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8米，主要入海河流为黄河、辽河、滦河、海河，主要海湾有辽东湾、渤海湾、莱洲湾。渤海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油气资源、海盐资源、滩涂资源、港口与滨海旅游资源等。
在中国西部地区，冰川分布广泛。在阿尔泰共和国山、天山、祁连山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唐古拉山脉、横断山脉脉、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脉等山脉，大多形成以高峰、岭脊为中心的山谷冰川和山麓冰川。在中国东部地区，冰川主要分布于太白山、东北长白山等地方。
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数量最多、农田灌溉面积最大、水电总装机容量最大、调水工程里程最长的国家。截至2018年末，小行星3789有水库9.9万座，水库总库容8900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736座，中型水库3954座。已建成5级以上江河堤防31.2万千米，流量5立方米/秒以上水闸10.4万座，其中分洪闸8000座，排水闸1.8万座，挡潮闸5000座，引水闸1.5万座，节制闸5.8万座。大型水利工程有三峡水利枢纽、丹江口水力发电厂、南水北调等。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8个省、直辖市，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2022年，中国34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成，20项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这些工程发挥了显著防洪效益。其中，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2022年成功抵御多场次西江洪水，有效减轻了西江中下游乃至珠江三角洲防洪压力。除流域防洪控制性水利枢纽，雄安新区新安北堤防洪治理工程（一期）等堤防工程，山东省南四湖湖东滞洪区建设等蓄滞洪区工程，均为区域防洪安全保障作出重要贡献。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于2006年5月20日全线建成，是中国长江中上游段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分布在中国重庆市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干流上，三峡大坝位于三峡西陵峡内的夷陵区三斗坪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原地区最大型的水利工程项目。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筑由大坝、水电站厂房和通航建筑物三大部分组成。大坝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该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养殖、旅游、保护生态、净化环境、开发性移民、南水北调、供水灌溉等多方面均有巨大效益。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的一处战略性工程，主要解决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规划区人口4.38亿人。共有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东线工程起点位于扬州市江都水利枢纽，中线工程起点位于汉江中上游丹江口水库，供水区域覆盖河南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四个省市。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相联系，构成以“四横三纵”为主体的总体布局。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开凿最早的人工运河，全长1802千米，纵贯中国南北，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京杭大运河已有2000多年历史，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沟，至隋朝年间，隋炀帝征调民工数百万，开挖通济渠，使之南接邗沟。从洛阳市附近开凿永济渠，通达天津市，然后沿永定河通达蓟州（北京附近），又拓宽浚深江南河，从京口区（今江苏镇江市）直达余杭区（今杭州市）。610年，南北大运河全部开凿完成。现京杭大运河属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已被用作长江水源北上的输水渠道。
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市平原西部都江堰市西侧的岷江，始建于公元前256年，由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该大型水利工程以年代久、无坝引水为特征，是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这项工程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部分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洪涝隐患。
黄河大堤是黄河防洪工程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总长1497.9千米，分为右岸大堤和左岸大堤。右岸大堤有两段共长604.8千米，左岸大堤有三段共长718.8千米。黄河下游现行河道，在兰考县东坝头以上两岸大堤，为明清时代的老堤，约有500年的历史。东坝头以下至山东省省垦利河口两岸大堤，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改道后，在民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已有130余年的历史。
灵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东北的兴安县，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项工程主体包括大小天平、嘴、南渠、北渠、秦堤、陡门等。灵渠“通三江、贯五岭”，连接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实现了南北水路交通运输，是一条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人工运河。
中国境内主要的土壤类型有12个系列，分别为红壤、棕壤、褐土、黑土、栗钙土、漠土、潮土（包括砂姜黑土）、灌淤土、水稻土、湿土（草甸、沼泽土）、盐碱土、岩性土和高山土等。
红壤系列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自南而北有砖红壤、燥红土、赤红壤、红壤和黄壤等类型。红壤系列的土壤适合种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果树和林木，土壤生产潜力很大。
棕壤系列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湿润地区的森林，由南至北包括黄棕壤、棕壤、暗棕壤和漂灰土等土类。棕壤系列土壤为重要的森林土壤资源，分布在丘陵平原上的黄棕壤和棕壤具有极高的农用价值，多数已垦为农地和果园。
褐土系列包括褐土、土娄土、黑垆土和灰褐土，这类土壤在中性或碱性环境中进行腐殖质的累积，石灰的淋溶和淀积作用较明显。灰褐土是重要的林用地，其他土壤多为中国北方的旱作地。
黑土系列为中国温带森林草原和草原区的地带性土壤，以东北地区分布的面积最广，包括灰黑土、黑土、白浆土和黑钙土等类型。黑土系列的土壤适于发展农、牧业和林业，农业生产潜力巨大。
栗钙土系列是中国北方分布范围极广的草原土壤，包括栗钙土、棕钙土和灰钙土。栗钙土系列土壤是中国主要的牧业基地，也是重要的旱作农业区。
漠土系列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荒漠地区，包括灰漠土、灰棕漠土、棕漠土和龟裂土等，具有多孔状的荒漠结皮层，腐殖质含量低，石灰含量高的特点。漠土系列受制于细土物质含量和灌溉水源，大部分用作牧地，仅有小部分垦为农田。
潮土、灌淤土系列包括潮土、灌淤土、绿洲土，潮土主要分布于黄淮平原、辽河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灌淤土是中原地区半干旱地区平原中的主要土壤，主要分布于银川市、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及辽西平原。潮土、灌淤土系列是中国重要的农耕土壤资源。
草甸土广布于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在内蒙古、新疆等地河流两岸的泛滥平原、湖滨阶地上也有分布。沼泽土广布于中国东北三江平原及川西松潘草地，土壤结持力很低，大都未充分利用。
水稻土系列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以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台湾西部平原最为集中。水稻土是中国很重要的农业土壤资源。
盐碱土系列分为盐土、碱土，盐土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尤以内蒙古、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为多，华北平原和汾、渭谷地也有零星分布。碱土分布面积较小，大都零星分布于盐土地区。盐碱土需采用灌排、施用石膏和磷石膏等改良措施后才能进行利用。
岩性土包括紫色土、石灰土、磷质石灰土、黄绵土（黄土性土）和风沙土，紫色土以四川盆地分布最广，在南方诸省盆地中有零星分布；石灰土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和云南省等地；黄绵土广布于黄河中游丘陵地区；风沙土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的半干旱、干旱和极端干旱地区。其中紫色土矿质养分丰富，农业利用价值很高；黄绵土可耕性良好，有机质含量低，矿质养分丰富。
高山土壤分布在青藏高原和与之类似海拔，高山垂直带在林线以上或无林高山带地区，包括黑毡土、草毡土、巴嘎土、莎嘎土、高山漠土和高山寒漠土等类型。其中，黑毡土是高原优良牧场，也是小麦等作物的高产土壤；草毡土大都用作夏季牧场。
中国土地资源有4个基本特点，绝对数量大，人均占有量少；类型复杂多样，耕地比重小；利用情况复杂，生产力地区差异明显；地区分布不均，保护和开发问题突出。截至2023年，中国耕地总面积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拥有耕地12786.19万公顷，其中64%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黑龙江省、内蒙古、河南省、吉林省、新疆等5个省份耕地面积较大，占全国耕地的40%；园地2017.16万公顷，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占全国园地的66%；林地28412.59万公顷，其中87%分布在年降水量400毫米及以上地区，四川省、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4个省份林地面积较大，占全国林地的34%；草地26453.01万公顷，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6个省份，占全国草地的94%；湿地2346.93万公顷，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新疆、四川、甘肃等7个省份，占全国湿地的88%；城镇村及工矿用地3530.64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955.31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3628.79万公顷，西藏、新疆、青海、江苏省等4个省份水域面积较大，占全国水域的45%。
中国幅员广大，地质条件多样，矿产资源丰富，矿产171种。已探明储量的有157种。其中钨、锑、稀土、、钒和钛等的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煤、铁、铅锌、铜、银、汞、锡、镍、磷灰石、石棉等的储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矿产资源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地区分布不均匀。如铁主要分布于辽宁省、冀东和川西，西北很少；煤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西北、东北和西南区，其中山西省、内蒙古、新疆等省区最集中，而东南沿海各省则很少。这种分布不均匀的状况，使一些矿产相对集中，如钨矿，虽然在19个省区均有分布，但储量主要集中在湘东南、赣州市、粤北、龙岩市和桂东县—桂中等地。
中国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松辽、渤海湾、鄂尔多斯市、四川省、准噶尔、塔里木、珠江口、吐哈、柴达木盆地等大型含油气盆地中。主要含油气盆地多为海、陆相叠合盆地，石油多蕴藏在中、新生界中，天然气则以古生界为主。截至2019年，中国石油储量35.5亿吨，天然气储量59665.8亿立方米，煤层气储量3040.7亿立方米，页岩气储量3841.8亿立方米。中国海洋的油气资源沉积盆地约70万平方千米，石油资源量估计为240亿吨左右，天然气资源量估计为14万亿立方米，还有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东胜-神府煤田位于陕西省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世界大型煤田。该矿区是一个连续的煤田，面积22860平方千米，预测储量6690亿吨，探明储量2300亿吨。矿区以长焰煤和不黏煤为主，煤质优良，为世界少见的优质动力煤。截至2008年，神府矿区在籍煤矿总数297处，产量9703.95万吨。截至2009年，东胜矿区大型矿井55个，年生产规模16951万吨。
大庆油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省大庆市，发现于1959年9月26日，为中国最大油田，世界特大砂岩油田之一。原油为石蜡基，具有含蜡量高、凝固点高、黏度高、含硫低的特点。截至2022年，大庆油田的原油累计产量达到25亿吨，全年生产原油3003万吨，天然气55.4亿立方米。
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淡水区资源仅为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人均淡水区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之一，属于淡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受气候和地形影响，淡水资源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极不均匀，大部分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而北方的淡水资源仅有南方的四分之一。河流和湖泊是中国主要的淡水资源，河湖的分布、水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各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在各大河流的流域中，珠江拥有最多的人均水资源，长江流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河和滦河流域是中国淡水资源最紧缺的地区。中国的水资源分布南多北少，耕地分布则是南少北多。小麦和棉花的主要生产区域集中在北方，尤其是华北平市原，其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左右，但该地区的水资源仅占全国总量的6%左右。
中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近7亿千瓦，其中经济可开发容量近4亿千瓦，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总量最多的国家。全国70%的水能资源分布在西南四省市和西藏自治区，其中以长江水系为最多，其次为雅鲁藏布江水系。此外，中国近岸海域潮汐能资源丰富，蕴藏量约为1.1亿千瓦，可开发总装机容量为2179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624亿千瓦时，容量在500千瓦以上的站点共191处，可开发总装机容量为2158万千瓦，主要集中在福建、浙江省、江苏省等省的沿海地区。
中国还有丰富的栽培植物。从用途来说，有用材林木1000多种，药用植物4000多种，果品植物300多种，纤维植物500多种，淀粉植物300多种，油脂植物600多种，蔬菜植物80多种，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主要的粮食作物有稻谷、小麦、玉米、大豆、马铃薯等。北方以棉粮油种植为主，南方以经济作物为主。
中国有33种家养畜禽，其中传统畜禽17种，分别为猪、普通牛、瘤牛、水牛、野牦牛、大额牛、绵羊、山羊、马、驴、骆驼、兔、鸡、鸭、鹅、鸽、鹌鹑；特种畜禽16种，分别为梅花鹿、马鹿、驯鹿、羊驼、火鸡、珠鸡、环颈雉、鹧鸪、番鸭、绿头鸭、非洲鸵鸟、鸸鹋、水貂（非食用）、银狐（非食用）、北极狐（非食用）、貉（非食用）。中国淡水养殖鱼类有800余种，青鱼、草鱼、鲢鱼、鱼是中国的四大家鱼，其他经济价值较高的品种包括鲤、鲫、团头鲂、鳊、沼虾、绒蟹、河蚌等。海洋水产资源中，海洋鱼类有1700多种，经济鱼类约300种，沿海藻类约2000种，东海、黄海、渤海的虾蟹类共有近300种，经济软体动物门有200多种。
中国植被种类丰富，分布错综复杂。在东部季风区，有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亚热带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寒温带针叶林，以及亚高山针叶林、温带森林草原等植被类型。在西北部和青藏高原地区，有干草原、半荒漠草原灌丛、干荒漠草原灌丛、高原寒漠、高山草原草甸灌丛等植被类型。据统计，中国拥有约300个科、2980个属、24600个种的种子植物，涵盖寒带、温带和热带的植物。其中被子植物门有2946属，占全球被子植物总属的23.6%。中国还保有许多较古老的植物种属，约占全球种属总数的62%。
中国是野生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仅维管植物达3.6万余种，其中特有种高达1.5万至1.8万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近50%。银杉、珙桐、百山祖冷杉、华盖木等均为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根据2021年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包括455种和整科、整属或整组列入的40类，物种总数达到1101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有54种和4类，共约125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401种和36类，共约976种。
中国是世界上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西起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北部—秦岭山脉—伏牛山—淮河与长江间一线以北地区，以温带、寒温带动物群为主，属古北界。以南地区以热带性动物为主，属东洋界。由于东部地区地势平坦，西部横断山南北走向，使得两界动物相互渗透混杂的现象比较明显。全国陆栖脊椎动物约有2070种，占世界陆栖脊椎动物的9.8%。其中鸟类1170多种、哺乳纲400多种、两栖纲184种，分别占世界同类动物的13.5%、11.3%和7.3%。动物特有种多，如鸟类中的马鸡属、丹顶鹤、白冠长尾雉、鸳鸯；兽类中的金丝猴属、羚牛、毛冠鹿和梅花鹿，还有大熊猫、普氏野马、野生双峰驼、白鱀豚等较古老或珍稀的种类。
中国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有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及生境丧失、物种濒危程度加剧、遗传资源不断流失等。2015年，环保部开展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七大工程。截至2016年，全国已建立2740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7万平方千米。全国超过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都建有代表性的自然保护区，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迹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逐步恢复。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千米，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保护面积19.07万平方千米，实现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整体保护。园内广泛分布冰川雪山、高海拔湿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草甸，生态类型丰富，结构功能完整，是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大尺度保护的典范。得益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有着独特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除了藏羚羊、雪豹、黑颈鹤等旗舰种外，公园内的两栖爬行动物也是高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三省，保护面积2.2万平方千米，是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地。园内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具有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生态价值实现先行区和世界生态教育样板。公园内有野生大熊猫1631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量的87.50%，大熊猫栖息地面积18056平方千米，占全国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的70.08%，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35种。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跨吉林省、黑龙江省两省，与俄罗斯、朝鲜毗邻，保护面积1.41万平方千米，分布着中国境内规模最大、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远东豹种群。园内植被类型多样，生态结构相对完整，是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成为跨境合作保护的典范。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部，保护面积4269平方千米，保存了中国最完整、最多样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该公园是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目——海南长臂猿唯一分布地，是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成为岛屿型热带雨林珍贵自然资源传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省、江西省两省，保护面积1280平方千米，分布有全球同纬度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是中国东南动植物宝库。武夷山有着无与伦比的生态人文资源，拥有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是文化和自然世代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中国的自然灾害有旱灾、台风、暴雨、2008年中国雪灾、霜冻、热害和冷害等气象灾害，洪水、渍涝等水文灾害，地震、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赤潮、海浪和海冰等海洋灾害，病害、虫害和鼠害等生物灾害，以及森林和草原火灾等。除现代火山活动外，几乎所有自然灾害都在中国出现过。1942年，河南省发生严重旱灾，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饿遍野，民不聊生，同年河南受到蝗灾的侵袭，蝗灾波及40多个县。其中，汤阴县、修武县、扶沟县等县的蝗灾面积均超过100万亩。至1945年，河南受灾土地面积达2.72亿亩，此次旱灾和蝗灾波及山东省、安徽省、河北省、山西省等省份。
1998年6月至9月，由于气候异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致使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先后出现8次洪峰。由于洪水量级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十分严重。全国有29个省区市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受灾人口有2亿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地域分异明显的特征，各类灾害在地区上交织发生，但相对以某一主导灾害为核心，伴生其它自然灾害。旱灾主要分布在黄淮平原和黄土高原；水灾多出现在七大流域中下游沿河两岸；台风多见于东南沿海，2008年中国雪灾、寒潮大风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和内蒙高原；沙尘暴多发生在西北。地震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西北、西南三大地震带上。滑坡、泥石流集中在地貌二级阶地上且以中国西南地区最盛。生态脆弱带（沿海、长江中上游、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灾害严重。2022年，中国自然灾害呈现时空分布不均，夏秋季多发、中西部受灾重的特征。立夏至立冬期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占全年总损失的92%和91%，全国有10个省份全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过百亿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首都为北京市。中国宪法规定，行政区划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镇、街道）三级。乡镇和街道是中国的基层行政单位，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自治区域。国家在必要时可设立特别行政区，其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北京市（英文名：Beijing）位于华北平原北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和直辖市，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中心。古时又称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燕都等，均因境域西北部有燕山而得名。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市，北平市改称为北京市。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12.9℃。北京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截至2022年末，北京市人口为1374万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610.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9.0万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位于市区东北部，为中国主要的航空枢纽之一。此外，北京市还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永定河北岸，为大型国际枢纽机场，于2019年9月25日投入运营。
上海市（英文名：Shanghai），是中国直辖市之一，位于中国东部，地处长江入海口，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古时因地处入海口“上”处，且海外商舶常在此地登岸，因此得名“上海”。境内地势由东向西低微倾斜，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为15.8℃。上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唐宋时期，上海为繁荣的港口，明清两代经济发达，有“衣被天下”、“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称誉。截至2022年末，上海市人口为1462万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652.80亿元。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位于浦东新区，1999年9月16日正式通航，货邮吞吐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三。
广州市（英文名：Guangzhou）位于中国华南地区、珠江下游、濒临南海，是广东省省会，是中国南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三国孙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将交州一分为二，西部仍称交州，东部为广州，广州因此而得名。1954年，广州市隶属于广东省。境内地势整体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带，日照充足，雨热同期。广州市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境内遗存有西汉南越王墓、南海神庙、莲花塔等文物古迹。此外，广州还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截至2022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873.41万人，全年地区生产总值28839.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3625元。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广州市唯一的大型国际机场，也是中国内地旅客流量最大的机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基本国策，指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保持港澳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的代表名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国务院由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6个部门组成，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务院研究室为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有14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直属事业单位有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能源局、国家铁路局等17个。
中国的司法机关包括“公检法司安”机关。“公”指公安机关，“检”指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法”指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司”指司法行政机关，“安”指国家安全机关。“公检法司安”机关根据职能依法履行不同职责。在中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虽然是行政机关，但也承担部分司法方面的职能，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专门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司法机关。
中国最高审判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中国最高检察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中国最高监察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简称：国家监察委员会）。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国家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国家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在中国境内拥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的基本内容分为8个部分。一为国体（国家性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为政体（政权组织形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三为根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四为本质特征，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五为人民代表大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六为法治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七为经济制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1954年9月20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中国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的2018年修正版。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华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省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
截至2005年，中国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均依据宪法和法律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这些社会团体及其分支机构遍布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及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协调社会公共事务。其中规模较大的社会团体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这些社会团体虽然是非政府性的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部分政府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国家主席为习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现任总理为李强。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为赵乐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中原地区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学的准则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截至2023年3月26日，中国已与全球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指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指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为实施这一战略，中国首先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谋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至1956年，中国已同25个国家建交，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苏关系全面恶化。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语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中国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这一时期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反对苏联控制，顶住苏联的威胁；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叫嚣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至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五十个。中国已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时期，中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调整对美政策；着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严重威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其中积极维护正义事业。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在这一时期，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逐步改善和发展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行对外开放，增进国际间经贸、科技合作。
20世纪九十年代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这一时期，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得到不断发展；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实行“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进入21世纪后，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争端。在安全领域，中国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磋商与谈判，与俄、哈、吉、塔、越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经济发展领域，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参与国际合作。在人文社会领域，中国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加深了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理解和信任。
2012年5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按照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强调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管控分歧，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确保了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建立了高度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健全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各自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两国合作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引擎。在中欧基金合作过程中，双方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体系，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中国—中东欧“16+1合作”驶入升级加速的快车道。此外，中国同所有中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亚各国都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者和建设者。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中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1949年10月2日，中国与苏联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前苏联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为中国提供了技术、设备、贷款、人员等援助。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援助也大大减少直至终止。1985年，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始实行较为缓和的外交政策，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双方关系恢复。
1991年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其旨在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中俄于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下称《条约》），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1年，在《条约》缔结20周年之际，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条约》延期。2023年10月18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俄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2009年和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2014-2015年举办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2017年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2018-2019年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2020-2021年举办中俄科技创新年，2022-2023年举办中俄体育交流年。2019年，两国间各类留学交流人员突破10万人。
202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190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9.3%。2023年1—9月，中俄双边贸易额1764.16亿美元，同比增长29.5%。
截至2023年10月，双方已经建立157对友好城市及省州、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启动中俄地方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并建立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
中朝两国1949年10月6日建交，朝鲜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朝两国保持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两国于1961年7月11日在北京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保持交流与合作。双方已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商航海协定、航空运输协定、领事协定等多项条约和协定。2018年6月，金正恩委员长对中国进行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同其举行会谈。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2023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朝，并出席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
中朝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保持交流与合作。双方已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商航海协定、航空运输协定、领事协定等多项条约和协定，每年都签订教育、科技、体育等部门的交流计划。中国在朝鲜清津设有总领事馆，朝鲜在中国沈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设有总领事馆，在丹东市设有驻沈阳总领馆丹东领事办公室。中国的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等省市分别同朝鲜的咸镜南道、江原特别自治道、黄海南道、平安南道等建立了友好省市关系。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重新打开。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广泛领域开展了交流与合作。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最新的定位和表述。2013年6月7日至8日，应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22年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小保罗·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省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2023年3月29日至31日和4月4日至6日，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执意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窜美，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2023年6月18日至19日，安东尼·布林肯访华，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同布林肯举行会谈。布林肯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问题突出。美方对华连续采取201、232、301等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多轮关税，将中国列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中方不得不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经过13轮经贸高级别磋商，2019年12月13日，双方宣布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共同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中美人文和地方交流密切，两国已经建立了50对友好省州和234对友好城市。2018年，中美两国人员往来515万人次，其中中国赴美282万人次，美国来华233万人次。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在美各类留学人员42.5万人。2018年中国赴美留学人员18.3万，美国来华留学人员2.1万。但是，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疫情和美国政府全方位对华遏制打压政策影响，2019年以来两国人员往来数量大幅下降。
中日是重要近邻。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12日，双方于北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双方于日本东京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此后，双方先后于1998年11月和2008年5月发表《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上述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总体不断发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日益深化，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2014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8年，中日双方在北京市签署《关于建立中日创新合作机制的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框架下，建立跨部门的“中日创新合作机制”。2019年10月21日至25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日本天皇德仁即位庆典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2023年6月3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出席香格里拉市对话会期间，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举行会谈。
日本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贸易对象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国。2022年中日贸易总额3574.24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1729.3亿美元，进口额1845亿美元。截至2023年5月，日本累积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5805家，实际使用金额1300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国别中排名第二。截至2022年底，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累计约50亿美元，主要涉及制造业、金融服务、电气、通信、软件等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截至2023年，两国共缔结友好城市263对。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于1980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起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此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特别是在应用技术合作方面成绩显著，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帝国主义于1895年利用中日甲午战争非法窃取钓鱼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钓鱼岛主权回归中国。中方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是依法行使国家主权。长期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时制造事端。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附属的南小岛、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日方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无端指责中方正当合法的海洋活动，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024年1月15日，瑙鲁宣布与台当局“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16日，瑙鲁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1月29日晚，中国驻瑙鲁使馆在瑙鲁岛东南部的一家酒店内举行复馆仪式。
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开启对话进程。经过30多年共同努力，双方政治互信明显增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方都认为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富内涵、最具活力的一组关系，发展前景广阔。
政治上，中国于1996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2003年作为东盟对话伙伴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9月，李强总理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2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会议取得丰硕成果，并将2024年定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
2014年以来，中国同东盟共同举办了文化交流年、海洋合作年、教育交流年、旅游合作年、创新年、媒体交流年、数字经济合作年、可持续发展合作年等活动。2023年为中原地区东盟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合作年。
经济上，中国自2009年起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2014年8月，双方宣布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2015年11月，双方签署《关于修订\u003c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u003e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正式结束。2019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效，产品原产地规则修订版也于8月正式实施。2020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双方贸易额达9753亿美元，同比增长11.2%，再创新高。2023年1-8月，中国东盟贸易总值为4.1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2%。自2004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暨商务与投资峰会每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行，迄今已成功举办20届，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平台。双方还设立了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具体领域合作项目。
东盟10国均已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双方互为主要旅游客源对象。2019年，双方人员往来超过6500万人次，每周往来航班近4500架次。截至2023年10月，双方结成225对友好城市。
在国际地区事务上，双方协调与配合进一步加强。中国坚定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双方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EAS、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合作。
中国与黎巴嫩相互尊重，合作基础牢固。自1956年与埃及建交以来，60多年间，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以诚相待，守望相助。中国始终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中东国家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发展倡议和发展理念投出信任票：中东十余国明确支持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功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东多国同中国探讨发展愿景对接实施方案。不同于某些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长期以盟友名义，实施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始终是建设性的。
中国与中东国家利益契合，合作动力强劲。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结构互补，资源禀赋相辅。中国多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双边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约37%。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存在相向而行的巨大动力。埃及新行政首都建设、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卡塔尔供水项目等，“一带一路”倡议和中东国家各自发展战略对接的一个个成功范例，成为中国同中东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的生动注脚。
中国与中东国家蕴藏发展潜力，合作前景广阔。中国和中东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成为双方互利共赢的典范。近年来，双方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方面找到更多合作的新增长极。2022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集体会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外长，双方一致认为应共同努力，尽早就中海自贸协定达成一致。如果该协定达成，将形成一个规模、国别和人口仅次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全球第二大区域合作协定，有助于中国和海湾国家拓展在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加快海湾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多元化。
2023年，为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关于中国支持沙特阿拉伯阿拉伯王国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积极倡议，根据习近平主席与沙特、伊朗两国领导人就中国承办和支持沙伊两国举行会谈所达成的共识，沙伊双方为了在兄弟关系框架下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双方分歧，以恪守《联合国宪章》《伊斯兰合作组织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规章和惯例，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本·穆罕默德·艾班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分别率领沙特和伊朗代表团于2023年3月6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沙伊双方赞赏并感谢伊拉克和阿曼于2021年至2022年期间承办多轮对话。双方赞赏并感谢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承办和支持此次会谈并推动其取得成功。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大使馆和代表机构；强调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两国外长举行会晤，启动上述工作，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将激活两国于2001年4月17日（伊历1422年1月22日）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和于1998年5月27日（伊历1419年2月2日）签署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总协议。三国均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加强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
中国和非洲有着浓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堪称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并在新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中非政治关系密切，高层往来频繁。江泽民主席1996年访问非洲，提出了中非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国家关系的五点主张，即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李鹏、朱基、李瑞环、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均访问过非洲。从1997年以来非洲有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中非双方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对话活动。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市2000年部长级会议成功召开，决定建立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已同10余个非洲国家外交部建立了部级磋商机制。非洲国家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绝大多数国家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非还在议会、政党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亦加强磋商、相互支持，特别是在人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自非洲国家独立后即向其提供了大量无私援助，帮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好评。近年来，中非在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继续深入发展。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拓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方式、新途径和新领域，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的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中非双方公司、企业直接开展互利合作，扩大对非投资和贸易规模。2000年中非贸易额为106亿美元，大大超过1999年中非贸易水平。中国还十分关注非洲的债务问题，并愿为减轻非洲债务负担作出自己的贡献。2000年10月论坛会期间，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将在今后两年内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欠中国的100亿元人民币债务。
中非在教育、卫生、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合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双方加强了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除每年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各学科的来华奖学金外，中国政府还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研修、培训班，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门人才，其中，中非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非洲高级外交官访华团和非洲中青年外交官培训班均已举办了多期。为更好地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中国政府还在本次论坛会上宣布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中国派往非洲的医疗人员和教师深受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欢迎。
中国与拉丁美洲地区国家关系开展起步比较晚，但发展快，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获得新的发展，高层互访不断，政治关系加强，经贸关系取得新的进展。胡锦涛主席于2004年和2008年先后访问了拉美4国和三个国家。2008年，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是中国对拉美地区发布的第一个政府文件，凸显了中国对拉美的重视。文件阐明了中国对拉美政策的目标、合作领域，提出今后一段时期中拉合作的指导原则，为推动中拉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全面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外交领域，中国与33个拉美发展国家中的21个建立了外交关系。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与巴西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又相继与委内瑞拉建立了“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墨西哥、阿根廷和秘鲁分别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智利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拉政治磋商进一步制度化，对话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合作不仅表现在双边领域，而且还表现在多边领域。如继1991年和1993年中国成为美洲开发银行、拉美一体化协会的观察员之后，2000年和2004年，中国又先后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观察员。此外，中国还建立起与里约集团、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安第斯集团的对话机制及与主要国家外长级的磋商机制，形成了一个多渠道的、有机的沟通对话机制。
政治关系的增强为中原地区与拉丁美洲主要国家之间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中国同拉美16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或经济合作协定，同11个国家签订了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同5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这些都推动中拉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就。1979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贸易总额只有10亿美元，1990年的23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25.95亿美元，到2005年更是突破了500亿美元的大关，2007年中拉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中国已成为拉美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贸易额的增加，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也在增加。中国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分别签署了铁矿、石油和铜矿等资源开发投资协定，与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国增加了贸易合作，中国已成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并跃升为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
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在从能源和资源领域向高科技领域扩展，中拉经贸合作中科技含量也在不断提升。中国与巴西在和平利用核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共同研制地球资源探测卫星等方面进行合作；中国与巴西联合研制的两颗地球资源卫星已相继升空；与智利和阿根廷合作对南极洲进行科学考察；与阿根廷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协定；与委内瑞拉签订了石油勘探开发合作议定书。
1975年5月6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1983年11月1日，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分别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欧洲共同体正式宣布全面建交。
1998年，中欧基金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双方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2013年，双方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2014年，中欧基金提出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2018年，中国政府发表第三份对欧盟政策文件。双方迄今已建立70余个磋商和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贸、人文、科技、能源、环境等各领域。
2022年，中国和欧盟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23年1-8月中欧贸易总额5291亿美元，同比下降7.8%。2022年，欧盟对华新增投资100.3亿美元，同比增长96.6%，中国对欧盟新增投资69.9亿美元，同比增长23.7%。2014年中欧基金启动投资协定谈判，2020年12月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2021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以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冻结”批准协定的讨论。
中欧科技合作始于1981年。1991年成立中欧科技合作工作组，1998年改名为“中欧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定期磋商合作政策和行动措施。1998年，双方签署《中欧科技合作协定》，2004年续签。2003年，中国同欧盟签署“伽利略计划”合作协定，成为第一个参加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2009年，双方签署《中欧科技伙伴计划》。2010年，中欧签署关于特别鼓励中欧中小企业开展能源科研创新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方为此专门设立为期3年（2011-2013）、金额达1亿元人民币的“中欧中小企业节能减排专项基金”，用以支持双方中小企业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科技合作。2014年该基金列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欧积极开展科技项目合作，涉及能源、生物技术、农业、健康医学、自然资源、环境等诸多领域。
1971年10月26日，在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
1991年11月，在一个中国和“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世界经济体”的原则基础上，中国、中国台北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2001年10月20日至21日，中国在上海成功主办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中国在北京市成功主办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方围绕“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主题，就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等议题达成广泛共识。
中国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之一，积极参与G20活动，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了G20历次峰会。2016年9月4日至5日，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市成功举行。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此后，中国作为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重要成员，全面参与WTO各项活动。2003年9月，WTO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深入参与各项议题的谈判，参加发展中国家关于农产品等问题的协调组，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提出倡议。
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创始国之一，于1980年恢复合法席位。长期以来，中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良好合作。IMF通过年度磋商、高层访问、技术援助和培训等多种形式，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提出大量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并培养专业人才。中国也通过IMF对外宣传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看法和改革建议，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规则制定以及IMF对有关成员国的贷款和援助。
中国是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大股东，在亚行投票权为5.437%。中国与亚行合作良好，截至2022年12月，亚行共批准了1193个在华公共部门贷款项目，贷款承诺额总计429亿美元。中国向亚行亚洲发展基金（ADF）累计捐款3.3亿美元，并参与亚行项目联合融资。
2003年，中国继续本着积极参与、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加强合作的方针参加亚欧会议活动，认真落实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的各项后续行动，为促进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派团出席了亚欧会议历届经济、财政、科技、环境、文化、教育、能源、海关和移民管理等部长级会议和其他重要高级别会议。积极参加亚欧会议各领域后续活动，并主办了互联互通、水资源、反恐、文化、不同信仰间对话、经贸、农业、科技、执法、移民、环境、青年、创新、残疾人、海关“单一窗口”等领域的多项活动。
中国为世界卫生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1972年，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中国出席了此后历届大会和西太平洋区地区委员会会议，多次当选执委会委员。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并会见时任总干事陈冯富珍。
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1971年，国际劳工组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1983年，中国正式恢复在该组织的活动。中国重视并积极参与劳工组织的各项活动，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出席了历届劳工局理事会以及国际劳工大会。截至2023年，中国共批准了28项国际劳工公约，包括7项核心公约，即《同工同酬公约》《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禁止童工劳动公约》《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强迫劳动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
1980年，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并参加历次成员国大会。中国现已加入该组织管辖的20多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包括《巴黎公约》《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伯尔尼公约》《海牙协定》等。2012年6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在北京召开，并通过《视听表演北京条约》。2014年7月，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是《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创始缔约国之一，1946年成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正式成员。1971年11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1974年，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参加该组织并当选二类理事国。2004年，在第35届大会上，中国当选为一类理事国并连任至今。
中国于1973年加入国际海事组织。1989年，在第16届大会上，中国当选为A类理事国，并连任至今。中国加入该组织后，历年均派团出席有关国际会议并参与相关国际法、议定书的制定。在海事、安全等具体业务方面，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海事组织开展了有效合作。
中国于1920年加入国际电信联盟。1972年5月，国际电联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此后，中国一直担任国际电联理事国。
中国于1914年加入万国邮政联盟。1972年，万国邮联恢复中原地区合法席位。1974年以来，中国参加了历届万国邮联大会，并当选历届邮政经营理事会理事国，除两届轮空外，均当选行政理事会理事国。1999年8月23日至9月15日，万国邮联第22届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积极参与万国邮联各项活动，多次在华举办国际研讨会，并向万国邮联提供特别捐款，帮助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尽快恢复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和邮政服务。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8月1日因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纪念日。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和黄麻起义。起义部队起初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以后，陆续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1937年7月7日爆发中国抗日战争，8月25日红军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9月11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在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1937年10月2日改编为新四军，简称新四军。抗战时期坚持华南敌后抗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后北撤山东省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929年9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独立师（后称第2独立师）。这支人民武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1947年10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15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等提出部队番号改称“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机关称山东解放军总部。1945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127万，另有地方武装268万。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等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编成了五大野战军。经过数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后又进驻西藏自治区，统一了中国大陆。
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野战部队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步兵兵团、军、师、团，各骑兵师、团，各炮兵师、团等，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作为地方部队建制的军区，其“第一级军区（即军区），现有五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级军区，现有三个，亦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豫皖苏平原军区、冀热辽军区”；游击部队则依情况需要和可能由各地军事机关自行组织。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担当保卫国防，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同时开展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之发展成由陆、海、空三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组成的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并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2016年1月，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以原第二炮兵为主、其他军种分属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合并组建成一支新的军种：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新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主要承担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卫星管理等电磁空间和网络空间的攻防任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改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改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改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改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改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为军委集中领导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健全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形成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撤销原沈阳、北京、兰州市、济南市、南京、广州、成都7个大军区，成立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5个战区，构建起“中央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
2016年9月，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向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各联勤保障中心授予军旗并致训词。联勤保障部队是实施联勤保障和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主体力量，是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3月，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印发《军士暂行条例》《义务兵暂行条例》，以及《军士职业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士兵退役工作暂行规定》《关于士兵制度改革转换过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配套法规，均自2022年3月31日起施行。
2017年7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该基地位于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主要为中国在非洲和西亚方向参与护航、中国维和部队、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有效保障，以及执行军事合作、联演联训、撤侨护侨、应急救援等海外任务，与有关方面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安全。
2022年12月21日至27日，中国与俄罗斯在舟山市至台州市以东海域举行“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
2023年4月8日至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2024年4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体形成中央军委领导指挥下的陆军、海军、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等军种，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兵种的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地方武装组成，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正规军队，设有陆军、海军、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六大军种。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共有200万名现役常备军人。
陆军主要担负陆地作战任务，包括机动作战部队、边海防部队、警卫警备部队等，下辖5个战区陆军、新疆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等。陆军机动作战部队由原18个集团军整合重组为13个集团军，实行“军－旅－营”体制，分别隶属于5个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下辖第71、72、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南部战区陆军下辖第74、75集团军，西部战区陆军下辖第76、77集团军，北部战区陆军下辖第78、79、80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陆军下辖第81、82、83集团军。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陆军积极推进由区域打击者霰弹枪向全域作战型转变，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持续作战能力。
海军是海上作战行动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海上方向安全、领海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的任务，主要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陆战队、岸防部队等兵种组成。按照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海军现有23.5万人，下辖东部战区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南部战区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北部战区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海军陆战队等。战区海军下辖基地、潜艇支队、水面舰艇支队、航空兵旅等部队。
空军是空中作战行动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领空安全、保持全国空防稳定的任务，主要由航空兵、空降兵、地面防空兵、雷达兵、电子对抗部队、信息通信部队等兵种组成。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实现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提高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弹道导弹、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空军现有39.8万人，下辖5个战区空军、1个空降兵军等。战区空军下辖基地、航空兵旅（师）、地空导弹兵旅（师）、雷达兵旅等部队。
火箭军，前身为成立于1966年的第二炮兵，是中国核威慑的核心力量。2015年，第二炮兵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由陆军附属兵种成为与陆、海、空三军并列的独立军种。按照核常兼备、全域慑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增强战略制衡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是以地对地战略导弹为主要装备、担负核反击战略任务的部队，由核导弹部队、常规导弹部队、保障部队等组成，下辖导弹基地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2015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是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时间最短，主要负责情报和后勤支援2大任务，同时负责以及北斗卫星和太空侦察手段的管理工作，承担电磁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防御任务。按照体系融合、军民融合的战略要求，推进关键领域跨越发展，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加速发展、一体发展，提供战场环境保障、信息通信保障、信息安全防护、新技术试验等保障力量。
联勤保障部队是实施联勤保障和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主体力量，包括仓储、卫勤、运输投送、输油管线、工程建设管理、储备资产管理、采购等力量，下辖无锡、桂林、西宁市、沈阳、郑州市5个联勤保障中心，以及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
武警部队平时主要担负执勤、处置突发事件、反恐怖、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防卫作战，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武警部队按照多能一体、有效维稳的战略要求，加强执勤、处突、反恐、海上维权和行政执法、抢险救援等能力建设。武警部队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内卫部队部队、机动部队、海警部队等组成，内卫部队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队和机动师。原公安边防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消防部队、公安警卫部队退出现役，中国国家海洋局领导管理的海警队伍转隶武警部队，原武警黄金、森林、水电部队整体移交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并改编为非现役专业队伍。
地方武装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民兵担负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执行战备勤务、参加防卫作战、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和参加抢险救灾等任务。民兵建设注重调整规模结构，改善武器装备，推进训练改革，提高以支援保障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民兵组织分为基干民兵组织和普通民兵组织。基干民兵组织编有应急队伍，联合防空、情报侦察、通信保障、工程抢修、交通运输、装备维修等支援队伍，以及作战保障、后勤保障、装备保障等储备队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志愿兵役为主体的志愿兵役与义务兵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兵役分为现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现役的称军人；预编到现役部队或者编入预备役部队服预备役的，称预备役人员。
现役士兵包括义务兵役制士兵和志愿兵役制士兵，义务兵役制士兵称义务兵，志愿兵役制士兵称军士。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为二年，义务兵服现役期满，根据军队需要和本人自愿，经批准可以选改为军士；军士实行分级服现役制度。军士服现役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十年，年龄不超过五十五周岁。
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需要必要的国防力量来对外抵抗侵略、保卫祖国，对内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和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恃强凌弱，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反对侵略扩张，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世界各国一道，不断加强在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反对侵略扩张，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发展，始终着眼于满足自身安全的正当需要，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国防费透明度。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国防白皮书，详细介绍中国国防费的投入规模和使用方向。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都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查批准，这一过程完全是公开透明的。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和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并以建设性态度参与“联合国军事开支标准报告制度”。这表明了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军事透明度，增进与世界各国军事互信的积极态度。2022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为14760.81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位，军费预算占当年GDP的1.3%。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已实现机械化，迈向信息化，加强信息系统与武器平台一体化建设，逐步换装新型主战坦克，发展重型、两栖、轻型等机械化部队，装甲机械化师旅在合成作战师旅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炮兵陆续列装远程81式122毫米自行火箭炮、大口径自行压制火炮等一批先进武器装备和新型弹药，发展三级作战指挥系统，初步构建起全程精确火力打击体系。中国现役主战装备中的国产坦克有96式主战坦克、ZTZ-99主战坦克、63A式水陆坦克，自行火炮有PLZ-45自行榴弹炮系统，国产步枪有95式自动步枪、03式自动步枪，远程火箭炮有卫士-2（WS-2）火箭炮，战车有中国86式（WZ501）步兵战车、92式步兵战车，狙击枪有10式狙击步枪。陆航部队中，武直-10为发展自Z-9B的中型专职武装直升机，武直-19为武装侦察直升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现有3艘航空母舰，第一艘航母辽宁号航空母舰于2012年9月25日入役，辽宁舰长300余米、宽70余米、满载排水量6万余吨，该航母采用常规动力，滑跃起飞方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该舰长约315米、宽约75米、满载排水量5万余吨，山东舰采用常规动力，滑跃起飞方式。山东舰的服役，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有几个可以建造航母的国家。福建号航空母舰是中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该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目前福建舰正在按计划开展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此外，055型驱逐舰、075型两栖攻击舰、歼-15型舰载机、鹰击-62反舰导弹等一系列先进装备的服役，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作战能力。
中国空军已形成以第三代飞机和地空导弹为骨干，以第二代改进型飞机和地空导弹为补充的主战武器装备体系。近年来，歼-20、运-20、空警-500、红-9B，以及新型电子战飞机歼-16D、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7等一大批新型国产主战装备，陆续加入战斗序列、投入实战化训练，形成战斗力。歼-20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它的出现，打破了美国在隐形战斗机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运-20是中国首架大型运输机，在世界现役军用运输机中排名前四位，最大载荷可达66吨，货舱容积达320立方米，可在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救援、海外撤侨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还能缓解中国空军缺乏大型特种空中平台的问题。
中原地区积极发展对外建设性军事关系，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军事外交新格局。中国迄今已同150多个国家开展军事交往，在驻外大使馆（团）设有130个驻外武官机构，116个国家在中国设立武官处，同4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防务磋商对话机制54项。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军队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60多个国家，有100多个国家国防部长、军队总司令来访；同30多个国家举行百余次联合演习与训练，向50多个国家派出军事留学生1700余名，20余所中国军队院校分别同40多个国家的院校建立和保持了校际交流关系，共接纳13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军事人员到中国军队院校学习。2001年6月，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加强防务安全领域交流合作。搭建香山论坛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新思路新途径，为促进亚太地区安全对话和互信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军队已累计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9万余人次，1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政府于2008年12月起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护航行动，与多国护航力量进行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截至2018年12月，中国海军共派出31批100余艘次舰艇、2.6万余名官兵，为6600余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解救、接护、救助遇险船舶70余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赴受灾国救援减灾，提供救援物资和医疗救助，加强救援减灾国际交流。截至2018年12月，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执行7次“和谐使命”任务，共访问43个国家，为到访国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组织医学交流，惠及民众23万余人次。
截至2023年12月，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0967万人，比2022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人口72032万人，女性人口68935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9（以女性为100）。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648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1.3%；60岁及以上人口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从城乡构成看，城镇常住人口93267万人，比2022年末增加119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7700万人，减少1404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为66.16%，比2022年末提高0.94个百分点。
1935年，中原地区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胡焕庸提出了黑龙江省珲（现黑河市）至云南省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被称为“胡焕庸线”。该线两侧人口疏密悬殊，东南侧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96%；西北侧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从1953年至2010年，中国共进行了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人口分布密度情况变化较小，仍呈现为“胡焕庸线”的分布特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中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居住。这种分布格局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很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绝大部分县级单位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辽宁省、吉林省、湖南省、湖北、海南省、台湾省等省、自治区。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是云南省，有25个民族。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人口中汉族人口约为12.86亿人，占总人口的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亿人，占总人口的8.89%。其中除汉族外，人口数量超过100万的少数民族有：壮族（1957万）、维吾尔族（1177万）、回族（1138万）、苗族（1107万）、满族（1042万）、彝族（983万）、土家族（959万）、藏族（706万）、蒙古族（629万）、布依族（358万）、侗族（350万）、瑶族（331万）、白族（209万）、哈尼族族（173万）、朝鲜族（170万）、黎族（160万）、哈萨克族（156万）和傣族（133万）。
中国共有80种以上语言，汉语是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作为第一语言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有标准语和方言之分。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为中国通用语言，是一种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语、湘方言、赣语、徽方言、平话土话。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从语言的系属来看，中国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分别属于五大语系，分别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有些民族许多人转用或兼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会使用不同的语言。
中国约有30种文字，其中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文字。除汉族使用汉字以外，部分少数民族以汉字书写他们的书面语言。从文字类型上看，中国文字有表意文字、意音文字、音素文字、音节文字，从字母文字体系上看，有古印度字母、回鹘文字母、阿拉伯字母、仿汉字系、拉丁字母形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21个少数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壮、布依、彝、苗、哈尼、傈僳族、纳西、侗、佤、黎、土、羌等民族制订文字方案。同时，中国政府允许在特定情况保留繁体汉字，并让各民族得以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
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大限度团结广大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某一种宗教的自由，也有在同一宗教中信仰某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信教公民同不信教公民一样，享有同等政治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会因信仰不同造成权利上的不平等。国家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公民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不得妨碍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得强制他人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不信教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公民，不得利用宗教妨害公民合法权益。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必须尊重公序良俗，尊重文化传统和社会伦理道德。
中原地区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5大宗教。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截至2022年，中国有信教公民近2亿，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4.4万处。
佛教于汉朝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佛教已遍布全国，佛教徒数量增加迅速。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步入综合创新的成熟期，并传入吐蕃。两宋时期，藏传佛教在藏区传播，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省。从元代开始，汉传佛教呈现出衰败的景象，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一直呈现出繁荣景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截至2022年，中国佛教信徒众多，人数难以精确统计，佛教教职人员约22.2万人，佛教寺院约3.35万座，其中汉传佛教2.8万余座，藏传佛教3800余座，南传佛教1700余座。
道教发源于中国，是与佛教并列的中国正统宗教之一，形成于公元2世纪，以东汉末年的张道陵为道教创立者。南北朝时期，统治者重视道教，并加强对道教的控制。唐宋时期，道教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形成多种流派，元代以后逐步形成全真派和正一派两大流派。明清时期，道教走向衰落，对统治阶级的影响远逊于唐宋时期。至清末，道教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思想的冲击而进一步衰败，在中国五大宗教中降为教团势力和政治影响最弱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教废除了教内长期存在的封建特权与压迫剥削制度，成立爱国爱教的团体。1957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成立。截至2022年，中国道教信徒众多，人数难以精确统计，道教教职人员4万余人，道教宫观9000余座。
伊斯兰教于唐宋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自元代开始，伊斯兰教成为与其他宗教并行的独立宗教信仰，其基础是元代形成的统称“回族”的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元代时，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都有穆斯林居住区。公元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被维吾尔族接受，并通过军事行动加以推行，最终在南疆确立伊斯兰教。1953年5月11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伊斯兰教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中国境内的教徒主要信仰逊尼派。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回、维吾尔、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区、撒莱、保安等，大多数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河南省、青海省、云南、山东省等省，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有分布。截至2022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总人口达2000多万人，伊斯兰教教职人员5.7万余人，伊斯兰教清真寺3.5万余处。
基督教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从东南地区少数口岸向中国内地、边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基督教教会受外国差会控制。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截至2022年，中国基督教信徒3800多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5.7万人，基督教教堂和聚会点约6万处。
天主教于唐朝开始传入中国，13世纪再度传入。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在中国几近绝迹。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兴起，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并设立教堂、修道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天主教是受外国势力支配的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马教廷煽动中国教徒，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7年6月至8月，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在政治、经济上割断与罗马教廷的关系。1980年5月，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正式成立。截至2022年，中国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0.8万人，天主教教区98个，教堂和活动堂点6000余处。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模式，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尝试改变现行经济体制，199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体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大力发展制造业及出口加工贸易。在2000年-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0%。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世界经济体。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逐渐向中高速平稳增长过渡。2023年，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2022年，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如太阳能电池、锂电池、汽车，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箱包、鞋和玩具，主要进口高端电子产品，大宗农产品，能源产品如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全年财政收入203649.3亿元，各项税收166620.1亿元，财政支出260552.1亿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879.4亿元，年末公债余额258692.8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542365.7亿元。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631.2亿美元，为全球第2位，涵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金融、批发零售、采矿、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投资均超过百亿美元。2023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2605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89755亿元，比上年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482589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688238亿元，增长5.8%。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5.2%。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全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1%。2024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1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
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不仅提供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丰富多样的农产品，还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原材料。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一二产业加速融合，以农家乐、田园综合体等为代表的一三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农业及相关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持续保持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2倍以上，带动农业经济学规模持续扩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农业基础性作用发挥更加充分。
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有稻谷、小麦、玉米、大豆、马铃薯等。北方以棉粮油种植为主，南方以经济作物为主。中国农业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产值集聚竞争态势呈现地区间分布不平衡，空间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东北三省、西北及河北省、山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贵州省为农业优势区域。大部分地区处于农业竞争优势区域，农业仍然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优势产业。在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作用日益显著。截至2022年底，中国耕地面积为19.14亿亩，其中优质耕地和高等耕地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各省份。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833万公顷，全年粮食产量68653万吨，全年谷物产量63324万吨，全年棉花产量598万吨，油料产量3653万吨，糖料产量11444万吨。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正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畜牧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2023年，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9541万吨，比上年增加888万吨，增长1.3%。其中，夏粮产量14615万吨，下降0.8%；早稻产量2834万吨，增长0.8%；秋粮产量52092万吨，增长1.9%。分品种看，稻谷产量20660万吨，下降0.9%；小麦产量13659万吨，下降0.8%；玉米产量28884万吨，增长4.2%；大豆产量2084万吨，增长2.8%。油料产量3864万吨，增长5.7%。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9641万吨，比上年增长4.5%；其中，猪肉产量5794万吨，增长4.6%；牛肉产量753万吨，增长4.8%；羊肉产量531万吨，增长1.3%；禽肉产量2563万吨，增长4.9%。牛奶产量4197万吨，增长6.7%；禽蛋产量3563万吨，增长3.1%。全年生猪出栏72662万头，增长3.8%；年末生猪存栏43422万头，下降4.1%。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的20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中国创新能力大幅增强，部分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由“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然而，受国内制造业劳动力优势逐步减弱，土地成本明显上扬、企业资金链趋紧，以及国际竞争压力持续攀升的影响，制造业发展一度持续放缓。中国制造业正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动力。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中国主要的工业产品有汽车，电子通讯设备，发电设备等，其中，汽车制造业的显著特点是产业链长、波及面广及带动效应强。制造业以汽车整车制造业为核心，向上延伸至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以及和零部件制造业相关的其他基础工业，如钢铁、橡胶、石化、电子和纺织等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对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巨大。2016年后，中国已将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战略举措，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已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
在能源生产方面，中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油、气、电、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39.7亿吨标准煤，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煤炭仍是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能源，自2012年起，原煤年产量保持在34.1亿-39.7亿吨。原油生产保持稳定，2012年以来原油年产量保持在1.9亿-2.1亿吨。天然气产量显著提升，2019年，天然气产量为1762亿立方米。
此外，中国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截至2022年末，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56733万千瓦。其中，水电41406万千瓦；火电133320万千瓦；核电5553万千瓦；并网风电36564万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39268万千瓦。全国全口径发电量86939亿千瓦时。其中，水电13517亿千瓦时；火电57337亿千瓦时，煤电占全口径发电量的58.4%；核电4178亿千瓦时；并网风电7624亿千瓦时；并网太阳能发电4276亿千瓦时。
2023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2.3%，制造业增长5.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3%。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2.2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5.0%；股份制企业增长5.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4%；私营企业增长3.1%。分产品看，太阳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4.0%、30.3%、28.5%。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环比增长0.52%。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823亿元，同比下降4.4%；其中11月份增长29.5%，连续4个月增长。
中国的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规模日益壮大，即使遭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严重冲击，202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为52.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8%，撑起国民经济“半边天”。服务业企业不断优化传统生产和消费方式，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迈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端化延伸。服务业就业人员规模稳步攀升，新兴产业领域吸纳大量新增就业人口，服务业就业“蓄水池”功能明显。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22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近6万亿元，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
交通运输是中原地区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403.1亿吨，分方式看，铁路货运量完成37.4亿吨、公路完成297.4亿吨、水路完成68.3亿吨、民航完成522万吨。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保持较高水平，港口货物吞吐量125.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完成2.3亿标箱。此外，人员流动大幅增加，2023年前三季度中，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56.6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完成29.3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完成420.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完成2亿人次、民航客运量完成4.6亿人次。
邮政业是中国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是服务生产生活、促进消费升级、畅通经济循环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邮政事业已基本实现“乡乡设所、村村通邮”，快递乡镇网点覆盖率超过86%。截至到2022年底，中国邮政行业共拥有各类营业网点43.4万处，其中设在农村的11.7万处。快递服务营业网点23.1万处，其中设在农村的7.6万处。全国拥有邮政信筒信箱9.2万个。全国拥有邮政报刊亭0.8万处。全行业拥有国内快递专用货机161架。全行业拥有汽车36.8万辆，其中快递服务汽车26.5万辆。全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390.9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1105.8亿件，函件业务量完成9.4亿件，包裹业务量完成1757.3万件。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自2015年实施“515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旅游业在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基础上，正形成“吃、厕、住、行、游、购、娱”和“文、商、养、学、闲、情、奇”旅游综合要素体系，已初步形成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并重、旅游传统业态和新业态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共进的新格局。截至2022年末，全年国内游客25.3亿人次，其中城镇居民游客19.3亿人次，农村居民游客6.0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20444亿元，其中城镇居民游客花费16881亿元，农村居民游客花费3563亿元。
房地产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房地产链条长、涉及面广，是重要增长动力源和重要风险源之一，对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市场在房地产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中国仍处于城市化较快的发展阶段，巨大的需求潜力将为房地产行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截至2022年末，房地产业增加值73821亿元，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其中住宅投资100646亿元，办公楼投资5291亿元，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0647亿元。商品房待售面积56366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待售面积26947万平方米。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截至2023年12月，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3036亿元，比上年增长3.0%；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6%。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11735万平方米，下降8.5%；商品房销售额116622亿元，下降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定货币为人民币（CNY），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管理人民币的主管机关，负责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的单位为元，辅币单位为角、分。1元等于10角，1角等于10分。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第二套人民币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共有11个面额；第三套人民币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共有7种面额、13种版别；第四套人民币于1987年4月27日发行，共有9种面额；第五套人民币于1999年10月1日发行，为现在流通的人民币，共有1角、5角、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八种面额，其中1角、5角、1元有纸币和硬币2种形式。为使票面结构更加合理，第五套人民币增加20元面额，取消2元面额。
2013年，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八大交易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SDR（SDR）货币篮子。2020年，人民币的支付货币功能进一步增强，投融资货币功能深化，储备货币功能上升，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较大进展。截至2021年6月末，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排名第五位，其支付金额占所有货币支付金额的2.5%，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合计为10.26万亿元。截至2022年末，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42.1万亿元；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1.5万亿元；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国际债务证券存量为1733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人民币外汇交易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为7%，排名第五位；2023年9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为5.8%，排名第二。
经济功能区是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政策。自1980年深圳市成立以来，中国陆续设立了众多经济功能区，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特别合作区及其他类型的经济性专属区域。截至2014年7月，国家级经济性功能区有478个，省级经济功能区有1168个，省均53个。
苏州市工业园区位于苏州市城东，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年5月实施启动，行政区划面积278平方千米，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2022年，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15.6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6850.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521.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97.9亿元；进出口总额1077.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20.9亿美元。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全国开放程度最高、发展质效最好、创新活力最强、营商环境最优的区域之一，自2016年起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考评中实现七连冠，跻身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市区东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位置，采用全国独有的六区合一体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中新广州知识城以及黄埔区合署办公，行政区域总面积480.56平方千米。该区已拥有汽车、能源两大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端化工、食品饮料、电气机械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发区内聚集超过20万家的市场主体，4200多家跨国企业，其中世界500强投资项目207个。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广州市上榜企业数量5家，其中2家总部位于广州开发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于1984年12月6日，是中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开发区已形成“一区多园”的发展格局，成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外向型程度最高、综合投资环境最优的国家级开发区。2022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增各类内外资企业4384家；认缴注册资本约476.7亿元。其中招商落地项目948家，认缴注册资金合计326.22亿元。优诺金生物工程学、杭州宏华数码生产基地、中化学创新平台、兴福电子化学品、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商用车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
在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共有142家公司上榜，公司数量位居各国之首。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进入前20名。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9日，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企业。该公司经营区域覆盖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供电范围占国土面积的88%，供电人口超过11亿，保持全球特大型电网最长安全纪录，建成30项特高压输电工程，已成为世界上输电能力最强、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的电网，公司专利拥有量持续排名央企第一。2023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3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是产炼运销储贸一体化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国内外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油气销售、国际贸易、油田技术服务、工程建设、装备制造、金融服务、新能源开发等。该公司大力实施资源、市场、国际化和创新战略，在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程中走在中央企业前列。202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5位。
中国石化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于1998年7月重组成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2018年8月改制为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主营业务范围包括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储运（含管道运输）、销售和综合利用等。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成品油和石化产品供应商、第二大油气生产商，是世界第一大炼油公司、第二大化工公司，加油站总数位居世界第二。2023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6位。
中国的教育结构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特殊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培训与扫盲教育、民办教育。学前教育，招收3~5岁的儿童在幼儿园接受教育。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通常为九年，基本上以“六三学制”为主，即小学阶段六年，初中阶段三年，多种学制并存。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成人教育培训主要面向在职从业人员的学历提升，专业进修及通识教育后的教育进阶。扫盲教育是面向不识字和识字少的人进行识字教育，使其具有初步的读、写、算能力。民办教育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特殊教育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为主体，以送教上门和家庭、社区教育为补充。高等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通常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形式。在高等学历教育中，可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根据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发布的202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高校有71所上榜，其中北京大学在全球排名第17位，为亚洲第2名，是中国排名最高的学府。
中国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呈近线性关系，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西部地区地广且经济落后，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中国教育发展情况的分布不均。根据2017年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名单，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市、江苏省、四川省等省、直辖市。截至2022年，中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2.93亿人，专任教师1880.36万人。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124.2万人，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1014.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50.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947.5万人，初中招生1731.4万人，普通小学招生1701.4万人，特殊教育招生14.6万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入学人数与毕业人数的百分比）为95.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6%。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形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截至2022年末，中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03.3万个，其中医院3.7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2万个，民营医院2.5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8.0万个，其中乡镇卫生院3.4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6万个，门诊部（所）32.1万个，村卫生室58.8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3万个，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385个，卫生监督所（中心）2796个。卫生技术人员1155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440万人，注册护士520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975万张，其中医院766万张，乡镇卫生院145万张。全年总诊疗人次84.0亿人次，出院人数2.5亿人。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5.7/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6.8‰，婴儿死亡率4.9‰，居民人均预期寿命77.93岁。
2022年，全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243.1万例，报告死亡2.2万人，发病率为172.4/10万，死亡率为1.5/10万。11种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421.0万例，死亡27人，发病率为298.5/10万，死亡率为0.0019/10万。全国日本血吸虫流行县、市、区452个，晚期血吸虫病病人28565人。
自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采购个人防护用品和建立物资储备库，以及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团结应对基金”在中国筹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防控新工具”倡议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
1958年，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后改名为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截至2017年11月，该电视台开办42个电视频道，包括综合、财经、综艺、中文国际、体育、电影、军事农业、电视剧、纪录、科学教育、戏曲、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新闻、少儿、音乐等频道，共开办了529个电视栏目，年播出总量33.8万小时，全国人口覆盖率超过90%，观众超过11亿人。截至2021年底，全国开展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的机构约6万家。其中，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等播出机构2542家。
中国的出版业发达，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出版报纸1752种，其中全国性报纸204种；全国共出版期刊10185种；全国共有出版社587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0家。
中国直属于中央的新闻与传媒机构共有18家，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华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求是杂志社、解放军报社、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日报社、科技日报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报社、中国纪检监察报社、中国新闻社、学习时报社、工人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国妇女报社、农民日报社、法制日报社。
中国的国家通讯社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市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7年1月在陕西延安改为现名。新华社在中国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均设有分社，在台湾省有常驻记者，在境外有180个分支机构。中新社建立于1952年，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技水平较为落后，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先后掌握了“两弹一星”和“杂交水稻”技术。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直接推动中国生物技术、航天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中国的科技水平逐渐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2015年10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其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贡献，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截至2022年末，中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33个，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1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601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212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425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2441家。全年授予专利权432.3万件，有效专利1787.9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328.0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9.4件。全年商标注册617.7万件。此外，2022年中国成功完成62次宇航发射。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发射成功，神舟十四号、十五号等任务相继实施，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嫦娥五号探测器发现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句芒号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大气环境监测卫星成功发射运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实现一箭22星发射；福建号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国产C919大型客机获得型号合格证并交付首架。根据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在全球排名第11位，在132个世界经济体中，中国进入全球百强的科技集群数量达21个，数量首次与美国持平，居全球首位。
2022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9739个，共演出166.07万场。群众文化机构45623个，馆办文艺团体9322个，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70.73万场次，开展线上群众文化活动280.96万次。各类文物机构11340个，其中，文物保护管理机构2663个，占23.5%；文物系统管理的国有博物馆3782个，占33.4%。全国文物机构藏品5630.43万件，其中，博物馆文物藏品4691.61万件/套，占文物藏品总量的83.3%。艺术表演场馆3199个，全年共开展艺术演出4.35万场次，艺术演出观众人次1424.16万人次。美术馆718个，全年举办展览7544次，参观人次3588.92万人次。公共图书馆3303个，累计发放借书证12229万个；总流通人次78970万，书刊文献外借60719万册次，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21.23万次。全年生产电视剧160部5283集，电视动画片89094分钟，故事影片380部，科学教育、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105部。出版各类报纸266亿份，各类期刊20亿册，图书114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8.09册（张）。
北京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故宫紫禁城内，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是一座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世界三大宫殿之一。博物院的院藏文物体系完备、涵盖古今、品质精良、品类丰富，现有藏品总量达180余万件/套，以明清宫廷文物类藏品、古建类藏品、图书类藏品为主。藏品总分25种大类别，其中一级藏品8000余件/套。
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东侧，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于2003年2月合并而成，是一座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设有48个标准展厅，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馆内藏品数量143万余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有后母戊鼎、人面鱼纹陶盆等国家珍贵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湾省省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原故宫博物院文物分3批运走2972箱，此外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运台文物主要为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最初为230863件，并入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共有60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设有铜器、瓷器、玉器、书画等各种陈列室，并先后举办多次巡回文物展览。
自1984年起，中国参加了所有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十一届夏季奥运会中拿下303枚金牌、诞生322名奥运冠军。在冬季奥运会中共获得77枚奖牌，其中金牌22枚。中国共举办过两次奥运会，分别为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于2008年8月8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中国以51面金牌位列奖牌榜首名，是奥运历史上首个亚洲国家登上金牌榜首。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队共获得9金、4银、2铜，共15枚奖牌，位居金牌榜第三。
自1949年至2023年末，中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数达3913个，其中奥运冠军数达322个，创世界纪录达1397次。中国的夏季奥运会优势项目为跳水、举重、乒乓球、艺术体操、射击等项目；冬季奥运会的优势项目为短道速滑，中国运动员共在此项目上获得37枚奖牌，其中金牌12枚。中国的弱势体育项目为田径、三大球、自行车、棒垒球等，这些项目在外国已高度职业化，因此中国代表团在这些项目上仍缺乏整体竞争力。
截至2023年末，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59.3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
国家体育场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为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体育场，曾举行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田径比赛及足球比赛决赛。建筑面积为258000平方米，场内设有观众坐席约91000个，其中临时坐席约11000个。在奥运会结束后，国家体育场已成为北京市民广泛参与体育活动及享受体育娱乐的大型专业场所，是具有地标性的体育建筑和奥运遗产。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处于基本无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险基金阶段。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保险体系改革才从失业保险起步，后逐渐扩大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到1990年代末期，失业、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初步形成。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基本构成。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截至2022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0349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4952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4570万人，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36242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98328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23807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2911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4608万人；全国就业人员73351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
全国所有县、市、区普遍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为农村计划怀孕夫妇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健康检查、风险评估和咨询指导等孕前优生服务。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为816.2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平均达91.8%。此外，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4.3万个，其中养老机构4.0万个，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899个。民政服务床位849.1万张，其中养老服务床位822.3万张，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床位10.0万张。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交通运输领域在各种交通方式各自独立加快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向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演进。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优势的交通大国，其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和运输服务市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公路运输是中国道路运输的主要方式，也是综合交通运输的基础。中国的公路基础设施网络规模在全球处于前列。此外，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西伯利亚铁路，还建设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系统。在民航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三大航空集团为主的市场结构。在航运方面，中国已经构建了“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的内河航道体系，拥有28个主要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等为主要港口。在管道运输方面，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方阵，同时全面进入物理互联互通、服务公平开放的“全国一张网”发展新阶段。
在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至1928年），是中国公路建设的初期阶段。在这个时期，官办公路的修建范围基本覆盖了全国。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公路运输和城市交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公路运输的发展却极不平衡，全国城乡的大量客货运输仍主要依赖人畜力运输。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央官办直属公路运输事业大规模发展的时期。1937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在迁都重庆市后，加速了公路修筑，建成了以重庆为中心、南至缅越、西通印度、北达苏联的公路网，为发展公路运输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由于军事运输量大增，公路运输事业得以迅速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公路运输初步恢复，管理体制调整得到初步确定，汽车运输也有所发展。然而，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发动内战，通货膨胀严重，国民经济恶化，导致公路运输事业再次陷入低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公路运输成为道路运输的主要方式和综合交通运输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交通部建立全国公路建养管制度和公路运输管理机构，全国范围内的公路运输管理体制初步形成。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标志着中国道路运输摆脱以服务战争为主的命运，开始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基本形成了以国营运输企业为主体的公路运输体系。1966年至1978年之间，全国干线公路建设围绕“三线建设”，开工一批重要公路工程，如京原公路、喀喇昆仑公路、青新公路等。改革开放后，交通部会同有关部门于1981年联合发布《国家干线公路网（试行方案）》，为中国第一个完整实施的公路网规划，奠定中国公路网规划以放射线与纵横网格线相结合的布局方式。1989年至1990年，交通部提出建设国道主干线系统，以国道网规划为基础，出台“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方案。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公路事业发展迅速。200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明确将在未来30年内建成国家高速公路，形成覆盖全国的干线高速公路网。2013年，西藏自治区墨脱公路建成通车，连接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墨脱县，标志着已全面实现中国所有县通公路的目标。
截至2021年末，中国公路总里程达到528万千米，中国高速公路已建成11.7万千米，普通国道通车里程25.77万千米。路网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高速公路里程位居世界第一。以国家高速公路为主体的高速公路网络已经覆盖了98.8%的城区、人口20万以上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连接全国约88%的县级行政区和约95%的人口。普通国道基本覆盖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常年开通的边境口岸，有效连接重要乡镇、产业园区、交通枢纽以及旅游景区等。截至2022年末，中国公路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71.19亿吨，完成货物周转量68958.04亿吨千米；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35.46亿人，完成旅客周转量2407.54亿人千米；全年高速公路车流量95.32亿辆，其中9座及以下小客车69.74亿辆。普通国省道机动车年平均断面交通量9358辆/日。
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条铁路为吴淞铁路，于1876年由英国资本集团采取欺骗手段擅自修建。吴淞铁路仅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就被清朝赎回并拆除。在清政府洋务派的主持下，中国于1881年开始修建唐山至煤河铁路，从而开启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战败，帝国主义国家趁机夺取中国的铁路权益，造成了国铁集团的混乱和落后局面。1909年，中国自主筹款，自行勘测、设计、施工完成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完工，成为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中华民国时期，主要以官僚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合资”方式修建铁路，帝国主义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路权。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部分铁路被侵华日军控制。在战争期间，中国铁路反复遭受破坏，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抢修和抢通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统一管理全国铁路的运输生产、基本建设和机车车辆工业。1950年6月，铁道部颁布和实施统一的《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彻底改变旧中国铁路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状况。1953至1980年期间，中国共新建干、支线100多条。其中，为开发西南、西北修建的铁路有成渝铁路、宝成铁路、黔桂、川黔铁路、昆贵、成昆、湘黔、湘渝、阳安、天兰、兰新、包兰、兰青、青藏（西格段）及南疆等；为增强中部及东部地区运输能力的铁路有京原、京通、通让、京承、太焦、焦柳铁路、汉丹、皖赣等铁路；为通往沿海港口修建的铁路有黎湛、篮烟、鹰厦、外福、萧穿等铁路；还有为通往邻国修建的来宾市至友谊关、集宁区至二连浩特市等铁路。此外，在长江、黄河等大江河上修建铁路桥梁，用于连接各条干线，基本上形成全国铁路网的骨架。在中国铁路建设中，许多新建铁路的工程技术难度，为世界筑路史所罕见，如在盐湖上筑路的青藏铁路，填海筑堤、穿越海峡的鹰厦铁路等。中国高铁技术于1990年开始发展，并于1994年建成广深准高速铁路。1999年，中国开始自主研发“先锋号”和“中国铁路DJJ2型电力动车组”高速动力分散式列车。2002年，由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华之星”动车组创造了时速321.5千米的最高记录。2004年，中国制定《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划超过1.2万千米的"四纵四横"快速客运专线网。此后，中国先后建设京沪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京张高速铁路、成渝客运专线、京港高速铁路，并成功实现常态化按时速350千米标准运营，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截至2022年末，国铁集团营业里程达15.5万千米，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西伯利亚铁路。高铁营业里程4.2万千米，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系统。投产新线4100千米，其中高铁2082千米，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61.1千米/万平方千米。全年完成货运总发送量49.84亿吨，完成货运总周转量35945.69亿吨千米。全年完成旅客发送量16.73亿人，完成旅客周转量6577.53亿人千米。
1909年，中国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设计并制造的中国第一架飞机成功进行了试飞，开启了中国航空史的第一页。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至天津市间，开始正式载运旅客的航空运输。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用于航空运输的主要航线机场仅有36个，包括上海龙华、南京大校场、九龙坡区等机场，大都设备简陋，且经多年战乱，急需改造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东航浙江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起义，率领12架飞机飞往北京、天津，成为中国民航事业创建初期的飞行主力军。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民航重点建设天津张贵庄机场、太原琴仙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1973年后，中国民航遵循“内外结合，远近兼顾”的经营方针，新建改建南宁市、昆明市、贵阳市等机场。1980年3月，中国民航脱离军队建制，中国民用航空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实现企业化管理。1987年，中国民航进行以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为特征的体制改革，分别组建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等六家国家骨干航空公司，实行自主经营。2002年后，中国民航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已形成了以三大航空集团（国航、东航、南航）为主，海南航等中型、区域性航空公司为辅，春秋航空、奥凯航空等新成立的民营航空公司为补充的市场结构。至2005年，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位居全球第二位，中国成为民航大国。
截至2022年末，中国获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的传统通用航空企业共计661家，通用航空在册航空器总数达到3186架，全国在册管理的通用航空机场数量达到399个，民用航空运输机场254个。2022年，全国民航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5.20亿人次，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含）以上的运输机场有18个，全国民航运输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1453.05万吨，年货邮吞吐量1万吨以上的运输机场51个。
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中原地区失去了航运权，帝国主义列强掌控了中国的水运事业。以小型木船和帆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中国传统内河航运业受到巨大冲击。中国自主经营的近代轮船运输业始于1873年1月，“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在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下，发展进展缓慢。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面临危机，中国的水运事业曾有过短暂的兴旺时期。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占领了所有沿海港口和绝大部分内河港口。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水运事业曾一度复苏，运输船舶数量大幅增加。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历时42天，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成为近代鸭绿江航运的最大壮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海运集团受制于美国的海上封锁，内河航运承担主要水运任务。1956年，交通部建立“集合统一、分级管理、政企合一”的内河航运管理体制。1960年后，长江、珠江、松花江以及京杭大运河等水系的航道工程建设取得成效。1978年，内河航运打破所有制单一和封闭的运输经济格局，允许个体和私营运输船舶参加营运性运输。20世纪90年代初，交通部提出以长江、珠江干线及主要支流为重点，长江、珠江、京杭运河等为主通道，并以千吨级航道为骨干，三五百吨级航道为基础，改善航道3万千米，建成干支直达、江海相通、水陆联运的内河航运体系。2007年，交通部发布《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在水资源较为丰富的长江和珠江、京杭运河与淮河、黑龙江和松辽水系及其他水系，形成“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的内河航道体系和28个主要港口布局。这一时期，长江干线苏州市、南通市、南京、江阴、镇江市5个港口跻身亿吨镇江大港。中国海运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显著发展。1980年，中国首个集装箱码头—天津港建成。此后，沿海港口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吞吐能力和规模快速提升，成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截至2020年末，中国已成为全球集装箱海运规模最大、港口最繁忙的区域，在全球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据7席。
截至2022年末，中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0万千米，其中一级航道2196千米，二级航道4046千米。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85.54亿吨，完成货物周转量121003.14亿吨千米。其中，内河货运量44.02亿吨，内河货物周转量19025.73亿吨千米；海洋货运量41.51亿吨，海洋货物周转量101977.41亿吨千米。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16亿人，完成旅客周转量22.60亿人千米。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21323个，其中沿海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5441个，内河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15882个。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56.85亿吨，其中，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101.31亿吨，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55.54亿吨。全年完成港口旅客吞吐量3886.47万人，其中内河港口旅客吞吐量39.03万人，沿海港口旅客吞吐量3847.43万人。
与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运输方式相比，管道运输具有成本低、损耗少、油气运输量大、安全性能高等优势，是油气输送的重要手段。中国管道输送技术在经过多年科技攻关和技术积累后，已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为代表的第三代管道技术体系，整体技术水平跻身世界第一方阵。2023年3月，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管道大会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幕，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展示了自主研发的多款产品，如小口径内焊机、储罐多功能爬壁机器人、氢气/掺氢长输管道建设技术、MARKⅢ型陆地薄膜罐模拟舱等。在“十四五”时期，中国油气管网全面进入物理互联互通、服务公平开放的“全国一张网”发展新阶段，预计在未来10年至20年中国管道运输还将处于稳定增长期，其中天然气管道及储气库等配套设施管道运输建设将是发展重点。
截至2022年末，中国长输油气管网总里程约18万千米。其中原油管道2.8万千米，成品油管道3.2万千米，天然气管道12万千米。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张文伟介绍，按照“双碳”目标下的需求预测，预计到2035年中国还将新增天然气管道建设总里程约6.5万千米，其中新增干线管道2.95万千米，省级管道3.53万千米。新建原油管道约2000千米，成品油管道约4000千米。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是世界历史中唯一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主要发源地的华夏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流转中又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饮食方面，中国拥有八大菜系，不同地区的地方菜肴自成体系。全国传统节庆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此外，古代中国文化在建筑，农学，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成就，仍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惯。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在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433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3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地大物博，受地理、气候、习俗、经济、交通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地方菜肴与饮食风格，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和认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饮食文化开始出现南北两大风味的地域差异；唐宋时期，“北咸南甜”的格局逐步形成；清朝初期，川菜、鲁菜、粤菜、苏菜称为“四大菜系”；至清末，浙菜、闽菜、湘菜、徽菜四大地方新兴菜系分化形成，共同构成中国“八大菜系”。
中国口味差异大体上为“东辣西酸，南甜北咸”。中国东部喜辣的食俗多与气候潮湿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四川地区的居民喜食辣椒，因该地区地处盆地，终年潮湿多雾，经常吃辣可祛寒祛湿，养脾健胃，对当地人健康极为有利。东北地区吃辣也与寒冷的气候有关，吃辣可以驱寒。山西省地区的居民喜食醋，因该地区的食物中钙含量较多，易在体内引起钙质淀积，形成结石，吃酸性食物有利于减少结石等疾病。此外中国西部常吃较硬的食物，易形成消化不良，吃酸性食物有助消化。中国北部气候寒冷，在旧时新鲜蔬菜很少见，北方人有腌制蔬菜的习惯。同时，北方天气干燥，易出汗，人体电解质损失较快，因此北方菜肴多偏咸。而中国南方多雨，光热条件好，盛产甘蔗，因此南方菜肴多偏甜。
在中国东北地区，俄式西餐很受欢迎。东北俄式西餐以纯俄式大菜为主，口味讲究酸、甜、辣、咸，烹调方法以烤、熏、腌为特色，主要原材料包括牛肉、羊肉、虾、桂鱼、水果、鱼籽、大麻哈鱼和乳猪。许多经典菜品，如俄式拌香鸡、烤奶汁桂鱼、罗宋汤、罐牛、罐羊和烤乳猪等，保留了俄罗斯传统口味。
上海市于1843年被列为通商口岸后，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最前沿。在20世纪初的上海，除了本帮菜，各种地方风味如徽、宁、广、锡、苏、扬、京、豫、川等汇聚在此，形成了多流派并存的饮食格局。上海诞生出一个新的饮食流派——“海派西餐”。海派西餐是上海人借鉴学习西餐菜肴技艺，结合中国饮食特点创新而成的一系列中西合璧的菜肴。代表性餐品为炸猪排、罗宋汤、鸡堡饭等。
中国的少数民族因居住地域的不同，饮食习惯呈现出多样性。满族喜欢吃糜子饽饽和沙琪玛；朝鲜族人爱吃冷面、酸菜和打糕；蒙古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族群偏好手扒羊肉和奶茶；维吾尔族人则钟情于手抓饭和烤馕；藏族人喜欢食用糌粑、喝酥油茶和青稞酒；南方的独龙族、土家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喜欢糍粑和米酒。
中国重大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此外，各少数民族也都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节日，诸如傣族的泼水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瑶族的达努节、白族的三月街、壮族的歌圩、藏族的藏历年和望果节、苗族的跳花节、高山族的丰收节等等。2009年，四川省羌族的羌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节，通常指除夕和正月初一，是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在民间传统中，春节通常从腊八节的腊祭或小年夜或二十四的祭灶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其中除夕和正月初一被认为是节日高潮。在春节期间，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会举办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迎新、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丰收幸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在庆祝新年时各具特色。汉族、满族和朝鲜族在春节风俗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家人团聚，共享年糕、水饺以及各种丰盛的餐点，张灯结彩，燃放烟花爆竹，并相互送上祝福。在春节期间，各种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包括舞狮、舞龙，也有踩高跷、赛旱船等传统节目。在一些地区，人们延续古老的祭祖敬神活动，祈愿新一年风调雨顺、平安丰收。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是进行祭祖和扫墓活动的日子。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在清明节当日，人们会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前往墓地，供祭在亲人墓前，焚烧纸钱，为坟墓添新土，插上新绿的嫩枝，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清明节又称踏青节，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值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季节，因此民间有清明踏青春游，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为古代百越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一带）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春秋时代之前，百越地区有在农历五月初五通过龙舟竞渡的方式进行图腾祭祀的习俗。战国时期，楚国（今湖北）诗人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抱石跳汨罗江自尽，为纪念屈原，后人把这天定为端午节；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端午节的习俗包括带香袋、吃粽子、赛龙舟等。香袋寓意着屈原的品德高尚，万古传颂；粽子最初是为了防止鱼吃掉屈原的尸体，后来演变成为节日食品；而划龙舟则象征着前去营救屈原。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的世界非遗节日。
中秋节，又被称为“中秋节”，每年在农历八月十五庆祝，是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这个节日因其在秋季满月之时而得名“中秋节”。最初，中秋节起源于古代帝王们秋天举行祭月仪式的礼制。魏、晋、唐、宋以来，逐渐演变成赏月的风俗。唐朝时期，中秋节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的节日。在古代，每逢中秋，人们会制作精美的月饼来供奉月神。祭祀结束后，全家人会分享这些月饼，意为团圆欢聚。中秋节还伴随着一系列的神话故事，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
中国服饰史上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族最初采用上衣下裳、束发为髻的简单服饰；战国时期发生了第一次服饰大变革，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标志，深衣成为主流；南北朝到唐代，是中国服饰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汉魏时的单一系统演变为华夏、鲜卑两个来源的复合系统，从单轨制变为双轨制；清朝标志着中国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男子开始改着满族服饰，华夏传统服制断档。
西周周文王《周易》卷八《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在古代，衣裳指的是上衣和下裳，上身的称为衣，代表天，腰以下的裙子称为裳，代表地，两者通常用腰带连接，表达对天地的敬畏，彰显朴素的自然宇宙观。进入阶级社会后，服饰开始显现出政治色彩。到了周代，随着宗法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服饰成为亲疏、贵贱、尊卑的标志，奠定了中国冠服制度的基础。秦朝服饰以黑色为尊，汉朝则是深衣流行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服饰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时代，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追求飘逸的魏晋风度的形成；二是胡、汉服饰之间的双向互动。人们崇尚虚无、轻蔑法度，更偏好大袖宽衫。
隋唐时期是中国服饰发展的鼎盛时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服饰变得更加大胆开放，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官服制度也得到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盛唐时期，人们普遍穿着团领、窄袖袍，而妇女多穿着衫、裙，肩上披帛，前胸外露。贵妇们在额上涂抹“额黄”，在眉间贴上“花钿”，并在两颊点上“妆靥”。唐代服饰在色彩和图案的构成上都表现得非常丰富、饱满和华丽，与汉代朴素的气质形成了鲜明对比。唐代服饰趋向雍容华贵，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为华美、开放、多样性的篇章。
宋代服饰注重质朴、洁净和自然，尤其体现在妇女服饰上。宋代贵族妇女常服为“大袖”，因两袖肥大而得名，通常与长裙、霞帔相搭配。在宋代之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审美变得更加简约、朴素、严谨和含蓄。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的纺织技艺达到了巅峰，服饰开始趋向更加精致、华美的风格。精湛的织造、印染、刺绣等手工技艺，随着海上丝路的崛起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在满清入关之后，满族的服饰，尤其是男性服装，在宫廷中成为主流。同时，满族服饰也受到了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并进行了一些改良。
在民国时期，中国旗袍进入黄金年代，男子常礼服为中式长袍马褂再加西式礼帽。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中国与国际时尚渐行渐远，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服装风貌，包括列宁装、干部服、布拉吉和军装，整体色调以蓝灰为主。改革开放后，西方时尚逐渐受到追捧。近年来，汉服文化在中国城市年轻人中形成一种新的风潮。这种文化复兴体现在对传统汉服的热爱和传承上，年轻人在日常生活和特殊场合选择穿着汉服，弘扬着中国传统服饰的魅力。
汉服，全称为“汉民族传统服饰”，也被称为衣冠、衣裳或汉装，其起源可以追溯至黄帝时的冕服。汉服在周代时期定型，经过汉朝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冠服体系。这一服饰体系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经过自然演化而成，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受牧业、渔猎业及冬季寒冷的气候影响，以皮袍和长裤为主要款式，明显区分冬夏装，以及广泛使用毛皮、穿戴各类靴子而较少使用刺绣和饰物为主要风格。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中，朝鲜族和新疆的各民族的妇女常穿裙子，蒙古族的部分人会佩戴丰富多样的头饰，土族则偏好刺绣较多的服饰。牧业民族和渔猎民族重视使用羊皮和其他名贵动物的毛皮来制作衣服、帽子和装饰品。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反映了各自民族的历史传承，如赫哲族古老而奇特的“鱼皮衣”及头饰，还有满族的服饰，以其摇曳多姿、色彩艳丽、庄重大方而闻名。
西北的少数民族服装颜色多淡雅醒目，呈现出清新亮丽的美感。维吾尔族的艾特莱斯绸采用古老的扎结经纱染色法，制成色彩绚丽、图案别致的衣料，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哈萨克族女性常戴的嗤怪子羽毛帽，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妇女的银制头饰和项饰，以及裕固族女性的帽子上的红缨穗等都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装饰品。此外，新疆的少数民族妇女常戴头巾和披巾，西北回族妇女则喜欢戴各式各色的盖头，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北方妇女服饰的典型特点。
中国的东南地区具有浓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还保存着魏晋遗风和唐宋服饰。南方少数民族的女性服装，除了高寒地区的民族外，以短上衣和裙子为主，注重服装上的刺绣装饰和首饰的搭配。在服饰设计中，审美观念和民族喜好得到充分体现。许多民族以富贵为美，因此对服装面料的质地、价格以及首饰的珍稀和华贵非常重视。以侗族为例，他们制作的花帽采用纯银，上面雕刻有十八罗汉和十八朵梅花，两鬓装饰着银月，正中央有双龙戏珠，帽檐上还有水波和云朵等图案，彰显侗族“银饰越多人越美”的观念。
中国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各民族的现代服饰反映了其服饰发展历史的大致轨迹。早期人类普遍以披兽皮、羊皮作为装束，这种原始装束仍存在于西南地区的珞巴、彝、纳西、普米、羌等民族的服饰中。珞巴族猎手披黄羊皮；滇西彝族的黑羊皮褂形似长云肩，羊皮的头尾及四肢都不裁剪，也不使用纽扣；四川凉山和贵州乌蒙山区的彝族男女常常披披毡和“察尔瓦”（一种毛织品，下沿带穗饰），蹲下就可以围护全身。一些南方少数民族妇女仍延续一片裙布围腰成筒裙的古老着装方式。西南地区服饰最显著的特点是地域色彩浓厚，层次分明。每个少数民族通常分为若干个支系，形成了不同文化内涵的少数民族服装。
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在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433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3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包括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35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
蚕桑丝织技艺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是华族认同的文化标识。该技艺包括一系列的生产技艺，如栽桑、养蚕、缫丝、染色以及丝织等，其间所用到的各种巧妙精到的工具和织布机，以及生产出来的绫绢、纱罗、织锦和丝等丝绸产品，同时也包括生产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蚕桑丝织技艺和其衍生民俗活动至今仍流传于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南部的太湖流域，以及四川成都等地，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9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是一项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采用榫卯作为木构件的主要结合方法，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工生产的建筑营造技术体系。这一技艺通过师徒世代相传的方式，已有7000多年历史，在中国各地广泛传承，还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成为东方古代建筑技术的典范。2009年，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宣纸是传统手工纸的代表，具有质地绵韧、不蛀不腐的特点。自唐朝（公元8世纪初）以来，宣纸一直被用作书法、绘画以及印刷典籍的最佳载体，现仍未被机制纸所替代。宣纸的传统制作技艺包括108道工序，对水质、原料制备、器具制作和工艺掌握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2009年，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原地区古代建筑主要是指建成于1911年以前的建筑，也包括晚近建造的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建筑包括官式建筑与民间建筑两大类。官式建筑在明清时代又分“大式”与“小式”两种。“大式”建筑包括历代皇家宫苑、陵寝，以及敕建的佛寺、道观、坛庙中有斗拱建筑；“小式”建筑则没有斗拱，一般用于园林中，或较次要的建筑中。民间建筑，除了散落在各地风格迥异的民居建筑，如士绅商贾的宅院、聂氏宗祠、会馆之外，也包括一些地方性庙宇。此外，还有一些不能简单归类的建筑物，如历代建造的佛塔、桥梁、城台、城市中心的鼓楼、钟楼、市楼等，也都属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范畴。
影响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形制的七大要素为地理要素、地方材料、经济生活、人际关系、思想文化观念、建筑风水、聚落风水，其中地理要素是第一要素。在中国东北平原地区，通常传统民居结构为单栋独院、三合院、四合院，墙体厚且抗寒，内以火炕为主要特色；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传统民居结构为八开间、五开间，无窗但门多；华北平原地区以封闭性极强的北京四合院为典型，受文化观念制约，四合院常坐北朝南、轴线对称、居中为尊、门厅考究，被认为是中国北方汉族文化的典范；长江三角洲地带，如苏州市等水网交错、人口稠密的地区，大多为门前面巷，后邻水县，粉墙黛瓦，多拱桥；皖南以明代、清朝民居院落为典范，院墙高且巷道深，民居内有天井，屋内装饰有石、砖、木、楼房雕刻；闽南永定、诏安县等地区，中心平屋多为祠堂，内有天井；江西省丘陵地区，农村民居多为砖墙、青瓦，背靠丘陵，分布散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云贵山区多为吊脚楼，木制，顺应地形地势而建，住宅空间深入河床，低层空间作杂物间或畜厩；广西民居多为全木构，民居为三层或二层，二层为卧室以及堂屋，前有宽敞挑廊作手工用；庆阳市、陕北地区、晋中市、豫西等地区，以黄土高原窑洞为典型，分为平地窑洞和靠山窑洞。
中国文学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前文学史时期。公元前6世纪中叶结集的《诗经》以及战国后期出现的“楚辞”和由楚辞演变而成的“赋”等文学形式，展现了商周先民与荆楚士人的卓越文学天才。宋玉和荀子的一些赋作表明了楚辞文学向汉赋文学演化的重要趋势。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士人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兴盛。士人为推广自己的治世方略，创立了多个学派，撰述了大量的著作，诸如《老子》《论语》《孟子》《庄子》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汉代是中国文学的肇始时期。在两汉时期，文人在先秦“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诗歌与散文，创造了注重修辞、文采斐然、兼具诗歌和散文特点的汉赋。他们突破了传统诗歌形式的框架，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基本形式之一的“五言诗型”。他们还承袭前文学史时期的文字表达技巧，再辟蹊径，形成初具风貌的抒情写意的文学性散文。同时，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也得到了发展，注重历史事件中的故事性和细节描写，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
两汉时期的文学逐渐呈现出从“实录”到虚构的偏离传统趋势，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以何开文言庞、涉及虚构、夸张的“杂史”和“别传”，这使得历史文献逐渐向历史小说的方向发展。此外，乐府机构的设立使得大量诗歌得以保存，这些作品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歌传统。在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上，这些作品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魏晋时代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以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的“三曹”为龙头，建安七子为骨干，形成了邺下文人作家群。这些文人生活在动荡的时局之中，经历了社会的巨变，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感悟和体验，多具有拯世济物、立功建业的雄心壮志。他们的诗歌表达了昂扬奋发的时代感，后代称他们的诗歌风格为“建安风骨”。在推动五言诗创作达到高峰的同时，他们也继承了汉末抒情小赋的传统，推动小赋的繁荣。随后，“竹林七贤”以反叛传统的风采成为诗文创作的中坚，其中嵇康和阮籍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个性，展现了洒脱、浑朴和含蓄的风格。
司马氏篡魏后，姒太康时期的文学发展短暂繁荣。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主要以“二十四友”为主，但文人良莠不齐，其中潘安和陆机，以及左思都是名气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太康时期仍以诗赋为主流，创作风气逐渐注重文学形式。在西晋末年，玄言诗风开始兴起。东晋时期，孙绰、许询等人的玄言诗风盛行一时，使诗坛被这种说理多而文采不足的作品充斥。直到陶渊明的诗赋出现，文坛的格局才发生了变化。陶渊明的诗赋以恬淡自然、质朴淳真为特色，无论是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还是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都展现了不俗的格调和悠远的韵致。
南北朝文学主要集中在南朝，北朝五个王朝是处于汉化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政权，作家较少，仅留存了六十余首北朝的民俗音乐，其中包括《敕勒歌》《木兰诗》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南梁，诗坛上有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南朝文学风气由宫体诗派主导，文人多模仿吴声西曲，以创作艳诗为主要业务。许多作品被收入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中。艳诗，或称“宫体诗”，其兴起反映了南朝社会对市井文化的热衷，这种文学形式在梁武父子、徐氏父子、庾氏父子、陈氏君臣等作家的推崇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甚至延及整个唐朝诗苑和海东歌坛，为后来“艳科”词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朝文人的赋作以抒情小赋为主，素材的选择多为“风花雪月”，表面咏物但实际上常寄托着对社会兴衰、人生沉浮的感悟。在形式上，南朝赋作的特征为骈俪化，许多作品巧妙地运用了骈俪的技巧，完成了从古赋到骈赋的转变。此外，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反映了前朝世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对后世影响巨大，不仅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重要素材库，还成为历朝文人汲取文学素养的经典之一。
历历史学家通常将唐代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初唐时期从李渊建国到李旦先天二年（712年）。在这段近百年的时间里，古典诗歌完成了最后的律化过程，五七言近体诗的格式已经定型，七言古风也已将南朝“隔句押韵”的“七言新体”确定为基本形式之一。一些诗人如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张若虚在古典诗歌的律化和定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盛唐时期从李隆基开元元年（713年）到李亨上元三年（762年）。在这半个世纪里，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以及边塞诗派的岑参、高适，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孟浩然等。他们的作品内容充实，风格多样，同时在形式上使初唐已经定型的七古更加放纵自由，更趋曲折变化，使七律、七言绝句更加成熟老到。其他一些诗人如王翰、王之涣、李颀、王昌龄、崔颢等也以其优异的诗作丰富了盛唐文学的氛围。
中唐时期从李豫宝应元年（762年）到李湛三年（827年）。这一时期，诗歌流派更加多元。元白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张籍、王建、李绅、刘猛、李余等为辅，推动了新乐府运动，内容写实，风格通俗易懂，一时成风。与之相对的是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首，贾岛、卢仝、马异、刘叉等为辅。韩愈的代表作品包括《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晚春》《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等。同时，还出现了李贺以及并称“柳刘”的柳宗元、刘禹锡等杰出的诗人。
晚唐时期从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到唐亡。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包括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除了诗文，唐朝还在小说方面受到受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以及杂史杂传的影响，诞生了传奇小说。佛教的传入催生了俗讲和变文，而燕乐的盛行则催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式——“词”。
在宋代文坛上，词成为最为重要的文学样式。在北宋前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情况下，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代表性的作家包括晏殊、欧阳修、柳永等人，词的形式逐渐从小令发展到慢词。这些作家与后来的秦观、周邦彦等一同构成了宋代词坛上的婉约词派。北宋后期，词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苏轼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关键人物。苏轼以诗为词，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使词的风格变得更加丰富。苏轼门下的“苏门四学士”中，除秦观之外，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三人基本上继承了苏轼的词风。秦观是这一时期婉约派的代表性词人。此后，范仲淹、王安石、贺铸等词人的作品中，与苏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时期，周邦彦成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他所作音律严整，浑厚和雅，对南宋格律派词人如姜夔、张炎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南宋前期，民族矛盾成为政治生活的焦点，主战与主和之争影响到众多词人，李纲、岳飞、张元干、张孝祥等人的词作都流露了对民族危机的关切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生活在两宋之际的词人，如叶梦得、李清照等，在北宋灭亡后，词作的题材和风格发生了变化。南宋时期最重要的词人之一是辛弃疾。他的词作涵盖了对抗金兵、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对投降派的批判、壮志难酬的悲愤，以及对山水田园风景的赞美。辛弃疾的词风继承了北宋苏轼刚健豪放的特点，与苏轼一同被称为“苏辛”，形成了以这两位为代表的宋代豪放词派。同时期的其他著名词人还包括陆游、陈亮、刘过等。
南宋后期，许多文人在相对长时间的太平局势下，逐渐淡化了激昂的斗志，开始追求词的醇雅风格。代表性的词人包括姜、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提倡遵循高雅的创作标准，力图摒弃浅陋、轻浮、低俗的元素，因此被认为是格律派的代表。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词人的作品中仍表达对往昔繁荣的怀念和对胡人未平的担忧；而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多为南宋的遗民，对亡国的忧伤和对逝去的时光的怀旧在词中显现，作品的措辞也因政治原因而显得晦涩。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词人与格律派有所不同，如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文天祥等，他们继承了苏、辛的词风，在南宋即将灭亡之际，用慷慨悲歌的词作表达了对国破家亡的痛苦和对那些安于现状、误国者的不屑。
宋代文化学术的高度发展为传统诗文提供了丰富的语境，诸如《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册府元龟》一千卷等“宋四大书”，与《资治通鉴》《通志》两大历史学书的编成功，以及造纸术、印刷术、刻书业的进步和著书、藏书的盛行，为赋诗作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散文方面，宋代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醉翁亭记》《秋声赋》《元赵孟頫前后赤壁赋》《后赤壁赋》等。
元好问（1190年~1257年）是金朝文人中最著名的作家，其诗歌创作反映了金元易代时期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和文人内心的悲愤痛楚，如《岐阳三首（其一）》等，他所作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金代的叙事文学也相当兴盛，主要包括戏剧“金院本”和说唱文学“诸宫调”。“金院本”由北宋官本杂剧演化而来，题材广泛，剧目繁多，但多数已经失传。“诸宫调”尚存一套完整的《西厢记诸宫调》及两套不完整的《刘知远诸宫调》《天宝遗事诸宫调》。
元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转折时期，标志着一些原本边缘的文学样式，如戏剧、小说、散曲等，逐渐崛起成为主流。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元杂剧是在宋金战争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中国“剧诗”形式。元代有众多从事杂剧创作的作家，剧目多达七百余种（其中或有少量明初作者及作品）。元杂剧的成熟与流行标志着元代的一个多世纪的统治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散曲是在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兴起的新诗体，其题材非常广泛。在流派上，散曲作家可以大致分为豪放派和清丽派。元代前期的关汉卿和马致远是豪放派的代表，后期的张可久和乔吉代表清丽派。元代还有一些从事诗文创作的作家，如刘因、姚燧、赵孟頫、萨都剌等，代表作品有《百字令（石头城上）》等。
明朝时期，小说和戏剧等通俗文学样式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对小说和戏剧等通俗文学形式赋予了重要的价值认同。在戏剧方面，出现逐渐偏离折子戏正统轨道的明代新杂剧，代表作有徐渭的《四声猿》——《渔阳弄》《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徐复祚的《一文钱》，王衡的《郁轮袍》，孟称舜的《人面桃花》等。
在明代各种文学样式中，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嘉靖以前，出现了一些长篇章回体小说，如《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水浒传》等。这些作品大多基于宋元话本，由民间艺人反复传颂并由作家进行加工修润而成。其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名列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靖以后，小说创作更为迅速发展，作品数量增多，题材也更为广泛。作品的题材可分为四种类型：讲史小说，代表作品有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袁韫玉的《隋史遗文》、熊大木的《北宋志传通俗演义》等；第二类为神魔小说，代表作品有第一部神怪小说《西游记》以及吴元泰仿作《东游记》、余象斗仿作《南游记》《北游记》等。此外，还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等；第三类为人情小说，代表作品有《金瓶梅》《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第四类为公案小说，代表作品李春芳的《海公案》、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等。
清朝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清代，整理古籍的工作，如训、校勘、笺释、辨伪等，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大量古代典籍的编纂成功，包括康熙的《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以及乾隆的《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续通志》《清通典》《清文献通考》《清通志》等。清代的小说优秀作者层出不穷。清初的代表作品有陈忱的《水浒后传》、褚人获的《隋唐演义》、钱彩的《说岳全传》、吕熊的《女仙外史》等。文言文短篇小说出现了蒲松龄的《耳中人》，集成了六朝志怪和唐朝传奇的传统，通过鬼神和妖仙的形象投射对人世的思考和孤愤情感。乾隆年间，安徽全椒人吴敬梓（1701年~1754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讽刺文学的丰碑；生于名门望族却终生困顿的曹雪芹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楼梦》。这两部巨著标志着清代小说达到了艺术的巅峰，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的问世意味着长篇小说群体性创作时代的结束，为作家个性与独创精神的充分展现拉开了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文学在五四运动以来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了较为繁荣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及作品。中国较为知名的文学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长篇小说奖，是中国文学界最高荣誉之一。首届茅盾文学奖于1982年颁发。截至2019年，共有48位作家的48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鲁迅文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自1995年以来，已举办八届。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坛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梁羽生、金庸、温瑞安、黄易四位武侠小说家，他们的作品使中国武侠小说达到了巅峰。20世纪80年代，台湾文坛武侠小说形成四大流派，分别为以卧龙生、诸葛青云、刘兆玄、慕容美、孙玉鑫、云中岳、萧逸为代表的“超技击侠情派”；以司马翎、东方玉、墨雨生为首的“奇幻仙侠派”；以陈青云、田歌为首的“武侠鬼派”；以古龙、秦红为首的“武侠新派”。
在中国文学史上，涌现出许多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尤其在被少数民族统治的时期更为突出。鲜卑族文人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最杰出的作家和历史学家，被尊崇为“北方文雄”和“一代文宗”。明初蒙古族作家杨讷的《西游记杂剧》吸纳了丰富的西域少数民族中国神话，为《西游记》提供了雏形。清朝的纳兰性德被誉为“满州第一才子”和“国初第一词人”，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满族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和韵味等各个方面展现出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作品不同的文化氛围，其《茶馆》和《正红旗下》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坛的杰作。苗族作家沈从文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说成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此外，回族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和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均曾获得茅盾文学奖。
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英雄叙事诗、神话、民间叙事长诗等文学形式中。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代表作品有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哈萨克族的《黑萨》《胡布兰德》、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傣族的《厘俸》《相》等。其中，《格萨尔王传》是中国最长的一部史诗，长达100多万行，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作品。少数民族的神话作品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的认识和解释，代表作品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佤族的《西冈里》等。少数民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又称“故事诗”或“诗体故事”，是故事性的韵文作品。著名作品有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与蝻木蜡娜》、傈僳族的《重逢调》、蒙古族的《达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壮族的《达稳之歌》、苗族的《仰阿莎》、东乡族的《米拉黑》等。
中国书法是以笔、墨、纸等为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艺术实践。通过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书法能够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与演变而发展，历经3000多年，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甲骨文迄今为止发现的汉字的最早成熟形态，是保留有部分象形文字特征的汉字形态。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常铭刻有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大多是记述当时天子、诸王侯、贵族的祭祀典礼、狩猎、征战、诏命、封赐等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西周公国是金文的鼎盛时期，代表作品有《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使用的文字各有不同。秦始皇帝秦灭六国之战后，将各诸侯国各有差异的文字统一为小篆。小篆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具有规范整齐、匀称优美等特点，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作官用印玺的首选字体。
隶书是汉朝最通行的字体，汉代隶书被认为是隶书的典范。隶书简化了小篆的笔画和书写方式，得到广泛地采用，其笔画和结构均非常接近现代使用的汉字。现存的汉隶作品主要是以石刻、碑文和帛书简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著名的作品有石刻《莱子侯刻石》《开通褒斜道摩崖》《鲁孝王刻石》等，碑文《石门颂》《西狭颂》《熹平石经》等；帛书和简牍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除隶书外，汉朝还出现了草书、原始的楷书和行书。草书是在书写隶书的时候以更简化的笔画、更快的速度书写出来的一种字体。东汉末年的张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姓的草书大家，他将早期的草书进一步简化为“今草”，他的作品对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均有极大影响。
三国两晋时期是中国书法以书法名家和流派为主线的开端，也是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和欣赏书法作品的时代。这一时期，五种基本字体，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均已基本发展成熟，其中草书、楷书和行书三种字体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三国书法家钟繇的小楷作品《宣示表》，被后人誉为“正书之祖”。东晋时期的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公认成就最杰出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其行书作品《兰亭序》，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子王献之的草书作品《中秋帖》，曾被爱新觉罗·弘历誉为“三希”之一，意为希世珍宝。中国书法史上，将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并称为“二王”。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以楷书的成就最高。由于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流传下来的南北朝书法作品多为碑刻和墓志铭，主要作品有碑刻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墓志铭有《刘怀民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写经作品有南齐《佛说欢喜普贤经》，南梁《华严经卷》《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北朝碑刻以魏碑成就最为突出，是汉字楷书书法的典范之一。《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和《魏灵藏造像记》，被称为“龙门四品”。南北朝时期的著名书法家有南朝的羊欣、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北朝有崔浩、郑道昭、赵文渊、王长孺等。
隋朝的楷书在整体上已经逐渐趋于平正、规整，并且显示出融合南朝和北朝不同书风的气象。智永是隋朝书法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真草千字文》，对后世影响极大。隋朝的碑刻和墓志铭以《董美人墓志》为代表，被认为是上承北魏、下启唐朝的作品。唐朝在楷书方面成就最为后世推崇，“唐楷”以法度严谨的整体风貌著称，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秦篆”“汉隶”并列，是手书汉字形态的典范之一。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和薛稷并称“初唐四家”，颜真卿的楷书被称为“颜体”，特点为筋骨丰满，笔力雄健，改变了从前楷书的“瘦硬”风格。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他的楷书被称为“柳体”。张旭和怀素是唐朝最负盛名的两位草书大家，他们开创了草书中最挥洒如意的“狂草”，被称为“颠张醉素”。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五代十国的书法创作也相对冷清，代表书法家为杨凝式，其代表作《韭花帖》，打开了宋朝书法崇尚“意趣”的先河。
宋朝的著名书法家为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被后人合称为“宋四家”。与唐朝书法崇尚法度的做法相反，苏轼的书法作品追求个人的自由创造。黄庭坚师从苏轼，擅长行书和草书，与苏轼齐名。米芾的书法则是传统的法度与本身的个性兼备。蔡襄的书法恪守晋唐法度，创新意识不足，但是他书法成就全面，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关键人物。此外，宋朝的许多文人、大臣和皇帝也擅长书法，如欧阳修、范仲淹、赵佶、赵构、秦桧、岳飞、范成大、陆游、朱熹、姜夔、文天祥等。宋徽宗赵的楷书瘦直挺拔，自成一体，被后人称作“瘦金体”。
元朝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是赵孟頫，其楷书风格典雅秀美，被称为“赵体”，与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欧阳询的“欧体”齐名。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擅长行、草书。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巎巎（náo）以其流畅迅疾的草书见著，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
明朝的八股取士使书写文章所用字体的风格出现了明确导向。“台阁体”是明朝官方所提倡的书法风格，特点为端庄雍容、规范整齐的风格。受此影响，明初的书法风格千人一面，没有个性，仅出现了擅长章草的宋克等少数书法家。明朝中期，出现了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等书法名家，他们在书法风格方面追求个性，与仕途必修的台阁体书风截然不同。明朝晚期，书法风格倡导个性的发扬，以董其昌和王铎的书法最为著名，并称“南董北王”。董其昌的书法综合了前朝历代各家风格并能自成一路，其书风飘逸空灵，布局疏朗匀称，用墨枯湿浓淡变化多端，被认为是“集古法之大成”。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其狂草以势取胜，与魏晋风度大不同。
清朝时期的著名书法家有金农、郑板桥、郑簠等。金农的隶书古拙厚重，楷书自创格调，自称“漆书”，代表作为《隶书诗》。郑清之的作品重视诗、书、画三者的结合，用诗文为画点题，并穿插于画面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部分。郑擅长书法，精通篆刻，是清代隶书名家，代表作有《谢灵运石室山诗》。至清代中期，书法受到考据学的影响，篆、隶书体得以复兴，书法家利用篆、隶书法的线条来写楷书或行书，这种新的书法风气，被称为“碑学”。
中国传统音乐按五分法可分为五大类，以音乐体裁表演形式为依据分为歌曲、歌舞音乐、嘻哈音乐、戏曲音乐、器乐等五大类。这五大类的体裁和形式多种多样，因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流派而具有明显的风格差异。在先秦时期，《国风》《诗经》等诗歌总集收录许多民间诗歌。春秋时期，中国乐器演奏技术得到发展，七弦琴是代表性的乐器之一。中国的器乐音律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为宫、商、角、徵、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礼记·礼运》篇：“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俗音乐通常与管弦乐器相互呼应，以展示民间的疾苦，代表作品有《东门行》和《敕勒歌》。到隋唐，中国的经济繁荣，音乐艺术进入全面的发展阶段。唐朝宫廷燕乐，隋唐七步乐为燕乐，是各民族的民俗音乐统称。这一时期，唐代歌舞大曲形成散序、中序、舞编的整体结构形式，其中《霓裳羽衣》是最为典型的皇家音乐，琵琶为唐代主要的乐器之一。明清时期，中国音乐文化逐渐世俗化，为古代音乐的鼎盛发展时期，开始出现私人收藏编辑，无论是民歌小曲到唱本或者是琴曲，均都被私人收藏，或者是后人收藏为传家宝。这一时期，各地区具有鲜明的音乐特色，南方以苏州弹词为主，北方有山东省的大鼓，快书，西河大鼓等。截至2023年，古琴艺术、南音乐种、西安鼓乐等表演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独特的音乐文化风格和特色，以及不同类别形制乐器的演奏，如苗族的飞歌、苗族古歌、对歌、排笙；侗族的大歌、侗族琵琶歌、牛腿琴歌、侗戏；土家族的傩戏；仡佬族的横箫、唢呐；蒙古族的长调与短调等。少数民族音乐大多都起源于日常生活，很多民歌往往创作于田间劳作中并广为流传，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面貌的真实反映，内容普遍简单易懂。此外，少数民族音乐还寄托着演唱者的思想感情或是对某些事物的美好向往，不同的内涵使少数民族音乐形成了多变的风格，如新疆维吾尔族的《达坂城的姑娘》、侗族儿童歌曲《青蛙歌》等。截至2023年，赫哲族伊玛堪、维吾尔族的麦西热甫和木卡姆艺术、蒙古族的长调民歌和呼麦歌唱艺术、朝鲜族农乐舞、侗族大歌等少数民族表演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西洋音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经过长期发展，其理念以及内容和技法形式等都对中国的民族音乐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音乐的爵士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较为深远，其独特节奏以及和声得到普遍认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比较迅速。进入21世纪后，中国音乐出现“中国风”流行音乐，这一概念是由台湾省歌手周杰伦和音乐作曲人方文山共同创作的，是一种极具中西文化融通意味的音乐形态。他们在2003年合作的歌曲《东风破》，是一首中国传统乐器古筝与西方现代嘻哈音乐音乐、R＆B曲风相结合，并融合以仿古诗词意境歌词的音乐作品，被认为是第一首在词、曲、编曲上最为完整的中国风歌曲代表作。此外，中国现著名音乐家有尹明五、李心草、张朝等，钢琴家郎朗，作曲家邹航、梁雷、高平市等。
中国绘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而完整的形式体系和表现体系，是世界绘画中的东方代表。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表征，它构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精神之视觉图像。中国国画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以明暗简洁的线条为绘画的手法。国画在古代通常被称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纸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从艺术的分科来看，中国国画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按其题材和表现对象大致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花卉、瓜果、毛、走兽、虫鱼等画科。按其使用材料和表现方法，有工笔、写意、勾勒、白描等技法形式。按设色可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绛等几种。按表现形式有壁画、屏嶂、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进行装潢。中国国画追求诗的意境，不受真情实景、光源、透视、投影的约束，讲究以线界形，散点透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中国绘画艺术还包括传统壁画，是民族文化艺术中的一种极具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形式。古代壁画的主流为描绘宗教信仰的壁画，展现古代社会对宗教信仰的推崇。中国的莫高窟壁画中就描绘了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古代壁画的艺术手法具有夸张变形的特点，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美学手法，展现古代画师对事物独特的想象与理解。古代壁画还借鉴了音乐节奏感和韵律感。在用色方面，中国传统壁画不拘泥于自然实物，采用一种主观用色的方式。画师根据个人的审美观，用象征性的色彩艺术表达内心世界。这种色彩艺术形式的代表作有永乐宫壁画等。
自西方艺术思想涌入中国以来，传统中国画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以徐悲鸿为首的留学派，受到系统西方绘画体系的影响，提倡将西方艺术基础应用于传统中国画进行创新，将素描体系中的解剖结构和明暗光影融入传统绘画，再以水墨为媒介进行创作，代表作品有蒋兆和的《流民图》等。还有以林风眠为首的艺术家们，他们受印象派、野兽派等现代艺术流派的影响，将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光色理论、结构变形、装饰色与敦煌传统壁画相结合，发展出独特的绘画模式。此外，以黄宾虹为首的一批艺术家，他们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一些西方优秀的绘画思想，而非具体的绘画技法，还从民间艺术汲取新的养分，融合笔墨，完成新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后，中国绘画以冲破禁锢、寻求自我发展、开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为目的，借鉴的艺术流派种类和风格更为丰富。这一时期，中国绘画受西方现实主义绘画的影响，诞生了乡土写实主义绘画。代表作有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陈丹青《西藏组画》《牧羊人》等。此外，中国绘画还受到表现主义、德国新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许多中国艺术家通过作品，以一种躁动的形式表达个人对社会发展状态的认识和反叛。中国著名现代画家有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等。
雕刻艺术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华族精神与文化凝结而成的实物，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可以分为工艺雕刻和艺术雕刻两大类。工艺雕刻主要传承于民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讲究精雕细琢、巧夺天工。工艺雕刻又可分为观赏型和实用型两类，观赏型雕刻通常是陈列、摆放于橱窗、案架、台子上，供人观赏的小型艺术品。艺术雕刻指的是思路清晰、内涵丰富、创意独特、能够表达雕刻者心理与艺术手法的雕刻作品。大多数艺术雕刻是由雕刻者亲自制作，以更好地展现创作的灵感。在艺术雕刻中，除了要用雕塑材料表现人物或事物外，还需融合其中的美的特性，充分发挥材料的特点，展现雕刻艺术的趣味和材质美。
中原地区古代雕刻艺术的装饰纹路丰富多彩，许多自然界的元素都可成为雕刻工艺的创作素材。在山水画题材的创作中，常见的雕刻技法包括浮雕、叠雕、镂空雕等，这些技法能够生动地展现山水场景的细节和层次。此外，神话故事、图腾符号等也是中国雕刻艺术的重要创作素材。传统雕刻在装饰和家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雕刻的题材和内容的不同，雕刻艺术可以大致分为几类：人物形象题材的雕刻，包括历史人物、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等；动物形象题材的雕刻，如龙、凤、《山海经》中的奇珍异兽等；植物形象题材的雕刻，如梅花、牡丹、荷花等。
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
中国的戏曲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五大戏曲核心剧种。
中国电影起步于20世纪初，第一部电影为拍摄于1905年的《定军山》，是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摄制的影片。20世纪20至30年代，明星电影公司兴起，中国电影界开始拍摄第一批有声电影，代表作品有《歌女红牡丹》（1931）、《歌场春色》（1931）等。1933年，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标志着新兴电影运动展开，这一时期代表作有《渔光曲》《都市风光》等。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影股份多为表现民族爱国思想的历史题材影片、反映政治、军事的新闻纪录片，代表作有《烽火故乡》《流亡之歌》等，同时也诞生了中国的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电影着重展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品质，反映中国革命和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地道战》，生动地讲述了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此外，还有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以及《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电影。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模式向多元交叉电影转化，这一时期代表作有《庐山恋》《小花》等。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电影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平稳发展。1979年，香港出现新浪潮运动，代表作品有许鞍华的《疯劫》、徐克的《蝶变》、方育平的《父子情》等。台湾的新浪潮运动持续时间为1982年至1986年，代表作有《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等。新浪潮运动为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事业培育新生力量，这一时期的代表导演有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王家卫等，演员有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张曼玉等。新浪潮运动后，全球电影市场呈现普遍不景气的迹象，香港电台电影仍出现许多视觉风格突出的佳作，如《警察故事》《旺角卡门》《卧虎藏龙》《《花样年华》》等。
进入21世纪，中影股份各类市场逐步增多，中国成为世界上电影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除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之外，中国电影参赛了全球14个国际A类电影节，并在13个国际A类电影节获得过奖项，获奖影片达139部。其中，中国电影在欧洲国际电影节获奖最多，包括威尼斯、戛纳和柏林国际电影节等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在亚洲、北美洲和非洲等国际A类电影节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2020年，中国全年总票房和银幕总数位居全球第一。2021年，在全球票房十强中，中国票房占比为50.32%。2月，中国电影票房达到122.69亿元，创下全球影史票房纪录。在2021年全球票房前十榜单中，《长津湖》《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分别位列第二、第三、第六位。
中国哲学是一种以“为道屡迁”和“探索隐”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道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概念、范畴，是构成中国哲学元理逻辑体系架构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元始范畴。从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道从最初的道路之道逐渐抽象化为道理与方法、本原与规律、天道与人道、形而上与形而下等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命题。《易传》将儒家和道家的道融合，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并以阴阳、柔刚、仁义为其内涵，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内涵。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对道的讨论都归结于三才之道，既是天地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则，也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源和根据。
秦朝提出“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同时要求“一道德”，以实现思想的统一。西汉，董仲舒主张“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贱二贵一。以道为一的观念构建了适应大一统的天人相应哲学理论思维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道为一的模式被否定。主张思想自由的“玄远之学”取代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玄学通过对有与无、本与末、名教与自然的不同观点的论争，出现了新的百家争鸣态势。何晏、王弼为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继承《周易》《老子》《庄子》“三玄”思想意蕴。隋唐，儒家与佛道相抗衡，韩愈力主儒家道统，以恢复儒学的仁义道德之道。柳宗元倡导大中之道，并以三纲五常为内涵，通过复兴儒家仁义之道，树中正，立人极，以推动天下大治。从汉至隋唐，儒、释、道三教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儒家既批判佛道，又吸收佛道的名言分析、道法自然及终极关切思想；佛教吸收儒家的心性论及伦理思想，逐渐中国化；道教与佛教在相争的同时也相互吸纳。
宋明理学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使道论迈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理学家们将隋唐以来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应用到“天理”上，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程颢、程颐认为形而上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之法则谓天道”，道为自然的法则。朱熹继承二程思想及诸理学家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他认为道非阴阳，而是所以阴阳的形而上者。“然其所以一阴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道体”蕴含着本体、本质、本根、根本的意义。道体常在不灭，但道体变化往来不停，“乃道体之本然”，这是事物的当然之理和人所共由的符合规律的运动。心学奠基者陆九渊主张“道未有外乎其心者”，将主体心作为存在形式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根，是与心合一的道，充塞宇宙，无所不在。
清朝末年，清朝腐朽，一些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开始探索西方的治理国家之道，并对传统的道论哲学进行改造。谭嗣同提出“道通为一”“通之象为平等”的思想。康有为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观点来改造传统的三纲名教。他认为三纲名教“皆失人道独立之义，而损天赋人权之理者也”，主张“人人有自主之权”。他们将基督教的博爱与儒家的仁爱相融合，提出了“博爱之谓仁”。同时，他们倡导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概念和科学知识来充实道的内涵，例如将“以太”“电子”等作为道通为一的媒介，并提出了进化之道、生物之道等新的命题。
在中国历法中，将根据月相圆缺变化的周期（即朔望月）来制订的历法称为阴历，并将根据地球围绕太阳的运转周期（即回归年）而制订的历法称为阳历。中国历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但早期的历法已无法考证。最早的成文历法为春秋末年的四分历，其岁实为365.25日，为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四分历规定19年7闰，能够精确地调整阴阳历，比希腊人提出的类似观念早160多年。刘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实行《太初历》，为第一部资料完整的传世历法。它规定以正月为岁首，并首次引入了中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同时首次计算了日月交食的发生周期。此后，中国历法还出现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编制的《大明历》、唐朝天文学家一行编制的《大衍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等。
中国现行的历法采用阴历和阳历的“双轨制”，官方、城市居民通常使用阳历，民间、农村地区多使用阴历。在各种年历、挂历、台历和万年历中，通常会同时提供阴历和阳历的信息。此外，中国还有各种物候历、宗教历法、少数民族历法。云南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独龙族，使用物候历，根据自然界中植物的生长状态来确定季节、月份和日期。在中国境内，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遵循伊斯兰教历法来规划生活和节庆。此外，还有傣族历法、藏族历法、彝族十月“太阳历”等少数民族的特有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呈长方形，长宽比例为3：2，旗面左上方缀有5颗金黄色五角星。左侧的五角星较大，其一角正对旗面的上边，其外接圆的直径为旗宽的3/10；4颗较小的五角星等距离拱形排列于大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其外接圆直径为旗宽1/10。旗杆套为白色。红色象征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英烈们抛洒的热血；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4颗小五角星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所包括的4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布尔乔亚、民族资产阶级；5颗五角星的相对位置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以及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
1949年6月16日，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成立，并于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征求启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在收到的3012幅图案中挑选38幅印发全体代表进行讨论。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后，决定采用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并在其设计上进行少量修改。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通过了以五星红旗为国旗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呈圆形，中间为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城楼，城楼正上方是四颗金色小五角星以半弧形环绕一颗金属大五角星；国徽的四周，是由两束金色的麦稻穗组成的正圆形的环；麦稻杆的下方交叉点上，为一个金色圆形齿轮，其中心交织着红色绶带，绶带向左右延伸并下垂。五颗金色五角星的含义与国旗相同，齿轮象征工人阶级，麦稻穗象征农民阶级，二者的紧密结合代表着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颜色上，国徽选用红色和金色互为衬托对比，象征华族特有的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莫宗江、朱倡中等人所组成的设计小组与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等人的设计小组集体创作，并于1950年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同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由于没有如期拟定出国歌，会议于9月27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中国国土辽阔，拥有诸多名山大川，旅游资源包括华夏五岳、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等地文景观，三峡集团、黄果树瀑布等水域景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热带雨林、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草原等生物景观，吉林雾凇等天文现象与气候景观，北京明十三陵、莫高窟等建筑与设施，万里长城、乐山大佛等历史遗迹，以及旅游购物和人文活动等8个主类。按区域特色划分，全国可分为10个一级旅游区，分别为东北冰雪景观近代名城旅游区、中原华夏文明山海形胜旅游区、华东名山秀水园林都市旅游区、华中峡谷名山文化胜迹旅游区、华南南国海滨现代风貌旅游区、西南奇山异水民族文化旅游区、西北丝路古迹大漠绿洲旅游区、塞外草原风光蒙古族风情旅游区、青藏青藏高原宗教文化旅游区、港澳台中西文化海岛风情旅游区。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有A级景区14917个，其中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318个。A级景区全年接待总人数26.3亿人次，有旅行社32603家，星级饭店8365家，全年国内旅游总人次达25.30亿。截至2023年，中国共有泰山、布达拉宫、故宫等57处世界遗产。
截至2023年10月，中国共有57项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39项，自然遗产14项，双重遗产4项。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曾居住过24位皇帝，现已辟为“故宫博物院”。故宫的宫殿建筑是中原地区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翊坤宫，总面积达72万多平方米，有殿宇宫室9999间半，被称为“殿宇之海”。宫殿建筑群可分为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两侧为文华、武英殿；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两侧为东西六宫。宫城周围环绕着高10米，长3400米的宫墙，墙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故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布达拉宫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市中心的布达拉山上，为一座藏式宫堡式建筑。“布达拉”为梵语“普陀”的音译，原指观世音菩萨居住的岛屿。始建于吐蕃王朝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后逐渐毁弃。公元17世纪时，阿旺罗桑嘉措在旧址上重新修建宫殿，称“布达拉宫”，为西藏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布达拉宫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主建筑共13层，高117米，是藏族古代建筑和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代表，被誉为“青藏高原上的明珠”。199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布达拉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长江三峡，又名峡江县或大三峡，是长江中游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总称。长江三峡位于中国重庆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宜昌市地区境内的长江干流上，西起奉节白帝城，东止宜昌南津关，总长193千米，流域面积达10000多平方千米。三峡集团被誉为中国的十大风景名胜之一和中国40佳旅游景观之首。以峡长壁陡、谷窄滩多、水急浪大和峰奇洞多而闻名。
瞿塘峡又称“瞿塘关”，从白帝城至大溪，是三峡中最短却最雄伟的峡谷，全长8千米。巫峡西起大宁河口，东至官渡口镇，全长45千米，是三峡中最长、最完整的峡谷段，俗称“大峡”。西陵峡包括两段峡谷，西为香溪至庙河的兵书宝剑峡一牛肝马肺峡一崆岭峡，东为南沱至南津关的灯影峡一黄猫峡。西陵峡的特色在于险滩，其中青滩和崆岭滩尤为著名。
壶口瀑布位于中国山西省吉县壶口镇东侧，西临中国宜川县壶口乡，是两省共有的旅游景区。壶口瀑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黄河奔流至壶口，将山西和陕西省分隔开，两岸石壁陡峭，河口狭窄如壶口，因此而得名壶口瀑布。壶口瀑布旅游区总规划面积为116平方千米，核心景区面积为34.3平方千米，是将黄土高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点融为一体的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壶口瀑布以其独特景观而著称，拥有“水里冒烟”“彩虹通天”“群龙戏浪”“谷涧起雷”等四大奇观。
九寨沟县位于四川省北部，为中国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面积7.2万公顷，海拔超过4800米。保护区内拥有一系列多样化的森林生态系统，包括圆锥形喀斯特地貌、池塘、湖泊、瀑布、石灰岩台地等自然景观。山谷中还栖息着约140种鸟类，以及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物种，包括大熊猫和四川羚牛。
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陕西、重庆三省市的边界，为中国东部最大的原始森林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区面积3250平方千米，主峰大神农架高达3106.2米。相传，神农架曾是远古时代炎帝（炎帝）定居耕田，遍尝百草，采药治病的地方。区内现存有1000余种树种，570种野生动物，其中还有少见的白化动物如北极熊、白蛇、白鹿、白猴，因此被誉为“华中林海”和“天然动植物园”。主要景点有板壁岩、大九湖、小当阳、香溪源、燕子垭等。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南，是一座集风景、文化、宗教、教育、政治为一体的千古名山，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山体总面积302平方千米，南北长、东西窄，共90多座山峰，最高峰为大汉阳峰，海拔1474米。庐山内共有12个景区、37个景点、230个景物景观，景区内的白鹿洞书院，为中国古代教育和理学的中心学府。
长城分布在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为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古代防御工程。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将一些断续的早期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来抵御北方的入侵。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又对长城进行修建和扩建。长城总计长度达50000多千米，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被称之为“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中国敦煌市东南25千米处鸣沙山东麓、宕泉河西岸的断崖上，是敦煌四大石窟群体中的代表窟群。莫高窟的始建年代有多种说法，但通常按照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建窟的说法，前秦后历经11个时代修建而成。窟群分布在南北长约2千米的崖面上，高约40米至50米，岩质为酒泉市系砾石岩层，由积沙墓与卵石沉积粘结而成，沙层疏松，不适于雕刻，因此四大石窟中以泥塑彩绘为主。窟群全长1600余米，分南北两区，现存有壁画、塑像者492窟，绝大多数分布在南区，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连续修建时间最长的佛教石窟群。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郊外，旧时名为“清漪园”，为清朝皇家园林。始建于公元1750年，1860年在战火中严重损毁，1886年在原址上重新修缮，改名“颐和园"。颐和园占地面积达293公顷，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各种形式的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大致可分为行政、生活、游览三个部分，主要景点有东宫门区、万寿山前景区、后山后湖景区、佛香阁等。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区城东的骊山北麓，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的陵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陵墓由内外两重夯土城垣所包围，象征着皇城和宫城。陵内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已探明的有400多个。兵马俑一号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共出土了约7000个秦朝陶俑及大量的战马、战车和武器，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